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幸福是每个人的追求，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和2015年的数据，采用文献资料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通过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这三个维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便利性对改进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影响较为显著。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数据的描述统计，得出医疗卫生服务在当前最需要加强的公共服务中排在第二位，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渐进性与长期性的研究结果。针对实证分析结果以及两次调查的对比，提出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力度，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性以及提高醫疗卫生服务资源的便利性等对策，以期进一步促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改善，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
关键词：医疗卫生服务;农村居民幸福感;Ordered Logit回归
中图分类号：F323.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1-0085-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但也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个人医疗卫生支出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碎片化等一系列问题。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远远超过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定的0.4的警戒标准。随着国家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改革，个人医疗卫生费用支出不断增加，给农村居民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农村居民的不满情绪也随之增加，在影响其生活幸福感的同时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稳定。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现有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发展思想不动摇，保障和改善民生，力争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此外，十九大还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和农民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将其首次写入党章。建设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对促进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探讨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对改进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通过对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发现当前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公共服务与居民生活幸福感关系研究3个方面。
（一）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方面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内涵研究。亚当·斯密认为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是国家的义务和职责[1]。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医疗卫生服务应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其供给水平应大体相当，且不受社会特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Janos Kornai等提出政府有责任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获得基本医疗保障[2]。梁鸿等认为基本医疗服务应该具有广泛性、公平性和必需性3个特点[3]。陈竺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和药品供应保障等诸多内容，它是公平理念在卫生领域的重要体现，应该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4]。
2.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及对策研究。仇雨临等认为我国医疗保障在资金筹集、制度整合、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碎片化问题，需将“病有所医”转成“人人享健康”的国民健康保障制度，因此在全民医保方面应完善制度设计，提升服务供给，加大资金支持[5]。韩俊江等认为资金不足、机构设置不规范、医护费用偏高是制约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瓶颈，需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6]。
3.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在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内涵方面，Wagstaff认为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就是个体根据自身能力来支付相关服务费用，而不是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7]。在医疗卫生服务非均等化原因方面，罗鸣令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约束条件之一[8];彭健、甘行琼等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及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是医疗卫生服务非均等化的重要原因[9-10]。在医疗卫生服务非均等化的完善对策方面，孙开认为应合理划分各级财政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11];高萍、刘一欧提出政府应该提高财政支出水平，加强对农村及偏远地区的扶持力度[12-13];李燕等认为应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对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限制[14]，朱格认为应以医疗保险制度为切入点，统筹医疗保障水平，满足城乡居民的不同需求以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15]。
4.医疗卫生服务供需研究。在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方面，Savas提出用委托代理、替换等方式使公共服务更多地依靠民间机构而不是政府来提供[16];Hansmann认为由第三方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可以兼顾公平与效率[17];李红霞认为政府财政责任不到位导致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18];王敬尧认为区域差异影响医疗卫生服务的配置效率[19];宁德斌提出建立医疗卫生服务竞争性供给，构建公立医院“受益人”治理结构以推动我国医改[20];吴春梅认为城乡二元体制是造成医疗卫生服务供需矛盾的重要原因[21]。在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方面，Denhardt认为政府应该给公众留有表达公共服务需求的空间[22];李银才等从生活方式疾病、职业伤害疾病等4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并提出重视医疗卫生的对策[23];朱雪峰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与多因素逻辑回归的方法，分析了新疆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并得出需求量低但居民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的结论[24]。
（二）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方面
1.收入分配与居民幸福感研究。Easterlin认为在某个时间节点上，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幸福感程度更高[25]，但Blanchflower却发现长期收入的增长无法持续增加幸福感[26]。杨胜利等认为收入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且呈正相关[27]，但邢占军却发现国民幸福指数并未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28]。莫旋等发现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幸福感程度就越低，而且在城乡及不同的收入阶层中，收入水平及差距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差异[29]。 2.个人特征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居民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个体特征也是影响其生活幸福感的因素。从性别上来看，荣方发现女性幸福感大于男性[30]，而郭郡郡等则认为性别之间幸福感差距不大，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城市居民婚姻幸福感平均值要低于农村居民[31]。从婚姻状况看，Daniel研究发现已婚者生活质量要高于未婚者，婚姻状况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显著[32]。从受教育程度来看，Hartog 等认为教育水平与幸福感呈现U型或倒U型关系[33];徐映梅等发现受教育程度与幸福感呈正相关[34];而袁林认为受教育程度无法直接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但通过经济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35]。从政治面貌来看，刘丽娇认为政治面貌对基层公务员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36];杨薇则发现党员身份对幸福感影响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37];Maurizio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健康等其他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逐步减弱[38]。
3.政府行为与居民幸福感研究。从社会政策来看，卜芳等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影响显著，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收入差距给农村居民幸福感带来的冲击[39]。从政府管理水平上来看，梁城城认为财政支出分权与民生类支出的增加提升了居民生活幸福感[40];陈刚等认为政府服务质量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影响显著，但对高收入群体影响微弱，而且3个分项指标，政府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和财产权利保护对居民幸福感的促进效应逐次递增[41]。
（三）公共服务与居民幸福感研究方面
从公共服务与居民幸福感现有的研究来看，部分学者从政府公共服务的角度对城乡居民幸福感进行研究，只是其中包含医疗卫生服务这一变量。邱航帆等利用CGSS调查数据将政府公共服务分为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社会管理4个维度，结果显示其对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存在着城乡和收入差异[42]。但与其不同的是，赵洁等进一步分析得出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公共教育资源的公共性、住房保障的充足性与社会管理的便利性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43]。
