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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距今约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开始，玉文化伴随着华夏民族走过了约5500个春秋。随着历代的人文观念、意识形态、典章制度、社会氛围等的不同，玉器的形制和其所赋予的内涵显得各有差异。以玉器作为“辟邪”器物的用法自古有之，在西汉，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推动早期“谶纬神学”以来，“玉辟邪”的观念与“谶纬神学”的思潮紧密结合，而学界却多忽略。本文则尝试从“玉辟邪”器物的角度，以学界忽略的“严卯刚卯”为例，用“二重证据法”的方式，勾稽出西汉“谶纬神学”之文化现象与社会认同，进而观察西汉神秘观念的承袭、“神权合一”思维的发展和对东汉文化系统形成的影响等。
[关键词]玉辟邪；严卯刚卯；谶纬；厌胜术
一、西汉“玉辟邪”器物概述
从早期文献看，“辟”和“邪”都是独立义，指不正派、不正当之义。《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 《孟子·梁惠王上》：“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其贬义甚明。到了西汉，“辟邪”两字连用，其含义逐渐演变为“驱除邪祟”“避开邪惑”“化煞消灾”之义，并进一步发展出一大批辟邪器物。从考古发掘上来看，此类辟邪器物主要以玉器为主要载体，于是，玉刚卯、玉严卯、玉翁仲、玉司南佩等辟邪器物尽皆应运而生。
根据题材不同，西汉的辟邪器物可分为如下四类：人物类（翁仲、玉人等），神兽类（熊、龙、虎、貔貅、饕餮等），植物类（桃、艾蒿等），铭文器物类（万字纹、宝剑、严卯、刚卯、司南佩等）。据学者徐琳的研究和划分，1笔者在这里简要介绍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玉辟邪神兽”。这类玉器主要以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为主，称为神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三瑞兽”（猰貐、貔貅、狻猊）和“四凶兽”（饕餮、浑沌、穷奇、梼杌），民间却杂而用之，并不刻意，这又是一个趣味的文化现象。第二类是“司南佩”。“司南佩”即以玉器制成的佩饰类玉司南。有学者认为，司南佩的主体是玉琮的衍变形状，上体勺形司南喻天，下体琮形喻地，表达了上天下地、通天通地的巫术内容。第三类是“玉翁仲”。《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谢承《后汉书》云：“铜人，翁仲其名也。”翁仲是历史上的传说人物，以其勇猛入神，后世便铸造其形象以驱魔镇邪。西汉时期，王公贵族就把翁仲用于守护庙宇、陵墓。第四类是“玉铺首”。玉铺首是一种以兽面纹为主的玉佩饰。以兽面加浮雕、透雕四灵纹、卷云纹为主，形制怪诞，纹饰幽邃，有着强烈的“辟邪厌胜”之含意。第五类是“玉厌胜钱”。“厌胜”意即“厌而胜之”，系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对方的目的（笔者认为，“厌”字当为古汉语通假用法，当读yā（阴平韵），通“压”，有倾覆、压制之意）。我国民间所谓的“压岁钱”（实为“厌胜钱”），此类的历史记载和考古都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第六类是“玉刚卯、玉严卯”。此类形制均作小方柱形，上下穿孔贯通，四面有铭文，是西汉时期重要的一类“玉辟邪”器物，下文将重点介绍，此不赘述。
另外，汉代玉器上常见的兽面纹也具有一定的“辟邪厌胜”之意。如出土的“玉胜”“玉铺首”“玉具剑”上的兽面纹等，造型神秘幽邃，形制诡谲怪诞。这些反映“辟邪厌胜”思想的汉代玉器使用的主要目的是辟鬼驱疫、压制邪祟等一切人们认为危害健康、生命等不利于自身和死后魂灵之物。
二、刚卯、严卯与“厌胜文化”
刚卯、严卯最早见于《汉书·礼仪志》《汉书·王莽传》及《后汉书·舆服志》上。作为西汉诞生的一种新器型，目前考古所見数量并不多，均为东汉墓所出，如扬州双山广陵王刘荆及夫人墓中出土的一件玉严卯、安徽亳县凤凰台一号墓出土的玉刚卯、严卯各一件，河北景县广川汉墓中出土的一件刚卯。《后汉书·舆服下》载：“佩双卯，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舆以縢贯白珠，赤罽蕤，诸侯王以下以綔赤丝蕤，縢綔各如其印质。”这说明，刚卯严卯是西汉典章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制作材质上也根据身份不同，以白玉、犀牛角、象牙等为次第差别。用途方面，《说文》中有：“ 亥殳 攺，大刚卯也，以逐精鬼，从殳亥声。”这表明了其“驱逐疫鬼，厌胜辟邪”之功用。又有学者认为，佩戴刚卯、严卯之俗，与汉人于五月五日佩五彩丝绶于臂上，以“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的礼俗有关。总之，佩刚卯、严卯，意在以吉煞凶，祈祝祥和平安。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刚卯严卯出现的神学起源、延续和思想论战。
（一）刚卯严卯与古玉琮
在笔者看来，刚卯、严卯的形成，本身就与古玉琮有着十分密切的承袭关系，这不但反映在两者之间形制上的相似性，还反映在两者所蕴含的神秘观念中，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学者马承源先生认为，就刚卯的形式而言，它的祖型，应该是长柱形琮和琮形管，汉代的刚卯，则是它的退化形式。刚卯、严卯中铭文第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称此长仅尺寸许的玉柱为“灵殳”，而且是“既觚既方”，这就是说明刚卯原来的形制与方形的杖有关系，《说文》：“殳，以杖殊人。” 这说明“灵殳”也就是玉棒或玉杖。据刚卯铭文，是用以诛鬼和疫疠。说殳，在玉器中，只有长柱形的琮方能与之相当，也只有这种玉器，才能起类似殳的作用。2
