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战狂嚣
　　
　　中国首次原子弹爆炸和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同天公布，震惊了世界，也引起了苏联新领导人对中国核武器试验的高度关注。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采取地爆方式爆炸的，也就是说它是在地上102米高的铁塔上试验的，在精确测量核弹爆炸当量、杀伤力及使用和运载方面都受到了一定限制。尽管这惊天动地的一爆，打破了美苏核垄断的地位，但因投掷问题尚未解决，美苏方面虽感到担心，但又认为还需数年才能用于实战。美国中央情报局就认为，中国也许需要几年时间才可能完成飞机投掷原子弹的试验，因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将会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掌握原子弹的实际应用之前，对中国进行首次核打击。
　　中国不像美、苏两国设想的那样迟缓，所有举动都是出乎外人预料的。首次原子弹爆炸后才过半年，中国一架最先进的喷气式轰炸机装载着一枚原子弹，就于1965年5月14日晨8时13分30秒飞向高空，向中国西部某核试验场区飞去。机长兼第一飞行员是李源一，第二飞行员是刘景新，第一领航员兼任直接瞄准和投掷核弹任务的是于福海，第二领航员是张公祥，通讯员是孙兴富，射击员是韩惠安。他们是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来完成这次中国旷古未有的空投任务的。
　　这天气象条件不是很好，高空气流很不稳定，命中目标又难度极大。因为这不像投掷航空炸弹，投在靶心200米之内就可以打到满分，而原子弹靶标的周围布满了供作试验用的房屋、桥梁、铁路、飞机、坦克、火炮、舰艇、地下工事和各种动物，以此来测试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污染等杀伤力，若投不准就影响获得这些数据。加上投掷后在烟云升腾的瞬间飞离危险空域，也是件没有多少把握的事，因而机组人员都小心翼翼地操作着，观察着，设想着自己在完成任务时的每一个动作。他们同时也似乎看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守在电话机旁和张爱萍上将在指挥部里等待消息的热切的目光。


　　飞机已飞临靶区，在一碧如洗的万米高空上向下望去，只见白云不见，天明如镜，气象条件变得非常之好，从瞄准具里看靶标，恰如一枚五分钱硬币那么大小。于福海立即计算出投弹诸元，和机长李源一按照爆炸"零"时为上午10时整来做着一切准备。
　　飞机平稳，航向高度精确，产品温度正常，设备良好，通讯员孙兴富向指挥部请求："要求进入靶区，实施投弹。"张爱萍下令："进入靶区，空投！"
　　弹舱被打开了，9时59分10秒，于福海按动了投弹机关，通过瞄准具十字线，可以看见一个白色光点向靶心直棱棱飞去。
　　霎时间天摇地动，霹雳震天，一片火海带着雷声升了起来......
　　雷达测定，原子弹在距靶心上空40米处爆炸，空投十分成功！
　　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试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轰炸机正在返航。"
　　周恩来回答："很好，向你们祝贺，请转告机组人员，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祝你们安全返航，回去之后要很好地总结经验。"
　　十多天后，即1965年5月30日中午12时，机组李源一、于福海和张爱萍上将一道，应周恩来的邀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参加了宴请。
　　空投试验成功的消息，新华社当天就向世界公布了，全球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各国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已有能力将原子弹用于实战，说明不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这一消息也震惊了苏联克里姆林宫里的勃列日涅夫。深受信任的国防部副部长格列奇科站在了这位第一书记的面前，锋芒毕露地说："据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进行了一次飞机空投原子弹的试验，从我们的卫星发回的照片看，空投十分精确，证明他们的技术很高，中国已经有能力使用原子弹了。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国土防空要抓紧重新布置。"说着，把一叠照片放在了第一书记的面前。


　　勃列日涅夫因马林诺夫斯基在中国代表团面前出言不逊，正计划以此为由把其职务解除，而让格列奇科取而代之。此时，他望着眼前的这位爱将，问道："他们用的是什么飞机？"
　　"是中国自己生产的轰炸机，性能比我们的图-16好一点。"格列奇科回答。
　　勃列日涅夫稍稍有点放心，因为苏联的任何一种歼击机都可以拦截中国的这种轰炸机，而且自己手中还有大量的导弹。他还在想，在目前情况下，西方国家是不会将更先进的飞机卖给中国的。他突然问道："你们的导弹呢？如果中国人将核弹装到导弹上，那又会怎样呢？"
　　格列奇科说："中国人还没有这种技术，他们还没有能打到莫斯科的中程导弹。"
　　"这一点能够肯定吗？"
　　"我想可以肯定。"
　　听到这样的回答，勃列日涅夫高悬的那颗心便放了下来。他绝对没有想到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正在催促作导弹运载原子弹的试验呢。
　　初夏的傍晚，晚霞如火，丰泽园里的百年古柏一派墨绿。在甬道上踱步的毛泽东扭转身，对周恩来说："飞机空投原子弹成功，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我看还不够，还要学会用导弹打嘛！"
　　周说："这个我们也正在搞，我们的导弹比原子弹成功得还要早，只是没有试验过。"
　　"我说过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没有试验过怎么能知道行不行呢？"


　　周恩来思考了一阵，说："这个试验非常复杂，难度也很大，一旦失败了，后果不堪设想。"
　　"噢，是这样，不过嘛，困难总是要有的，大一点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国外叫喊了许多年，到头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做过这样的试验。"
　　毛泽东说："我看哪，他们是不敢，喊来喊去都是吓唬人的，他们不敢搞我们搞，搞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只要中央下决心，我看我们是一定能够搞成的。"
　　"告诉聂老总，我支持他们搞，我们就是要下大的决心，一定要搞成，这个意义是很大的。"
　　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形成了。
　　1966年10月25日，聂荣臻元帅乘一架军用运输机来到某火箭发射基地。在听完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报告后，他便下达了进入发射阵地的命令。
　　巨大的火箭在牵引车的拖载下，乘着夜色进入了发射阵地。聂荣臻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作了报告。
　　"聂老总，一定要精心指挥，万无一失。主席就坐在我身边，他一直没有休息，在等着你们的消息，现在主席要和你讲话。"
　　毛泽东主席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过来："聂老总，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报告主席，一切都准备好啦。"
　　主席说："我们历来是这样，不打无把握之仗嘛，这一次行动我们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关系重大哟，我一直讲，你是一个常打胜仗的人，这一次我相信你也会打胜的！"
　　毛泽东很少在重大行动之前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次却一反常态，使聂荣臻感到主席对这次试验的重视程度之高，交给自己的担子之重。


　　运载火箭巨人一般竖立起来了。8时50分，一切准备工作完成。聂荣臻下达了"开始发射"的命令。
　　9时整，火箭起飞了，飞向罗布泊试验基地的靶区。不久，靶区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在自己国家的本土上，热核打击发射试验成功了！
　　苏联的"橡皮套鞋"军事卫星和美国的"大鸟"军事卫星，都在这天拍下了火箭飞行的照片和中国西部升腾的蘑菇云照片。这些照片，立即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之前就引起了一阵争吵。