专家学者对医疗卫生服务、居民幸福感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只是对医疗卫生服务、居民生活幸福感进行单独研究，而且多限于纯理论和经验的范畴，专门研究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间关系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缺少从群众的主体地位出发的实证研究。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渐推进，探讨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对于改进政府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与获得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选取的调查数据根据区位和GDP情况分成东中西部、经济发达和欠发达省份，主要在黑龙江、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湖北、江西、四川、陕西、云南、贵州、青海、甘肃等范围内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支状况、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和质量等情况，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共选取了100个县（区），同时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位，样本在全国范围内分布较为均匀，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调查过程中每个县（区）又随机抽取4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又随机抽取25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抽取1个人进行访问。在5个大城市各抽取80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抽取25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抽取1人进行调查，样本总量约为12 000份。本研究关注的是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以户籍类型为划分标准，对总体样本进行筛选。在筛选过程中，以农村常驻人口为主体，根据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等筛选出农村家庭务农人员的样本数据，最终获得农村居民的样本量为2 294个，样本分布能够反映不同年龄、不同收入层次、不同文化程度农村群体的实际情况，能够反映农村群体对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感受以及幸福感水平。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CGSS2013的调查数据，分析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主要基于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均衡性、公共性和便利性4个维度（见表1）。
从医疗卫生服务的4个维度来看，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医疗卫生服务比较充足的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较大，为36.8%;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不太均衡的农村居民所占比重为40.8%;而认为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性处于一般水平的农村居民所占比重为40.1%;认为医疗卫生服务比较便利的农村居民所占比重为45.1%。从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分布状况来看，17.7%的被访者说不上现在的生活幸福还是不幸福，觉得生活很不幸福的居民仅占1.7%，感到比较幸福的农村居民所占比例最大，占比59.8%。由此可以推测我国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水平相对较高。
CGSS2015的调查内容发生了变化，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调查仅仅限于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等的参保情况、医疗卫生服务的政府责任、医疗卫生服务综合满意度评分等内容，没有单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均衡性、公共性和便利性进行调查，而是基于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公共文化与体育、城乡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公共服务综合满意度调查，调查表明：公共服务充足性选择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的比例为41.8%，公共服务均衡性选择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的比例为32.8%，公共服务便利性选择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的比例为42.5%，公共服务普惠性选择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的比例为38.0%。虽然这几项指标的数据相对于2013年的调查有所提高，但由于调查内容涵盖的范围不同，并不能完全反映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状况。问卷中对上述公共服务综合满意度调查中，针对农村访问者调查公共服务各领域中最需要加强的方面来看，排名前3位的依次是社会保障17.3%、医疗卫生服务16.7%、社会服务15.8%。从对医疗卫生服務总体满意度的评分来看，认为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在60分以下的占19.4%，60～84分的占63.4%，85～100分的占17.2%，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在85分以上的占比还比较低。从医疗费用家庭自付情况来看，家庭自付水平在3 000元以上的占到22.1%，自付支出较高。由此可见，农村居民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仍是当前公共服务领域亟待加强的方面。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乡之间公共服务以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差异较大，加强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均衡性、公共性和便利性仍是长期面临的任务。当然CGSS2015调查数据也反映了我国在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领域取得的成绩，如“政府是否有责任提供人人医保”，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及保障的公共性与普惠性的认识，“政府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医疗卫生服务保障落实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均衡性和充足性的认识。这些内容的调查统计结果反映了当前群众对政府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政策和措施相对满意，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
由于CGSS2015调查问卷变化以及对医疗卫生服务调查内容所限，文章采用CGSS2013数据进行分析，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然后与CGSS2015调查内容的部分数据进行比较，反映医疗服务水平的变化（见表3）。本文实证分析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CGSS2013的调查问卷通过设置问题“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来衡量居民幸福感，并采用5级分割法进行测量，即“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程度依次递增的5个级别，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根据幸福感程度由低到高排列，分别赋值为1～5，数值越大，表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越强。
本文自变量主要是我国现行的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情况，并将其分为4个维度，即充足性、均衡性、公共性和便利性。本问卷对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评价采取主观评价方式，根据其程度分为5个等级，以充足性为例，“非常充足”赋值为5，“比较充足”赋值为4，“一般”赋值为3，“比较不充足”赋值为2，“非常不充足”赋值为1，其他3个维度同理。
控制变量主要有被调查对象的个体特征、经济状况等，具体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健康状况等。
（三）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样本进行Ordered Logit回归分析，并展示了各个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回归分析之前，对本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为各个变量的VIF值都小于2，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对以上回归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控制变量不变的前提下，解释变量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分别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这3个维度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其中以便利性这一维度的影响最为显著。此外，这3个维度与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的不断提升能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如果政府从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3个维度出发改进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状况，那么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也将得到显著改善。
从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对不同程度幸福感程度的影响来看，如果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将提升0.104个百分点，同时农村居民对自己“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感觉，其概率水平将分别下降0.14%、0.71%与1.18%，“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将分别上升1.03%和1%;如果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性提升1个百分点，那么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将提高0.125个百分点，同时农村居民所感受到的“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的水平为0.17%、0.85%与1.42%，“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将分别上升1.23%和1.21%;如果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提升1个百分点，那么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将提高0.174个百分点，同时农村居民自身所感受到的“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水平下降的比例分别为0.23%、11.9%与1.98%，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将分别上升1.72%和1.68%。