而从形制上讲，史前良渚文化一直沿续到东周的琮，也同样可以用“既正既直，既觚既方”来形容，而且在所有的古玉中，惟独长方柱形琮和琮状管适合灵殳铭文的形式描写。这充分说明，长方柱形的玉琮和琮形玉管正是西汉刚卯严卯的文化滥觞。琮的形制，本身就是内圆而外方，故有上通宇宙，下达四隅之义蕴。张光直先生《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一文，主张琮是“贯通天地的法器”，他在论断中指出：“良渚文化社会中有权力有财富的人物，使用有兽面纹，内圆外方的玉琮，亦即使用贯通天地的法器，为他们具有权力的象征。”玉琮的出现，以良渚文化为代表，属于“敛葬玉”，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江苏武进寺墩良渚文化墓葬、江苏吴县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葬、余杭瑶山良渚文化墓葬等均有出土，这充分的说明，在史前文明时期，良渚文化的玉琮已被广泛的的接受并传播。 所以，刚卯、严卯的形制，本身就是古玉琮的模型化、微小化、艺术化、生活化，并继承了其神秘文化的内涵，贯穿了上古神秘观念。换言之，从玉琮到刚卯严卯，从“贯通天地”到“辟邪通灵”，这里面有着深刻的文化基因遗传和发展，这也可以隐约看到西汉谶纬神学形成的上古文化脉络。
（二）刚卯严卯中的谶纬神学倾向
谶纬之学是汉代的一种具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学术思想。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谶，验也。从言韱声。楚荫切。”在西汉，“谶”引申为能预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语言、图书符录；“纬”，“经之余也”，是指相对于“经”而言，以方术、玄奥的方式，来预言和解说儒家经典。？谶纬之学以战国邹衍之“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依据，顺应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故流行一时，在东汉时被称为内学，相关典籍被尊为秘经。
刚卯、严卯一开始就是用以“辟邪”的器物。西汉史游所著《急就篇》卷3：“射鬾辟邪除群凶。……射鬾，谓大刚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为之。一名攺。其上有銘，而旁穿孔，系以彩丝，用系臂焉，亦所以逐精魅也。” 五代学者文谷《备忘小抄》云：“刚卯，佩印也，其制，卯以正月卯日作，铭刻于上，以辟邪厉。”又如宋代陈宇义《以玉刚卯为向伯共生朝》曰：“仲冬吉日，风穆气休。我出刚卯，以寿元侯。祝融之玉，莫此离方。元侯佩之，如玉之刚。攘除厉凶，以迪明王。南门不键，有室则强。三肃元侯，既赠既祷。曷以报我，当以刚卯。”这充分说明了刚卯、严卯与西汉谶纬神学有着某种必然的影响和关系。
刚卯、严卯中的铭文是研究其谶纬神学倾向的核心内容。而刚卯、严卯形制的长短、铭文的内容等，在历史上稍有差别。晋代尚书郎晋灼在注解《汉书·王莽传》时曾描述：“刚卯，长一寸，广五分，四方，当中央从穿作孔，以彩丝葺其底，如冠缨头蕤，刻其四面，作两行书。”（这与《后汉书·舆服下》“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后汉书·礼仪志中》中的“长六寸，方三寸”等稍有出入），而晋灼所载刚卯铭文为：“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严卯的铭文为：“疾日严卯，帝令夔化。顺尔固伏，化兹灵受。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上海博物馆藏的“双卯”将“灵殳”写为“零殳”，或做“令殳”，又如“夔”写作“龟”，亳州曹操宗族墓地的严卯将“顺尔”，写作“慎玺”。 又如“庶疫”写为“赤蠖”，或是“赤疫”。）今以晋灼的版本为基准，对铭文中相关的谶纬神学内容予以剖析。
首先，关于“刚卯严卯”之说。在《说文解字》中，“刚”意为“彊断也”，注曰：“彊者，弓有力也。”。“严”与“刚”的含义相同，引申为助其刚健之意。见《广韵》“严，毅也”，又如《后汉书·吴汉传论》曰：“刚毅木讷近仁。”注曰：“刚毅谓强而能断。”而该器物之所以命名为“卯”字，笔者认为有几方面内涵，一是西汉统治者姓氏为“劉”，《汉书·王莽传》曰：“夫‘劉’之为字，‘卯、金、刀’也。”就是说，在“帝王避讳”观念浓重的年代，“卯”字与“劉”有着神秘的共通之意。《野客丛书》说得更直白：“刚者强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国姓也。兼而论之，乃欲尊王而辟邪尔。”其次，这里的卯也蕴含着 “乙卯”之意，在古代有所谓“黄道吉日”和“黑道凶日”之说，在甲子纪年的古代，很多日子认为是不详之日，如“甲子”“乙卯”之日，“丙午”“丁未”之年（即民间所谓“红羊劫”），《左传·昭公九年》曰：“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撤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杜预注：“疾，恶也。纣以甲子丧，桀以乙卯亡，故国君以为忌日。”孔颖达疏：“言王者恶此日，不以举吉也。”又《汉书·翼奉传》载：“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综上所述，可大概得出结论：一是刚卯与严卯基本一致，属于“一物两制”；二是从神秘学上，刚卯严卯的命名有“强旺劉姓”之神秘力量；三是从“玉辟邪”的角度，刚卯和严卯的含义都有“刚剋乙卯晦邪”之功用；四是佩饰作用。
