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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严歌苓《少女小渔》和《金陵十三钗》这两部作品中，都存在着活得不尽如人意的却又无法改变的角色，但固化的角色并不能阻挡心灵的蜕变。两部作品中的人性之变分别在开放与封闭两种环境下发生，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两部小说中两类人的心灵变化，来探寻开放与封闭两种不同的环境对人性变化的影响。
关键词：二元对立 重塑 延伸 聚变 开放与封闭
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扮演“主角儿”的人总比扮演“次角儿”的人多出几分优越。在严歌苓善用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来彰显“主角儿”和“次角儿”不平等地位的情况下，高尚与卑微、羡慕与鄙夷就昭然若揭。在她的多部小说中，往往会出现两类人：一类是被主流意识形态供奉着、受人羡慕的主角，另一类则是被不可左右的现实糟蹋着的次角。对于次角而言，由来已久的糟蹋和歧视并不能阻挡其内心的重塑，长期的不甘会催生心灵的改变……在小说《少女小渔》和《金陵十三钗》中可以找到身份地位对比鲜明的两类女性群体。
一、纯善的延伸
《少女小渔》开篇中从性格和打扮上描述了两类女性的截然不同的特点。一群是“粗拙、凶悍，平底鞋，一身短打，并且复杂的过盛的体臭胀人脑子”的女工；另一群则是穿高跟鞋、长袜子的写字楼小姐。写字楼小姐的浓妆下掩饰不住容貌的衰落，可是她们脸上仍旧透露着一丝矜持。这种矜持是显示她们与女工不同的显著标志。女工即使穿着很少束缚的家常宽松衣也不会透露出几分女性的含羞，在菜市场上还操着一口连男人都替她们感到害臊的话来讨价还价。女工多想有一天去做写字楼小姐，穿高跟鞋、小窄裙，化面目全非的妆。把两类女人的生活状态拉近对比，写字楼小姐无疑成了小说文本世界的主角，女工自然而然地沦为次角。活着是一种复杂的多层面状态，物质的满足是活得有人样的第一步，像女人一样活着则是女性精神层次上的追求。由于缺乏女性的矜持和柔美，女工只是性别意义上的女性，并非男性眼中真正的女性。因为在人格精神上缺了一块，女工愿意抛弃生活上的一切便利，渴望像写字楼小姐一样存活着。
小渔属于女工的角色行列，经济上比不得其他女工，小渔却不凶悍，反而带了东方女性的柔美，因此她在男朋友江伟眼里是美的。这种东方女性的柔美是小渔与生俱来的，不可割舍地随她来到了西方。在出国之前，小渔是那种善良得出奇的、心眼好脑筋少的女人。她似乎考虑别人比自己多，因为同情一个快死的病人把贞洁给了他。她不以恶意揣度别人，谁请她跳舞，她都不会拒绝。男人把她贴近她就近，把她推远她就远，小渔笑得一样毫无想法。
小渔的生存困境是和洋老头假结婚在短期内拿到绿卡，谁都知道这是一场龌龊的丑剧。这看似令人窒息的闹剧仅是移居生存困境的一个缩影，华人在海外受着心照不宣的歧视，他们被视为异族和落后文明的攀附者。绿卡只意味着在居住权上的认可接纳，文化上的认可华人则不知道用何种姿态去追寻。
在这种不尴不尬的存活状态下，小渔依旧保持着那份国内带来的向善向美的情感。从婚礼进行的那一刻开始，在小渔的心底就触发了“小渔式”的同情。小渔对老头卖力地扮演新郎，并不觉得恶心，反倒读出他对做一回真新郎的渴望。看着老人和情妇瑞塔堕落的享乐，小渔默默地祝福和迁就老头与瑞塔末日式的爱情。小渔纯粹的善唤醒了老头的良知，让他改掉了生活上、人格上的鄙陋。鄙陋的灵魂能被善唤醒，以善化解歧视就显得可行。
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歧视下，小渔心灵的变化不是前后对比式的，而是延伸式的。她的善良就像水一样澄清，用与世人不一样的眼光理解老人，祝福他、帮助他；也像水一样包容，无论遭受怎样的歧视和屈辱都以善溶解生活中的杂质。
二、人性的聚变
美好、单纯、懵懂的那群女孩子是南京威尔逊教堂的女学生；另一群是秦淮河花船上的窑姐，她们的故事比古老的南京城还要古老。若不是1937年的那场战争，这两类女人可能永远不会相聚在同一屋檐下。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仇视是易结不易解的，这样一场相遇让双方的神经急速上升到一个异常敏感的状态。在下九流的妓女面前，女孩的纯洁、高贵感从未如此强烈地从内心触发了；窑姐们也被时刻提醒着她们的下贱。无论是像玉墨一样妥当拿捏自身的行为举止，还是像红菱一样用轻佻粗俗的语言与女学生对骂，无非都是为了维护被践踏得极其脆弱的尊严。