　　格列奇科叫道："中国人发射核实弹百分之百是针对苏联的，这是一种战争行为，是一种严重的挑衅，是对全世界，首先是对苏联。"
　　在斯大林时代就处于相当高的领导地位的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柯西金不同意这种观点，说道："中国并没有明确地表示，这是针对苏联的。不错，中苏关系正在不断地恶化下去，但是中国不可能首先对苏联使用原子弹，至少目前中国并没有明确把苏联列入主要的敌人。"
　　被人视为鹰派的格列奇科强硬地说："就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也要这样表明自己的观点，对中国必须先发制人。中苏关系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了，下一步的边界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从地面作战来看，我们有绝对优势，在核战方面应该早动手，以保持我们的核优势。"
　　这是一种十分露骨的核战叫嚣！
　　这是一种企图采取核外科手术的办法将中国压制下去的狂妄论调！
　　面对这样的争吵，勃列日涅夫一言不发。这位很难说能够称作领袖、充其量不过是个党务活动家和组织者的第一书记，在其执政的年代里很少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只是会注意平衡各派政治势力。此时，他只是在思考，作为一个不发达的国家，中国难道真的想与苏联一决雌雄吗？


　　政治局的紧急会议开始了。讨论了中国问题，更详尽地研究了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集团的反苏问题，会议同意了格列奇科关于对捷克动武的意见。果然，1968年8月23日晚11时，7.5万苏军越过边界入侵捷克。和苏联一道入侵的，还有罗马尼亚、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等国军队，总共23个师。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杜布切克被押运到了莫斯科，捷克被苏联军队控制了。
　　动用60万军队来降服持不同意见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是不是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呢？
　　--自从"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就由丰泽园搬到中南海小游泳池的毛泽东，不由得作出这样的思考。加上苏联新近出版的地图将中国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上600多个岛屿共约1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都划入他们的版图，这更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于是，他请周恩来和林彪到118号去商量。因为他在人民大会堂的那间办公室是118号，林彪在那里也有办公室，是在浙江厅。
　　
　　边境枪声
　　
　　苏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前后，就先后进行了十多次大的军事演习，其中德涅伯河、涅曼、东方快车等都是针对中国的进攻性演习。由于侵捷有功，鹰派人物格列奇科终于爬上了国防部长的高位，什捷缅科、巴甫洛夫斯基都分别被重用为苏军总参谋长和陆军总司令。
　　在总结苏军大演习的经验时，格列奇科为了针对中国，特别强调说："我们应该加强中亚方向的力量，首先我们对中国，在其东北有远东军区，在华北有后贝加尔军区，但在中国新疆的对面，我们还应该在哈萨克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塔吉克共和国，设立一个中亚军区，司令部可以放在阿拉木图，这样就可以形成对中国东西钳制的局面。"
　　勃列日涅夫当场表示，同意设立中亚军区。
　　格列奇科又重复和坚持自己过去的观点说："关于如何解除中国的威胁，我的意见仍是我们应该先发制人，最成功的办法是使用战术核武器，一举摧毁中国的核导弹。"
　　一向被称作"鸽派"的老资格政治家柯西金，立即予以反对："动用核武器的问题，要考虑到国际影响，特别是美国的态度，因为我们已经签署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条约，这会使我们陷入外交被动的局面。对中国问题，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对于两人的争论，勃列日涅夫倾向于格列奇科的观点，但又不敢匆忙作出进行核外科手术的决定，说道："别的事情政治局还要研究，我看中亚军区的事可以先定下来。最近苏中边境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敌视苏联的行动，而且多次入侵苏联国土，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都对苏联的处境表示了理解，国际舆论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对中苏边境问题我们要坚持以往的原则立场。"
　　由于苏联领导采取了这样的立场，中苏边境便更无法安宁了，边境之战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1968年1月5日清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七里沁岛，许多渔民踏着一尺多深的积雪，凿开石头般坚硬的江面厚冰，在下网捕鱼，然后由开到江面厚冰上的汽车运往黑龙江省饶河县城去出售。
　　当太阳升到半空中的时候，苏军的两辆装甲车、六辆军用卡车从对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哨所跨过主航道，向七里沁岛冲来。他们示威性地在岛上绕了一圈，然后停在了江心中国一侧。一位苏军上尉军官从装甲车里下来喊了几声，苏军士兵都从汽车上跳了下来，还从驾驶室里跳出两条军犬。两名士兵将一名中国渔民揪过来拳打脚踢，然后将其扔进水缸大的冰窟窿里。当这位渔民从冰水里爬上来时，两条军犬如狼一样一阵撕咬，将其衣服很快撕成了碎片。
　　中国拉鱼的汽车过来了，苏军装甲车猛冲上来，把中国汽车前的挡板、水箱全部撞坏，又向人群冲来。
　　一个青年渔民冲了上去，被撞倒在车轮下面。又有人冲了上去，也被撞在了装甲车下面。苏军驾驶的装甲车恰若发了疯的野兽，在人群中冲撞、碾压，对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大施淫威。于是，七里沁岛上展开了一场人与兽、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搏斗和抗争。这场搏斗的结果，是白雪皑皑的地面留下了四具中国渔民的尸体，是一片又一片殷红的鲜血，而苏军却无一损伤地撤回到了江对岸自己的阵地。
　　这，就是著名的七里沁岛事件。
　　中苏边界是世界上最漫长、最复杂、最敏感的一条边界线。自从俄罗斯帝国强行占去中国大片领土之后，17世纪以来始终未能合理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中苏"蜜月时期"，两国相安无事，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就纷起不断。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并于1960年8月22日和9月21日，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提出举行边界问题谈判。1963年8月23日，中国政府还向苏联政府提出维持边界现状，以避免冲突的六项建议。但苏联政府却搬出《中俄北京条约》附图，硬说中国的许多领土属于他们。


