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蒋介石日记》和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案”（大溪档案）的公开，蒋介石与胡适两位民国史关键人物的公谊私交，受到两岸的关注。
　　综观蒋、胡两人30年的交往，不能说其中没有私谊。但胡适自认为是领导人和国家、政府的诤友，蒋则随阶段不同，出于不同的动机，对胡或尊礼或批评，或视之为下属，或视其为专家。
　　“两害相权，取其轻”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与陈独秀等人轮流编辑《新青年》，影响甚大，那时国民党在知识界的影响还不及《新青年》以及胡适、陈独秀这班北大教授。国民党欲扩大其影响，不得不借助胡适等人。所以，1919年的8月，廖仲恺致信胡适，希望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评介“孙文学说”，胡适照办了。从此，胡适开始了与国民党的交往。
　　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广州孙中山的总统府，破坏了孙中山的北伐，胡适却在这件事上公然为陈炯明辩护。加之之前胡适鼓吹“好人政府”，已引起国民党方面的不快。随后，胡适又袒护溥仪、反对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宫。当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时，他不仅参加国民党抵制的善后会议，而且公开批评孙中山，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国民党的“武力统一”。
　　胡适的这些作为，使国民党人大为不满，1926年年中，胡适前往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并游历欧美，当时的“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专门印发传单，痛骂胡适是北洋军阀的小走狗，到欧洲来为北洋军阀张目。胡适与国民党之间发生的这几件不愉快的事，与胡适对议会政治的价值认同有关。在那个时期，惟一建立了议会的是北洋政府，虽说其弊病丛生，但毕竟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形式进步。当胡适认清这个时期的议会时，他也就渐渐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看法。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反共的“四·一二”政变，国内时局混乱。当时胡适正在国外，他的好友纷纷写信劝说他暂时不要回国。不过胡适还是于5月20日回到了国内。
　　胡适不是一个蛮撞冒失的人，回国之前，在日本的那三个月里，他认真阅读了那一段时间报纸上关于蒋介石“清党反共”的各种报道，既弄明白了一些人的看法，也有了自己的认识。1926年下半年，胡适在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和游历欧洲期间，虽然遭到旅欧国民党人的漫骂，但胡适对国民党的“北伐”仍持支持立场。在胡适看来，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无论如何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于国有利，知识分子是应有该加以支持的。此时，在胡适眼里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不过也就仅此而已。在国民党与北洋军政府之间，或与其他政治集团之间，胡适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蒋只把胡视下属
　　蒋介石和胡适的交往关系，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就已露端倪。1932年11月底，蒋、胡两人在武汉初见。这次见面被刻意安排成偶然邂逅，实则是精心避免了主、客之分或是“召见”、“奉召”。
　　蒋与胡那回的初晤，先后共见面三次。前两次在蒋宅晚餐，都没有深谈；第三次再约，结果胡适在日记中抱怨，蒋只请他研究教育制度和学风改革，他用“我确有点生气”、“很不客气对他说”这类字眼来表示对蒋的不满。
　　但蒋介石这次见面却对胡适印象不错，且对胡评价颇高。可蒋只把胡适当成“教育专家”，视胡为下属。
　　蒋对胡的尊礼有时是出于外交和政治考虑。1948年民国行宪，首次选举总统时，蒋推荐胡适参选总统，其用意即是企图取得美国人好感，以便争取美援。
　　而在这种公开礼遇的背后，蒋在日记中对胡适多有不逊之辞，甚至出言痛骂。1941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蒋就说，胡适使美4年除谋得十余个名誉博士之外，对国家大事一无贡献；1959年，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再选第三任“总统”，蒋对此十分恼火，在日记中说：“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总统问题，殊为可笑。”
　　1958年蒋介石请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亲临就职典礼致辞。不料胡适在答词时，公开指蒋的讲话有“错误”，让蒋大为不满。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胡的不恭表现，感到胡不识抬举，“狂妄荒谬”，自己一片“尊重”之好心反被轻侮。