在自己的眼里，她们是生不如人、死不如鬼，没人疼、没人爱，打了白挨打，糟蹋了白糟蹋的人。在女学生眼里她们是自甘堕落、厚颜无耻、卖弄风骚发掘男性弱点的烂冬瓜。在满口人生而平等的英格曼教父眼里她们是不够纯、次一等的生命，不值得教堂和上帝守护。像玉墨一样貌似淑女、知书达理的女子，因为偏见的存在，高雅不俗也带上几分装的意味。不管以怎样的姿态求生，歧视和偏见并不会因此而不同，作贱是她们一生的角色。这是一种只看结果不问过程、缺乏怜悯的偏见，似乎她们生来是娼妓，没有任何原因和过程使然。
当一场民族浩劫来临时，躲在一个地窖下她们依旧嬉戏耍笑、相互卖弄风情。只要地窖存在一天，战争就离她们很遥远。民族情怀都是军官和学生们的事，既然时代对她们持有偏见，她们自然没有必要对时代负责。当日本官兵第三次侵入教堂，直言要女孩子唱诗为日本军官庆祝圣诞节时，她们才意识到战争的靠近、民族危机的来临。英格曼谈判得来的一小时四十分钟是她们面对这场灾难的最后时刻，她们愿意在赵玉墨的带领下顶替女学生去受日本军官的凌虐。她们以献祭般的高尚牺牲换来女学生们的安全，她们人性中的圣洁光芒似乎抹去一切受过的侮辱和歧视，彰显出原有的人格尊严。
她们的高尚牺牲固然值得肯定，但不能因为这种人性的光芒美化其转变过程。“贱的贵的都是命，该谁去谁去……”“我还有爹娘兄弟要养呢！”“又没点我名，我干吗要去？”从这些对话可以看出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是带有抵抗性的。在赵玉墨“你们藏着是要留给谁呀？有人疼有人爱吗？”的怒骂下，她们才勉强接受这样一个结局。在生死危难面前，人性光辉瞬时提升。当战争、死亡、强暴由抽象概念成为血淋淋的现实时，战争、死亡、强暴则相当于人性聚变的高压高温环境。她们自私苟活，无法像民族英雄一样大无畏地赴死，但极致的环境却给了她们摆脱原始灵魂的可能，为那不相干的、用高贵者的姿态审判她们的女孩挺身而出，从而释放人性的正能量。让世人彻底改变偏见的机会仅有一次，也只有在这种危难的环境中才圆此生的梦，犹豫但务必牢牢抓住。 三、开放与封闭的重塑作用
小渔与十三个青楼女子的心灵都发生了改变，但重塑她们心灵的环境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对立的。
小渔处在西方多元化的开放环境中，小渔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以延伸式的中国女性的温柔善良、宽容祝福，甚至相对愚钝忘我的奉献精神来化解生存的困境，小渔纯粹的善能发掘人性中善的一面，她身上带有一种无私的祝福能力，去到哪里都能给人带来幸福，给鄙陋的心灵注入善意。正是因为小渔性格中善良纯正，默默忍受的品性洗涤了老头心中的丑陋和无赖，激起了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开放的环境对小渔的善良具有循序诱导作用，让她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下，独立地做出自身心中的最优选。小渔意识到在强势文化的围攻中，像江伟那样的以强凌弱之态，根本无法化解文化弱势者的生存处境，只有以恰切的行为尺度和求善的人生态度洗去了移居生活的屈辱与失落。
《金陵十三钗》中的十三个女子心灵重塑是在一个特定的封闭环境中——战争。封闭环境让多元的选择单一化，让人心在无可奈何中急速地甘愿做出自我牺牲。严歌苓曾坦露过自己的写作意图：“我的写作，想得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1}封闭环境下的故事拥有一切的可能性，人心的可塑性也实现了最大化。封闭环境中关于人性的故事好听，作家爱讲，令人为之动容。但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封闭环境只提供揭示隐藏着的人性光辉可能性，却不负责将人性光辉辐射开来。人性真正提升须在开放环境中，实现自我选择、自我提升。
在二元对立的人物世界中，主流意识的评判让另类的存活者一直无所适从，但凡活着只是为了寻找一种适从，不适从则变。封闭极端的或开放的环境都是催化人性改变的外在环境条件，封闭较之开放，人性的改变具有跳跃性和不可测性。
参考文献：
[1] 严歌苓.少女小渔[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4] 张春蕾.金陵催难的艺术观照与人性反思——赛珍珠《龙子》与严歌苓《金陵十三钗》比较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3）.
