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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周礼非徒具外在之形式，更有其内在之根本，此内在之根本，孔子以“仁”当之。仁就是人对于亲人及其他人以至天地万物的仁爱之心与不忍之心。孔子“以仁释礼”，指明周礼根源于人内在的“仁爱之心”与“不忍之心”，并实现“仁心”内在的需要和要求。这就为人们履行周礼指明了内在的驱动力，从而使履行周礼具有了内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关键词： 孔子 以仁释礼 仁心 不忍之心
周代的学问大致可用“周礼”一言以蔽之，孔子自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吾从周”，孔子的学问大致可用“周礼”一词以蔽之。然而周礼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早已遇到了严重危机，甚至可以称之为“礼崩乐坏”。周礼的现实危机促使孔子为其信服的周礼指明其内在根本，此根本就是“仁”。孔子“以仁释礼”，点明了周礼的内在根本与生命，指明了人们主动践行周礼的内在动力。
一、礼非徒具形式，更有内在根本
历史进入东周时期，周礼愈来愈被贵族阶层所破坏，而到了孔子的时代，周礼的现实危机已是相当严重，周礼所规定的秩序事实上已很大程度上崩坏：诸侯势大，周天子的王命不行于诸侯；一些诸侯国内大夫势大，以致控制公室；甚至有些大夫的家臣势大，不再服从其大夫。然而周礼在表面上并未被弃用，事实上，贵族阶层的生活仍然处处充满礼仪，但是贵族们僭礼背礼的行为则屡见不鲜。周礼虽然仍广泛存在于贵族生活中，但多是徒具形式而无内在生命。周礼的危机同时表现为在周礼指导下的人生危机与政治危机，父子不和以至骨肉相残，君臣不和以至臣弑其君，天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贵族阶层秩序的崩坏导致政局动荡，兵祸频仍，广大民众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周礼的崩坏，无论是贵族阶层，还是平民阶层，都身深其苦。如何应对这一危机，恢复周礼的秩序以使天下重归有道，便是孔子自我承担的使命。
周礼于当时日益流于形式，更有一班以导演礼仪为生的“儒”，以知晓繁复的礼仪自重，自称为懂礼之人。周礼是否就是那些揖让跪拜、玉帛钟鼓之类的仪文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孔子之前，就有古人讨论过。《左传·昭公二十五》有云：“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好古敏求的孔子自然知晓这些。针对那些认为礼便是礼仪的观点，孔子反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既然诸如玉帛钟鼓、揖让周旋之类的礼仪并不能就称之为礼，那么礼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在孔子看来，不止那些礼仪是后起的，就是“礼”，对于那更根本的东西来说，也是后起的。孔子在与弟子讨论《诗》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曰：“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以加文饰。”又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如此看来，人的美质，是先于礼而存在的，而礼正是在此人之美质的基础上生成的。此“人之美质”则为礼之生成的根本，行礼必须忠信于此美质，这样才是真正地践行礼。那么，此“人之美质”是什么呢？
二、以仁释礼：仁为礼之根本
作为礼生成根本的“人之美质”，孔子以“仁”当之。“仁”是礼的内在根本与生命，若缺少了仁，礼则不成其为礼。故孔子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那么，作为礼之根本的“仁”，是指什么呢？
通观《论语》，“仁”是指人内在的“爱人之心”与“不忍之心”。“不忍之心”似乎更有力。反省内心，谁不希望亲人朋友生活得幸福快乐，谁能忍心看到他们生活发生不幸？不止是自己的亲人朋友，就是与自己毫不相识的路人，我们也不会看到他们遭遇不幸而无动于衷。“仁爱之心”，这就是“不忍之心”。“仁道”和“周礼”就是在这一仁心根源而起的。《论语》中许多言语，诸如：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从人的“不忍之心”这个根本点上，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忍之心”与“爱人之心”，也就是“仁心”，便是周礼的根本所在。
人的“仁心”，也就是“不忍之心”与“爱人之心”，首先体现于家人亲情中。父母对于子女的疼爱之心，《诗经·蓼莪》最能体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天下父母谁不希望子女生活幸福，谁能忍心子女受苦？为此他们辛勤劳动，任劳任怨，为了子女的成长成才绞尽脑汁，尽心尽力。这种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之心与不忍之心，就是周礼中父母之道的仁心基础。子女亲爱父母，很自然，看到父母如此这般地为自己付出，更是心生爱敬之意、感恩之心。天下又有哪个子女忍心看到自己的父母忧愁难过而无动于衷呢？这种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感恩之心、不忍之心，便是为人子女者“孝道”的仁心基础。《论语》有云：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都明确指明了这点。源于“不忍之心”与“爱人之心”，哥哥爱护弟弟之道，弟弟敬爱哥哥之道，都有着内在的仁心根源。因此，周礼关于家庭中父母兄弟各种角色的行为规范，都有着内在的“不忍之心”、“爱人之心”，也就是“仁心”的内在根源。一家人相互关爱，谁都不忍心让对方伤心难过，从而尽力做自己应当做的，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和乐融融。