从不同幸福感程度的边际效果来看，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都有显著影响。从农村居民感到“非常不幸福”这一程度出发，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公共性和充足性的提升将降低农村居民生活感到“非常不幸福”的程度，其下降比例分别为0.23%、0.17%和0.14%，而医疗卫生服务均衡性的提升与农村居民生活“非常不幸福”程度呈现正相关。在农村居民生活感到“比较不幸福”这一水平中，医疗卫生服务便利性、公共性和充足性的改善也降低了农村居民“比较不幸福”的程度，改善比例分别为11.9%、0.85%和0.71%，而均衡性与农村居民“比较不幸福”的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农村居民感到“说不上幸福不幸福”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便利性、公共性和充足性降低农村居民“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比例分别为1.98%、1.42%和1.18%，而均衡性依然与农村居民“说不上幸福不幸福”呈现正相关。在农村居民感到“比较幸福”时，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公共性和充足性使生活幸福感增加的比例分别为1.72%、1.23%和1.03%。在农村居民生活感到“非常幸福”这一层次上，增加一个单位的便利性、公共性和充足性对农村居民生活“非常幸福”的改进程度分别為1.68%、1.21%和1%。由此可见，无论是哪个级别的幸福感水平，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的改善对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最大的。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被访者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健康状况对农村居民幸福感都具有显著影响。在性别这一控制变量中，回归系数为-0.181，表明男性的幸福感低于女性，这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从年龄来看，年龄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显著，而且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呈U形关系，即在达到某一年龄拐点之前，生活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降低，但到达某一年龄拐点之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又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从民族来看，汉族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程度低于非汉族。从政治面貌来看，在统计意义上政治面貌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其回归系数为负，与群众相比，党员或者共青团员的幸福感程度更高。从婚姻状况来看，婚姻状况通过了1%的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这表明婚姻状况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已婚的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程度是最高的，这与已有文献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从家庭年收入来看，家庭年收入在1%统计意义的水平上呈现显著，家庭年收入提高1个百分点，幸福感将提高0.123个百分点，同时农村居民感到“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水平将分别下降0.16%、0.84%和1.4%，并使居民感觉自身“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将各自上升1.21%和1.18%。健康状况也是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且在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相对于身体状况较差者，健康状况较好的人幸福感程度也较高。如果农村居民健康状况提升1个百分点，那么其幸福感将提升0.436个百分点，同时居民自身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将分别下降0.58%、2.97%和4.96%，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将分别提高4.31%和4.20%。此外，我们也发现控制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与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影响不显著。 由于CGSS 2015调查问卷的变化，对公共服务充足性、均衡性、普惠性和便利性的评价是包含医疗卫生服务在内的综合指标，因此数据不能完全体现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均衡性、普惠性和便利性状况，本文不再构建模型进行分析。但从反映医疗卫生服务及保障的公共性與普惠性的调查来看：针对“政府是否有责任提供人人医保”这一问题，回答绝对（可能）应该/绝对（可能）有责任的比例达到97.9%，而根据调查来看，当前参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比例达到91.3%。从反映医疗卫生服务均衡性和充足性的调查来看：针对“政府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回答满意和非常满意的达到50.9%;针对“医疗卫生服务保障落实情况”，由于数据部分缺失，通过SPSS数据计算，医疗卫生服务与现实相符或者比较相符的有效百分比占55.8%。而CGSS 2015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居民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比例达到77.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医疗卫生服务及保障的公共性、普惠性、均衡性与充足性较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也较强。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根据CGSS 2013调查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了医疗卫生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根据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从多个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解释变量中的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及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及健康状况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在不同水平上其显著性存在着一定差异。
在解释变量中，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医疗卫生服务的均衡性却不利于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提升。可能的解释是调查数据采取不同省份配比抽样的方式，在一个省份内部医疗卫生服务的差异性较小，其分别也相对较为均衡，因此均衡性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大。从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的显著水平上来看，便利性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因此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对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改善也是最有意义的。
从医疗卫生服务的4个维度，即充足性、均衡性、公共性和便利性来看，其均值分别为3.13、2.7、2.67和3.3。从4个维度的均值水平来看，医疗卫生服务便利性的水平是最高的，而公共性这一维度的水平是最低的。
在控制变量中，只有受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2个变量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影响不显著。
从样本5个级别的幸福感水平来看，感到非常幸福的农村居民有282人，所占比例为12.3%，比较幸福的农村居民有1 371人，所占比例为59.8%，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农村居民有407人，所占比例为17.7%，比较不幸福的农村居民有196人，所占比例为8.5%，非常不幸福的人所占比例最小，为1.7%。从幸福感的均值来看，其均值水平为3.72，处于说不上幸福不幸福与比较幸福中间，较接近比较幸福的水平，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水平相对较高。
根据CGSS 2015调查数据调查数据来看，虽然我国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从实际来看，提高我国医疗服务水平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
结果显示：针对农村访问者调查公共服务各领域中最需要加强的方面来看，医疗卫生服务排在第2位，仅次于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群众对医疗服务整体满意度评分结果来看，评分在85分以上群众的比重偏低;医疗费用家庭自付情况来看，家庭自付水平在3 000元以上的占到22.1%，自付支出较高，医疗卫生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根据CGSS 2013数据，分析了医疗卫生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虽然该数据反映的是2013年的情况，但是我国区域辽阔，东中西部以及城乡之间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不均衡，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以及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也是一个渐进过程，该调查结果和实证分析结果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将长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根据CGSS 2015调查数据进行的描述分析来看，提高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基于以上结论，当前各级政府应更加注重推动提升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二）启示
1.继续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力度。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城乡差距较大，因此加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力度，尤其是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使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真正做到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实现全覆盖，这对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的同时也应该构建完善的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为主要组成部分、其他保障制度作为补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保障系统。在此系统中，第一层次应是面向全体农村居民而建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初级保健服务体系，以达到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有关疾病的目标;第二层次也就是中间层次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通过保险特有的互济共助功能实现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权益，切实减轻因医疗卫生服务给农村居民造成的沉重压力;第三层次即商业医疗保险形式，由农村居民根据自身财力大小自愿决定是否参加，向那些经济条件较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无法满足自身需求的农村居民提供高层次的补充保障;第四层次是针对农村特困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这样多层次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充分满足了不同农村居民群体的医疗卫生需求，对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26]。
