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就“商战”问题回应廖祖义先生先后发表的三篇文章,强调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时,应注意到这一思潮所具内容的复杂性、代表性言论的多样性以及时段的较长性等特点,不能简单地囿于郑观应的商战思想,而忽视该思潮在其之前即有萌芽、在其之后更有延续的过程。认为近代中国“商战”论不仅重视生产领域,而且同样重视流通领域,后者既是该思想的切入点,也是与列强争胜的归宿点。因此,《辞海》中“商战”词条的解释是正确的,应予维护。曾国藩在近代新的背景下使用“商战”二字,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商”的近代新内涵之信息,以及“商”和“战”的某种统一体意义,尽管他本人并不是“商战”论者。同时强调,对洋务派以及袁世凯等人的经济思想也应进行客观、合理的分析,不能笼统地否认他们具有“商战”观念,更不能从想象和简单化的逻辑出发,认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具有“商战”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