　　众所周知，中苏边界问题是由沙俄推行侵略政策造成的。16世纪，沙俄向东扩张，17世纪下半叶才同中国发生了边界问题。1689年和1727年中俄分别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确立了两国边界。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国开始侵占中国领土，1858年迫使清廷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1860年又迫使清廷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1871年俄国出兵强占伊犁达10年之久，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又强占了中国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在半个世纪中，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被俄国割去，其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或12个捷克斯洛伐克。由此可见，《中俄北京条约》是俄国强迫中国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其附图是1861年勘界前由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1861年中俄双方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并未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附图上画了一条红线，以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凭这条红线是不能也不可能标明江中岛屿的具体归属和边界的确切走向的。事实上，这一条约签定后，双方一直是依照国际惯例即主航道中心线来划分岛屿归属的。沙皇俄国边界官库兹明于1908年5月8日，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就明确指出："如果两国以河流为界，则以循河流中心之线作为边界，在通航河流上，该线即为航道。"同年9月6日，他给中国官员的信中又指出："河流中的岛屿系以航道划分。"而苏联政府如今却搬出《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硬说按照这张附图的红线，中国的珍宝岛属于苏联。真实的情况是，珍宝岛原来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江岸的一部分，后因江水冲刷而成为岛屿，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而且岛西的江叉从来也没有成为航道。关于红线问题，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苏联代表不得不承认它并不能表示边界的确切走向，更不可能划分岛屿的归属，同意按照主航道中心线来划分和确定江中的岛屿归属问题。


　　从1964年以来，苏联大量增兵于中苏边界，从当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前，苏联挑起的边界事件就多达4189起。七里沁岛事件是其中的一起，黑瞎子岛事件是其中的另一起。
　　面积约为350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岛，在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处。自古就属于中国的这个岛屿，却被苏军强占了岛的北部和东南面的江面，并在岛北部的江边建起了一排排木质小屋。1968年9月4日上午，苏军炮艇在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用长钩拖走了中国渔民的几套挂网，丢在炮艇的甲板上。不久，两位中国渔民驾一条小渔船摇着桨前来讨要渔网。当渔船快要靠近炮艇，高喊"你们为什么在割我们的渔网"时，苏军少校命令两名士兵用高压水枪向渔民射去。渔民顶着水柱欲将小船靠到苏军炮艇船尾时，苏军就用长杆捅他们。渔民抓住长杆的一头紧紧不放，炮艇突然开动起来，时前时后，时左时右，突然减速，猛然加速，把钩住的中国渔船掀翻了，两位渔民落水后奋力向岸上游去。而岸上尽是手持长杆的苏军，当渔民刚爬上岸时便被捅了下去，一次又一次，一回又一回，渔民无法上岸，只好游回江中，趴在翻了个的小船底上，向远处漂去。
　　过后不久，中国的一艘货船过来了，发现有苏军炮艇，便减速靠在了主航道中国一侧缓慢前行。而苏军炮艇一艘艘过来，拦住了去路。被五艘炮艇团团围住的中国货船16名船员，被登上船来的100多个手持钢枪的苏联士兵打成重伤，并将货物抢去。
　　珍宝岛事件更是轰动世界的一起苏联入侵中国事件。该岛只有0.74平方公里，位于黑龙江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北端与中国大陆相连。1915年因江水冲刷，使之成为两头尖、中间宽的一座小岛，恰似古代的元宝，因而得名珍宝岛。
　　20世纪初期，张盖和臧盖年等几位老渔民就住在珍宝岛上，并建房、种菜、捕鱼，遂被先后称作"张盖岛"和"翁岛"。中国居民陈远进于1928年买下张盖的住房，和其子陈锡山常住在岛上。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关东军于1937年强迫居民离开该岛，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锡山等人又回到公司村一带居住，经常到岛上生产和捕鱼。该岛原属虎林县公司村管辖，后划归虎头区管辖。岛上树木较多，多为灌木丛，杂草、树根所形成的塔头墩沼泽地占据了大部分陆地，岛上水泡与乌苏里江相连，成了大哈马鱼等鱼类的聚栖繁殖之地。
　　珍宝岛之东和苏联隔江相望，相距400多米。平时有江流阻隔，但到了冬季，江面冰层厚达两米以上，汽车、坦克皆可通行。
　　以孙玉国为站长的公司边防站，属合江军分区管理，全站30多人，执行着岛上的巡逻任务。而对面的苏军边防站叫作库列比亚克依内边防站和下米海洛夫卡边防站，其总站设在中国饶河对面的比金，人数达200余人，总站站长叫杨辛中校。


　　自1969年1月以来，苏军边防站部队就不断入侵珍宝岛，对我巡逻部队由拳打脚踢发展到了棍棒相向，使我军的巡逻不得不中途中断。珍宝岛对面的下米海洛夫卡边防站的站长伊万上尉，是个瘸子，上过军事学院，常歪靠在吉普车上指挥其士兵入侵，每次都打伤我战士多人，气得我干部战士牙咬得嘣嘣响。
　　1969年3月2日凌晨，珍宝岛气温下降到了零下30度左右，我侦察部队便在夜幕掩护下登上了珍宝岛的西端。根据昨天会议的研究分析，敌人极有可能对我登岛部队下黑手，很可能会开枪，因而参加会议的我陆军一三三师侦察科长马宪则、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曹建华、边防站站长孙玉国、侦察连副连长陈绍光、排长武永高等研究决定，由陆军七十七师二一七团一连副连长王庆容带一个排，配合一三三师侦察连先上岛潜伏，然后由孙玉国站长和周登国班长各带一支巡逻队上去，以防苏军的三面包围。经用电话请示军分区肖全夫副司令员后，开始了这次行动，但纪律是绝对不许先开第一枪。
　　由曹建华副参谋长、马宪则科长带领的侦察分队到达潜伏地点后，挖雪坑，上面罩上白褥单，埋伏了起来。早晨6时许，苏军的一辆吉普车上岛在南端侦察了一阵，又退回去了。当孙玉国和周登国分别带领的巡逻小组上岛之后，从苏联境内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很快开来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卡车和一辆指挥车，抢先赶到了珍宝岛的东侧，挡住了我巡逻分队的去路。70多名苏联士兵跳下车来平端着枪，摆开了战斗的队形。敌人前进，我军后退，一直退到了岛边，再没有退路了。
　　哒哒哒，苏军首先开火了，一下打倒了我军6名战士。孙玉国向苏军提出严重警告，苏军不听，再次向我射击。我军若不还击，就恐怕一个人也回不来了，马宪则科长果断地发出了还击的命令，参谋金泰龙用手枪朝天鸣枪发出了信号。立时侦察分队和巡逻分队同时向苏军喷出了火舌。也在此时，岛的另一侧之巡逻第二小组方向如爆豆一样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先说马科长这一边。王庆容副连长带几名战士冲过一片小树林，想反包围苏军，不料他被敌人的机枪打倒了。苏军一辆装甲车开着机枪，驶到了中国边防队的背后，我火箭筒手打了几发炮弹虽未能打中，结果把苏军装甲车吓回去了。我尖刀班在陈绍光带领下冲向敌人，打倒了好几个，他本人却被敌人打中了，胸部、左臂都受了伤。我军战士愤怒了，端着冲锋枪打倒了一片敌人。于庆阳看到一挺苏军机枪，想把它拿回作为苏联入侵中国的罪证，不料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虽经抢救，他还是倒在了战场上。敌人被赶回去了，我军也迅速撤离了珍宝岛。
　　再说岛的另一边。排长武永高、班长周登国带领的第二巡逻组，遇上了瘸子上尉伊万。我方抗议他越境侵犯中国领土，他却打了我排长一拳，并率其士兵又推又打，进入中国江面200多米。当孙玉国、马科长那边响起密集的枪声时，伊万也掏出枪正要射击，眼疾手快的周登国用冲锋枪把他打倒了，他带领的七人小组也被我军消灭了个干净。
　　就在这次冲突中，苏军向我国境内开始了炮击，预示着更大的战斗将要到来。为制止苏军再次进犯珍宝岛，我军于3月14日晚9时开始，在其周围布置了三个雷场，即江岸通道上埋了两个雷场，岛西江叉的江面上埋了20多颗反坦克雷。没想到江面上的反坦克雷开战时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被炸毁的一辆苏T-62坦克作为苏联侵略中国的罪证，被长期停放在那里。
　　雷场埋设不久，3月15日凌晨3时，苏军6辆装甲运兵车就逼近了珍宝岛，从车上下来的30多名士兵从岛岸中部登陆后，就在东北部丛林里隐蔽了起来。晨8时，孙玉国带巡逻分队12人按照临时改变的路线，从南侧登岛向北巡逻，依照潜伏部队的报告在岛中部即将进入设伏苏军火力区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当他看到敌人开始行动时，便令巡逻队回头折向西南。潜伏的苏军看到中国巡逻队将要远去，便打出了第一枪。我巡逻队立即在预定位置隐蔽起来。
