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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的思想状况一直让人忧虑，学界也流传着所谓“史学危机”之说。这当然不是历史科学本身已经失去作用，而是史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环境出现了各种复杂的变化。正如巴罗斯教授所说，“全球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各种混乱的倾向，不考虑时间的因素，不把过去、现在同未来联系起来思考，要想完全弄懂这些倾向是不可能的。” [1]因此，历史研究不是贬值了，而是变得更加重要。在这个时候，出版任何一部史学著作，人们都会对它的内容，特别是对它的思想理论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被甸和董经胜两位教授编写的《拉丁美洲史》。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全书12章，56万余字，是目前我国唯一一部时跨远古至21世纪初的拉丁美洲通史，而且是在世纪之交我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防止拉美化”问题的背景下写成的，自然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那么这部史学著作怎么样呢？ 本书我已经读过三次，第一次读的是讨论稿，第二次是该书出版之后的浏览，第三次是撰写本文过程中的再阅读。第一次阅读的时候，我就觉得本书的出版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情，在中国拉美史学史上有重要里程碑的意义。而且，每再读一次，我的这个感觉就越深。所以，本文就以《中国拉美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为题，谈谈我个人的几点看法。
一
中国的拉美史学科自创立以来，还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拉美史著作，是李春辉先生的《拉丁美洲史稿》，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由于拉美地区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开始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产生兴趣，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校历史系相继开设拉丁美洲史课程，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春辉先生用了大约三年时间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约50万字的拉美史教材《拉丁美洲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196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材科铅印成书，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史稿》问世后，由于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社会对该书的数量需求和质量要求均与日攀升，几乎每十年就要求上一个大的台阶。20世纪70年代，由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大多数拉美国家相继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推动了我国的拉美史研究，《史稿》于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5年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新的时代要求有新的拉美史，李春辉先生意识到这一点，遂有撰写新的拉美史的打算，并征求北大罗荣渠先生的意见，希望合作修订《史稿》或编写一部新的拉美史。鉴于当时条件尚不成熟，此计划未能实现。
进入80年代后，拉美国家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人民对了解拉美的愿望更加迫切，北京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向李春辉先生和罗荣渠先生约稿。李春辉先生应邀于1983年出版了《史稿》的修订版， 罗先生则因转向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更为重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撰写拉美史的计划不得不往后推延。
进入90年代后，在债权国和“华盛顿共识”的压力下，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转折，《史稿》虽然已出版修订版，但修订版的《史稿》除增添了一些必要的历史地图、古代文物及著名人物的图片，订正了一些不太规范的译名以及在书后附加了大事年表和有关参考书目之外，内容上并没有多大变更，仍然只写到1956年，因而已完全不能反映拉丁美洲的新的变化，撰写新的拉丁美洲通史的任务变得刻不容缓。商务印书馆看准了这一形势，一再邀请李春辉先生主持编写《史稿》的增补本。在李春辉先生和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共同努力下，《史稿》第三册作为《史稿》的下卷于1993年出版，弥补了前两册（上卷）的不足，将《史稿》所写历史时期的下限延伸至20世纪80年代末。增补版《史稿》的问世尽管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热情欢迎，但终归不是一部规范的、完整的“拉丁美洲通史”，上下两卷并不协调，不但时间不衔接（上卷写到1956年，而下卷却从1945年写起），体例不一致（上下两卷虽然都采用总论和分论的安排，但上卷的总论是按时间顺序写的，是纵向的写法，而下卷是按问题写的，是横向的写法），而且主题也不统一（上卷成书于“五洲震荡风雷激”的20世纪60年代，主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下卷成书于和平发展的年代，发展与现代化是全书的主题）。所以，《史稿》的上卷和下卷实际上还是两部不同的著作，撰写新的拉丁美洲通史仍然是中国拉美史学界的一项紧迫的历史任务。
在此期间，北京大学历史系也有一个撰写拉美通史的宏伟计划。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罗荣渠先生就已经编写了一部油印本的拉丁美洲史讲义——《拉丁美洲史大纲》（共十讲），此后，罗先生又在教学中不断增添新的研究成果和教学内容，譬如“拉美史学概况”、“拉美史学思想趋势”、“印第安古文明的物质基础”、“拉美殖民地独立运动的特点”等等。罗荣渠先生的一个宏伟的志愿，就是最后要完成一部能贯彻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拉美史著作，可惜他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实现这个愿望。1996年，罗荣渠先生带着他未能了却的心愿离开了我们。从此，撰写新的拉美通史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学生和助手林被甸教授肩上。
罗荣渠先生逝世后，林被甸教授曾多次表示要继承罗先生遗志，完成拉美通史的写作，但因为这个工程太大，又忙于主编“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计划只能往后推延。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起来，出现了类似拉丁美洲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加剧的情况。2003年，由企业界开始，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关于如何防止“拉美化”的热烈讨论。由于这场讨论，社会各界全面深入了解拉美的愿望更加强烈。为了适应学界与社会各界的需要，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向林被甸教授约稿，希望他主持撰写一部新的拉美地区史，林被甸教授和他的学生董经胜副教授毅然挑起了这个重担。经过他们两人3年的艰苦奋斗，新的拉丁美洲通史终于问世。
总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新的矛盾不断出现，并不断地推动着历史前进，导致社会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历史研究，呼唤着新的历史著作问世。《拉丁美洲史》就是时代呼唤的产物，是我们殷切期待了三十多年的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如同在拉美史研究的科学之路上树立的一块里程碑，它不但记载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风云，汇集了北大历史系拉美史研究团队多年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标记着半个世纪以来中外拉美史学研究工作者在崎岖的科学之路上艰苦攀登的历程。 二
本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有较高的学术品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批判的眼光、求实的精神和虚心的态度学习和吸收世界上最新的研究成果。
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西方学术界还是拉美学术界，都加强了对拉丁美洲地区史的研究，涌现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相继出版的英国剑桥大学十一卷本《剑桥拉丁美洲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九卷本《拉丁美洲通史》和六卷本《加勒比通史》，更是集国际学术界拉美和加勒比历史研究成果之大成，为我国拉美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本书就是在广泛参考这些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具有起点高、资料新的特点。有学者统计，本书共引用和参考中文著作39 种，英文和西班牙文著作66 种，英文和西班牙文论文53 篇。[2]毫无疑问，这是本书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是作者对待这些最新研究成果的科学态度。本书作者对待中外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是追奇趋异，照搬照抄，而是经过自己认真的批判性研究，推陈出新，进行新的创造，从而得出更准确的、更科学的结论。 我们可以拿本书同《剑桥拉丁美洲史》（以下简称《剑桥史》）和《拉丁美洲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本书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剑桥史》策划于20世纪70年代，采用的是传统的西方史学观，以欧美资本主义在拉美的演进并最终成为拉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作为全书中心线索；在众多作者中虽然也有拉美国家的作者，甚至有左翼思想倾向的作者，但全书的基本倾向是欧洲中心论。《剑桥史》虽然长达十一卷，却没有一卷写拉美古代史；在这部巨著里，拉美的历史是从殖民征服开始的，如果说还写了一点印第安人的历史的话，也是作为欧洲殖民征服的背景来写的。在写作体例上，《剑桥史》以国别体为主，同时每个时期设有一个综述卷，采用综述体与国别体相结合的体例。在拉美史的分期上，《剑桥史》基本上是以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历史演变的阶段性来划分，而不是以拉丁美洲自身发展进程（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来划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墨西哥革命在拉美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