[5] 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N].南方日报， 2002-11-29.
作 者：李翠，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导。
关键词：二元对立 重塑 延伸 聚变 开放与封闭
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扮演“主角儿”的人总比扮演“次角儿”的人多出几分优越。在严歌苓善用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来彰显“主角儿”和“次角儿”不平等地位的情况下，高尚与卑微、羡慕与鄙夷就昭然若揭。在她的多部小说中，往往会出现两类人：一类是被主流意识形态供奉着、受人羡慕的主角，另一类则是被不可左右的现实糟蹋着的次角。对于次角而言，由来已久的糟蹋和歧视并不能阻挡其内心的重塑，长期的不甘会催生心灵的改变……在小说《少女小渔》和《金陵十三钗》中可以找到身份地位对比鲜明的两类女性群体。
一、纯善的延伸
《少女小渔》开篇中从性格和打扮上描述了两类女性的截然不同的特点。一群是“粗拙、凶悍，平底鞋，一身短打，并且复杂的过盛的体臭胀人脑子”的女工；另一群则是穿高跟鞋、长袜子的写字楼小姐。写字楼小姐的浓妆下掩饰不住容貌的衰落，可是她们脸上仍旧透露着一丝矜持。这种矜持是显示她们与女工不同的显著标志。女工即使穿着很少束缚的家常宽松衣也不会透露出几分女性的含羞，在菜市场上还操着一口连男人都替她们感到害臊的话来讨价还价。女工多想有一天去做写字楼小姐，穿高跟鞋、小窄裙，化面目全非的妆。把两类女人的生活状态拉近对比，写字楼小姐无疑成了小说文本世界的主角，女工自然而然地沦为次角。活着是一种复杂的多层面状态，物质的满足是活得有人样的第一步，像女人一样活着则是女性精神层次上的追求。由于缺乏女性的矜持和柔美，女工只是性别意义上的女性，并非男性眼中真正的女性。因为在人格精神上缺了一块，女工愿意抛弃生活上的一切便利，渴望像写字楼小姐一样存活着。
小渔属于女工的角色行列，经济上比不得其他女工，小渔却不凶悍，反而带了东方女性的柔美，因此她在男朋友江伟眼里是美的。这种东方女性的柔美是小渔与生俱来的，不可割舍地随她来到了西方。在出国之前，小渔是那种善良得出奇的、心眼好脑筋少的女人。她似乎考虑别人比自己多，因为同情一个快死的病人把贞洁给了他。她不以恶意揣度别人，谁请她跳舞，她都不会拒绝。男人把她贴近她就近，把她推远她就远，小渔笑得一样毫无想法。
小渔的生存困境是和洋老头假结婚在短期内拿到绿卡，谁都知道这是一场龌龊的丑剧。这看似令人窒息的闹剧仅是移居生存困境的一个缩影，华人在海外受着心照不宣的歧视，他们被视为异族和落后文明的攀附者。绿卡只意味着在居住权上的认可接纳，文化上的认可华人则不知道用何种姿态去追寻。
在这种不尴不尬的存活状态下，小渔依旧保持着那份国内带来的向善向美的情感。从婚礼进行的那一刻开始，在小渔的心底就触发了“小渔式”的同情。小渔对老头卖力地扮演新郎，并不觉得恶心，反倒读出他对做一回真新郎的渴望。看着老人和情妇瑞塔堕落的享乐，小渔默默地祝福和迁就老头与瑞塔末日式的爱情。小渔纯粹的善唤醒了老头的良知，让他改掉了生活上、人格上的鄙陋。鄙陋的灵魂能被善唤醒，以善化解歧视就显得可行。
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歧视下，小渔心灵的变化不是前后对比式的，而是延伸式的。她的善良就像水一样澄清，用与世人不一样的眼光理解老人，祝福他、帮助他；也像水一样包容，无论遭受怎样的歧视和屈辱都以善溶解生活中的杂质。
二、人性的聚变
美好、单纯、懵懂的那群女孩子是南京威尔逊教堂的女学生；另一群是秦淮河花船上的窑姐，她们的故事比古老的南京城还要古老。若不是1937年的那场战争，这两类女人可能永远不会相聚在同一屋檐下。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仇视是易结不易解的，这样一场相遇让双方的神经急速上升到一个异常敏感的状态。在下九流的妓女面前，女孩的纯洁、高贵感从未如此强烈地从内心触发了；窑姐们也被时刻提醒着她们的下贱。无论是像玉墨一样妥当拿捏自身的行为举止，还是像红菱一样用轻佻粗俗的语言与女学生对骂，无非都是为了维护被践踏得极其脆弱的尊严。
在自己的眼里，她们是生不如人、死不如鬼，没人疼、没人爱，打了白挨打，糟蹋了白糟蹋的人。在女学生眼里她们是自甘堕落、厚颜无耻、卖弄风骚发掘男性弱点的烂冬瓜。在满口人生而平等的英格曼教父眼里她们是不够纯、次一等的生命，不值得教堂和上帝守护。像玉墨一样貌似淑女、知书达理的女子，因为偏见的存在，高雅不俗也带上几分装的意味。不管以怎样的姿态求生，歧视和偏见并不会因此而不同，作贱是她们一生的角色。这是一种只看结果不问过程、缺乏怜悯的偏见，似乎她们生来是娼妓，没有任何原因和过程使然。
