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社交媒体时代发生的首个全球疫病大流行。
　　这是政治上两极化、经济上不平等时代的流行病。公共卫生危机在关键轴上的不同影响（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以及公民与移民之间）可能会加剧已有的社会政治鸿沟，使基本社会政治凝聚力骤然紧张。
　　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首次大规模信息恐慌，它将新冠疫情的暴发与以前的疫情暴发区分开来。
　　随着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封锁，用于传播信息和开展交往的社交媒体基础设施正在达到前所未有的新规模。
　　此前任何一场大流行都没有经过这样的传播阵势：死亡人数和细节通过24/7的滚动报告时时通达全球，30亿手机用户源源不断访问新闻，数以亿计的社交媒体来源构建了永不止歇的对话场。
　　然而，大流行期间的社交媒体面临的既有福，也有祸。
　　尽管社交媒体一直在传播虚假信息，但它也一直是经过验证的信息的重要来源。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赖社交媒体来获取疾病情况的最新进展，而不断流传的有关事实真相的个人轶事和报告，也迫使政府发布有关这场危机的更准确的信息。
　　除了寻求认知，社交媒体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为集体宣泄的空间。除了充当被隔离者和无法接受治疗的患者的发声和发泄情绪的通道，社交平台还充满了人们从事捐赠、志愿服务和以意想不到的慷慨方式互相帮助的故事。
　　然而，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令错误信息与虚假信息以空前的速度传播和繁育，创造了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激发了个人和群体在线上线下的焦虑和种族主义。在数字时代，分析、评估和传达信息所需的时间无法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即时传播错误信息相抗衡，互联打败了深思。同时，社交媒体还促进了一种有偏见的集体组织形式，类似于众包，可以迅速招募和集结许多人，然而如此采取的行动非常可能基于可疑的主张和信念。
　　可是，不论是好是坏，社交媒体已然构成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疫情固然令人难以忍受，但假如没有互联网，我们目前正在忍受的一切都会变得更糟。社交媒体正变得愈加重要，令被迫居家的人们摆脱孤立，寻求帮助，协调捐赠，相互娱乐和交往。它变成了人类社会跳动的脉搏，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如何思考和应对危机;人类共同体的成员，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威胁，需要喃喃自语和互相通气。

　　互联网模因现象与疾病流行共享一種形容——病毒式传播——也许并非巧合。新的冠状病毒的暴发与反应，伴随着一场大规模的“信息流行病”（infodemic）——它指的是一些事实，加上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放大和传递，以与根本现实完全不相称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
　　在任何情况下，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都会造成恶劣后果，但与公共卫生危机相关的不良信息尤其具有危险性。也正因如此，确保准确信息被听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所以，一方面社交媒体改变了疾病传播，另一方面，大流行也促使我们切实改变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平台需要找到一种显示更准确的相关健康信息的方法，但这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在说“这很复杂，我们还不知道答案”的一方与说“我们知道事情就是这样的”的另一方之间的任何竞赛中，后者总是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即使我们知道他们是不对的，因为后者简单而且吸引人，很容易据其说法采取行动。
　　使用三种方法可以增加与虚假信息对抗的有效性：（1） 受众初次暴露于虚假信息时，要及时警告;（2）不断重复对虚假信息的驳斥，因为虚假信息是依靠重复而假扮为真理的;（3）提供具备替代意义的更正，帮助填补理解上的空白，以消除错误的所谓“事实”。
　　社会以信息和联系为基础，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通过多种设备立即访问信息和建立联系，只需要一次轻轻点击而已。然而，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过程将取决于将正确的信息提供给需要它们的人。
　　社交媒体无疑增加了我们的焦虑，但身处一场公共健康危机之中，感到紧张未必全然是坏事。所以，经历这场危机，我们一方面要推动社交媒体平台的改善;另一方面，作为用户，也需要成为更负责任的社交媒体使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