《通史》策划于20世纪80年代，运用的是以反对欧洲中心论为宗旨的新兴全球史观。《通史》明确表示，“很久以来，拉美就没有一部在相互尊重各不同文化传统基础上写成的、能够超越19世纪初期所强加的国界去批判地理解诸美洲社会演变的历史著作”，《通史》的编辑出版 “就是拉丁美洲自己理解拉丁美洲的一种努力”，“它要使读者了解，拉丁美洲自从同欧洲人开始接触之后所发生的变化，并不只是各种外来变量影响的结果，而且也是每个社会内部各种自变量影响的结果”。[3] 《通史》从全球史观出发，强调它 “不是要写一部诸民族的历史，更不是要写一部各个国家的历史”，而是要写“一部诸社会的历史”。[4]《通史》所采用的体例是一种史学解读的体裁，实际上就是一部论文汇编；对历史分期也没有严格的要求，譬如《通史》第五卷 （《殖民社会的结构危机》）就坦率地指出，“拉美诸殖民社会的结构危机（指独立运动）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有可能要追溯到18世纪结束以前很久一段时间”，并说，“这个时间界限并不是很准确的，也不一定适合《拉美通史》所研究的所有各个社会”。[5]所以，《通史》第一卷的主编罗哈斯承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不想写一部‘真正的历史’（unaverdadera historia），而是要对众多的历史观点做一个参考资料的总结。”[6]
对于国外这两部最新、最权威的巨著，本书并不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而是以批判的眼光、求实的精神加以学习和吸收。首先来看本书的主题。本书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认定反抗屠杀与压迫、争取独立，是15世纪至19世纪初拉美历史的主旋律；摆脱传统的束缚，走向现代，摆脱依附，走向自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是独立后拉美历史的主旋律；一切负责任的拉美史编纂工作都应该围绕这两个主旋律展开，脱离这两个主旋律，脱离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就像《剑桥史》那样按中心国家的经验描绘拉美的历史，或像《通史》那样把南北两个世界的具体的关系史抽象化为“全球和谐一致的历史”，都难以真实、全面、完整地反映拉美复杂的历史。本书认为，从发展角度来看，世界各国的现代史，实际上就是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研究拉美史也不例外，“拉美建国以来200年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拉美国家追求实现本地区现代化的历史”（《前言》第4页）。进入20世纪以后，拉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改革运动基本上也都是围绕现代化这个历史主题展开的。研究拉美史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拉美各国如何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找出其中的规律，启发我们的民智，指导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实践。这就是本书的宗旨和主题。
主题确定之后，就是研究的方法。独立后200年来拉美的发展进程是非常复杂的，拉美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同时呈现着“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 “社会主义的”等几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剑桥史》的直线式的资本主义扩张演进路线并不能完全解释拉美的历史；《通史》的研究宗旨是反对欧洲中心论，强调本土的主体地位及与欧美中心的融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拉丁美洲历史发展的实际，因而更不能解释拉美的历史，而苏联十月革命后长期流行的直线式的五种社会形态次第演变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显然也不能解释拉美的这种复杂情况。而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宏观过程的历史研究来说，没有理论的指导是不行的，因此就需要进行理论创新，需要有一种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这一方面，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已经做了开创性的工作，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剔除了一些后人附加的、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提出了能够科学解释近百年来第三世界国家历史发展特点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给我们的拉美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正如本书《前言》所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荣渠先生在我国率先开始了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这一开创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世界历史和拉美历史的新视角。”（《前言》第4页） 根据这一理论，本书虽不同意《通史》的模糊分期的做法，但却吸收了《通史》以拉美为主体的编纂立场；虽不同意《剑桥史》以中心国家的标准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却创造性地吸收了它所采用的地区性综述与代表性国家相结合的体例。同时，根据这一理论，本书拓宽了拉美史学研究的视野，改变了长期以来单纯以独立运动和五大革命为拉美近现代史主线的研究范式，[7]开始以“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几次重大转折”作为拉美“独立以来历史发展分期的重要依据”，实事求是地论述拉美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将拉美独立200年来的历史划分为早期发展时期（19世纪初至20 世纪初）、探索自主性发展道路时期（20 世纪初至 80 年代）和调整改革时期（20世纪80 年代以后）等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其中尤其强调墨西哥革命在拉丁美洲的划时代意义，认为“这次革命对墨西哥和整个拉丁美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拉美国家开始从追求欧化转向寻求自主性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309页） 读者可以看到，本书的体例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它将历时性叙事与重大论题的论述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解剖麻雀，又综合分析，既展开宏大的视野，又洞幽烛微，揭示历史细节中的逻辑。尤其可贵的是，本书几乎每一章的第一节都是本章的概述，将本章的精要内容、发展线索和深刻思想概要地展示给读者，文字简练，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如果我们把每一章的第一节单独提出来，连贯成书，稍加增补修饰，就是一本很好的拉美史概要。没有时间阅读各个次地区或各个国家历史的读者也能通过学习这个概要来增长智慧，求得自己所需要了解的历史经验。这种匠心独具的结构设计，是地区史编纂学的一项重要创新。
总之，本书虽是在广泛参考外国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但不是照搬照抄这些成果，而是在批判地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从而使全书在思想理论上又高于这些成果。
第二，坚持历史科学的原则立场，抵制错误的学术思潮。
近年来，拉美史学界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学术思潮，譬如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民众主义、全盘否定拉美经委会主义（结构主义）等。面对这些错误的学术思潮，本书坚持了历史科学的原则立场。
首先，本书坚持历史著作的人民性。在西方主流学派集中攻击拉美民众主义政治的情况下，本书专门设了“民众主义体制下的发展”一章，客观地分析并肯定了这个历史阶段拉美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将民众主义运动及其政治经济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给予了客观公正的、具有强烈人民性和历史主义精神的评价。本书认为，民众主义是 20世纪初“在中间阶层争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政治形式”；民众主义政党“具有传统政党所不具备的广泛的代表性”（第310页）；20世纪30年代后，很多国家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为了对抗独裁体制，不得不“联合、甚至动员农民、工人、土著人口、少数种族、妇女等以建立一个广泛的、多阶级、多种族的民众主义国家”；“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壮大，民众主义体制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拉美政治的主流”（第330-331页）。
要坚持历史著作的人民性，就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在当前很多知识分子厌恶阶级斗争，乃至出现对任何阶级斗争都一律采取拒斥态度的极端倾向的时候，本书对阶级斗争则采取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进行了阶级的分析，不但揭露拉美历史上殖民者和克里奥尔统治阶级对农民和印第安人的剥削压迫，而且也严厉鞭笞了500年来拉美的民族压迫。
