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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位成员，他们都是中央银行的行长，每隔一个月的星期日晚上7点聚集在瑞士巴塞尔市一座圆形塔楼的E会议室开会，会议持续最长不超过一个半小时。然后，所有助手离席，剩下的人到塔楼18层的餐厅共进晚宴，全球金融界最敏感的工作就是在这种秘密聚会上进行的，当然，与会的贵宾偶尔也会有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这样的人物。1930年至今，84年来始终如一，从未有任何差池。这个金融组织便是最古老的国际金融合作组织和“央行的央行”——国际清算银行（BIS），这座塔楼也就是它鲜为人知的机构总部所在地。
《巴塞尔之塔》这本书就是针对BIS这家最具神秘感的全球金融机构进行历史调查的开山之作。该书基于在瑞士、英国和美国的大量档案研究，以及对核心决策层人士，包括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先生、前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爵士和BIS旧任高层官员的深度访谈，讲述了BIS从未公开的历史。
1930年，在时任英格兰银行行长和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等的支持下，BIS成立，目的是帮助处理德国和一战中其他战败国向战胜国的赔偿事宜。经过多年的沿革，它已经变成各国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同时，也是管理者的交流中心，帮助决策层管理商业银行、监督外汇市场和保护世界金融体系。在国际条约的保护下，BIS及其资产在法律上不受任何国家和政府的干预，权利不受任何侵犯。尽管坐落在瑞士巴塞尔，但瑞士当局对这家银行及其办公场所没有任何管辖权。虽然仅有140个客户，但BIS在2011至2012年度实现利润11.7亿美元，且不必缴税。
《巴塞尔之塔》一书将BIS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酝酿创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整个二战期间，BIS都保持着运营状态，还曾为纳粹保管过从他国劫掠来的黄金，代理德意志帝国银行从事外汇交易，并被同盟国和轴心国当作彼此之间的秘密联络点，维持着战争期间国际金融渠道的畅通。
第二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二战催生了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设立，BIS一度处于存亡之际。最终，凯恩斯以退出布雷顿森林会议为威胁，BIS才得以保存。这一阶段BIS主要是洗涮二战的历史负累，恢复名誉，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生存定位：为中央银行提供资金管理、金融协调和会议场所。
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末欧元诞生。1971年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BIS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期。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欧洲货币局在搬迁到德国法兰克福之前，诞生于此；全球第一家专注于银行监管的国际组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总部也设在BIS；1988年，全球首个国际监管标准——第1版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此出台。BIS这一阶段的核心竞争力，是在欧洲一体化中表现出来的专业的国际金融协调力以及应对跨境银行危机而推进的国际监管合作，就如作者所言，“在通往欧洲统一的道路上，每一站都有BIS的身影。”
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BIS从一个非常着重于欧洲事务的机构，走向全球化，美联储的正式加盟，使得BIS作为管理全球金融事务的一家特殊银行的合法性得以延续和强化，并由此开始向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拓展。
第五阶段是从2008年至今，先是竭尽全力捍卫欧元，接着充分发挥其专业知识与强大的数据核心竞争力，将资本协议升级为以巴塞尔协议Ⅲ为核心的一系列国际监管标准，其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和支付结算委员会作用尽显，以引领全球的金融监管规则，引导全球金融秩序的重建。
《圣经》中的巴别通天塔之所以永远修不完，是因为上帝在观察那些修塔人时，让他们讲不同的语言，阻碍他们之间的交流，导致修塔人无法相互理解，故而修塔过程只能终止，修塔人四散而去，那座通天塔只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从德国战后赔款、央行间清算、外汇储备管理到如今的货币政策协调、监管标准制定和专业金融数据集成，BIS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能甩掉历史包袱，对自身不断进行改革扬弃，把握住了适合自己的核心业务，激发内在的能量和智慧，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专”的比较优势，为自己创造出了不可替代性，其秘密恰恰在于它的沟通功能。
虽然BIS历经变故浴火重生的非凡能力，值得敬佩与学习。然而，时代的变化依然给BIS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全球范围对银行家滋生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另一方面，BIS商业化银行机构与国际组织的双重身份，加之其神秘、不透明、不对任何人负责、不受侵犯的法律特权，也日益引起全世界的不满。“人间大小事，有其潮汐；把握涨潮，则万事无阻；错过了，一生的航程，就困于浅滩与苦楚。”为此，BIS也准备再次转型为一家社会责任机构，并开始更多地强调自身的国际组织地位和对公益事业所做的贡献，官方网站、记者会、纪录片、微博……BIS正向公众走来。
我国于1984年与BIS建立了业务联系，其于1985年起开始向中国提供贷款，中国人民银行1986年起与BIS办理外汇与黄金业务。此后，每年都派代表团以客户身份参加该行年会。1996年9月9日，香港金融管理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加入BIS。2006年6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当选BIS董事，这是BIS第一次从发展中国家选举新董事，体现出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2009年，我国陆续加入BIS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以及市场委员会，并于当年10月加入经济顾问委员会，全面、深入地参与总体金融监管改革战略的制定以及强化银行体系资本和流动性、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修改。
近年来，BIS不断提醒各国央行，要合理认识中央银行的局限性和作用，“好的政策更多地不在于不计代价提振增长，而在于清除阻碍增长的障碍”、“央行正面临负担过重的风险”。2014年6月30日，BIS警告称，金融市场近期“过度活跃”，已经脱离了它尚未彻底走出金融危机之后的萎靡的现实，并呼吁各国央行加息，抛弃可能助长不可持续的资产繁荣的政策。2014年3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推行实施巴塞尔协议Ⅲ规定的监管措施”，已经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对待BIS的态度以及在其中的作用，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新常态”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巴塞尔之塔：揭秘BIS主导的世界》，（美）亚当.拉伯著，綦相、刘丽娜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