2.不断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性。（1）市场作为医疗卫生资源市场化的代表，政府则为公共性的代表，在逐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责所在，明确政府角色，政府应以购买者、监管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参与到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中，激发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中市场的优势与活力，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44]。（2）作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完善药品供应与监督体系，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同时规范药品供应价格是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点所在。一方面要坚持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进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建立政府与群众的双重监督体系，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行药品招标采购制度，并对其实行统一管理，防止出现垄断和腐败现象，同时政府要采取药品价格控制措施，严格控制药品价格，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3）针对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政府应该加大对医疗卫生机构及医疗卫生行为的监管力度，加强医疗卫生费用控制机制，尤其是加强对定点医院与定点医疗机构的规范与管理。 3.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便利性。根据上文实证分析结果，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对改进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1）针对农村医疗卫生设施较为落后的实际状况，应该在改善基本医疗卫生环境的同时实现医疗卫生机构的合理布局。根据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及地理环境，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在交通不便、人口密集的地区配置相应的医疗服务站，保证处于农村边远地区的居民可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2）与城市相比，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建设水平较为落后，要加大财政对医疗卫生设施的投入力度，整合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改善医疗卫生的配套设施建设，加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例如乡镇的卫生院和农村卫生室等，投入大量资金引入高水平的医疗设备，以满足常见病与多发病的需求，完善相关医疗服务设施，为农村地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与工作条件。（3）近年来医患纠纷愈演愈烈，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过程中，应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提高农村医护人员的素质，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与理解，为病人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尤其是要重视弱势群体的医疗卫生服务，使农村居民享受高效便利的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8-35.
[2]Kornai J，Eggleston K.Welfare，Choice and Solidarity in Transition：Reforming the Health Sector in Eastern Europ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452-453.
[3]梁鸿，赵德余.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解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23-131.
[4]陈竺，张茅.为了人人健康——全面实施《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J].求是，2013（4）：39-40.
[5]仇雨临，翟绍果.我国医疗保障的制度转型与发展路径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4（2）：114-119.
[6]韩俊江，王胜子.试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完善[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72-76.
[7]Wagstaff A.Inequalities in H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R].The World Bank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2：2 795.
[8]罗鸣令.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人口迁移的财政制度原因[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2（4）：25-28.
[9]彭健.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对策[J].财政研究，2009（3）：46-48.
[10]甘行琼，赵继莹，甘娜.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证研究——以东中西三省区为例[J].财政监督，2014（1）：64-69.
[11]孙开，崔晓冬.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与财政投入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2011（5）：4-8.
[12]高萍.区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现状、成因及对策——基于全国各省面板数据的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5（4）：90-97.
[13]刘一欧.我国城乡医疗卫生资源投入对比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23）：179-180.
[14]李燕，袁崇法，白南风，等.我国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证研究[J].城市观察，2013（6）：135-144.
[15]朱格.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研究[D].广州：广东财经大学，2014：32.
[16]E.S.Savas.Privatization：The Key to Better Government[M].Chatham，NJ： Chatham House，1987：4-10.
[17]H B Hansmann.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J].The Yale Law Journal，1980，89（5）：835-901.
[18]李红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与强化政府财政责任的对策[J].财政研究，2014（2）：58-61.
[19]王敬尧，叶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估指标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7（4）：103-110.
[20]宁德斌，杜颖.医疗卫生服务竞争性供给与中国医改[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8（4）：144-150.
[21]吴春梅，陈一恒.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目标下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J].齐鲁学刊，2012（1）：81-85.
[22]Denhardt，Janet V，Robert B Denhardt.The New Public Service Revisited[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5，75（5）：664-672.
[23]李銀才，付建华.医疗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3，33（1）：186-189.
[24]朱雪峰. 新疆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及影响因素分析[D].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2017：38.
[25]Richard A Easterlin.The Happiness Income Paradox Revisited[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ates of America，2010，107（52）：22 463-22 468. [26]David Blanchflower.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0，88（7）：1 359-1 386.
[27]杨胜利，谢超，杨书华.收入、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来自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的经验证据[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6，32（3）：69-80.
[28]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25（1）：196-219.
[29]莫旋，唐成千.收入、幸福与城乡差别——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研究[J].商业研究，2016（11）：158-167.
[30]荣方.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探究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J].现代商业，2016（7）：189-190.
[31]郭郡郡，刘玉萍.个体特征、夫妻交往与婚姻幸福感[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2）：43-50.
[32]Daniel Christopher Wunder.Are We Architects of Our own Happiness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Background for Well-being[J].The B.E.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Policy，2016，16（1）：125-129.
[33]Hartog J，Oosterbeek H.Health，Wealth and Happiness：Why Pursue a Higher Education[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98（17）：245-256.
[34]徐映梅，夏伦.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2）：12-19.
[35]袁林.受教育程度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6：40.
[36]刘丽娇.成都市基层公务员职业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7：55.
[37]杨薇. 社会分层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D].济南：山东大学，2014：45.
[38]Maurizio P.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 Capital：An Integrated Explanation[J].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9，38（4）：590-600.
[39]卜芳，肖立国.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与农村居民幸福感[J].科学决策，2017（3）：19-34.
[40]梁城城.财政透明度促进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拐点在哪里？——民生领域财政投资效率的经验验证[J].现代财经，2017，37（6）：28-40.
[41]陈刚，李树.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2（8）：55-67.
[42]邱航帆，卢海阳.公共服务评价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差异性研究——基于CGSS2013数据的實证[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3）：34-41.