其次，本书坚持历史科学的历史主义原则，反对历史虚无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在学术思想上明显倒退，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全盘否定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的结构主义理论。面对这种不顾历史事实的学术转向，本书采取了“慎思”和“明辨”的科学态度，坚持历史主义的正确立场，认为拉美结构主义是“第三世界第一个发展理论”（第324页），“开创了第三世界经济学家从第三世界的角度分析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的先河”；“它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完全从第三世界的角度探讨发展的道路。因此，结构主义可以看作是经济学界的一次革命”；“结构主义深刻地分析了拉美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对此后的发展理论，如依附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结构主义还“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出路，即实现工业化”。本书还指出，结构主义理论尽管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在以后的实践中，普雷维什和拉美经委会根据拉美的经济发展现实，不断修正和完善其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要求”（第328-330页）。
第三，本书坚持严肃负责的学术品格和史学编纂作风。
史学家的学术品格是史学发展的重要保证。近年来，人们对于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种种不规范问题忧心忡忡，企盼纯洁的学术良心的回归。林被甸教授在评价《剑桥拉丁美洲史》的影响和意义时指出： “ 一部好的教科书，可以培养一代学人”，[8]此话恰当地说明了学术品格的重要性。本书作者就是本着这种认识和目标撰写这部拉美史的。书稿出来之后，他们并不匆匆付梓，而是打印成“讨论稿”，邀请在京的几位资深拉美史专家审阅，然后又召开研讨会，把这些专家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召集到一起，整整讨论了一天半。最后他们又根据研讨会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作了认真仔细的修改。正是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保证了这部书的学术质量。
以上三点说明，本书是一部严肃负责、结构完整、有相当思想深度的地区史教科书。1999年国际史学大会曾经就21世纪史学改革发展问题提出多项建议，认为21世纪的史学著作应该是“更生动叙事的历史”、“更严肃负责的历史”、“更有思想深度的历史”、“更跨学科的历史”和“更具全球视野的历史”，[9]我认为，本书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代表了我国目前拉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且在拉美史主题的把握、全书结构设计以及思想深度方面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三
拉丁美洲有很多历史之谜，譬如玛雅文明之谜、安第斯巨石文化之谜、20世纪墨西哥政治稳定之谜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历史之谜是：经济发展水平超过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拉美殖民地为什么独立后远远落后于美国？为什么最早从殖民主义枷锁下摆脱出来的两个地区──英国北美殖民地和拉丁美洲殖民地，后来的发展却完全不同，前者锻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经济上欣欣向荣，成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地区，而后者尽管独立前明显比北美洲富裕、也更有吸引力，却在独立后举步维艰，两个世纪来似乎怎么也摆脱不了 “欠发达” 的命运？多少年来，全世界的学者，西方的、东方的、南方的，北方的，都在研究这个问题，都想破解这个历史之谜。有的把拉美的欠发达归咎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存在，归咎于“中心”对“边缘”的剥夺，有的把它归咎于宗教文化的差别，有的认为根子在于殖民时期宗主国的差异，有的认为根子在于南北现代化战略的差别，还有的甚至认为正是拉美殖民地金银矿藏的过于富有而坑害了拉丁美洲，等等，所有这些说法虽然都有一部分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都难以自圆其说，或者很不全面。本书在深入研究拉美殖民时期金银开采业、“白银经济圈”和大地产制的基础上，从最源头和根基上分析了这个问题，第一次提出了“拉丁美洲拓殖榨取型殖民地模式”的概念，认为拉丁美洲殖民地是一种“新型殖民地模式”，“这一模式不同于葡萄牙等在东方建立‘贸易站’那种商业型殖民地模式，也不同于后来英国在北美、澳大利亚的那种移民垦殖型的殖民地模式”；“拓殖榨取型殖民地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移民的同时通过占有当地矿产、农业资源来直接奴役土著，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以金银开采、大地产（大庄园、大种植园）制和贸易垄断制为三大支柱，并以王权和教权相结合的专制主义统治为保证。这种殖民模式既有其特殊的残酷性，又具有相当的稳固性，使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得以维持300年之久” （《前言》第5页）。本书指出，西、葡美洲殖民帝国虽然最后瓦解了，但其统治模式却成了“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使拉美国家仍长期不能摆脱依附地位。垦殖型殖民地后来大多跻身于发达国家，而榨取型殖民地几乎都长期沦为欠发达世界，这并非是历史的偶然”（《前言》第5页）。 拓殖榨取型殖民地为什么后来几乎都沦为欠发达世界呢？其中有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呢？这就是寓于本书叙述之中的一条中心线索。本书不但深入考察了西班牙美洲拓殖榨取型殖民地新模式的形成过程，还以此为线索深入分析和考察了这个殖民地经济模式对拉美的长期影响。从分析中可以看出，榨取型殖民地之所以是“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之所以对拉美的发展有着长期的严重的消极影响，是因为这种殖民地的物质生产方式铸造了一个阻碍拉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土生白人统治阶级。土生白人作为这种生产方式的主体和体现者的阶级，完全是靠拉美的矿业资源特别是靠金银矿业资源和土地资源暴发起来的，他们的利益在于对内残酷榨取土著农奴、矿奴和黑人奴隶，对外依附于西欧市场，因而是拉美国家依附性发展的重要阶级根源，是拉美国家普遍存在内部殖民地的一个重要的阶级原因，同时也是当时不平等世界分工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既没有本土根基，又越来越丧失欧洲根基，却具有双重依附性（既依附于宗主国西、葡，同时又同宗主国一起依附于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特点的阶级。他们从殖民地产品中获得巨大的利润，然后可以毫不费力地利用这些财富从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中达到充分的享受，成了一个完全依附于西欧发达国家的寄生者阶级。他们用印第安人和黑奴血汗换取的黄金和白银，“最后都通过西、葡流向了英、法、荷等工业发达国家，有力刺激了那里迅速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却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碍早该实行的基本制度改革’。这就是帝国繁荣数十年后突然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第95页）。
土生白人统治阶级一方面由于其阶级利益有赖于对西欧的依附，与民族意识的形成毫不相干，另一方面又由于其阶级利益同封建性的大地产制度紧密相连，同先进的生产力毫不相干，因此，这个阶级根本就无法解决拉美独立革命的民族民主任务（参见本书第157-159页），使得“原有以大地产和矿业开采为主要特点的殖民地经济结构并未受到触动，政治独立并没有改变拉丁美洲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前言》第5页）。
因为这个统治阶级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拉美国家就无法实行发达国家早期发展阶段所实行的适当的贸易保护和积极发展制造业的工业化战略，而是一切都为了满足这个靠资源出口谋利益、靠制造品进口图享受的阶级的需要，从而阻碍了自己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强化了自己国家经济的依附性质和殖民地性质。因为这个统治阶级同封建性的大地产制度紧密相连，拉美独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无法实行土地改革，打破大地产制，相反，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不断加强土地兼并，强化了原有的大地产制，从而在拉美形成了一种长期阻碍经济发展的慢性病。“因此，在19世纪上半期，拉丁美洲并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在一场大革命之后带来大发展，而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经济停滞，政治混乱，在世界发展大浪潮中落下伍来。”（《前言》第5页，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
19世纪70年代后，拉美虽然出现了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的局面，但是因为这个统治阶级的存在，经济的增长完全是靠资源出口实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一心以欧洲工业国为效法榜样的拉美国家，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依附性发展道路。”（《前言》第6页）
直到20世纪初拉美“爆发了影响重大的墨西哥革命，其他一些国家也先后发生了以民众主义为特色的政治改革，新兴资产阶级取代传统寡头，日益成为主导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局面才有所改变。新兴民众主义政府“在推行广泛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尝试依靠本国力量和市场来发展工业”（《前言》第6页），拉美国家从而开始了自主性发展道路的探索。
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之后，这个阶级的对外依附的本性依然时有暴露，并出现了“外围现实主义”一类甘于依附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拉美国家又一次出现了一种去工业化的倾向。所以，在21世纪，拉美国家“依然面临着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继续寻求在自主性发展道路上实现经济增长、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历史任务。”（《前言》第7页，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
值得注意的是，《通史》的主题也是着重分析这个土生白人统治阶级的种种劣根性，认为这个阶级不同于北美、澳洲的土生白人阶级，认为拉美的土生白人阶级“只不过是欧洲社会的简单仿制品”，是“欧洲人的堕落”，“没有创造性，也没有可能提高到他们欧洲祖先的水平”。[10]认为这个阶级骨子里所怀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是造成拉美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是，《通史》并没有能指出这个阶级为什么会是这样。本书则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出发，对这个历史现象给以科学的解释，证明这个不同于北美土生白人阶级的拉美土生白人阶级正是拉美落后的物质生产方式的产物，也就是本书所首次发现的拉美的拓殖榨取型殖民地经济制度的产物。