　　这一切都被苏联境内指挥所里的列昂诺夫上校通过望远镜看到了，便立即指挥苏军按照预定方案，向珍宝岛发动进攻。8时零5分，3辆装甲车引导20多名步兵沿江面向孙玉国巡逻队隐蔽处冲来，没想其侧翼正好暴露给了我潜伏部队，反坦克炮、火箭筒、机枪、冲锋枪一阵好打，把苏军一时给打愣了。此时，我江岸的炮群也发言了，既击毁了江面上的装甲车，又轰击丛林里苏军设伏阵地，逃兔般的苏军士兵仓惶逃出丛林，在江面上又被我军子弹送上了西天。
　　9时46分，苏军的第二轮进攻开始了。三辆坦克和三辆装甲车从正面引导冲击，杨辛中校率领的坦克中队的四辆坦克从岛南端侧后江叉上穿插过去以切断岛与中国江岸的联系，企图消灭岛上的中国军队。我军看出了敌坦克中队的企图，就用火箭筒朝第一辆坦克轰了一炮，震得车内的杨辛中校火冲头顶，毫无顾忌地向前突击，终于撞进反坦克雷区。轰隆隆一声巨响，履带被炸断了，30多吨的铁家伙再也不能动了。岛上岸上的火炮、手榴弹全向这四辆坦克砸来，吓得三辆能动的坦克仓惶沿原路逃回。那辆被炸瘫了的坦克又被我军从顶盖里塞进手榴弹，事后才知威风八面的杨辛中校就被炸死在里面。
　　从正面冲击的三辆坦克和三辆装甲车，因岛岸太高不能登岛作战，其引导的苏军被我军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一些装甲车又被我火箭筒手击毁了。
　　下午3时13分，苏军大炮向我军猛轰了一阵。15分钟后，24辆坦克和装甲车导引一个连的苏军步兵发起了再次冲锋。此时，我军增援部队也赶到了。75反坦克炮手将反坦克炮推出掩体直射坦克，把敌军压了下去。列昂诺夫在指挥所里看到进攻再次受挫，准备命令70多辆坦克齐冲过去，没想到一颗炮弹落在了指挥所头顶并爆炸，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却被一颗流弹穿过了心脏，重重地倒在了雪地上。
　　杨辛中校和列昂诺夫上校死亡的消息，我军是在一个多月后，才从苏军《红星报》的报道中得知的。
　　苏联军队不仅在中国东北搞边境军事冲突，而且把侵略的魔手伸到了中国西北边境地区。正像毛泽东于1969年初估计的那样："西北可能要出问题。"
　　珍宝岛事件发生以后，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的的确确紧张了一阵。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在秘密会见林彪时，林彪说中苏矛盾是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而引起的，中苏边境摩擦不至于酿成大战，并诡秘地告诉他：还是有一点边境纠纷好，可以提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军区司令员在中央领导层的分量。听了此话，龙书金对边界冲突问题看得就不那么严重了，甚至当4月份中央军委发来电报，传达毛泽东"西北可能要出问题"的指示，要他早作部署时，他也一笑置之，只是草草地签了个名字，放进文件柜，未向下面传达。
　　进入6月份之后，苏军越境入侵事件明显增多，闹得龙书金心烦意乱。他觉得在自己辖区内中苏边界长达7000多公里，谁知道一天会发生多少事情？一件一件都由自己处理，不是太烦人，太乏味了吗？有时光送给他的报告就多达20余份，龙书金觉得太无必要了。于是，他未经报告上级，便自作主张，下达了一道命令："此后一般性的外交纠纷，可逐级报告，本级能处理的，可不必报告上级。"就是这一命令，酿成了一桩血的教训。
　　当时，中苏大战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危急程度。1969年8月10日，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在塔城军分区检查工作，听该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反映，对面苏军最近调动频繁，坦克轰鸣，可能在搞什么阴谋。任书田认为情况严重，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新疆军区司令部。8月11日，按照过去的约定，只要在两国边防军经常会晤的巴克图哨所挂起红旗，就是邀请对方司令官进行会晤的信号，这天中国军队在此悬挂了一天红旗，对方的上校、中校一个也没有露面。8月12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长孟魁武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认为苏军行动反常的电话后，立即报告给龙书金，龙也没有答复。当晚，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直接给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打电话，认为对面苏军可能有重大行动，我们照例进行的巡逻明天可否取消？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第二天，即8月13日上午8时，副连长杨政林照例带着三排37名官兵进入戈壁滩进行巡逻。在铁里克提东10公里处巡逻时，杨政林发现非常熟悉的这一带地形地物有些异样，有何变化还未闹清，一发飞来的炮弹突然在巡逻队中爆炸了。接着，六辆坦克摇掉身上的伪装钻出地面，从三面包围过来。300多名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发起冲击。
　　杨政林见状，立即命令战士卧倒抵抗，他的左臂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即使这样，他还从牺牲了的报话员身上拿起报话机，向塔城军分区报告了面临的情况和敌情，并指挥部队回击敌人。
　　当中国陆军第八师一个团从60公里外的巴克图据点赶来时，这里的战斗早已结束了，战场上留着被枪弹和燃烧弹打穿和烧焦了的38具中国官兵的尸体。
　　这是一起苏军入侵的重大事件，也是林彪分子导致的一起重大伤亡事件。有关各方面事先都给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作过报告，根据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有关规定，是很容易作出暂停巡逻的决定的，而龙书金却不作批复和答复，甚至当军区作战部长孟魁武请示时，他竟让孟向北京外交部报告，外交部值班人员回电说，关于边防部队的巡逻间隔、巡逻路线，可由新疆军区自行决定。球踢给了龙书金，但到他这里又没有了下文，结果酿成了"八·一三"悲剧性的事件。
　　中苏边境发生的这一串又一串的事件，所发出的一阵又一阵枪声，在说明着什么呢？在说明苏联想把战争加在中国头上的步伐越来越紧，入侵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中苏发生大战的气氛越来越浓，中国对此不得不作认真的备战。 　　
　　全民备战
　　
　　在苏联磨刀霍霍，挑衅不断，似乎是计划向中国打一场大战、核战的时候，中国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全民备战。
　　中国的备战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当然主要是针对美国。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令人十分不安，在中国南部，美国自1954年取代法国进入越南南方，支持吴庭艳集团，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之后，到1964年8月5日悍然越界轰炸越南北方，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中国必须准备对付美国可能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北部、西北部和东北部边境，因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其边境地区大量陈兵，由原来的10个师近20万人逐步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其战略导弹指向了中国的重要城市和设施，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在中国东南部，有美国支持的台湾蒋介石集团在不断窜扰，妄图反攻大陆。在中国西南部，因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入侵西藏而进行的中国自卫反击战获胜之后，两国的战争状态还未解除。在中国的东方，美国军队驻扎于南朝鲜和日本，对远东和平及中国安全都构成了威胁。面对如此险恶的周边环境，毛泽东想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的经验，认为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对付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致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苏联便遭到惨重的损失，而不被斯大林重视的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地却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毛泽东由此想到了战时后方工业基地的重大作用。加之他想到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70%的工业都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而交通闭塞的西南、西北地区近代工业却十分薄弱，这既不利于战争，更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于是，一个先集中力量搞内地大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在他心中形成了。