[43]赵洁，杨政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了吗？——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7，30（6）：80-86.
[44]蒋帅，方鹏骞，苏敏.我国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探讨[J].中国医院管理，2017，37（7）：15-17.
关键词：医疗卫生服务;农村居民幸福感;Ordered Logit回归
中图分类号：F323.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1-0085-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但也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个人医疗卫生支出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碎片化等一系列问题。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远远超过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定的0.4的警戒标准。随着国家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改革，个人医疗卫生费用支出不断增加，给农村居民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农村居民的不满情绪也随之增加，在影响其生活幸福感的同时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稳定。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现有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发展思想不动摇，保障和改善民生，力争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此外，十九大还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和农民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将其首次写入党章。建设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对促进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探讨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对改进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通过对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发现当前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公共服务与居民生活幸福感关系研究3个方面。
（一）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方面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内涵研究。亚当·斯密认为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是国家的义务和职责[1]。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医疗卫生服务应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其供给水平应大体相当，且不受社会特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Janos Kornai等提出政府有责任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获得基本医疗保障[2]。梁鸿等认为基本医疗服务应该具有广泛性、公平性和必需性3个特点[3]。陈竺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和药品供应保障等诸多内容，它是公平理念在卫生领域的重要体现，应该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4]。
2.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及对策研究。仇雨临等认为我国医疗保障在资金筹集、制度整合、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碎片化问题，需将“病有所医”转成“人人享健康”的国民健康保障制度，因此在全民医保方面应完善制度设计，提升服务供给，加大资金支持[5]。韩俊江等认为资金不足、机构设置不规范、医护费用偏高是制约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瓶颈，需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6]。
3.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在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内涵方面，Wagstaff认为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就是个体根据自身能力来支付相关服务费用，而不是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7]。在医疗卫生服务非均等化原因方面，罗鸣令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约束条件之一[8];彭健、甘行琼等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及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是医疗卫生服务非均等化的重要原因[9-10]。在医疗卫生服务非均等化的完善对策方面，孙开认为应合理划分各级财政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11];高萍、刘一欧提出政府应该提高财政支出水平，加强对农村及偏远地区的扶持力度[12-13];李燕等认为应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对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限制[14]，朱格认为应以医疗保险制度为切入点，统筹医疗保障水平，满足城乡居民的不同需求以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15]。
4.医疗卫生服务供需研究。在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方面，Savas提出用委托代理、替换等方式使公共服务更多地依靠民间机构而不是政府来提供[16];Hansmann认为由第三方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可以兼顾公平与效率[17];李红霞认为政府财政责任不到位导致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18];王敬尧认为区域差异影响医疗卫生服务的配置效率[19];宁德斌提出建立医疗卫生服务竞争性供给，构建公立医院“受益人”治理结构以推动我国医改[20];吴春梅认为城乡二元体制是造成医疗卫生服务供需矛盾的重要原因[21]。在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方面，Denhardt认为政府应该给公众留有表达公共服务需求的空间[22];李银才等从生活方式疾病、职业伤害疾病等4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并提出重视医疗卫生的对策[23];朱雪峰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与多因素逻辑回归的方法，分析了新疆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并得出需求量低但居民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的结论[24]。
（二）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方面
1.收入分配与居民幸福感研究。Easterlin认为在某个时间节点上，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幸福感程度更高[25]，但Blanchflower却发现长期收入的增长无法持续增加幸福感[26]。杨胜利等认为收入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且呈正相关[27]，但邢占军却发现国民幸福指数并未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28]。莫旋等发现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幸福感程度就越低，而且在城乡及不同的收入阶层中，收入水平及差距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差异[29]。 2.个人特征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居民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个体特征也是影响其生活幸福感的因素。从性别上来看，荣方发现女性幸福感大于男性[30]，而郭郡郡等则认为性别之间幸福感差距不大，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城市居民婚姻幸福感平均值要低于农村居民[31]。从婚姻状况看，Daniel研究发现已婚者生活质量要高于未婚者，婚姻状况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显著[32]。从受教育程度来看，Hartog 等认为教育水平与幸福感呈现U型或倒U型关系[33];徐映梅等发现受教育程度与幸福感呈正相关[34];而袁林认为受教育程度无法直接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但通过经济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35]。从政治面貌来看，刘丽娇认为政治面貌对基层公务员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36];杨薇则发现党员身份对幸福感影响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37];Maurizio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健康等其他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逐步减弱[38]。
3.政府行为与居民幸福感研究。从社会政策来看，卜芳等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影响显著，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收入差距给农村居民幸福感带来的冲击[39]。从政府管理水平上来看，梁城城认为财政支出分权与民生类支出的增加提升了居民生活幸福感[40];陈刚等认为政府服务质量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影响显著，但对高收入群体影响微弱，而且3个分项指标，政府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和财产权利保护对居民幸福感的促进效应逐次递增[41]。
（三）公共服务与居民幸福感研究方面
从公共服务与居民幸福感现有的研究来看，部分学者从政府公共服务的角度对城乡居民幸福感进行研究，只是其中包含医疗卫生服务这一变量。邱航帆等利用CGSS调查数据将政府公共服务分为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社会管理4个维度，结果显示其对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存在着城乡和收入差异[42]。但与其不同的是，赵洁等进一步分析得出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公共教育资源的公共性、住房保障的充足性与社会管理的便利性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43]。
专家学者对医疗卫生服务、居民幸福感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只是对医疗卫生服务、居民生活幸福感进行单独研究，而且多限于纯理论和经验的范畴，专门研究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间关系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缺少从群众的主体地位出发的实证研究。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渐推进，探讨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对于改进政府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与获得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选取的调查数据根据区位和GDP情况分成东中西部、经济发达和欠发达省份，主要在黑龙江、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湖北、江西、四川、陕西、云南、贵州、青海、甘肃等范围内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支状况、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和质量等情况，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共选取了100个县（区），同时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位，样本在全国范围内分布较为均匀，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调查过程中每个县（区）又随机抽取4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又随机抽取25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抽取1个人进行访问。在5个大城市各抽取80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抽取25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抽取1人进行调查，样本总量约为12 000份。本研究关注的是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以户籍类型为划分标准，对总体样本进行筛选。在筛选过程中，以农村常驻人口为主体，根据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等筛选出农村家庭务农人员的样本数据，最终获得农村居民的样本量为2 294个，样本分布能够反映不同年龄、不同收入层次、不同文化程度农村群体的实际情况，能够反映农村群体对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感受以及幸福感水平。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CGSS2013的调查数据，分析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主要基于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均衡性、公共性和便利性4个维度（见表1）。