毫无疑问，本书对伊比利亚美洲 “拓殖榨取型殖民地模式”的界定和论述是拉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
四
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在前进，必然会呼唤新的历史著作问世，任何已完成的历史著作，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不可能到头，它所取得的成就都只能是今后史学走向繁荣的一股“源头活水”，有待后人的继续开拓。因此，本书问世之后，必然还要而且必须要与时俱进，不断地延伸研究的时间，修改历史证明不合适、不完善的部分，增添新的研究成果，出版新的修订版。对此，我也想提两点不成熟的意见。
第一，本书是第一部以现代化进程为主题和主线来撰写的拉美地区史，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同其他新事物一样，这个工作也必然会遭遇一些难题，出现一些矛盾。譬如在第六章中，本书认为，1870年之后，拉美传统考迪罗已经被“新的现代化独裁者”所取代，并用相当大的篇幅分析了这个转变的原因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认为 “墨西哥的波菲利奥·迪亚斯就是这种新的独裁者的典型代表”（第167页）。但是，到第七章，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波菲利奥又被界定为“进步的的考迪罗”（第247页），这说明作者在第六章所作的新的分析并未能贯彻始终。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迪罗问题目前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主流学者往往把“考迪罗”用作打击民众主义领袖的一根棍子，而《通史》却几乎只字不提考迪罗，甚至在独立后一般史书都称之为“考迪罗主义时代”的一卷（第六卷）中，也只字不提考迪罗，至少在这一卷第27章的目录中是这样。这说明考迪罗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又譬如，在独立革命一章中，本书认为，“共同的民族意识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条件，而19世纪初的拉美缺少这个条件，不能不给民族运动带来了先天性的重大弱点”（第158页）。从独立运动的全局来看，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论断。但是，在领导独立革命的那些“解放者”中是不是都没有“共同的民族意识”？这似乎还欠缺一点具体的分析。近年来，由于国际斗争的原因，国际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分歧颇大，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拉美的民族独立是“没有民族的民族独立”，而拉美的多数学者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通史》则倾向于发掘民族形成与民族意识方面的积极因素。譬如《通史》认为，拉丁美洲民族经历了两万多年的印第安人发展的历史，又经历了300年的与伊比利亚人融合的历史，它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认为拉美民族的分裂并不是因为没有拉美民族，而是克里奥尔这个统治阶级的弱点所造成；对“西班牙美洲尽管有共同的被征服、殖民化和帝国统治的历史，尽管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遗产，但它还是解体了”的事实深感痛心。《通史》第九卷 《拉美史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还把民族问题视为该卷第二部分研究的核心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著名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阿韦拉多还专门写了一部《拉丁美洲民族史》，记述拉美人民“为了统一拉丁美洲而展开的政治经济斗争和理论斗争的历史”，其中心命题是，“作为几个世纪强有力的种族和文化融合的结果，这片曾经被伊比利亚征服和殖民化的土地，已经超越明显的破坏、 剥削和掠夺，变成了一个共同祖国的根基，它只有恢复和加强团结，才有可能从压迫它、阻止它发展自己全部潜能的势力下获得解放”。[11]这说明，拉美民族虽然在独立进程中分裂了，但重新团结和一体化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而且近三十年来还有新的发展，在拉美人民纪念拉美独立200周年的时候甚至还提出了第二次独立的号召。显然这也是今后拉美历史研究不能不重视的一个问题。 第二，还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本书的主题和主线是拉美的现代化进程，但目前世界主流学界的学术风向似乎已经发生变化，现代化目标似乎已被全球化目标所取代。1999年西班牙历史学家卡洛斯·巴罗斯曾经描述过这个变化，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产生史学倡议和争论的中心已经在地理上发生了变化，中心/外围分层的主题比任何时候都少。关于历史/文学和历史/科学的大争论主要来自美国，并已成了一个必然与1989年以来的历史以及福山‘历史终结论’有联系的、重要的讨论焦点。但是，关于史学家新责任问题的重大争论则来自拉丁美洲”。[9]对于这个变化，我们不能不格外重视，因为现代化进程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逐步向外围扩散的，外围国家的现代化不同于中心国家早年的现代化，它是同这个体系中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关系密切相关的，离开了对这种关系的分析，很多问题特别是发展战略问题都无法阐释清楚。世界学术风云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变化，显然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由此兴起的所谓“全球史观”密切相关。因此，研究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应该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一个重点。在这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通史》特别值得重视。《通史》明确表示它是“第一部以真正全世界的观点撰写的拉美地区史”，并说“拉美社会的特点是它的高度的同时代性（el alto nivel de contemporaneidad）”，即拉美社会是一个“从旧石器后期到原子时代初期的各个历史阶段都结合到一起”的社会，是 “诸历史时代的一个交叉点”，从而“形成了拉丁美洲所独有的特点”。[10]《通史》把科尔特斯、比萨罗等著名殖民者最血腥征服拉丁美洲的时期（16世纪头70年）说成是“印第安人同欧洲人开始接触”，“构建新社会”的时期；[12]把18世纪末期波旁王朝在拉美的改革称为“重新定义殖民地的美洲进程”，并把这个时期的上限上溯至1700年之前，构成为拉丁美洲的一个一百多年的启蒙与进步时期。《通史》还把拉美的独立战争或独立革命称为拉美社会的“结构矛盾”，把所有发生在拉美的独立革命如海地革命、大哥伦比亚地区的独立、拉普拉塔总督区与智利都督区的独立、新西班牙与危地马拉都督区的独立、秘鲁与查尔卡斯的独立以及巴西的独立，统统称之为“继承与断裂的案例”，并提出了“独立是内战的结果，还是国际战争的结果？是革命的结果，还是简单纷争的结果？”等问题。[13]
《通史》不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甚至在《拉美国家的建设（1820-1870）》一卷中，也没有阐述过任何一个国家建国过程的案例。所有这些，包括这部书的结构设计、所用的概念和话语，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十分陌生的。它们到底传递了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它所要导引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向，有没有科学根据，这都是关系第三世界现代化前景的重大问题，关系到我们今后如何撰写拉美史的问题，我们不能不加以特别的注意。《通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成立的一个科学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一部大型地区史，总共聘请了二百四十余多位世界著名拉美史专家参与其事；全书兼容并蓄，汇集了世界各派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一个极其珍贵的拉美史文库。但是，就全书指导思想的倾向来说，似乎是想把一个不平等的、贫富两极分化、冲突层出不穷的世界抹平成一个地位平等的和谐世界。作为一个主观的愿望来说，这自然是好的；但是，美好和谐的世界并不是史学家的笔墨所能涂抹出来的，而是要经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实践和艰苦奋斗创造出来；史学家的任 务只能是秉笔直书，揭露事实的真相，并从客观的事实出发，寻求人类发展的真理和规律。所以，这部书是应该而且必须要好好研究的。现在，所谓“全球史观”已变得炙手可热，连我们的中学历史老师也趋之若鹜，提出要淡化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唯物史观，把“全球史观”引进中学的课堂和考试题库。这决不是一件小事情！我们不是要在世界上树立和提升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权吗？我们虽然有我们自己的、像本书这样的优秀研究成果，但如果我们对《通史》这种明显有全球导向性的巨著不闻不问，我们又何谈话语权！所以，我希望在我国拉美史研究的下一个“里程”目标中一定要列入《通史》研究这个项目。为了让更多的学者和读者参与此项研究，我建议北大历史系拉美史研究中心继承和发扬罗荣渠教授生前特别关注国际学术动态和世界最新研究成果的优良传统，组织力量选译《通史》中有代表性的部分论文，出版一部《教科文〈拉美通史〉文献选集 》。我相信这样的一部选集对我国今后的拉美史研究是绝对必要的。
总之，本书虽然已经取得了值得赞扬的成就，但书中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外国的研究成果也需要进一步的开掘、研究和批判地吸收，对拉美现实所提出的各种重大问题，更需要从历史的深度作出更科学的回答。因此，我们期待着在不太长久的将来有新的里程碑式的拉美史著作问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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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ermán Carrera Damas. Resumen， Historia general de América Latina，Volumen V： La crisis estructural de las sociedades implantadas[EB/OL]. http：//publishing.unesco.org/details.aspx？Code_Livre=4061，2012-08-01.