其次，“赤青白黄，四色是当。” 关于“五行配五色、五音、五方”的玄学内容，早在《黄帝内经》等典籍中便有说明：“东方木，在色为苍（表春天）；南方火，在色为赤（表夏天）；中央土，在色为黄（表四季之余）；西方金，在色为白（表秋天）；北方水，在色黑（表冬天）。”所以，这里所说的“四色”，其内涵是，在刚卯、严卯的四方刻之以“辟邪”的文字，从精神的延伸性上讲，刚卯、严卯便具备了更大的功效。一是无论走往东南西北各个方位，都能够“镇邪”；二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夠“辟邪”。
第三，“祝融”与“夔龙”。有学者指出，从古代王朝的“五德归属”上，汉朝的五行归为“火”。据《吕氏春秋通诠·审分览·勿躬》载：“祝融，神名。帝喾时的火官，后尊为火神，命为祝融。”《史记·楚世家》：“高阳生称，称生卷章， 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 帝喾命曰祝融……（帝喾）诛重黎 ，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由此可知，“祝融”的官职是“火正”，即火官。而“夔龙”，《山海经·大荒东经》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说明是一种神兽。这里的神学内涵是：西汉王朝属于“以火取胜”的王朝，故在刚卯严卯上，以“天帝”的口吻，命令“火正之神”“风雷之兽”，以威猛的力量去化解疾厄灾难。
最后，“庶疫刚瘅”。“刚瘅”一词最早的文献记载为张衡的《东京赋》：“飞砾雨散，刚瘅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注曰：“瘅，难也。言鬼之刚而难者皆尽死也。”瘅，《左传·襄公十九年》：“荀偃瘅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杜预注：“瘅疽，恶疮。”疏：“瘅，痨病也。”“瘅疽”即热毒炽盛的痈疽。这里道出了佩戴刚卯、严卯的主要目的在于驱除凶邪和恶疾。
（三）刚卯严卯与“神权合一” 对于器物形态的刚卯、严卯而言，其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佩饰品。但在封建“神学”与“王权”合一的国度里，刚卯、严卯的诞生本身就具备“神学倾向”和 “刘汉宗氏”的“王权倾向”色彩。历史上，刚卯、严卯因为西汉“谶纬神学”的兴起而诞生，又因为“王莽篡汉”而一度消亡，刚卯、严卯成为见证汉代“谶纬神学”和“王权斗争”的一大不可忽略的历史文物。
东汉末年，王莽为了篡夺皇位，利用古经文大师刘向、刘歆父子，围绕以“公羊学”为核心，并伪造古文，进行“托古改制”，将《周礼》《礼运》等“谶纬化”，并以此解释“公羊三世说”，又多次利用其他所谓丹书著石、金匮策书等图谶，发布诸如“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摄皇帝当为真”之类的传言，为自己当皇帝制造理论根据。在“新莽时期”，作为政治意义上的刚卯、严卯，开始走向消亡。《汉书·王莽传》载：“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劉’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颜师古又注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刚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说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刚卯及金刀也。”
《康熙字典》解释得相当详细：“劉，古文作鎦，《唐韵》《集韵》《韵会》《正韵》力求切，音留。《书·盘庚》重我民，无尽劉。《诗·周颂》胜殷遏劉。又《同文备考》作鐂。鐂（卯金田）和劉可相通。”故王莽下令“正月刚卯，金刀之利不得行”，就是怕以此作祟，以“金刀之利”进行政权颠覆。从以上征引的文献中可知，王莽时，因其是颂扬刘姓天下的，故刚卯严卯曾一度被禁。西汉末年，刘秀在反莽复汉时，为了证明自己是西汉统治者的合法继承人，也编造了“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卯、金、刀合起来即为繁体的“刘”字）等谶语。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为配合“光武中兴”的建设，于是又大力复兴谶纬神学，因此刚刚被封禁不久的刚卯严卯又重新流行，随着东汉“白虎观会议”的推波助澜，“谶纬神学”之风开始风靡朝野，于是刚卯、严卯的佩饰逐步发展成为国家定制，凡着朝服，必须佩戴。
三、 “玉辟邪”与西汉“谶纬神学”之再观察
按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思想，“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3故此，从器物形态的“玉辟邪”中，结合文献材料，我们可以进一步窥探“谶纬神学”对整个西汉，在典章制度、权力模式、人文观念、学术思想、民间民俗等方方面面的影响。
（一）西汉是“厌胜术”的繁衍期
关于“厌胜术”，上文已略说明。最早的“厌胜”思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据《黄帝四经》（1973年马王堆出土）之《十大经》中所载：“黄帝身禺之尤，因而禽之。剥其革以为干候，使人射之，多中者赏。”这里剥下蚩尤的皮作为箭靶，供人射箭取乐，其实就是使用了厌胜，由此彻底打败蚩尤。到了西汉，以玉刚卯严卯、玉司南佩、玉翁仲等“玉辟邪”在朝野流行的风靡情况看，“厌胜”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伴随着占龟、占筮、占星、看相、求仙等的风盛，复兴了所谓的“西益宅”之古说。
