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侯，我家有一台苏联的卓尔基4型照相机，是我爷爷50年代留苏时带回来的。
　　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纪律不严，我经常拉几个要好的同学去公园照相。晚上冲洗，第二天把照片发给同学欣赏，经常会得到他们的称赞。班主任知道了我会照相，每次学校组织郊游就让我当摄影师，给全班同学照合影，或者给几个男同学照一张，再给几个女同学照一张。晚上冲洗放大，关系好的男同学还要多洗几张。一次给女生洗合影的时候，我突发奇想，把合影放得很大，只取单人头像，放成一寸大的照片。第二天我把这些照片放进她们同桌男生的铅笔盒里。不出所料，有的男生大叫起来，有的闹了个大红脸。女生到老师那告了我的状，结果我挨了老师的批评，相机被爸爸没收了好长时间。
　　到高中毕业时，我更加迷恋摄影。当时正面临高考，可我对考一般大学毫无兴趣，只想考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可它当年不招生。没有上大学，我成了待业青年。


　　在家待业的时候，我经常背着相机，骑一辆旧自行车，奔驰在京郊的旷野里，赶上大雪或大雾天气更高兴。那段时间里，我的好几幅作品在香港的《摄影画报》、《摄影生活》等杂志上发表。当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专业摄影杂志上发表，那滋味比吃了蜜还甜。我的摄影之路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
　　我家附近有个小照相社，给周围居民拍证件照。通过朋友介绍，我到这里当上了临时工。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了一些经验后，我又到中央民族学院图片社工作。图片社共四个人，领导是龚田夫、汤其燕夫妇，大伙计李京红，小伙计就是我。谈到李京红，他的作品《别忘了孩子》曾轰动摄影界，引起了一场真实与非真实的论战。当时，我的工作是为学院的师生照相，业务并不多，经常在班上没事做。所以，李京红提议，到农村开展业务，为农民照相。我们背上相机、相纸和冲洗药，坐上火车来到河北农村，又坐了三个小时的马车才到李京红的老家。我们走家串户地找农民拍照，可是几天下来，只照了一份，挣了三块钱。李京红的亲戚提醒我们：“你们照相没有布景，谁来照哇。”我们恍然大悟，马上去县城买了一块大白布，李京红把北海公园的白塔，颐和园的月亮门，景山的歪脖树都画在白布上。有了布景，生意渐渐多起来，但到离开的时候一算帐，还是没挣着钱，好在领导并未怪罪。


　　1982年9月，我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华社会大学电影艺术系摄影专业。我们专业的教学全由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教授上课，像韦彰、刘国典、鲍肖然、沙占祥等老师。当时学校的条件很差，但为能学习摄影专业知识，辛苦一些也值得。在三年的专业学习中，我的创作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又学习了大量的理论知识。
　　就在毕业前那个寒假，我遇到一件伤心事。我们摄影班的同学集体去灵山创作，老天有眼，我们刚到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同学们高兴地跳起来，手里的相机像机关枪似的拍个不停。天黑下来，我们住在老乡家里。同学们又累又饿，我把相机放在炕沿上，就张罗着让老乡做饭去了。等

大家兴高采烈地吃了一顿农家饭要休息时，我发现那台相机不见了。问了所有在场的人都说不知道。深夜，同学们都睡了。而我躺在土炕上，睡不着。我的卓尔基在哪里？我的那个胶卷一定已经在茫茫的原野上曝光了。
　　从1982年到1985年，我的《晚晴》、《我们这一代》、《珍重》等作品在现代摄影沙龙“85展上引起轰动。著名摄影家陈复礼对这三幅作品赞赏有佳，并邀请我去香港展出。
　　所有这些经历，不论成功与失败/挫折与荣誉，都为我日后的创作建立了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