　　1964年4月，国家计委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提出了大力发展农业、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加强基础工业的任务，被人简称为"吃穿用计划"，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的赞同。但考虑到周边环境和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增大，开始对这一计划的设想有所改变。同年5月10日至11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三五"计划时插话说：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要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指出三线建设要先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及其相联的煤、电和交通搞起来。并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在6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他还重视各省的小三线，说道：我们沿海各省要搞手榴弹，讲了几年了，没有搞起。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你运，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由于毛泽东的推动，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实现了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转变。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3月29日，中央宣布西南三线总指挥部的总指挥为李井泉，副总指挥为程子华和阎秀峰，后又增派彭德怀为第三副总指挥。同时，还组成了以刘澜涛为首的西北三线总指挥部。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以谷牧为主任的国家建委，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切实抓好西南、西北战略基地和一、二线基地的建设和重点项目的建设。9月至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由吃穿用改为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三线建设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1966年，毛泽东还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作了具体解释。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爆发了，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刚刚开始的备战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在此期间，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苏联却快速发展其军事力量，在美苏争霸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中国则越来越感到与自己接壤的苏联是自己最危险、最现实的敌人，遂将战略防御的重点由南移到了华北、东北、西北的"三北"地区。由于苏联不断挑起中苏边境冲突事件，特别是1968年8月23日晚苏联纠集华约部队突袭了捷克，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大举侵华的可能性、紧迫性看得愈加严重，于是想方设法把战备工作推向了高潮。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于3月4日发表的社论题目是：《打倒苏修新沙皇》。3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4月1日至26日，中共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通过的政治报告指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毛泽东对于国际形势和战争危险的分析是十分慎重的。在中共九大会议上，自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以来就被靠边站的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毛泽东给这四位元帅布置了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到北京四个工厂"蹲点"，二是由陈毅负责，共同研究国际形势，提出书面看法。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安排陈毅在南口机车修配厂，叶剑英在新华印刷厂，徐向前在"二七"机车车辆厂，聂荣臻在化工三厂，每周二至周四在厂里"蹲点"三天，其余时间自行支配，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由陈毅每月主持讨论会两三次。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把涉外电文及时分送给四位老帅。周恩来对四位老帅说，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总结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6月7日下午3时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经周恩来批准同意的前驻英代办处常驻代办熊向晖和纪律性强的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姚广列席。此时，叶帅72岁，聂帅70岁，陈帅和徐帅68岁。从这天开始到7月10日，他们进行了六次共19小时的讨论，由陈毅写出了第一次书面报告，由四位老帅于7月11日签署后上报周恩来总理，主要内容是：
　　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美苏对峙。
　　对反华的看法：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
　　对美苏矛盾的分析：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
　　四位老帅的看法是冷静的，客观的，但由于1969年6月和8月新疆裕民县塔斯提地区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且从下半年开始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增加，苏联私下还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这样就使以林彪为首，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他们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要求组成各级人民防空小组。由于当时一些省区的武斗问题仍未解决，中共中央于1969年8月23日发布命令，提出美帝、苏修正在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的祖国，边疆军民要坚决响应"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加强军民、军政及军队内部的团结，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这一命令，就成了一个广泛、紧急的战备动员令，一个措施严厉、态度坚决的禁止武斗、安定形势的命令。这一命令的发布，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