周代创兴封建政体，整个封建帝国就像一个大家庭，治国之道亦犹治家之道，所谓“治国如治家”。这个封建帝国里充满着情谊，情谊是维持帝国秩序和稳定的支柱力量。君主要像父亲一样关爱子民，为了他们过上富裕、文明、幸福的生活而尽心竭力，所谓“富之，教之”，这是为人君者的重大责任；对于有害子民生活幸福的事，岂能忍心为之？为君臣子者，肩负辅佐君父治理天下，共同使天下人民过上富足安乐生活的重任，为人臣者，岂能不敬重自己这方面的重任？怎能为了自己的私利，搜刮民众，大伤君父之心？更不用说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甚至于犯上作乱，这些悖逆之事，又怎能忍心为之？天下子民看到君主与其臣属为了自身的幸福如此般劳心劳力，怎能不敬爱他们，怎能不在各方面努力进步，实现让他们生活幸福的意愿？这样，君主、臣工与子民之间相亲相爱，共同努力，以使天下安足和乐，共享美好的生活。 三、践行周礼：仁心的内在需要和要求
对于人们来说，周礼绝不是外在的强制约束，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和实现“仁心”的内在需要和要求。所谓“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仁心”的这种需要只有满足了，才能心安与快乐，否则它将会不安与不快。《论语》中有孔子与其弟子讨论“三年之丧”的记载：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在此便将为何要为父母守“三年之丧”的周礼，诉诸人内在的心理情感需要，诉诸为人子者心安于否。“孔子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这就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常之用，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周礼便是满足与实现人内在的“仁心欲求”之道，是使人的“仁心”安乐满足之道。践行周礼，对于人们来说，是十分快乐和必要的事情。因此，践行周礼，人们是有着内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
孔子“以仁释礼”，指明周礼根源于人内在的“仁爱之心”与“不忍之心”，并实现“仁心”内在的需要和要求。这就为人们履行周礼指明了内在的驱动力，从而使人们履行周礼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孔子恢复周礼的政治事业虽然失败了，但他在教育事业上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孔子将对于人生和周礼的理解，传播给更多的人，并通过后学传诸后世，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孔子的学问为何成为日后中国思想意识的主流，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大概就在于他所指出的“仁心”与“不忍之心”，确实很有力量。人如果要过上真正幸福快乐的生活，就不能不顾它的内在需要和要求。这是为何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孔子的言论时，心灵仍被深深打动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1.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9.9.
[3]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09.5.
关键词： 孔子 以仁释礼 仁心 不忍之心
周代的学问大致可用“周礼”一言以蔽之，孔子自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吾从周”，孔子的学问大致可用“周礼”一词以蔽之。然而周礼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早已遇到了严重危机，甚至可以称之为“礼崩乐坏”。周礼的现实危机促使孔子为其信服的周礼指明其内在根本，此根本就是“仁”。孔子“以仁释礼”，点明了周礼的内在根本与生命，指明了人们主动践行周礼的内在动力。
一、礼非徒具形式，更有内在根本
历史进入东周时期，周礼愈来愈被贵族阶层所破坏，而到了孔子的时代，周礼的现实危机已是相当严重，周礼所规定的秩序事实上已很大程度上崩坏：诸侯势大，周天子的王命不行于诸侯；一些诸侯国内大夫势大，以致控制公室；甚至有些大夫的家臣势大，不再服从其大夫。然而周礼在表面上并未被弃用，事实上，贵族阶层的生活仍然处处充满礼仪，但是贵族们僭礼背礼的行为则屡见不鲜。周礼虽然仍广泛存在于贵族生活中，但多是徒具形式而无内在生命。周礼的危机同时表现为在周礼指导下的人生危机与政治危机，父子不和以至骨肉相残，君臣不和以至臣弑其君，天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贵族阶层秩序的崩坏导致政局动荡，兵祸频仍，广大民众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周礼的崩坏，无论是贵族阶层，还是平民阶层，都身深其苦。如何应对这一危机，恢复周礼的秩序以使天下重归有道，便是孔子自我承担的使命。
周礼于当时日益流于形式，更有一班以导演礼仪为生的“儒”，以知晓繁复的礼仪自重，自称为懂礼之人。周礼是否就是那些揖让跪拜、玉帛钟鼓之类的仪文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孔子之前，就有古人讨论过。《左传·昭公二十五》有云：“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好古敏求的孔子自然知晓这些。针对那些认为礼便是礼仪的观点，孔子反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既然诸如玉帛钟鼓、揖让周旋之类的礼仪并不能就称之为礼，那么礼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在孔子看来，不止那些礼仪是后起的，就是“礼”，对于那更根本的东西来说，也是后起的。孔子在与弟子讨论《诗》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曰：“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以加文饰。”又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如此看来，人的美质，是先于礼而存在的，而礼正是在此人之美质的基础上生成的。此“人之美质”则为礼之生成的根本，行礼必须忠信于此美质，这样才是真正地践行礼。那么，此“人之美质”是什么呢？