《巴塞尔之塔》这本书就是针对BIS这家最具神秘感的全球金融机构进行历史调查的开山之作。该书基于在瑞士、英国和美国的大量档案研究，以及对核心决策层人士，包括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先生、前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爵士和BIS旧任高层官员的深度访谈，讲述了BIS从未公开的历史。
1930年，在时任英格兰银行行长和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等的支持下，BIS成立，目的是帮助处理德国和一战中其他战败国向战胜国的赔偿事宜。经过多年的沿革，它已经变成各国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同时，也是管理者的交流中心，帮助决策层管理商业银行、监督外汇市场和保护世界金融体系。在国际条约的保护下，BIS及其资产在法律上不受任何国家和政府的干预，权利不受任何侵犯。尽管坐落在瑞士巴塞尔，但瑞士当局对这家银行及其办公场所没有任何管辖权。虽然仅有140个客户，但BIS在2011至2012年度实现利润11.7亿美元，且不必缴税。
《巴塞尔之塔》一书将BIS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酝酿创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整个二战期间，BIS都保持着运营状态，还曾为纳粹保管过从他国劫掠来的黄金，代理德意志帝国银行从事外汇交易，并被同盟国和轴心国当作彼此之间的秘密联络点，维持着战争期间国际金融渠道的畅通。
第二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二战催生了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设立，BIS一度处于存亡之际。最终，凯恩斯以退出布雷顿森林会议为威胁，BIS才得以保存。这一阶段BIS主要是洗涮二战的历史负累，恢复名誉，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生存定位：为中央银行提供资金管理、金融协调和会议场所。
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末欧元诞生。1971年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BIS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期。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欧洲货币局在搬迁到德国法兰克福之前，诞生于此；全球第一家专注于银行监管的国际组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总部也设在BIS；1988年，全球首个国际监管标准——第1版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此出台。BIS这一阶段的核心竞争力，是在欧洲一体化中表现出来的专业的国际金融协调力以及应对跨境银行危机而推进的国际监管合作，就如作者所言，“在通往欧洲统一的道路上，每一站都有BIS的身影。”
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BIS从一个非常着重于欧洲事务的机构，走向全球化，美联储的正式加盟，使得BIS作为管理全球金融事务的一家特殊银行的合法性得以延续和强化，并由此开始向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拓展。
第五阶段是从2008年至今，先是竭尽全力捍卫欧元，接着充分发挥其专业知识与强大的数据核心竞争力，将资本协议升级为以巴塞尔协议Ⅲ为核心的一系列国际监管标准，其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和支付结算委员会作用尽显，以引领全球的金融监管规则，引导全球金融秩序的重建。
《圣经》中的巴别通天塔之所以永远修不完，是因为上帝在观察那些修塔人时，让他们讲不同的语言，阻碍他们之间的交流，导致修塔人无法相互理解，故而修塔过程只能终止，修塔人四散而去，那座通天塔只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从德国战后赔款、央行间清算、外汇储备管理到如今的货币政策协调、监管标准制定和专业金融数据集成，BIS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能甩掉历史包袱，对自身不断进行改革扬弃，把握住了适合自己的核心业务，激发内在的能量和智慧，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专”的比较优势，为自己创造出了不可替代性，其秘密恰恰在于它的沟通功能。
虽然BIS历经变故浴火重生的非凡能力，值得敬佩与学习。然而，时代的变化依然给BIS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全球范围对银行家滋生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另一方面，BIS商业化银行机构与国际组织的双重身份，加之其神秘、不透明、不对任何人负责、不受侵犯的法律特权，也日益引起全世界的不满。“人间大小事，有其潮汐；把握涨潮，则万事无阻；错过了，一生的航程，就困于浅滩与苦楚。”为此，BIS也准备再次转型为一家社会责任机构，并开始更多地强调自身的国际组织地位和对公益事业所做的贡献，官方网站、记者会、纪录片、微博……BIS正向公众走来。
我国于1984年与BIS建立了业务联系，其于1985年起开始向中国提供贷款，中国人民银行1986年起与BIS办理外汇与黄金业务。此后，每年都派代表团以客户身份参加该行年会。1996年9月9日，香港金融管理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加入BIS。2006年6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当选BIS董事，这是BIS第一次从发展中国家选举新董事，体现出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2009年，我国陆续加入BIS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以及市场委员会，并于当年10月加入经济顾问委员会，全面、深入地参与总体金融监管改革战略的制定以及强化银行体系资本和流动性、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修改。
近年来，BIS不断提醒各国央行，要合理认识中央银行的局限性和作用，“好的政策更多地不在于不计代价提振增长，而在于清除阻碍增长的障碍”、“央行正面临负担过重的风险”。2014年6月30日，BIS警告称，金融市场近期“过度活跃”，已经脱离了它尚未彻底走出金融危机之后的萎靡的现实，并呼吁各国央行加息，抛弃可能助长不可持续的资产繁荣的政策。2014年3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推行实施巴塞尔协议Ⅲ规定的监管措施”，已经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对待BIS的态度以及在其中的作用，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新常态”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巴塞尔之塔：揭秘BIS主导的世界》，（美）亚当.拉伯著，綦相、刘丽娜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