　　在这种形势下，全国各地都开展了战备动员和教育的活动，不少省市按照战时要求成立了组织指挥机关，大中城市开始了人口和物资疏散，大量挖掘和建造地下防空工事，部队还展开了拉练活动，从而使全国性的战备活动形成了高潮。
　　
　　深思熟虑
　　
　　在全民备战逐渐形成高潮的日子里，毛泽东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注视着美国的动态，注视着苏联的动向。据可靠情报说，自珍宝岛中苏发生武装冲突之后，苏联准备对中国打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核战争，也就是用小型核炸弹，摧毁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发射基地，使中国失去核还击的能力。情报还说，苏联已派其国防部副部长崔可夫元帅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了通报。这就意味着苏联动手的时间表已经排定了。
　　勃列日涅夫真的敢启动核战争的按钮？美国真的会支持苏联实施核外科手术？中国8亿人民这条航船怎样才能闯过急流险滩，到达一个安全平静的港湾？这些，不得不由毛泽东作深沉缜密的思考。
　　毛泽东关注着美国。他知道一向仇恨共产党、仇恨共产主义的尼克松，从1969年1月20日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后，外交活动频繁，出访了欧洲，会见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并同法国戴高乐进行了会谈。毛泽东是不可能知道尼克松和戴高乐会谈的细节的，但作为尼克松来说，却认为与戴高乐的会谈是他欧洲之行的最大收获，因为他们谈到了中国问题。回到白宫后，他从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送来的关于苏联入侵珍宝岛及其相关的外交文件中，看到中、苏两国已由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国家敌对状态，说明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基辛格说，在二次大战中，许多国家惧怕德国人而把犹太人拒之国门外，而中国在上海就接纳了2000多名犹太人。当尼克松问中、苏两国哪个更可爱些时，基辛格说他似乎偏向中国一点。直觉告诉尼克松：如果他要推开中国那扇古老沉重的大门的话，基辛格可能是个可信赖的帮手。
　　毛泽东关注中苏边境事态的发展。在边境事件不断发生的日子里，苏联领导人也在研究着对策。对捷克采取了军事行动之后，改组捷克党的工作面临不少难题，勃列日涅夫确定由谢列平去考虑。关于中国问题，虽然中国在边境部署了不少军队，但不像要打一场进攻战的样子。而苏联若要打一场进攻中国的大战，就会减弱与美国在欧洲对抗的实力，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就必然会使自己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潭，令人胆寒。如此棘手的中国问题，勃列日涅夫决定让柯西金去处理。勃列日涅夫考虑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发展成大规模战争对己不利，就通过热线电话直接找毛泽东。中共中央的话务员问："你是谁呀？"莫斯科回答："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中国话务员斥道："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勃列日涅夫只好挂了电话。中国党内的极左分子康生认为话务员水平高，骂得好。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知道后对话务员作了批评："你也没有经过领导，怎么能胆大包天干违反纪律的事！"勃列日涅夫没说上话，柯西金又用热线电话打到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要找周恩来，代司长李连庆回答："我们两党已没有关系，但两国还有外交关系，我将立即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接到李连庆的报告，立即在上面作出批示："立即准备谈判。"当晚报送毛主席，毛主席当即批示："同意。"周恩来这种迅即果敢的决定，避免了一场中苏大战的发生。尽管如此，中苏边境冲突仍然不断。在珍宝岛冲突中，对江叉上那辆被打瘫了的30多吨重的苏联坦克，苏联想把它拖回或炸毁，以消灭其入侵中国的罪证，并派小分队险些把红外夜视仪盗走。中国为了捕获这辆新型T-62型坦克，以供军事科研单位研究，用载重汽车拖，人工绞盘拉，结果只拉上来炮塔部分，被撕成两半的那一半坦克主体还牢牢地被冻在江面上。直到江面解冻，坦克沉入江底后，我潜水员于1969年5月2日将钢缆套挂在车体上，用数辆载重汽车才将其拖上岸来，并被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其红外夜视仪、射击双向稳定器、大功率柴油机等技术设备的构造、性能和各项参数，被我军事研究部门所破解、掌握，不久，我国制造的新型72型坦克就加入了我国装甲部队的行列。苏联的坦克车装甲极厚，步枪、机枪子弹对它无法，穿甲弹、破甲弹对它也毫无办法。于是，要击毁这种坦克的甲板，炮弹的初速应该是多少，炮弹接触钢板时瞬间产生的高温高压又应该是多少，成了一个谜。通过外交渠道，我国搞到一个计算方程式，可惜谁也不会解，计算机里也无法输入解这种方程式的程序。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叶剑英元帅想到了一个人，此人名叫刘光志。这人在30年代是济南柴油机厂的工人，因有多项改革发明，深得一位姓梁的资本家的赏识，将女儿许配给他，并送他赴德国深造，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学成后，刘光志在德国著名的克虏白兵工厂任工程师，所设计的各种主战坦克和火炮扫欧亚，征北非，将英法联军打得大败。他刚步入而立之年，就升任该厂副总工程师，成为世界兵器行业的巨匠泰斗。1945年德国战败，他被虏往苏联。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派人与苏交涉，把刘光志要回来，在党中央后勤队工作。全国解放后，刘光志不愿再造兵器，便在山东工学院担任了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因历史问题，刘光志受尽折磨，被罢官削职，成了校内一名花木工。1969年5月，北京某军事研究所的两名科技人员，身着便装，带着那个谁也解不开的方程式，来到山东工学院，在花木圃里找见了刘光志。来人不敢相信如此落魄的人，就是世界兵器界的知名巨匠！他们把方程式递过去，刘光志问："这方程式是干什么用的？"来人说："是教学用的。"刘光志冷冷地说："教学根本用不上这种东西，你们拿走吧！"说着，又锄起地来。几天以后，两位军人身着军装，背着校领导，又找上刘光志的家门，说："首长批评我们了，我们以为......"时年59岁的刘光志说："瞧，我已经算出来了，你们需要的几个数据在这里。"不久，我军在吉林白城子射击试验新研制的穿甲弹和破甲弹，将近25厘米厚的钢板被打得坑坑洼洼，弹痕累累。为提高我国穿甲弹、破甲弹威力作出重大贡献的刘光志，1978年被平反、解放，1982年被任命为山东省副省长，1988年去世。