二、以仁释礼：仁为礼之根本
作为礼生成根本的“人之美质”，孔子以“仁”当之。“仁”是礼的内在根本与生命，若缺少了仁，礼则不成其为礼。故孔子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那么，作为礼之根本的“仁”，是指什么呢？
通观《论语》，“仁”是指人内在的“爱人之心”与“不忍之心”。“不忍之心”似乎更有力。反省内心，谁不希望亲人朋友生活得幸福快乐，谁能忍心看到他们生活发生不幸？不止是自己的亲人朋友，就是与自己毫不相识的路人，我们也不会看到他们遭遇不幸而无动于衷。“仁爱之心”，这就是“不忍之心”。“仁道”和“周礼”就是在这一仁心根源而起的。《论语》中许多言语，诸如：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从人的“不忍之心”这个根本点上，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忍之心”与“爱人之心”，也就是“仁心”，便是周礼的根本所在。
人的“仁心”，也就是“不忍之心”与“爱人之心”，首先体现于家人亲情中。父母对于子女的疼爱之心，《诗经·蓼莪》最能体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天下父母谁不希望子女生活幸福，谁能忍心子女受苦？为此他们辛勤劳动，任劳任怨，为了子女的成长成才绞尽脑汁，尽心尽力。这种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之心与不忍之心，就是周礼中父母之道的仁心基础。子女亲爱父母，很自然，看到父母如此这般地为自己付出，更是心生爱敬之意、感恩之心。天下又有哪个子女忍心看到自己的父母忧愁难过而无动于衷呢？这种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感恩之心、不忍之心，便是为人子女者“孝道”的仁心基础。《论语》有云：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都明确指明了这点。源于“不忍之心”与“爱人之心”，哥哥爱护弟弟之道，弟弟敬爱哥哥之道，都有着内在的仁心根源。因此，周礼关于家庭中父母兄弟各种角色的行为规范，都有着内在的“不忍之心”、“爱人之心”，也就是“仁心”的内在根源。一家人相互关爱，谁都不忍心让对方伤心难过，从而尽力做自己应当做的，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和乐融融。
周代创兴封建政体，整个封建帝国就像一个大家庭，治国之道亦犹治家之道，所谓“治国如治家”。这个封建帝国里充满着情谊，情谊是维持帝国秩序和稳定的支柱力量。君主要像父亲一样关爱子民，为了他们过上富裕、文明、幸福的生活而尽心竭力，所谓“富之，教之”，这是为人君者的重大责任；对于有害子民生活幸福的事，岂能忍心为之？为君臣子者，肩负辅佐君父治理天下，共同使天下人民过上富足安乐生活的重任，为人臣者，岂能不敬重自己这方面的重任？怎能为了自己的私利，搜刮民众，大伤君父之心？更不用说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甚至于犯上作乱，这些悖逆之事，又怎能忍心为之？天下子民看到君主与其臣属为了自身的幸福如此般劳心劳力，怎能不敬爱他们，怎能不在各方面努力进步，实现让他们生活幸福的意愿？这样，君主、臣工与子民之间相亲相爱，共同努力，以使天下安足和乐，共享美好的生活。 三、践行周礼：仁心的内在需要和要求
对于人们来说，周礼绝不是外在的强制约束，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和实现“仁心”的内在需要和要求。所谓“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仁心”的这种需要只有满足了，才能心安与快乐，否则它将会不安与不快。《论语》中有孔子与其弟子讨论“三年之丧”的记载：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在此便将为何要为父母守“三年之丧”的周礼，诉诸人内在的心理情感需要，诉诸为人子者心安于否。“孔子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这就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常之用，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周礼便是满足与实现人内在的“仁心欲求”之道，是使人的“仁心”安乐满足之道。践行周礼，对于人们来说，是十分快乐和必要的事情。因此，践行周礼，人们是有着内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
孔子“以仁释礼”，指明周礼根源于人内在的“仁爱之心”与“不忍之心”，并实现“仁心”内在的需要和要求。这就为人们履行周礼指明了内在的驱动力，从而使人们履行周礼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孔子恢复周礼的政治事业虽然失败了，但他在教育事业上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孔子将对于人生和周礼的理解，传播给更多的人，并通过后学传诸后世，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孔子的学问为何成为日后中国思想意识的主流，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大概就在于他所指出的“仁心”与“不忍之心”，确实很有力量。人如果要过上真正幸福快乐的生活，就不能不顾它的内在需要和要求。这是为何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孔子的言论时，心灵仍被深深打动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1.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9.9.
[3]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