责任编辑：萧雅楠
一
中国的拉美史学科自创立以来，还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拉美史著作，是李春辉先生的《拉丁美洲史稿》，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由于拉美地区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开始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产生兴趣，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校历史系相继开设拉丁美洲史课程，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春辉先生用了大约三年时间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约50万字的拉美史教材《拉丁美洲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196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材科铅印成书，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史稿》问世后，由于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社会对该书的数量需求和质量要求均与日攀升，几乎每十年就要求上一个大的台阶。20世纪70年代，由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大多数拉美国家相继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推动了我国的拉美史研究，《史稿》于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5年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新的时代要求有新的拉美史，李春辉先生意识到这一点，遂有撰写新的拉美史的打算，并征求北大罗荣渠先生的意见，希望合作修订《史稿》或编写一部新的拉美史。鉴于当时条件尚不成熟，此计划未能实现。
进入80年代后，拉美国家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人民对了解拉美的愿望更加迫切，北京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向李春辉先生和罗荣渠先生约稿。李春辉先生应邀于1983年出版了《史稿》的修订版， 罗先生则因转向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更为重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撰写拉美史的计划不得不往后推延。
进入90年代后，在债权国和“华盛顿共识”的压力下，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转折，《史稿》虽然已出版修订版，但修订版的《史稿》除增添了一些必要的历史地图、古代文物及著名人物的图片，订正了一些不太规范的译名以及在书后附加了大事年表和有关参考书目之外，内容上并没有多大变更，仍然只写到1956年，因而已完全不能反映拉丁美洲的新的变化，撰写新的拉丁美洲通史的任务变得刻不容缓。商务印书馆看准了这一形势，一再邀请李春辉先生主持编写《史稿》的增补本。在李春辉先生和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共同努力下，《史稿》第三册作为《史稿》的下卷于1993年出版，弥补了前两册（上卷）的不足，将《史稿》所写历史时期的下限延伸至20世纪80年代末。增补版《史稿》的问世尽管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热情欢迎，但终归不是一部规范的、完整的“拉丁美洲通史”，上下两卷并不协调，不但时间不衔接（上卷写到1956年，而下卷却从1945年写起），体例不一致（上下两卷虽然都采用总论和分论的安排，但上卷的总论是按时间顺序写的，是纵向的写法，而下卷是按问题写的，是横向的写法），而且主题也不统一（上卷成书于“五洲震荡风雷激”的20世纪60年代，主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下卷成书于和平发展的年代，发展与现代化是全书的主题）。所以，《史稿》的上卷和下卷实际上还是两部不同的著作，撰写新的拉丁美洲通史仍然是中国拉美史学界的一项紧迫的历史任务。
在此期间，北京大学历史系也有一个撰写拉美通史的宏伟计划。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罗荣渠先生就已经编写了一部油印本的拉丁美洲史讲义——《拉丁美洲史大纲》（共十讲），此后，罗先生又在教学中不断增添新的研究成果和教学内容，譬如“拉美史学概况”、“拉美史学思想趋势”、“印第安古文明的物质基础”、“拉美殖民地独立运动的特点”等等。罗荣渠先生的一个宏伟的志愿，就是最后要完成一部能贯彻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拉美史著作，可惜他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实现这个愿望。1996年，罗荣渠先生带着他未能了却的心愿离开了我们。从此，撰写新的拉美通史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学生和助手林被甸教授肩上。
罗荣渠先生逝世后，林被甸教授曾多次表示要继承罗先生遗志，完成拉美通史的写作，但因为这个工程太大，又忙于主编“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计划只能往后推延。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起来，出现了类似拉丁美洲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加剧的情况。2003年，由企业界开始，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关于如何防止“拉美化”的热烈讨论。由于这场讨论，社会各界全面深入了解拉美的愿望更加强烈。为了适应学界与社会各界的需要，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向林被甸教授约稿，希望他主持撰写一部新的拉美地区史，林被甸教授和他的学生董经胜副教授毅然挑起了这个重担。经过他们两人3年的艰苦奋斗，新的拉丁美洲通史终于问世。
总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新的矛盾不断出现，并不断地推动着历史前进，导致社会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历史研究，呼唤着新的历史著作问世。《拉丁美洲史》就是时代呼唤的产物，是我们殷切期待了三十多年的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如同在拉美史研究的科学之路上树立的一块里程碑，它不但记载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风云，汇集了北大历史系拉美史研究团队多年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标记着半个世纪以来中外拉美史学研究工作者在崎岖的科学之路上艰苦攀登的历程。 二
本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有较高的学术品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批判的眼光、求实的精神和虚心的态度学习和吸收世界上最新的研究成果。
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西方学术界还是拉美学术界，都加强了对拉丁美洲地区史的研究，涌现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相继出版的英国剑桥大学十一卷本《剑桥拉丁美洲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九卷本《拉丁美洲通史》和六卷本《加勒比通史》，更是集国际学术界拉美和加勒比历史研究成果之大成，为我国拉美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本书就是在广泛参考这些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具有起点高、资料新的特点。有学者统计，本书共引用和参考中文著作39 种，英文和西班牙文著作66 种，英文和西班牙文论文53 篇。[2]毫无疑问，这是本书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是作者对待这些最新研究成果的科学态度。本书作者对待中外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是追奇趋异，照搬照抄，而是经过自己认真的批判性研究，推陈出新，进行新的创造，从而得出更准确的、更科学的结论。 我们可以拿本书同《剑桥拉丁美洲史》（以下简称《剑桥史》）和《拉丁美洲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本书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剑桥史》策划于20世纪70年代，采用的是传统的西方史学观，以欧美资本主义在拉美的演进并最终成为拉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作为全书中心线索；在众多作者中虽然也有拉美国家的作者，甚至有左翼思想倾向的作者，但全书的基本倾向是欧洲中心论。《剑桥史》虽然长达十一卷，却没有一卷写拉美古代史；在这部巨著里，拉美的历史是从殖民征服开始的，如果说还写了一点印第安人的历史的话，也是作为欧洲殖民征服的背景来写的。在写作体例上，《剑桥史》以国别体为主，同时每个时期设有一个综述卷，采用综述体与国别体相结合的体例。在拉美史的分期上，《剑桥史》基本上是以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历史演变的阶段性来划分，而不是以拉丁美洲自身发展进程（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来划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墨西哥革命在拉美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
《通史》策划于20世纪80年代，运用的是以反对欧洲中心论为宗旨的新兴全球史观。《通史》明确表示，“很久以来，拉美就没有一部在相互尊重各不同文化传统基础上写成的、能够超越19世纪初期所强加的国界去批判地理解诸美洲社会演变的历史著作”，《通史》的编辑出版 “就是拉丁美洲自己理解拉丁美洲的一种努力”，“它要使读者了解，拉丁美洲自从同欧洲人开始接触之后所发生的变化，并不只是各种外来变量影响的结果，而且也是每个社会内部各种自变量影响的结果”。[3] 《通史》从全球史观出发，强调它 “不是要写一部诸民族的历史，更不是要写一部各个国家的历史”，而是要写“一部诸社会的历史”。[4]《通史》所采用的体例是一种史学解读的体裁，实际上就是一部论文汇编；对历史分期也没有严格的要求，譬如《通史》第五卷 （《殖民社会的结构危机》）就坦率地指出，“拉美诸殖民社会的结构危机（指独立运动）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有可能要追溯到18世纪结束以前很久一段时间”，并说，“这个时间界限并不是很准确的，也不一定适合《拉美通史》所研究的所有各个社会”。[5]所以，《通史》第一卷的主编罗哈斯承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不想写一部‘真正的历史’（unaverdadera historia），而是要对众多的历史观点做一个参考资料的总结。”[6]