“西益宅”即向西扩建宅室。讳不敢建，即成为相宅的一条原则。早在《淮南子·人间训》便已经论述道：“鲁哀公欲西益宅，史争之，以为西益宅不祥。 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数谏不听，乃以问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为不祥，子以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与焉。’哀公大悦而喜。顷复问曰：‘何谓不祥？’对曰：‘不行礼义，一不祥也；嗜欲无止，二不祥也；不听强谏，三不祥也。’ 哀公默然深念，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了东汉，东汉王充《论衡·四讳篇》云：“俗有大讳四。一日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
随后，各种“巫傩术”也开始盛行。《后汉书·皇后纪》：“岁终当飨遣卫士，大傩逐疫。”注引郑玄云：“傩，阴气也。此月之中，日历虚、危，有坟墓四星之气为厉鬼，随强阴出以害人。故傩却之也。”《后汉书·礼仪志》对傩仪过程作了详尽的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宂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如果是“入葬仪式”，则必须进行“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魍魉）”等傩术。进行“傩术”的主要目标是驱除各种“疫”，这在刚卯、严卯上的古铭文可以得到资证，如“赤疫”“蠖”“庶疫”等，本身就代表了各种鬼魅魍魉之意。至于衍生的其他诸如“四神兽”“灵魂升天”“葬殓佩饰”等“厌胜术”，在此不展开论述。
（二） “神统”“学统”“政统”紧密结合
“玉辟邪”所蕴含的“消灾、祈福”等观念愈加浓烈，并深入人心，成为“谶纬神学”物质化、生活化的工具，伴随着两者的共同作用，这种思想逐步渗透到上层建筑，随后，西汉王朝开始网罗一大批人文学者，试图建立起一个足以解释“刘汉”“三权合一”（“神统”“学统”“政统”）合理化的理论系统。
最早对“三权合一”进行系统阐述的是漢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里提出了“天人同源、天人同符、天人同构”的“感应说”。董仲舒认为：“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在董仲舒看来，王者将兴，必先有符谶出现。谶纬神学在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大兴，在王莽与刘秀的推波助澜之下，到东汉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本来，董仲舒以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儒家经义，提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使儒家学说宗教化，成为后来“谶纬神学”之滥觞。此后，“王莽篡汉”，召集以刘歆为主的经学大学，伪造古文，“托古改制”，将《周礼》《礼运》等“谶纬化”，并将其他儒家经籍如《诗》《书》《易》《春秋》等，假托神意，把经学神学化。到了西汉末年，汉哀帝、汉平帝之际，“谶纬神学”竟然大肆流行起来，“经”与“谶纬”之间，架起了一座奇特的文化桥梁，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思想倾向，如下图（《“经”“谶纬”对比图》）：4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便令尹敏、薛汉等人校定图谶，在中元元年（56年）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将其抬到合法地位。东汉建初四年（79），汉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会议”之旧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其目的是广泛动员今古经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統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此次“白虎观会议”，极大程度上推动了“谶纬神学”的发展，将谶纬和今文经学相揉合，从而更加精致，成为东汉王朝统治思想的一个主要部分。从此，“谶纬神学”开始由西汉的简陋走向繁琐，甚至出现了民国学者刘申叔所说：“周秦以还，图篆遗文，渐与儒道二家相杂，入道家者为符篆；入儒家者为谶纬。”5并进一步影响了东汉的社会发展。
[注释]
1 徐琳：《从汉玉看两汉的辟邪厌胜思想》，http：//www.hhqcbook.com/mjly9.htm
2马承源：《从刚卯到玉琮的探索——兼论红山文化玉器对良渚文化玉器的影响》，《马承源文博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期，第185页。
3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文丛》（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期，第21页。
4 钟肇鹏：《谶纬论略》（前言），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年第11期，第5页。
5刘师培：《国学发微》，《 刘师培全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页。
[参考文献]
[1] 尤仁德.汉代玉佩刚卯严卯考论[J].人文杂志，1991，（6）.
[2] 广州日报.汉人爱戴刚卯严卯[N]. 今日24版，2012，（02-05）.