从医疗卫生服务的4个维度来看，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医疗卫生服务比较充足的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较大，为36.8%;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不太均衡的农村居民所占比重为40.8%;而认为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性处于一般水平的农村居民所占比重为40.1%;认为医疗卫生服务比较便利的农村居民所占比重为45.1%。从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分布状况来看，17.7%的被访者说不上现在的生活幸福还是不幸福，觉得生活很不幸福的居民仅占1.7%，感到比较幸福的农村居民所占比例最大，占比59.8%。由此可以推测我国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水平相对较高。
CGSS2015的调查内容发生了变化，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调查仅仅限于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等的参保情况、医疗卫生服务的政府责任、医疗卫生服务综合满意度评分等内容，没有单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均衡性、公共性和便利性进行调查，而是基于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公共文化与体育、城乡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公共服务综合满意度调查，调查表明：公共服务充足性选择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的比例为41.8%，公共服务均衡性选择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的比例为32.8%，公共服务便利性选择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的比例为42.5%，公共服务普惠性选择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的比例为38.0%。虽然这几项指标的数据相对于2013年的调查有所提高，但由于调查内容涵盖的范围不同，并不能完全反映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状况。问卷中对上述公共服务综合满意度调查中，针对农村访问者调查公共服务各领域中最需要加强的方面来看，排名前3位的依次是社会保障17.3%、医疗卫生服务16.7%、社会服务15.8%。从对医疗卫生服務总体满意度的评分来看，认为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在60分以下的占19.4%，60～84分的占63.4%，85～100分的占17.2%，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在85分以上的占比还比较低。从医疗费用家庭自付情况来看，家庭自付水平在3 000元以上的占到22.1%，自付支出较高。由此可见，农村居民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仍是当前公共服务领域亟待加强的方面。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乡之间公共服务以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差异较大，加强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均衡性、公共性和便利性仍是长期面临的任务。当然CGSS2015调查数据也反映了我国在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领域取得的成绩，如“政府是否有责任提供人人医保”，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及保障的公共性与普惠性的认识，“政府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医疗卫生服务保障落实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均衡性和充足性的认识。这些内容的调查统计结果反映了当前群众对政府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政策和措施相对满意，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
由于CGSS2015调查问卷变化以及对医疗卫生服务调查内容所限，文章采用CGSS2013数据进行分析，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然后与CGSS2015调查内容的部分数据进行比较，反映医疗服务水平的变化（见表3）。本文实证分析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CGSS2013的调查问卷通过设置问题“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来衡量居民幸福感，并采用5级分割法进行测量，即“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程度依次递增的5个级别，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根据幸福感程度由低到高排列，分别赋值为1～5，数值越大，表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越强。
本文自变量主要是我国现行的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情况，并将其分为4个维度，即充足性、均衡性、公共性和便利性。本问卷对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评价采取主观评价方式，根据其程度分为5个等级，以充足性为例，“非常充足”赋值为5，“比较充足”赋值为4，“一般”赋值为3，“比较不充足”赋值为2，“非常不充足”赋值为1，其他3个维度同理。
控制变量主要有被调查对象的个体特征、经济状况等，具体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健康状况等。
（三）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样本进行Ordered Logit回归分析，并展示了各个解释变量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回归分析之前，对本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为各个变量的VIF值都小于2，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对以上回归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控制变量不变的前提下，解释变量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分别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这3个维度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其中以便利性这一维度的影响最为显著。此外，这3个维度与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的不断提升能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如果政府从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3个维度出发改进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状况，那么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也将得到显著改善。
从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对不同程度幸福感程度的影响来看，如果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将提升0.104个百分点，同时农村居民对自己“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感觉，其概率水平将分别下降0.14%、0.71%与1.18%，“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将分别上升1.03%和1%;如果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性提升1个百分点，那么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将提高0.125个百分点，同时农村居民所感受到的“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的水平为0.17%、0.85%与1.42%，“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将分别上升1.23%和1.21%;如果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提升1个百分点，那么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将提高0.174个百分点，同时农村居民自身所感受到的“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水平下降的比例分别为0.23%、11.9%与1.98%，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将分别上升1.72%和1.68%。
从不同幸福感程度的边际效果来看，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都有显著影响。从农村居民感到“非常不幸福”这一程度出发，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公共性和充足性的提升将降低农村居民生活感到“非常不幸福”的程度，其下降比例分别为0.23%、0.17%和0.14%，而医疗卫生服务均衡性的提升与农村居民生活“非常不幸福”程度呈现正相关。在农村居民生活感到“比较不幸福”这一水平中，医疗卫生服务便利性、公共性和充足性的改善也降低了农村居民“比较不幸福”的程度，改善比例分别为11.9%、0.85%和0.71%，而均衡性与农村居民“比较不幸福”的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农村居民感到“说不上幸福不幸福”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便利性、公共性和充足性降低农村居民“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比例分别为1.98%、1.42%和1.18%，而均衡性依然与农村居民“说不上幸福不幸福”呈现正相关。在农村居民感到“比较幸福”时，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公共性和充足性使生活幸福感增加的比例分别为1.72%、1.23%和1.03%。在农村居民生活感到“非常幸福”这一层次上，增加一个单位的便利性、公共性和充足性对农村居民生活“非常幸福”的改进程度分别為1.68%、1.21%和1%。由此可见，无论是哪个级别的幸福感水平，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的改善对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最大的。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被访者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健康状况对农村居民幸福感都具有显著影响。在性别这一控制变量中，回归系数为-0.181，表明男性的幸福感低于女性，这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从年龄来看，年龄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显著，而且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呈U形关系，即在达到某一年龄拐点之前，生活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降低，但到达某一年龄拐点之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又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从民族来看，汉族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程度低于非汉族。从政治面貌来看，在统计意义上政治面貌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其回归系数为负，与群众相比，党员或者共青团员的幸福感程度更高。