当一场民族浩劫来临时，躲在一个地窖下她们依旧嬉戏耍笑、相互卖弄风情。只要地窖存在一天，战争就离她们很遥远。民族情怀都是军官和学生们的事，既然时代对她们持有偏见，她们自然没有必要对时代负责。当日本官兵第三次侵入教堂，直言要女孩子唱诗为日本军官庆祝圣诞节时，她们才意识到战争的靠近、民族危机的来临。英格曼谈判得来的一小时四十分钟是她们面对这场灾难的最后时刻，她们愿意在赵玉墨的带领下顶替女学生去受日本军官的凌虐。她们以献祭般的高尚牺牲换来女学生们的安全，她们人性中的圣洁光芒似乎抹去一切受过的侮辱和歧视，彰显出原有的人格尊严。
她们的高尚牺牲固然值得肯定，但不能因为这种人性的光芒美化其转变过程。“贱的贵的都是命，该谁去谁去……”“我还有爹娘兄弟要养呢！”“又没点我名，我干吗要去？”从这些对话可以看出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是带有抵抗性的。在赵玉墨“你们藏着是要留给谁呀？有人疼有人爱吗？”的怒骂下，她们才勉强接受这样一个结局。在生死危难面前，人性光辉瞬时提升。当战争、死亡、强暴由抽象概念成为血淋淋的现实时，战争、死亡、强暴则相当于人性聚变的高压高温环境。她们自私苟活，无法像民族英雄一样大无畏地赴死，但极致的环境却给了她们摆脱原始灵魂的可能，为那不相干的、用高贵者的姿态审判她们的女孩挺身而出，从而释放人性的正能量。让世人彻底改变偏见的机会仅有一次，也只有在这种危难的环境中才圆此生的梦，犹豫但务必牢牢抓住。 三、开放与封闭的重塑作用
小渔与十三个青楼女子的心灵都发生了改变，但重塑她们心灵的环境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对立的。
小渔处在西方多元化的开放环境中，小渔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以延伸式的中国女性的温柔善良、宽容祝福，甚至相对愚钝忘我的奉献精神来化解生存的困境，小渔纯粹的善能发掘人性中善的一面，她身上带有一种无私的祝福能力，去到哪里都能给人带来幸福，给鄙陋的心灵注入善意。正是因为小渔性格中善良纯正，默默忍受的品性洗涤了老头心中的丑陋和无赖，激起了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开放的环境对小渔的善良具有循序诱导作用，让她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下，独立地做出自身心中的最优选。小渔意识到在强势文化的围攻中，像江伟那样的以强凌弱之态，根本无法化解文化弱势者的生存处境，只有以恰切的行为尺度和求善的人生态度洗去了移居生活的屈辱与失落。
《金陵十三钗》中的十三个女子心灵重塑是在一个特定的封闭环境中——战争。封闭环境让多元的选择单一化，让人心在无可奈何中急速地甘愿做出自我牺牲。严歌苓曾坦露过自己的写作意图：“我的写作，想得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1}封闭环境下的故事拥有一切的可能性，人心的可塑性也实现了最大化。封闭环境中关于人性的故事好听，作家爱讲，令人为之动容。但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封闭环境只提供揭示隐藏着的人性光辉可能性，却不负责将人性光辉辐射开来。人性真正提升须在开放环境中，实现自我选择、自我提升。
在二元对立的人物世界中，主流意识的评判让另类的存活者一直无所适从，但凡活着只是为了寻找一种适从，不适从则变。封闭极端的或开放的环境都是催化人性改变的外在环境条件，封闭较之开放，人性的改变具有跳跃性和不可测性。
参考文献：
[1] 严歌苓.少女小渔[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4] 张春蕾.金陵催难的艺术观照与人性反思——赛珍珠《龙子》与严歌苓《金陵十三钗》比较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3）.
[5] 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N].南方日报， 2002-11-29.
作 者：李翠，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