对于国外这两部最新、最权威的巨著，本书并不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而是以批判的眼光、求实的精神加以学习和吸收。首先来看本书的主题。本书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认定反抗屠杀与压迫、争取独立，是15世纪至19世纪初拉美历史的主旋律；摆脱传统的束缚，走向现代，摆脱依附，走向自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是独立后拉美历史的主旋律；一切负责任的拉美史编纂工作都应该围绕这两个主旋律展开，脱离这两个主旋律，脱离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就像《剑桥史》那样按中心国家的经验描绘拉美的历史，或像《通史》那样把南北两个世界的具体的关系史抽象化为“全球和谐一致的历史”，都难以真实、全面、完整地反映拉美复杂的历史。本书认为，从发展角度来看，世界各国的现代史，实际上就是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研究拉美史也不例外，“拉美建国以来200年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拉美国家追求实现本地区现代化的历史”（《前言》第4页）。进入20世纪以后，拉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改革运动基本上也都是围绕现代化这个历史主题展开的。研究拉美史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拉美各国如何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找出其中的规律，启发我们的民智，指导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实践。这就是本书的宗旨和主题。
主题确定之后，就是研究的方法。独立后200年来拉美的发展进程是非常复杂的，拉美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同时呈现着“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 “社会主义的”等几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剑桥史》的直线式的资本主义扩张演进路线并不能完全解释拉美的历史；《通史》的研究宗旨是反对欧洲中心论，强调本土的主体地位及与欧美中心的融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拉丁美洲历史发展的实际，因而更不能解释拉美的历史，而苏联十月革命后长期流行的直线式的五种社会形态次第演变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显然也不能解释拉美的这种复杂情况。而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宏观过程的历史研究来说，没有理论的指导是不行的，因此就需要进行理论创新，需要有一种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这一方面，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已经做了开创性的工作，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剔除了一些后人附加的、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提出了能够科学解释近百年来第三世界国家历史发展特点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给我们的拉美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正如本书《前言》所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荣渠先生在我国率先开始了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这一开创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世界历史和拉美历史的新视角。”（《前言》第4页） 根据这一理论，本书虽不同意《通史》的模糊分期的做法，但却吸收了《通史》以拉美为主体的编纂立场；虽不同意《剑桥史》以中心国家的标准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却创造性地吸收了它所采用的地区性综述与代表性国家相结合的体例。同时，根据这一理论，本书拓宽了拉美史学研究的视野，改变了长期以来单纯以独立运动和五大革命为拉美近现代史主线的研究范式，[7]开始以“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几次重大转折”作为拉美“独立以来历史发展分期的重要依据”，实事求是地论述拉美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将拉美独立200年来的历史划分为早期发展时期（19世纪初至20 世纪初）、探索自主性发展道路时期（20 世纪初至 80 年代）和调整改革时期（20世纪80 年代以后）等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其中尤其强调墨西哥革命在拉丁美洲的划时代意义，认为“这次革命对墨西哥和整个拉丁美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拉美国家开始从追求欧化转向寻求自主性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309页） 读者可以看到，本书的体例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它将历时性叙事与重大论题的论述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解剖麻雀，又综合分析，既展开宏大的视野，又洞幽烛微，揭示历史细节中的逻辑。尤其可贵的是，本书几乎每一章的第一节都是本章的概述，将本章的精要内容、发展线索和深刻思想概要地展示给读者，文字简练，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如果我们把每一章的第一节单独提出来，连贯成书，稍加增补修饰，就是一本很好的拉美史概要。没有时间阅读各个次地区或各个国家历史的读者也能通过学习这个概要来增长智慧，求得自己所需要了解的历史经验。这种匠心独具的结构设计，是地区史编纂学的一项重要创新。
总之，本书虽是在广泛参考外国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但不是照搬照抄这些成果，而是在批判地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从而使全书在思想理论上又高于这些成果。
第二，坚持历史科学的原则立场，抵制错误的学术思潮。
近年来，拉美史学界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学术思潮，譬如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民众主义、全盘否定拉美经委会主义（结构主义）等。面对这些错误的学术思潮，本书坚持了历史科学的原则立场。
首先，本书坚持历史著作的人民性。在西方主流学派集中攻击拉美民众主义政治的情况下，本书专门设了“民众主义体制下的发展”一章，客观地分析并肯定了这个历史阶段拉美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将民众主义运动及其政治经济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给予了客观公正的、具有强烈人民性和历史主义精神的评价。本书认为，民众主义是 20世纪初“在中间阶层争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政治形式”；民众主义政党“具有传统政党所不具备的广泛的代表性”（第310页）；20世纪30年代后，很多国家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为了对抗独裁体制，不得不“联合、甚至动员农民、工人、土著人口、少数种族、妇女等以建立一个广泛的、多阶级、多种族的民众主义国家”；“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壮大，民众主义体制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拉美政治的主流”（第330-331页）。
要坚持历史著作的人民性，就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在当前很多知识分子厌恶阶级斗争，乃至出现对任何阶级斗争都一律采取拒斥态度的极端倾向的时候，本书对阶级斗争则采取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进行了阶级的分析，不但揭露拉美历史上殖民者和克里奥尔统治阶级对农民和印第安人的剥削压迫，而且也严厉鞭笞了500年来拉美的民族压迫。
其次，本书坚持历史科学的历史主义原则，反对历史虚无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在学术思想上明显倒退，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全盘否定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的结构主义理论。面对这种不顾历史事实的学术转向，本书采取了“慎思”和“明辨”的科学态度，坚持历史主义的正确立场，认为拉美结构主义是“第三世界第一个发展理论”（第324页），“开创了第三世界经济学家从第三世界的角度分析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的先河”；“它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完全从第三世界的角度探讨发展的道路。因此，结构主义可以看作是经济学界的一次革命”；“结构主义深刻地分析了拉美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对此后的发展理论，如依附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结构主义还“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出路，即实现工业化”。本书还指出，结构主义理论尽管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在以后的实践中，普雷维什和拉美经委会根据拉美的经济发展现实，不断修正和完善其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要求”（第328-330页）。