从婚姻状况来看，婚姻状况通过了1%的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这表明婚姻状况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已婚的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程度是最高的，这与已有文献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从家庭年收入来看，家庭年收入在1%统计意义的水平上呈现显著，家庭年收入提高1个百分点，幸福感将提高0.123个百分点，同时农村居民感到“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水平将分别下降0.16%、0.84%和1.4%，并使居民感觉自身“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将各自上升1.21%和1.18%。健康状况也是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且在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相对于身体状况较差者，健康状况较好的人幸福感程度也较高。如果农村居民健康状况提升1个百分点，那么其幸福感将提升0.436个百分点，同时居民自身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将分别下降0.58%、2.97%和4.96%，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将分别提高4.31%和4.20%。此外，我们也发现控制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与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影响不显著。 由于CGSS 2015调查问卷的变化，对公共服务充足性、均衡性、普惠性和便利性的评价是包含医疗卫生服务在内的综合指标，因此数据不能完全体现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均衡性、普惠性和便利性状况，本文不再构建模型进行分析。但从反映医疗卫生服务及保障的公共性與普惠性的调查来看：针对“政府是否有责任提供人人医保”这一问题，回答绝对（可能）应该/绝对（可能）有责任的比例达到97.9%，而根据调查来看，当前参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比例达到91.3%。从反映医疗卫生服务均衡性和充足性的调查来看：针对“政府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回答满意和非常满意的达到50.9%;针对“医疗卫生服务保障落实情况”，由于数据部分缺失，通过SPSS数据计算，医疗卫生服务与现实相符或者比较相符的有效百分比占55.8%。而CGSS 2015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居民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比例达到77.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医疗卫生服务及保障的公共性、普惠性、均衡性与充足性较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也较强。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根据CGSS 2013调查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了医疗卫生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根据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从多个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解释变量中的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及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及健康状况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在不同水平上其显著性存在着一定差异。
在解释变量中，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医疗卫生服务的均衡性却不利于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提升。可能的解释是调查数据采取不同省份配比抽样的方式，在一个省份内部医疗卫生服务的差异性较小，其分别也相对较为均衡，因此均衡性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大。从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的显著水平上来看，便利性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因此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对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改善也是最有意义的。
从医疗卫生服务的4个维度，即充足性、均衡性、公共性和便利性来看，其均值分别为3.13、2.7、2.67和3.3。从4个维度的均值水平来看，医疗卫生服务便利性的水平是最高的，而公共性这一维度的水平是最低的。
在控制变量中，只有受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2个变量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影响不显著。
从样本5个级别的幸福感水平来看，感到非常幸福的农村居民有282人，所占比例为12.3%，比较幸福的农村居民有1 371人，所占比例为59.8%，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农村居民有407人，所占比例为17.7%，比较不幸福的农村居民有196人，所占比例为8.5%，非常不幸福的人所占比例最小，为1.7%。从幸福感的均值来看，其均值水平为3.72，处于说不上幸福不幸福与比较幸福中间，较接近比较幸福的水平，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水平相对较高。
根据CGSS 2015调查数据调查数据来看，虽然我国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从实际来看，提高我国医疗服务水平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
结果显示：针对农村访问者调查公共服务各领域中最需要加强的方面来看，医疗卫生服务排在第2位，仅次于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群众对医疗服务整体满意度评分结果来看，评分在85分以上群众的比重偏低;医疗费用家庭自付情况来看，家庭自付水平在3 000元以上的占到22.1%，自付支出较高，医疗卫生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根据CGSS 2013数据，分析了医疗卫生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虽然该数据反映的是2013年的情况，但是我国区域辽阔，东中西部以及城乡之间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不均衡，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以及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也是一个渐进过程，该调查结果和实证分析结果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将长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根据CGSS 2015调查数据进行的描述分析来看，提高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基于以上结论，当前各级政府应更加注重推动提升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二）启示
1.继续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力度。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城乡差距较大，因此加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力度，尤其是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使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真正做到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实现全覆盖，这对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的同时也应该构建完善的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为主要组成部分、其他保障制度作为补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保障系统。在此系统中，第一层次应是面向全体农村居民而建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初级保健服务体系，以达到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有关疾病的目标;第二层次也就是中间层次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通过保险特有的互济共助功能实现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权益，切实减轻因医疗卫生服务给农村居民造成的沉重压力;第三层次即商业医疗保险形式，由农村居民根据自身财力大小自愿决定是否参加，向那些经济条件较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无法满足自身需求的农村居民提供高层次的补充保障;第四层次是针对农村特困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这样多层次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充分满足了不同农村居民群体的医疗卫生需求，对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26]。
2.不断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性。（1）市场作为医疗卫生资源市场化的代表，政府则为公共性的代表，在逐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责所在，明确政府角色，政府应以购买者、监管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参与到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中，激发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中市场的优势与活力，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44]。（2）作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完善药品供应与监督体系，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同时规范药品供应价格是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点所在。一方面要坚持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进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建立政府与群众的双重监督体系，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行药品招标采购制度，并对其实行统一管理，防止出现垄断和腐败现象，同时政府要采取药品价格控制措施，严格控制药品价格，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3）针对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政府应该加大对医疗卫生机构及医疗卫生行为的监管力度，加强医疗卫生费用控制机制，尤其是加强对定点医院与定点医疗机构的规范与管理。 3.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便利性。根据上文实证分析结果，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对改进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1）针对农村医疗卫生设施较为落后的实际状况，应该在改善基本医疗卫生环境的同时实现医疗卫生机构的合理布局。根据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及地理环境，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在交通不便、人口密集的地区配置相应的医疗服务站，保证处于农村边远地区的居民可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2）与城市相比，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建设水平较为落后，要加大财政对医疗卫生设施的投入力度，整合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改善医疗卫生的配套设施建设，加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例如乡镇的卫生院和农村卫生室等，投入大量资金引入高水平的医疗设备，以满足常见病与多发病的需求，完善相关医疗服务设施，为农村地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与工作条件。（3）近年来医患纠纷愈演愈烈，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过程中，应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提高农村医护人员的素质，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与理解，为病人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尤其是要重视弱势群体的医疗卫生服务，使农村居民享受高效便利的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8-35.