　　毛泽东关注着苏联领导集团的动向。苏联为了准备作战，对中央到地方军区司令部作了改组。令人注目的军方人事变动有：苏联空军司令维尔希宁元帅被库塔霍夫元帅所替代，苏联武装部队第一副总参谋长更换为奥加尔科夫上将，边防军中央指挥部副司令更换为约诺夫大将，北方集团军司令更换为坦卡耶夫上将，远东军区司令更换为原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托卢勃科上将，这就表明苏联有准备核战争的意图。苏联在中苏边境驻军原来只有12个师，珍宝岛冲突后猛增为步兵55个师，坦克10个师，4个空军军团，海军13万人，还有12个战役火箭师等，总兵力超过了100万人。过去，苏联把美国和西欧作为打击的主要目标，如今似乎发生了变化，把中国作为其头号敌人，因为其现在亚洲地区的35个导弹基地，其中洲际导弹基地10个，中程导弹基地25个，大部分都把目标对准了中国。军事上如此，政治上苏联更想把中国共产党赶出国际共运。1969年6月5日，苏共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有75个党参加的世界共产党会议。苏共在会上猛烈攻击中共，一些党也把中共作为攻击的对象，但也有罗马尼亚、澳大利亚、意大利、厄瓜多尔、日本等国共产党，对勃列日涅夫的长篇发言进行批评，并对其"有限主权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五天后该会收场，苏共原先准备的文件被肢解，变为世界和平呼吁书、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公告及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增强国际共运团结的文件，这些文件中都删去了攻击中共的言辞，使苏共围剿中共的阴谋得到破产。1969年8月13日，苏军在中国新疆铁里克提地区制造流血事件，打死我38名官兵之后，苏联外交部又贼喊捉贼地提出强烈照会，说是中国入侵了苏联领土。这一混淆视听的伎俩确实在世界舆论中造成了混乱。聪明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查阅地图后发现，乌苏里江地区离苏联铁路不到50公里，而中国铁路却在300公里之外，在新疆的冲突地区离苏联铁路的最近点不到10公里，而离中国铁路却有800公里之遥，加上中国空运力量远逊于苏军，若是中国挑衅，绝对不符合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作法，说明这些冲突绝对是由苏联挑起的。就在这些冲突之后，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政治局会议上叫嚷，要用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对中国进行一劳永逸的打击，遭到了柯西金、葛罗米柯等人的反对。在政治局会议后的一天下午，勃列日涅夫在苏军总部，与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副部长崔可夫元帅、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扎哈罗夫、战略欺骗总局局长奥加尔科夫一道，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晚上9时零7分，勃列日涅夫叫通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电话，说道："苏军大本营作过多次研究，准备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请你秘密地征求一下美国最高领导人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总统本人或者基辛格博士个别面谈。......"多勃雷宁放下电话，就拨另一部电话叫白宫。一个半小时后，他按约定时间赶到皮埃尔酒店第19层的一个房间，和基辛格进行了一夜谈话，得到基辛格的答复是："请耐心等待，我们需要慎重研究。"他等了8天时间，没想到美国把他们出卖了。基辛格将情况给尼克松作了汇报，尼克松考虑核污染会毁掉美国在亚洲的25万驻军，怕成千上万平民死亡，怕整个世界都吓得跪在北极熊面前，还怕倒回到核竞赛的老路上去和增加军费，因而表示坚决反对苏联实施核打击。并决定，要将消息传递给中国。当时，美国与中国没有联系，通过罗马尼亚或巴基斯坦传递又怕走漏消息，最后决定走民间路子，让不太显眼的《华盛顿明星报》把消息捅出去。于是，《华盛顿明星报》于8月28日刊出一则消息《苏联欲对中国作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篇报道勃列日涅夫看到了，气得发疯。毛泽东也看到了，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毛泽东从来是不怕原子弹的，早在十多年前就认为"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决定战争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要人去掌握的......"1964年中国有了原子弹，不久又有了氢弹，有了运载火箭，有了还击战争狂人的能力，毛泽东便开始考虑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这一问题了。
　　最近，毛泽东在中南海东北角小游泳池里阅读《二十四史》。这个小游泳池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丰泽园年久失修，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修建起来的一爿砖木石结构的平房，房内有一小型游泳池，还有客厅、书房、寝室和健身房，其建筑风格与周围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并不很谐调。但毛泽东却喜爱这里，其逝世前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他在碧波荡漾的游泳池中，时而用臂击水，时而仰浮在水面，而头脑里却浮现着国境线上苏联那百万虎狼之师。百万大军算什么？我有500万大军与之抗衡。就算他一万辆坦克突破我一道、二道防线，但在预定纵深战场上会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加之他们远距离作战，补给线长，必然会被我国军民打得头破血流。核战？他们敢吗？美国会同意吗？毛泽东从《华盛顿明星报》上看到那则消息，感到不是空穴来风，似乎也感到美国有股什么气息传来。
　　毛泽东上岸，再一次阅读《二十四史》中《明史·朱升传》中的一段话。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四方旱蝗，饥荒严重，又瘟疫流行。是时朝纲不振，政治腐败，内部纷争，天下群雄竞起，遂致天下大乱。定远(安徽省)皇觉寺为乱兵所焚，朱元璋无奈，投至义军郭子兴属下，任亲兵九夫长。后屡次征战，南讨北杀，兵多将广，朱元璋羽翼渐丰，急于称王。而帐下隐士朱升剖析天下大事，指出为敌者，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东南有方国珍，早早称王只能成众矢之的。现在天下大势未定，群雄逐鹿，不如暂时拥戴已称宋帝的韩林儿，修好于各方，集中打击陈友谅。此为"高筑墙，广征粮，缓称王"之策。朱元璋纳之，灭陈友谅，沉小明王于瓜号江中，障碍既除，才于公元1368年正月即皇帝位。
　　从《朱升传》这一段话中，毛泽东受到启发，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对付核大战的国策。这九个字，词意都是很明白的，"深挖洞"，修建防空工事，当核弹袭来时人们可以躲在地下，减少伤亡。"广积粮"，人们才有饭吃，才能长期坚持。"不称霸"，就能克服两面树敌，给急于撤出越南的美国吃颗定心丸，明确告诉他们中国无意在亚洲追求霸权，也无意去填补美军撤后的空白。
　　所以，当毛泽东将这九个字告诉周恩来时，周稍一思忖，眼睛陡然一亮，说道："不称霸，好！这样美国就该放心了。"
　　"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毛泽东有点得意地说。
　　周恩来说："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点着烟，自言自语地说，"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紧急时刻
　　
　　1969年下半年真是个多事之秋！在中苏边境线上，苏联挑衅不断。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不止一次地在讲话中呼吁中美会谈，宣布"美国不是要改变对大陆中共的政策，而是要改变中美两国的关系"，表示"在某个时候，我们即使单方面的采取措施，我们也将努力......"曾担任过驻莫斯科记者的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上载文说："在中苏冲突中，给了尼克松一个大好的机会--使他能成为像样的历史人物的机会；当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尼克松得下巨大的赌注。一旦中美接近，将使世界政治形势产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些情况，这些言论，这些报道，周恩来都注意到了。
　　7月初，乘游艇的两个美国人侵犯我国领海在广东被抓住了。周恩来立即指示在未搞清真实情况之前，不要在报纸上渲染，更不要随便给人家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广东省公安厅很快查清了情况，知道这两个美国人是暑假去香港旅游的大学生，因迷失方向误入中国领海，船上没有窃听器、发报机，不像是间谍，而且态度很好，承认误入领海，并写下了字据。周恩来于7月23日接到报告，当即批示："立即放人。"7月24日，这两个美国大学生通过罗湖桥到了香港，并立即成了新闻媒体关注的人物。
　　美国得到消息后，其国务院立即宣布放宽对中国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这是中美间进行的一次奥妙无穷的对话。