第三，本书坚持严肃负责的学术品格和史学编纂作风。
史学家的学术品格是史学发展的重要保证。近年来，人们对于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种种不规范问题忧心忡忡，企盼纯洁的学术良心的回归。林被甸教授在评价《剑桥拉丁美洲史》的影响和意义时指出： “ 一部好的教科书，可以培养一代学人”，[8]此话恰当地说明了学术品格的重要性。本书作者就是本着这种认识和目标撰写这部拉美史的。书稿出来之后，他们并不匆匆付梓，而是打印成“讨论稿”，邀请在京的几位资深拉美史专家审阅，然后又召开研讨会，把这些专家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召集到一起，整整讨论了一天半。最后他们又根据研讨会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作了认真仔细的修改。正是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保证了这部书的学术质量。
以上三点说明，本书是一部严肃负责、结构完整、有相当思想深度的地区史教科书。1999年国际史学大会曾经就21世纪史学改革发展问题提出多项建议，认为21世纪的史学著作应该是“更生动叙事的历史”、“更严肃负责的历史”、“更有思想深度的历史”、“更跨学科的历史”和“更具全球视野的历史”，[9]我认为，本书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代表了我国目前拉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且在拉美史主题的把握、全书结构设计以及思想深度方面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三
拉丁美洲有很多历史之谜，譬如玛雅文明之谜、安第斯巨石文化之谜、20世纪墨西哥政治稳定之谜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历史之谜是：经济发展水平超过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拉美殖民地为什么独立后远远落后于美国？为什么最早从殖民主义枷锁下摆脱出来的两个地区──英国北美殖民地和拉丁美洲殖民地，后来的发展却完全不同，前者锻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经济上欣欣向荣，成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地区，而后者尽管独立前明显比北美洲富裕、也更有吸引力，却在独立后举步维艰，两个世纪来似乎怎么也摆脱不了 “欠发达” 的命运？多少年来，全世界的学者，西方的、东方的、南方的，北方的，都在研究这个问题，都想破解这个历史之谜。有的把拉美的欠发达归咎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存在，归咎于“中心”对“边缘”的剥夺，有的把它归咎于宗教文化的差别，有的认为根子在于殖民时期宗主国的差异，有的认为根子在于南北现代化战略的差别，还有的甚至认为正是拉美殖民地金银矿藏的过于富有而坑害了拉丁美洲，等等，所有这些说法虽然都有一部分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都难以自圆其说，或者很不全面。本书在深入研究拉美殖民时期金银开采业、“白银经济圈”和大地产制的基础上，从最源头和根基上分析了这个问题，第一次提出了“拉丁美洲拓殖榨取型殖民地模式”的概念，认为拉丁美洲殖民地是一种“新型殖民地模式”，“这一模式不同于葡萄牙等在东方建立‘贸易站’那种商业型殖民地模式，也不同于后来英国在北美、澳大利亚的那种移民垦殖型的殖民地模式”；“拓殖榨取型殖民地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移民的同时通过占有当地矿产、农业资源来直接奴役土著，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以金银开采、大地产（大庄园、大种植园）制和贸易垄断制为三大支柱，并以王权和教权相结合的专制主义统治为保证。这种殖民模式既有其特殊的残酷性，又具有相当的稳固性，使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得以维持300年之久” （《前言》第5页）。本书指出，西、葡美洲殖民帝国虽然最后瓦解了，但其统治模式却成了“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使拉美国家仍长期不能摆脱依附地位。垦殖型殖民地后来大多跻身于发达国家，而榨取型殖民地几乎都长期沦为欠发达世界，这并非是历史的偶然”（《前言》第5页）。 拓殖榨取型殖民地为什么后来几乎都沦为欠发达世界呢？其中有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呢？这就是寓于本书叙述之中的一条中心线索。本书不但深入考察了西班牙美洲拓殖榨取型殖民地新模式的形成过程，还以此为线索深入分析和考察了这个殖民地经济模式对拉美的长期影响。从分析中可以看出，榨取型殖民地之所以是“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之所以对拉美的发展有着长期的严重的消极影响，是因为这种殖民地的物质生产方式铸造了一个阻碍拉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土生白人统治阶级。土生白人作为这种生产方式的主体和体现者的阶级，完全是靠拉美的矿业资源特别是靠金银矿业资源和土地资源暴发起来的，他们的利益在于对内残酷榨取土著农奴、矿奴和黑人奴隶，对外依附于西欧市场，因而是拉美国家依附性发展的重要阶级根源，是拉美国家普遍存在内部殖民地的一个重要的阶级原因，同时也是当时不平等世界分工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既没有本土根基，又越来越丧失欧洲根基，却具有双重依附性（既依附于宗主国西、葡，同时又同宗主国一起依附于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特点的阶级。他们从殖民地产品中获得巨大的利润，然后可以毫不费力地利用这些财富从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中达到充分的享受，成了一个完全依附于西欧发达国家的寄生者阶级。他们用印第安人和黑奴血汗换取的黄金和白银，“最后都通过西、葡流向了英、法、荷等工业发达国家，有力刺激了那里迅速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却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碍早该实行的基本制度改革’。这就是帝国繁荣数十年后突然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第95页）。
土生白人统治阶级一方面由于其阶级利益有赖于对西欧的依附，与民族意识的形成毫不相干，另一方面又由于其阶级利益同封建性的大地产制度紧密相连，同先进的生产力毫不相干，因此，这个阶级根本就无法解决拉美独立革命的民族民主任务（参见本书第157-159页），使得“原有以大地产和矿业开采为主要特点的殖民地经济结构并未受到触动，政治独立并没有改变拉丁美洲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前言》第5页）。
因为这个统治阶级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拉美国家就无法实行发达国家早期发展阶段所实行的适当的贸易保护和积极发展制造业的工业化战略，而是一切都为了满足这个靠资源出口谋利益、靠制造品进口图享受的阶级的需要，从而阻碍了自己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强化了自己国家经济的依附性质和殖民地性质。因为这个统治阶级同封建性的大地产制度紧密相连，拉美独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无法实行土地改革，打破大地产制，相反，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不断加强土地兼并，强化了原有的大地产制，从而在拉美形成了一种长期阻碍经济发展的慢性病。“因此，在19世纪上半期，拉丁美洲并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在一场大革命之后带来大发展，而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经济停滞，政治混乱，在世界发展大浪潮中落下伍来。”（《前言》第5页，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
19世纪70年代后，拉美虽然出现了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的局面，但是因为这个统治阶级的存在，经济的增长完全是靠资源出口实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一心以欧洲工业国为效法榜样的拉美国家，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依附性发展道路。”（《前言》第6页）
直到20世纪初拉美“爆发了影响重大的墨西哥革命，其他一些国家也先后发生了以民众主义为特色的政治改革，新兴资产阶级取代传统寡头，日益成为主导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局面才有所改变。新兴民众主义政府“在推行广泛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尝试依靠本国力量和市场来发展工业”（《前言》第6页），拉美国家从而开始了自主性发展道路的探索。
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之后，这个阶级的对外依附的本性依然时有暴露，并出现了“外围现实主义”一类甘于依附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拉美国家又一次出现了一种去工业化的倾向。所以，在21世纪，拉美国家“依然面临着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继续寻求在自主性发展道路上实现经济增长、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历史任务。”（《前言》第7页，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
值得注意的是，《通史》的主题也是着重分析这个土生白人统治阶级的种种劣根性，认为这个阶级不同于北美、澳洲的土生白人阶级，认为拉美的土生白人阶级“只不过是欧洲社会的简单仿制品”，是“欧洲人的堕落”，“没有创造性，也没有可能提高到他们欧洲祖先的水平”。[10]认为这个阶级骨子里所怀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是造成拉美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是，《通史》并没有能指出这个阶级为什么会是这样。本书则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出发，对这个历史现象给以科学的解释，证明这个不同于北美土生白人阶级的拉美土生白人阶级正是拉美落后的物质生产方式的产物，也就是本书所首次发现的拉美的拓殖榨取型殖民地经济制度的产物。
