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中,棋至中盘,2010年宏观经济走势和宏观调控走向格外引人注目。
　　这其中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首当其冲。近来有关部门对CPI悉心“保驾护航”。先有国家统计局谴责个别人士提前预测包括CPI在内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认为此举有将“国家机密”提前“泄露”的嫌疑,后有国家发改委一周四驳有关商品尤其是食品价格波动的报道,称其不利于对通胀预期的管理。
　　而针对5月CPI涨幅超年度3%的控制目标,发改委主动出面解释说,5月的涨幅主要是受翘尾因素影响,而且同比虽然上涨,但环比还有所下降。此外,发改委预计上半年CPI的平均涨幅为2.6%,言下之意是保住既定目标不成问题。
　　考虑到CPI作为加息依据的重要性,有关部门对其“呵护备至”再次凸显了监管层不欲轻启加息通道的用意。当下经济升势趋缓的背景,无疑也加重了使用价格型调控工具的犹疑。
　　而与加息的踌躇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决策层对偏行政型调控手段的持续青睐。6月13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年内清查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并对融资平台公司进行清理规范。
　　事实上,以利率调节为主的价格型调控手段的慎用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中国特色。
　　据统计,2000年至今,中国月度CPI变动幅度为10.2个百分点,而存款利率仅变动2.16个百分点,利率调节相对CPI变动灵敏度只有0.21。同期美国利率调节相对CPI变动灵敏度为1.01。由此可见,同一时段内中国利率调节的相对灵敏度只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一。
　　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为何会对利率这一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价格型工具缺乏使用偏好呢?
　　首先,由于中国仍处于市场经济秩序发展阶段,利率信号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扭曲,无法充分发挥资本价格指导作用。而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较弱导致的利率工具运用节点的滞后,更无形中强化了此一情形。
　　其次,利率工具是通过资金成本起作用,过程间接,不太容易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历史的经验也似乎从正反两方面印证了这一点,比如从1996年到1998年两年多时间里,央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然而经济并没有迅速进入上行区间;而从2006年到2008年的两年多时间里,类似的场景则以逆向的方式重新出现——对于习惯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熨平经济周期的调控者而言,利率显然不是一件十分趁手的工具。
　　此外,对利率这一总量性工具的强调,客观上也对各有关部门提出了让渡自身行政调控权的要求,显非各方所乐见。
　　价格型工具使用偏好缺乏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近十年来中国偏行政性调控工具的勃兴,类似限制非居民购房,开启、终止或加快IPO,三年不上新项目,母猪保险补贴,暂时价格管制,加大环保治理力度,暂停建设用地供地,重大案例查处等均成为工具组合中的常见科目。
　　然而同期的宏观调控成绩单,似乎并不足以支持此一偏行政性的多样化调控工具组合的合理性。相反,近十年来的调控给人们留下的观感更多是顾此失彼,瞻前顾后,左右为难。调控不仅没有有效熨平波幅,有时反而扩大了震荡区间,甚至有学者评论说,调控正表现出某种亲周期色彩。
　　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从2008年上半年央票发行余额达到4万亿元上下,以空前规模回收流动性,到2008年下半年推出4万亿元刺激经济计划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政策前后变动幅度之大,即便考虑到金融危机的突然性,也足令市场主体无所适从。
　　事实再次证明,过多运用行政性干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既不利于市场主体政策规则预期的稳定,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
　　调控在异化为一次次的行政性博弈事件的同时,正累积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当市场长期无法发挥价格指导者作用的时候,人们便会把眼光投向市场的调控者,而历史早已证明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无论是着眼于供给端的猪肉价格的调控,还是着力于需求端的房地产价格的打压,都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眼下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实际为负,资产价格泡沫的压力挥之不去。与此同时,由沿海制造业加薪潮所驱动的劳动力价格上涨已现端倪,加之粮食增产难度愈来愈大,猪肉价格亦存见底反弹趋势,宏观调控面临的局面日趋复杂。及早淡化宏观调控的偏行政化色彩,为利率等价格型宏观政策工具及早和更好地发挥调节总需求的作用让渡出更多的空间,在此进程中促成市场化调控工具与市场秩序发展的良性循环,才是驶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险滩的正确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