[3] 李梅训.《汉书·艺文志》不著录谶纬论[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1）.
[4] 王仲修.谶纬对秦汉政治的影响[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2）.
[5]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M]// 明清论丛（第一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6] 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M].北京：中华书局，2003.
[7] 杨伯达.中国玉器全集[G].河北：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
[8]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9] [西晋]司马彪撰、[ 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 [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关键词]玉辟邪；严卯刚卯；谶纬；厌胜术
一、西汉“玉辟邪”器物概述
从早期文献看，“辟”和“邪”都是独立义，指不正派、不正当之义。《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 《孟子·梁惠王上》：“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其贬义甚明。到了西汉，“辟邪”两字连用，其含义逐渐演变为“驱除邪祟”“避开邪惑”“化煞消灾”之义，并进一步发展出一大批辟邪器物。从考古发掘上来看，此类辟邪器物主要以玉器为主要载体，于是，玉刚卯、玉严卯、玉翁仲、玉司南佩等辟邪器物尽皆应运而生。
根据题材不同，西汉的辟邪器物可分为如下四类：人物类（翁仲、玉人等），神兽类（熊、龙、虎、貔貅、饕餮等），植物类（桃、艾蒿等），铭文器物类（万字纹、宝剑、严卯、刚卯、司南佩等）。据学者徐琳的研究和划分，1笔者在这里简要介绍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玉辟邪神兽”。这类玉器主要以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为主，称为神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三瑞兽”（猰貐、貔貅、狻猊）和“四凶兽”（饕餮、浑沌、穷奇、梼杌），民间却杂而用之，并不刻意，这又是一个趣味的文化现象。第二类是“司南佩”。“司南佩”即以玉器制成的佩饰类玉司南。有学者认为，司南佩的主体是玉琮的衍变形状，上体勺形司南喻天，下体琮形喻地，表达了上天下地、通天通地的巫术内容。第三类是“玉翁仲”。《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谢承《后汉书》云：“铜人，翁仲其名也。”翁仲是历史上的传说人物，以其勇猛入神，后世便铸造其形象以驱魔镇邪。西汉时期，王公贵族就把翁仲用于守护庙宇、陵墓。第四类是“玉铺首”。玉铺首是一种以兽面纹为主的玉佩饰。以兽面加浮雕、透雕四灵纹、卷云纹为主，形制怪诞，纹饰幽邃，有着强烈的“辟邪厌胜”之含意。第五类是“玉厌胜钱”。“厌胜”意即“厌而胜之”，系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对方的目的（笔者认为，“厌”字当为古汉语通假用法，当读yā（阴平韵），通“压”，有倾覆、压制之意）。我国民间所谓的“压岁钱”（实为“厌胜钱”），此类的历史记载和考古都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第六类是“玉刚卯、玉严卯”。此类形制均作小方柱形，上下穿孔贯通，四面有铭文，是西汉时期重要的一类“玉辟邪”器物，下文将重点介绍，此不赘述。
另外，汉代玉器上常见的兽面纹也具有一定的“辟邪厌胜”之意。如出土的“玉胜”“玉铺首”“玉具剑”上的兽面纹等，造型神秘幽邃，形制诡谲怪诞。这些反映“辟邪厌胜”思想的汉代玉器使用的主要目的是辟鬼驱疫、压制邪祟等一切人们认为危害健康、生命等不利于自身和死后魂灵之物。
二、刚卯、严卯与“厌胜文化”
刚卯、严卯最早见于《汉书·礼仪志》《汉书·王莽传》及《后汉书·舆服志》上。作为西汉诞生的一种新器型，目前考古所見数量并不多，均为东汉墓所出，如扬州双山广陵王刘荆及夫人墓中出土的一件玉严卯、安徽亳县凤凰台一号墓出土的玉刚卯、严卯各一件，河北景县广川汉墓中出土的一件刚卯。《后汉书·舆服下》载：“佩双卯，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舆以縢贯白珠，赤罽蕤，诸侯王以下以綔赤丝蕤，縢綔各如其印质。”这说明，刚卯严卯是西汉典章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制作材质上也根据身份不同，以白玉、犀牛角、象牙等为次第差别。用途方面，《说文》中有：“ 亥殳 攺，大刚卯也，以逐精鬼，从殳亥声。”这表明了其“驱逐疫鬼，厌胜辟邪”之功用。又有学者认为，佩戴刚卯、严卯之俗，与汉人于五月五日佩五彩丝绶于臂上，以“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的礼俗有关。总之，佩刚卯、严卯，意在以吉煞凶，祈祝祥和平安。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刚卯严卯出现的神学起源、延续和思想论战。
（一）刚卯严卯与古玉琮
在笔者看来，刚卯、严卯的形成，本身就与古玉琮有着十分密切的承袭关系，这不但反映在两者之间形制上的相似性，还反映在两者所蕴含的神秘观念中，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学者马承源先生认为，就刚卯的形式而言，它的祖型，应该是长柱形琮和琮形管，汉代的刚卯，则是它的退化形式。刚卯、严卯中铭文第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称此长仅尺寸许的玉柱为“灵殳”，而且是“既觚既方”，这就是说明刚卯原来的形制与方形的杖有关系，《说文》：“殳，以杖殊人。” 这说明“灵殳”也就是玉棒或玉杖。据刚卯铭文，是用以诛鬼和疫疠。说殳，在玉器中，只有长柱形的琮方能与之相当，也只有这种玉器，才能起类似殳的作用。2