[2]Kornai J，Eggleston K.Welfare，Choice and Solidarity in Transition：Reforming the Health Sector in Eastern Europ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452-453.
[3]梁鸿，赵德余.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解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23-131.
[4]陈竺，张茅.为了人人健康——全面实施《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J].求是，2013（4）：39-40.
[5]仇雨临，翟绍果.我国医疗保障的制度转型与发展路径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4（2）：114-119.
[6]韩俊江，王胜子.试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完善[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72-76.
[7]Wagstaff A.Inequalities in H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R].The World Bank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2：2 795.
[8]罗鸣令.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人口迁移的财政制度原因[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2（4）：25-28.
[9]彭健.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对策[J].财政研究，2009（3）：46-48.
[10]甘行琼，赵继莹，甘娜.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证研究——以东中西三省区为例[J].财政监督，2014（1）：64-69.
[11]孙开，崔晓冬.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与财政投入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2011（5）：4-8.
[12]高萍.区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现状、成因及对策——基于全国各省面板数据的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5（4）：90-97.
[13]刘一欧.我国城乡医疗卫生资源投入对比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23）：179-180.
[14]李燕，袁崇法，白南风，等.我国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证研究[J].城市观察，2013（6）：135-144.
[15]朱格.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研究[D].广州：广东财经大学，2014：32.
[16]E.S.Savas.Privatization：The Key to Better Government[M].Chatham，NJ： Chatham House，1987：4-10.
[17]H B Hansmann.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J].The Yale Law Journal，1980，89（5）：835-901.
[18]李红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与强化政府财政责任的对策[J].财政研究，2014（2）：58-61.
[19]王敬尧，叶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估指标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7（4）：103-110.
[20]宁德斌，杜颖.医疗卫生服务竞争性供给与中国医改[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8（4）：144-150.
[21]吴春梅，陈一恒.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目标下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J].齐鲁学刊，2012（1）：81-85.
[22]Denhardt，Janet V，Robert B Denhardt.The New Public Service Revisited[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5，75（5）：664-672.
[23]李銀才，付建华.医疗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3，33（1）：186-189.
[24]朱雪峰. 新疆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及影响因素分析[D].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2017：38.
[25]Richard A Easterlin.The Happiness Income Paradox Revisited[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ates of America，2010，107（52）：22 463-22 468. [26]David Blanchflower.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0，88（7）：1 359-1 386.
[27]杨胜利，谢超，杨书华.收入、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来自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的经验证据[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6，32（3）：69-80.
[28]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25（1）：196-219.
[29]莫旋，唐成千.收入、幸福与城乡差别——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研究[J].商业研究，2016（11）：158-167.
[30]荣方.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探究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J].现代商业，2016（7）：189-190.
[31]郭郡郡，刘玉萍.个体特征、夫妻交往与婚姻幸福感[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2）：43-50.
[32]Daniel Christopher Wunder.Are We Architects of Our own Happiness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Background for Well-being[J].The B.E.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Policy，2016，16（1）：125-129.
[33]Hartog J，Oosterbeek H.Health，Wealth and Happiness：Why Pursue a Higher Education[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98（17）：245-256.
[34]徐映梅，夏伦.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2）：12-19.
[35]袁林.受教育程度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6：40.
[36]刘丽娇.成都市基层公务员职业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7：55.
[37]杨薇. 社会分层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D].济南：山东大学，2014：45.
[38]Maurizio P.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 Capital：An Integrated Explanation[J].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9，38（4）：590-600.
[39]卜芳，肖立国.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与农村居民幸福感[J].科学决策，2017（3）：19-34.
[40]梁城城.财政透明度促进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拐点在哪里？——民生领域财政投资效率的经验验证[J].现代财经，2017，37（6）：28-40.
[41]陈刚，李树.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2（8）：55-67.
[42]邱航帆，卢海阳.公共服务评价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差异性研究——基于CGSS2013数据的實证[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3）：34-41.
[43]赵洁，杨政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了吗？——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7，30（6）：80-86.
[44]蒋帅，方鹏骞，苏敏.我国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探讨[J].中国医院管理，2017，37（7）：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