　　“反共抗俄论”共识
　　在蒋胡两人的多年交往中，有一条主轴是不能忽略的。蒋介石在1957年邀约胡适返台担任“中研”院长，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两人自1949年以来“反共抗俄论”的共识。
　　1950年9月6日，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在台湾的傅斯年夫妇，信中摘述了胡适应美国学者邀约所著的英文长文《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之主旨：苏联的扶植乃是中共由败转胜的关键，也是1949年山河色变的根本原因。当时台湾《中央日报》、《自由中国》等不同媒体曾译价这篇长文，影响甚大。
　　胡直指苏俄是大陆易手的主要因素之一，蒋深有同感，于是胡适的文章也由原诉诸美人、国际而后转为内销，成为蒋介石在台湾打造反共抗俄论的主要依据之一，进而塑造蒋、胡二人最主要的共同观点与相处的基石。
　　1951年5月31日，胡适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他期待蒋能详阅该文，不过，他也提出了对台湾民主化的看法。他建议“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而且也提及要“蒋先生辞去国民党总裁”等。对此，蒋介石回信中赞成了他的部分观点，却对“宪法”和党派问题避而不谈。
　　“雷震案”让胡适“大失望”
　　1960年10月8日，台民主人士雷震屡以言论挑战当局的禁忌及组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被控“叛乱”，经“国防部军法处”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当得知雷震入狱时，胡适正在美国出席会议，接到陈诚的电报通报后，复电中胡适列举了“政府此举不甚明智”的理由：第一，国内外舆论一定会认为这是“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第二，政府必将承担摧残言论自由的恶名；第三，给批评政府与成立反对党扣上叛乱的罪名，会贻笑于世界；第四，会对台湾的旅游和外来投资造成不利影响。此外，他还敦促政府应该通过司法程序，而不是通过军事法庭来审理这一案件。
　　1960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总统府”会见胡适。胡本来不想谈论雷震案件，但是蒋介石却执意要他谈一谈政治。为此，胡简单地介绍了国际形势之后，便把话题转到这一轰动海内外的案子上来。胡适首先指出，蒋介石、陈诚和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都没有出过台湾，“他们不会‘深知’此案会发生的反响”；接着指出当局坚持对“雷震案”进行军事审判，使他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最后他向蒋介石谈了自己对反对党的态度，并提起10年前蒋建议他组织一个政党的事情。临别时，他又向蒋介石将了一军：“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10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新党的人？”
　　但胡适和蒋晤面一天，蒋也没有下令改判“雷震案”。
　　胡适与蒋的摩擦以“雷震案”达到高峰。胡适卷入其中，但无力阻止蒋对雷震下手。他对时局的“大失望”似乎也反映了他对蒋本人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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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接济胡适生活
　　1951年5月15日的台湾“国史馆”档案记载：“蒋中正嘱俞国华代送于斌、于竣吉、胡适、陈立夫各美金五千元”。
　　在大动荡时代，胡适在1948年12月离开北平，转赴上海，1949年4月6日转赴美国定居。他曾在5月7日发电给李宗仁和蒋介石，不久，胡适接到蒋介石一封来信：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务必以阻止美国承认共产党政府。
　　此后，胡适即留在美国，既没有接受蒋氏邀请回国；阎锡山请他入阁担任“外交部长”，他也坚辞不就。一直至1950年3月31日，蒋介石续聘胡适为“总统府”资政，也就是此一时期，胡适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担任馆长(1950年至1952年)。这是他晚年在美“惟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年薪是5200美元。事实上，胡适在1952年4月曾算过账，他在美每年花销约6600美元，入不敷出。
　　那么，面对蒋介石的接济，生活困顿的胡适收了没有呢？
　　目前的研究表明：尽管间接的旁证，包括蒋本身的记载等，显示蒋确实透过管道接济胡适在美的生活；但胡适本人对此从未有任何文字记录，而且没有证据说明胡从未收过。
　　（摘自《新闻信息报》2011.8.15)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