而从形制上讲，史前良渚文化一直沿续到东周的琮，也同样可以用“既正既直，既觚既方”来形容，而且在所有的古玉中，惟独长方柱形琮和琮状管适合灵殳铭文的形式描写。这充分说明，长方柱形的玉琮和琮形玉管正是西汉刚卯严卯的文化滥觞。琮的形制，本身就是内圆而外方，故有上通宇宙，下达四隅之义蕴。张光直先生《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一文，主张琮是“贯通天地的法器”，他在论断中指出：“良渚文化社会中有权力有财富的人物，使用有兽面纹，内圆外方的玉琮，亦即使用贯通天地的法器，为他们具有权力的象征。”玉琮的出现，以良渚文化为代表，属于“敛葬玉”，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江苏武进寺墩良渚文化墓葬、江苏吴县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葬、余杭瑶山良渚文化墓葬等均有出土，这充分的说明，在史前文明时期，良渚文化的玉琮已被广泛的的接受并传播。 所以，刚卯、严卯的形制，本身就是古玉琮的模型化、微小化、艺术化、生活化，并继承了其神秘文化的内涵，贯穿了上古神秘观念。换言之，从玉琮到刚卯严卯，从“贯通天地”到“辟邪通灵”，这里面有着深刻的文化基因遗传和发展，这也可以隐约看到西汉谶纬神学形成的上古文化脉络。
（二）刚卯严卯中的谶纬神学倾向
谶纬之学是汉代的一种具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学术思想。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谶，验也。从言韱声。楚荫切。”在西汉，“谶”引申为能预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语言、图书符录；“纬”，“经之余也”，是指相对于“经”而言，以方术、玄奥的方式，来预言和解说儒家经典。？谶纬之学以战国邹衍之“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依据，顺应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故流行一时，在东汉时被称为内学，相关典籍被尊为秘经。
刚卯、严卯一开始就是用以“辟邪”的器物。西汉史游所著《急就篇》卷3：“射鬾辟邪除群凶。……射鬾，谓大刚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为之。一名攺。其上有銘，而旁穿孔，系以彩丝，用系臂焉，亦所以逐精魅也。” 五代学者文谷《备忘小抄》云：“刚卯，佩印也，其制，卯以正月卯日作，铭刻于上，以辟邪厉。”又如宋代陈宇义《以玉刚卯为向伯共生朝》曰：“仲冬吉日，风穆气休。我出刚卯，以寿元侯。祝融之玉，莫此离方。元侯佩之，如玉之刚。攘除厉凶，以迪明王。南门不键，有室则强。三肃元侯，既赠既祷。曷以报我，当以刚卯。”这充分说明了刚卯、严卯与西汉谶纬神学有着某种必然的影响和关系。
刚卯、严卯中的铭文是研究其谶纬神学倾向的核心内容。而刚卯、严卯形制的长短、铭文的内容等，在历史上稍有差别。晋代尚书郎晋灼在注解《汉书·王莽传》时曾描述：“刚卯，长一寸，广五分，四方，当中央从穿作孔，以彩丝葺其底，如冠缨头蕤，刻其四面，作两行书。”（这与《后汉书·舆服下》“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后汉书·礼仪志中》中的“长六寸，方三寸”等稍有出入），而晋灼所载刚卯铭文为：“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严卯的铭文为：“疾日严卯，帝令夔化。顺尔固伏，化兹灵受。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上海博物馆藏的“双卯”将“灵殳”写为“零殳”，或做“令殳”，又如“夔”写作“龟”，亳州曹操宗族墓地的严卯将“顺尔”，写作“慎玺”。 又如“庶疫”写为“赤蠖”，或是“赤疫”。）今以晋灼的版本为基准，对铭文中相关的谶纬神学内容予以剖析。
首先，关于“刚卯严卯”之说。在《说文解字》中，“刚”意为“彊断也”，注曰：“彊者，弓有力也。”。“严”与“刚”的含义相同，引申为助其刚健之意。见《广韵》“严，毅也”，又如《后汉书·吴汉传论》曰：“刚毅木讷近仁。”注曰：“刚毅谓强而能断。”而该器物之所以命名为“卯”字，笔者认为有几方面内涵，一是西汉统治者姓氏为“劉”，《汉书·王莽传》曰：“夫‘劉’之为字，‘卯、金、刀’也。”就是说，在“帝王避讳”观念浓重的年代，“卯”字与“劉”有着神秘的共通之意。《野客丛书》说得更直白：“刚者强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国姓也。兼而论之，乃欲尊王而辟邪尔。”其次，这里的卯也蕴含着 “乙卯”之意，在古代有所谓“黄道吉日”和“黑道凶日”之说，在甲子纪年的古代，很多日子认为是不详之日，如“甲子”“乙卯”之日，“丙午”“丁未”之年（即民间所谓“红羊劫”），《左传·昭公九年》曰：“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撤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杜预注：“疾，恶也。纣以甲子丧，桀以乙卯亡，故国君以为忌日。”孔颖达疏：“言王者恶此日，不以举吉也。”又《汉书·翼奉传》载：“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综上所述，可大概得出结论：一是刚卯与严卯基本一致，属于“一物两制”；二是从神秘学上，刚卯严卯的命名有“强旺劉姓”之神秘力量；三是从“玉辟邪”的角度，刚卯和严卯的含义都有“刚剋乙卯晦邪”之功用；四是佩饰作用。
其次，“赤青白黄，四色是当。” 关于“五行配五色、五音、五方”的玄学内容，早在《黄帝内经》等典籍中便有说明：“东方木，在色为苍（表春天）；南方火，在色为赤（表夏天）；中央土，在色为黄（表四季之余）；西方金，在色为白（表秋天）；北方水，在色黑（表冬天）。”所以，这里所说的“四色”，其内涵是，在刚卯、严卯的四方刻之以“辟邪”的文字，从精神的延伸性上讲，刚卯、严卯便具备了更大的功效。一是无论走往东南西北各个方位，都能够“镇邪”；二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夠“辟邪”。