毫无疑问，本书对伊比利亚美洲 “拓殖榨取型殖民地模式”的界定和论述是拉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
四
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在前进，必然会呼唤新的历史著作问世，任何已完成的历史著作，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不可能到头，它所取得的成就都只能是今后史学走向繁荣的一股“源头活水”，有待后人的继续开拓。因此，本书问世之后，必然还要而且必须要与时俱进，不断地延伸研究的时间，修改历史证明不合适、不完善的部分，增添新的研究成果，出版新的修订版。对此，我也想提两点不成熟的意见。
第一，本书是第一部以现代化进程为主题和主线来撰写的拉美地区史，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同其他新事物一样，这个工作也必然会遭遇一些难题，出现一些矛盾。譬如在第六章中，本书认为，1870年之后，拉美传统考迪罗已经被“新的现代化独裁者”所取代，并用相当大的篇幅分析了这个转变的原因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认为 “墨西哥的波菲利奥·迪亚斯就是这种新的独裁者的典型代表”（第167页）。但是，到第七章，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波菲利奥又被界定为“进步的的考迪罗”（第247页），这说明作者在第六章所作的新的分析并未能贯彻始终。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迪罗问题目前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主流学者往往把“考迪罗”用作打击民众主义领袖的一根棍子，而《通史》却几乎只字不提考迪罗，甚至在独立后一般史书都称之为“考迪罗主义时代”的一卷（第六卷）中，也只字不提考迪罗，至少在这一卷第27章的目录中是这样。这说明考迪罗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又譬如，在独立革命一章中，本书认为，“共同的民族意识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条件，而19世纪初的拉美缺少这个条件，不能不给民族运动带来了先天性的重大弱点”（第158页）。从独立运动的全局来看，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论断。但是，在领导独立革命的那些“解放者”中是不是都没有“共同的民族意识”？这似乎还欠缺一点具体的分析。近年来，由于国际斗争的原因，国际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分歧颇大，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拉美的民族独立是“没有民族的民族独立”，而拉美的多数学者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通史》则倾向于发掘民族形成与民族意识方面的积极因素。譬如《通史》认为，拉丁美洲民族经历了两万多年的印第安人发展的历史，又经历了300年的与伊比利亚人融合的历史，它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认为拉美民族的分裂并不是因为没有拉美民族，而是克里奥尔这个统治阶级的弱点所造成；对“西班牙美洲尽管有共同的被征服、殖民化和帝国统治的历史，尽管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遗产，但它还是解体了”的事实深感痛心。《通史》第九卷 《拉美史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还把民族问题视为该卷第二部分研究的核心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著名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阿韦拉多还专门写了一部《拉丁美洲民族史》，记述拉美人民“为了统一拉丁美洲而展开的政治经济斗争和理论斗争的历史”，其中心命题是，“作为几个世纪强有力的种族和文化融合的结果，这片曾经被伊比利亚征服和殖民化的土地，已经超越明显的破坏、 剥削和掠夺，变成了一个共同祖国的根基，它只有恢复和加强团结，才有可能从压迫它、阻止它发展自己全部潜能的势力下获得解放”。[11]这说明，拉美民族虽然在独立进程中分裂了，但重新团结和一体化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而且近三十年来还有新的发展，在拉美人民纪念拉美独立200周年的时候甚至还提出了第二次独立的号召。显然这也是今后拉美历史研究不能不重视的一个问题。 第二，还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本书的主题和主线是拉美的现代化进程，但目前世界主流学界的学术风向似乎已经发生变化，现代化目标似乎已被全球化目标所取代。1999年西班牙历史学家卡洛斯·巴罗斯曾经描述过这个变化，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产生史学倡议和争论的中心已经在地理上发生了变化，中心/外围分层的主题比任何时候都少。关于历史/文学和历史/科学的大争论主要来自美国，并已成了一个必然与1989年以来的历史以及福山‘历史终结论’有联系的、重要的讨论焦点。但是，关于史学家新责任问题的重大争论则来自拉丁美洲”。[9]对于这个变化，我们不能不格外重视，因为现代化进程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逐步向外围扩散的，外围国家的现代化不同于中心国家早年的现代化，它是同这个体系中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关系密切相关的，离开了对这种关系的分析，很多问题特别是发展战略问题都无法阐释清楚。世界学术风云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变化，显然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由此兴起的所谓“全球史观”密切相关。因此，研究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应该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一个重点。在这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通史》特别值得重视。《通史》明确表示它是“第一部以真正全世界的观点撰写的拉美地区史”，并说“拉美社会的特点是它的高度的同时代性（el alto nivel de contemporaneidad）”，即拉美社会是一个“从旧石器后期到原子时代初期的各个历史阶段都结合到一起”的社会，是 “诸历史时代的一个交叉点”，从而“形成了拉丁美洲所独有的特点”。[10]《通史》把科尔特斯、比萨罗等著名殖民者最血腥征服拉丁美洲的时期（16世纪头70年）说成是“印第安人同欧洲人开始接触”，“构建新社会”的时期；[12]把18世纪末期波旁王朝在拉美的改革称为“重新定义殖民地的美洲进程”，并把这个时期的上限上溯至1700年之前，构成为拉丁美洲的一个一百多年的启蒙与进步时期。《通史》还把拉美的独立战争或独立革命称为拉美社会的“结构矛盾”，把所有发生在拉美的独立革命如海地革命、大哥伦比亚地区的独立、拉普拉塔总督区与智利都督区的独立、新西班牙与危地马拉都督区的独立、秘鲁与查尔卡斯的独立以及巴西的独立，统统称之为“继承与断裂的案例”，并提出了“独立是内战的结果，还是国际战争的结果？是革命的结果，还是简单纷争的结果？”等问题。[13]
《通史》不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甚至在《拉美国家的建设（1820-1870）》一卷中，也没有阐述过任何一个国家建国过程的案例。所有这些，包括这部书的结构设计、所用的概念和话语，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十分陌生的。它们到底传递了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它所要导引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向，有没有科学根据，这都是关系第三世界现代化前景的重大问题，关系到我们今后如何撰写拉美史的问题，我们不能不加以特别的注意。《通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成立的一个科学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一部大型地区史，总共聘请了二百四十余多位世界著名拉美史专家参与其事；全书兼容并蓄，汇集了世界各派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一个极其珍贵的拉美史文库。但是，就全书指导思想的倾向来说，似乎是想把一个不平等的、贫富两极分化、冲突层出不穷的世界抹平成一个地位平等的和谐世界。作为一个主观的愿望来说，这自然是好的；但是，美好和谐的世界并不是史学家的笔墨所能涂抹出来的，而是要经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实践和艰苦奋斗创造出来；史学家的任 务只能是秉笔直书，揭露事实的真相，并从客观的事实出发，寻求人类发展的真理和规律。所以，这部书是应该而且必须要好好研究的。现在，所谓“全球史观”已变得炙手可热，连我们的中学历史老师也趋之若鹜，提出要淡化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唯物史观，把“全球史观”引进中学的课堂和考试题库。这决不是一件小事情！我们不是要在世界上树立和提升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权吗？我们虽然有我们自己的、像本书这样的优秀研究成果，但如果我们对《通史》这种明显有全球导向性的巨著不闻不问，我们又何谈话语权！所以，我希望在我国拉美史研究的下一个“里程”目标中一定要列入《通史》研究这个项目。为了让更多的学者和读者参与此项研究，我建议北大历史系拉美史研究中心继承和发扬罗荣渠教授生前特别关注国际学术动态和世界最新研究成果的优良传统，组织力量选译《通史》中有代表性的部分论文，出版一部《教科文〈拉美通史〉文献选集 》。我相信这样的一部选集对我国今后的拉美史研究是绝对必要的。
总之，本书虽然已经取得了值得赞扬的成就，但书中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外国的研究成果也需要进一步的开掘、研究和批判地吸收，对拉美现实所提出的各种重大问题，更需要从历史的深度作出更科学的回答。因此，我们期待着在不太长久的将来有新的里程碑式的拉美史著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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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萧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