　　7月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
　　同天，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我驻苏代办，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
　　同天，西哈努克派人见我驻柬埔寨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6月17日写给周恩来的信，要求访华会见周恩来或其助手，信中说，中美"20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
　　周恩来将这些情况交给陈毅等四元帅研究。叶帅认为，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其撤出越南后苏联接管"真空"，来建立所谓的"亚洲安全体系"，美国放宽贸易和来中国旅行限制，是想拉中国，压苏联。聂帅认为苏联要求中苏高级会谈，是怕中美缓和。徐帅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必在东欧引起连锁反应，苏联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中国递出橄榄枝。陈帅说，"20年长期交恶"，真是概乎言之。美国憋不住了，苏联也憋不住了，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后面还有文章，要继续观察。
　　9月3日，越南胡志明主席逝世，9月9日举行国葬。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4日到河内吊唁，当晚回国，外电猜测周恩来如此匆匆是避免与参加葬礼的苏联领导人见面。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在9日胡志明葬礼上未与苏联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10日回国。
　　柯西金在越南传话希望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恩来，因越方延误，苏驻华代办向我外交部紧急提出，经报毛泽东同意后，柯西金已离越回到苏联杜尚别，知悉后又绕道于9月11日上午9时飞抵北京。周恩来在机场与他会见了55分钟，进行了坦率的谈话，决定双方从1969年10月开始边界谈判。
　　9月13日，四位老帅集体阅读了周恩来与柯西金的谈话记录，认为苏联是想借中国压美国，同时也想摸摸中国的底。
　　不久，又有人认为柯西金北京之行是苏联为大举进攻施放的烟幕，就像二战时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去迷惑罗斯福一样。四位老帅又作了研究，写成《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既对柯西金北京之行作了分析，又对打开中美关系提出了一些设想。
　　早在8月27日，毛泽东在小游泳池中同周恩来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问题时，周恩来就将四老帅认为苏军于我国国庆节时偷袭的可能性很大，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问国庆节时的集会如何个搞法。他的潜台词是，搞集会主席就要检阅，中央领导人要登天安门，若是人家趁这个机会把原子弹扔过来，风险就太大了。
　　毛泽东说："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界，看看这个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意志不可更改，就开始想个万全之策。不料毛泽东又说："如果不放心，咱们可不可以先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咱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恩来十分赞同，并补充说："放完后，咱们来它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他们还商定了放原子弹的时间。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情景。
　　9月28日、29日中国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果然把世界打愣了，都在猜测中国核试验的当量、威力和用意。有的新闻媒体进而指出："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谋取某项具体的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这就等于警告苏联，如果你敢按动核按钮，中国就会立即予以还击。
　　果然，当勃列日涅夫转过神儿时，中国的国庆节已经过了，而且过得十分热闹、顺利，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游行的队伍。
　　作为九大党章中规定的接班人、党的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林彪，在安然度过国庆节后，猜测苏联会在中苏开始在北京进行边界谈判之时，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于是，他在1969年10月初，在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部队司令郑维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等陪同下，乘飞机在山西、河北等地视察，看地形。
　　10月16日下午4时许，林彪第一次以党的法定接班人身份，乘飞机来到江苏省的苏州硕放机场。同来的有其夫人叶群、"林办"的一大半人马，有8341警卫部队。事先还有打前站人员。
　　林彪到苏州后住在南园。第二天下午，他把值班秘书张云生叫去，要给中央军委办事组负责人黄永胜下几条指示。他共讲了六条，每条都是一句话，中心意思是防止苏联突袭。大意是：一、要防止苏联以10月20日开始谈判作烟幕对我实施突然袭击；二、全军各部队要立即实行疏散；三、要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四、对战备工事、重要目标要采取隐蔽措施；五、抓紧国防工业的生产；六、二炮部队要作好发射准备。
　　林彪口授完后，让张云生把记录复述一遍，先给叶群看看。叶看后问张云生有什么意见，张说：第一，这样的大事，应当请示毛主席；第二，对第六条，应当加些限制词，因为动用核武器不能轻而易举。叶表示同意，就和张一道见了林彪，林同意这些意见。叶就让张云生把修改后的稿子重抄成一式两份，一份由她用电话传给在武汉的汪东兴，由汪报毛主席；另一份由张云生传给黄永胜。
　　传给黄永胜的那份文稿是当晚7时许才传出的，因为"林办"有个规矩，林彪口授或批示的东西向外传出之前，一般要压2个小时以上才可传出。张在传出这六条时没加任何标题，但几天后他在《军委收电》中却发现全军普遍贯彻执行的是《林副统帅的第一号令》。原来，17日晚11点钟，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向阎仲川、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和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传达林彪的六条时，还是个单子。黄让阎去传达。阎问怎么传达，黄说用电话和军区首长说说。阎便回到作战值班室，和作战部一起拟了电话稿，并从一号编起，这就搞了一个"第一号令"。19日，毛泽东听了关于《林副统帅的第一号令》的报告后，只说了两个字：烧掉。而叶群却掩饰地对秘书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
　　《林副统帅的第一号令》发出之后，在全军全国引起不小的恐慌和混乱。但因毛泽东的领导和周恩来的具体操持、中国核武器的成功，以及全国军民的无畏意志，加上中苏边界问题谈判的进行，终使勃列日涅夫没有敢于摁动核按钮。不久，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接着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新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再接着尼克松总统来华进行国事访问，苏联对中国核打击的阴谋彻底地破产了。
　　人民共和国的一页沉重历史终于被掀过了。
　　接着要书写的，是一篇壮美的华章......
　　2002年7月8日上午9时搁笔
　　(题图为1960年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同赫鲁晓夫等人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