第三，“祝融”与“夔龙”。有学者指出，从古代王朝的“五德归属”上，汉朝的五行归为“火”。据《吕氏春秋通诠·审分览·勿躬》载：“祝融，神名。帝喾时的火官，后尊为火神，命为祝融。”《史记·楚世家》：“高阳生称，称生卷章， 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 帝喾命曰祝融……（帝喾）诛重黎 ，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由此可知，“祝融”的官职是“火正”，即火官。而“夔龙”，《山海经·大荒东经》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说明是一种神兽。这里的神学内涵是：西汉王朝属于“以火取胜”的王朝，故在刚卯严卯上，以“天帝”的口吻，命令“火正之神”“风雷之兽”，以威猛的力量去化解疾厄灾难。
最后，“庶疫刚瘅”。“刚瘅”一词最早的文献记载为张衡的《东京赋》：“飞砾雨散，刚瘅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注曰：“瘅，难也。言鬼之刚而难者皆尽死也。”瘅，《左传·襄公十九年》：“荀偃瘅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杜预注：“瘅疽，恶疮。”疏：“瘅，痨病也。”“瘅疽”即热毒炽盛的痈疽。这里道出了佩戴刚卯、严卯的主要目的在于驱除凶邪和恶疾。
（三）刚卯严卯与“神权合一” 对于器物形态的刚卯、严卯而言，其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佩饰品。但在封建“神学”与“王权”合一的国度里，刚卯、严卯的诞生本身就具备“神学倾向”和 “刘汉宗氏”的“王权倾向”色彩。历史上，刚卯、严卯因为西汉“谶纬神学”的兴起而诞生，又因为“王莽篡汉”而一度消亡，刚卯、严卯成为见证汉代“谶纬神学”和“王权斗争”的一大不可忽略的历史文物。
东汉末年，王莽为了篡夺皇位，利用古经文大师刘向、刘歆父子，围绕以“公羊学”为核心，并伪造古文，进行“托古改制”，将《周礼》《礼运》等“谶纬化”，并以此解释“公羊三世说”，又多次利用其他所谓丹书著石、金匮策书等图谶，发布诸如“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摄皇帝当为真”之类的传言，为自己当皇帝制造理论根据。在“新莽时期”，作为政治意义上的刚卯、严卯，开始走向消亡。《汉书·王莽传》载：“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劉’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颜师古又注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刚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说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刚卯及金刀也。”
《康熙字典》解释得相当详细：“劉，古文作鎦，《唐韵》《集韵》《韵会》《正韵》力求切，音留。《书·盘庚》重我民，无尽劉。《诗·周颂》胜殷遏劉。又《同文备考》作鐂。鐂（卯金田）和劉可相通。”故王莽下令“正月刚卯，金刀之利不得行”，就是怕以此作祟，以“金刀之利”进行政权颠覆。从以上征引的文献中可知，王莽时，因其是颂扬刘姓天下的，故刚卯严卯曾一度被禁。西汉末年，刘秀在反莽复汉时，为了证明自己是西汉统治者的合法继承人，也编造了“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卯、金、刀合起来即为繁体的“刘”字）等谶语。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为配合“光武中兴”的建设，于是又大力复兴谶纬神学，因此刚刚被封禁不久的刚卯严卯又重新流行，随着东汉“白虎观会议”的推波助澜，“谶纬神学”之风开始风靡朝野，于是刚卯、严卯的佩饰逐步发展成为国家定制，凡着朝服，必须佩戴。
三、 “玉辟邪”与西汉“谶纬神学”之再观察
按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思想，“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3故此，从器物形态的“玉辟邪”中，结合文献材料，我们可以进一步窥探“谶纬神学”对整个西汉，在典章制度、权力模式、人文观念、学术思想、民间民俗等方方面面的影响。
（一）西汉是“厌胜术”的繁衍期
关于“厌胜术”，上文已略说明。最早的“厌胜”思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据《黄帝四经》（1973年马王堆出土）之《十大经》中所载：“黄帝身禺之尤，因而禽之。剥其革以为干候，使人射之，多中者赏。”这里剥下蚩尤的皮作为箭靶，供人射箭取乐，其实就是使用了厌胜，由此彻底打败蚩尤。到了西汉，以玉刚卯严卯、玉司南佩、玉翁仲等“玉辟邪”在朝野流行的风靡情况看，“厌胜”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伴随着占龟、占筮、占星、看相、求仙等的风盛，复兴了所谓的“西益宅”之古说。
“西益宅”即向西扩建宅室。讳不敢建，即成为相宅的一条原则。早在《淮南子·人间训》便已经论述道：“鲁哀公欲西益宅，史争之，以为西益宅不祥。 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数谏不听，乃以问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为不祥，子以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与焉。’哀公大悦而喜。顷复问曰：‘何谓不祥？’对曰：‘不行礼义，一不祥也；嗜欲无止，二不祥也；不听强谏，三不祥也。’ 哀公默然深念，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了东汉，东汉王充《论衡·四讳篇》云：“俗有大讳四。一日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
随后，各种“巫傩术”也开始盛行。《后汉书·皇后纪》：“岁终当飨遣卫士，大傩逐疫。”注引郑玄云：“傩，阴气也。此月之中，日历虚、危，有坟墓四星之气为厉鬼，随强阴出以害人。故傩却之也。”《后汉书·礼仪志》对傩仪过程作了详尽的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宂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如果是“入葬仪式”，则必须进行“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魍魉）”等傩术。进行“傩术”的主要目标是驱除各种“疫”，这在刚卯、严卯上的古铭文可以得到资证，如“赤疫”“蠖”“庶疫”等，本身就代表了各种鬼魅魍魉之意。至于衍生的其他诸如“四神兽”“灵魂升天”“葬殓佩饰”等“厌胜术”，在此不展开论述。
（二） “神统”“学统”“政统”紧密结合
“玉辟邪”所蕴含的“消灾、祈福”等观念愈加浓烈，并深入人心，成为“谶纬神学”物质化、生活化的工具，伴随着两者的共同作用，这种思想逐步渗透到上层建筑，随后，西汉王朝开始网罗一大批人文学者，试图建立起一个足以解释“刘汉”“三权合一”（“神统”“学统”“政统”）合理化的理论系统。
最早对“三权合一”进行系统阐述的是漢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里提出了“天人同源、天人同符、天人同构”的“感应说”。董仲舒认为：“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在董仲舒看来，王者将兴，必先有符谶出现。谶纬神学在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大兴，在王莽与刘秀的推波助澜之下，到东汉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本来，董仲舒以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儒家经义，提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使儒家学说宗教化，成为后来“谶纬神学”之滥觞。此后，“王莽篡汉”，召集以刘歆为主的经学大学，伪造古文，“托古改制”，将《周礼》《礼运》等“谶纬化”，并将其他儒家经籍如《诗》《书》《易》《春秋》等，假托神意，把经学神学化。到了西汉末年，汉哀帝、汉平帝之际，“谶纬神学”竟然大肆流行起来，“经”与“谶纬”之间，架起了一座奇特的文化桥梁，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思想倾向，如下图（《“经”“谶纬”对比图》）：4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便令尹敏、薛汉等人校定图谶，在中元元年（56年）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将其抬到合法地位。东汉建初四年（79），汉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会议”之旧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其目的是广泛动员今古经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統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此次“白虎观会议”，极大程度上推动了“谶纬神学”的发展，将谶纬和今文经学相揉合，从而更加精致，成为东汉王朝统治思想的一个主要部分。从此，“谶纬神学”开始由西汉的简陋走向繁琐，甚至出现了民国学者刘申叔所说：“周秦以还，图篆遗文，渐与儒道二家相杂，入道家者为符篆；入儒家者为谶纬。”5并进一步影响了东汉的社会发展。
[注释]
1 徐琳：《从汉玉看两汉的辟邪厌胜思想》，http：//www.hhqcbook.com/mjly9.htm
2马承源：《从刚卯到玉琮的探索——兼论红山文化玉器对良渚文化玉器的影响》，《马承源文博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期，第185页。
3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文丛》（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期，第21页。
4 钟肇鹏：《谶纬论略》（前言），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年第11期，第5页。
5刘师培：《国学发微》，《 刘师培全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页。
[参考文献]
[1] 尤仁德.汉代玉佩刚卯严卯考论[J].人文杂志，1991，（6）.
[2] 广州日报.汉人爱戴刚卯严卯[N]. 今日24版，2012，（02-05）.
[3] 李梅训.《汉书·艺文志》不著录谶纬论[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1）.
[4] 王仲修.谶纬对秦汉政治的影响[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2）.
[5]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M]// 明清论丛（第一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6] 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M].北京：中华书局，2003.
[7] 杨伯达.中国玉器全集[G].河北：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
[8]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9] [西晋]司马彪撰、[ 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 [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