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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用一场公投解决复杂问题，显然是一种过于简单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你在试图建立一种凝聚的时候，却强行打破了更大的一种凝聚。
一场狂风暴雨的公投过后，英国终于留住了苏格兰，但是也给苏格兰送去了大大的“安慰奖”，给威尔士北爱尔兰送去了可以哭一嗓子的信心，给加泰罗尼亚巴伐利亚科西嘉撒丁岛们送去了可以闹一闹的信号。一场公投，给英国留下一身伤痕，也给欧洲留下了太多的问号。
当对独立说No的人们，重新聚集在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米字旗下时，相信人们对于“国家”，又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
做“微型国家”的国民，好还是不好？
“我是马其顿人。”
“我是黑山人。”
“我是斯洛文尼亚人。”
“我是摩尔多瓦人。”
“我是斯洛伐克人。”
还好，暂时还不会有人说“我是（作为独立国家的）苏格兰人”（当然不保证以后）。
这些从曾经的大国中自豪地分离出来的人们，被我们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称之为“微型国家”的人们，当然有享受自由、幸福和尊严的权利，也完全可以按着自己的胸口，堂堂正正地说“我爱我的国家”。这是从个体来讲。但是，从国家整体来讲，从国际政治棋盘上看，当历史上的波兰经沙俄普鲁士奥匈帝国的三次瓜分，当今天的乌克兰成为欧亚地缘政治夹缝中的弃子，当萨卡什维利治下的格鲁吉亚一心投靠美国而成为俄罗斯的炮灰，小国留给我们的，只剩下了一声叹息。
我们经常按照规模和实力把国家分为“大国”和“小国”，那么，做“大国”好还是做“小国”好？这是个很傻很天真的问题，只能说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难处，而且也必须说，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但是，从一种维度上看，身处国际丛林中的小国，特别是那些微型国家们，它的体量小了，手里的牌少了，话语权和分量也轻了。它们赖以生存的战略资源少之又少，可以自保的手段少之又少，可以自主选择的国家外交战略少之又少。当一场冲突甚至战争袭来，小国的人民，往往首先成为受害者。
今天，民族自决的风潮席卷全球，欧洲更甚之。理由有很多：欧洲很多国家都是从当年的城邦国家或者封建领地起家，城邦传统和“封建传统”至今仍影响着欧洲；相比整体，欧洲人更看重个体，看重个体权利和自由，包括最小单元共同体的权利；经过历史上无数次战争和国家形态的沿革，欧洲已从当年几个雄霸一方的中央帝国，逐渐分离成一个个单一民族国家，大国正日趋“原子化”，大国的实力也正日趋弱化。这使今天的欧洲版图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包括小国、微型国家。一个地区共同体靠自决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在欧洲并不是新鲜事。苏格兰独立派失败了，但你不能保证它以后不会胜利。
一人一票的独立公投逞八面威风，显豪情壮志，确实令人酣畅淋漓。但是，独立之后呢？成为“微型国家”之后呢？如何生存？怎样发展？怎样与大国相处？人们确实需要的是民主狂热之后的冷静思考。
“国家”靠什么凝聚？
这是谁的国家？我们的国家，还是我们加你们的国家？国家靠什么维系？如果一个地区的人们，靠单一民族，或者某一种族，或者共同信仰，或者文化认同，或者经济命脉维系而成为一个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再凭自愿组建一个“国家”的话，那此“国家”之上的国家，又该靠什么凝结呢？
欧洲的历史上曾经云集了如此之多的政治形态：城邦国家、主权国家、民族国家、联邦、联盟、联合体……它们彼此之间常常吵架，甚至用战争解决问题，而国家主权，也屡屡因为统与独、分与合变得风雨飘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权这个概念恰恰诞生于欧洲。
1648年，历经三十年战争后喘息未定的罗马帝国藩下诸国们，用一纸《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国家拥有主权、彼此平等独立互不侵犯的原则，主权国家从此成形，并被认同为一个国家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最高权力。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出现了人权至上的理念，从此人权和主权这两个概念经常左右互搏。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欧洲国家配合美国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道义旗号，对主权国家南联盟狂轰滥炸，主权在人权的炮弹下显得狼狈不堪。刚刚过去的这一天，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人靠着小共同体的诸种认同，用一场公投，再一次险些撕下主权国家的面纱。人权、独立权、民族自决权、经济自主权，所有这些都冲击着欧洲国家主权的堤坝，让主权这个曾经无坚不摧的概念，变得脆弱无比。可是，不要忘了，国家主权正是一种法理上的凝聚。
今天的欧洲正变得越来越“小”，欧洲的麻烦似乎也越来越多，各个地区之间、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发展差异和族群差异是它的一个侧面。怎样处理差异，欧洲和美国的做法颇为不同。在欧洲，在尊重权利和个体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地区倾向于用公投的简单方式，处理复杂的差异问题。但是，你很难想象，联邦制的美国会允许某一州以公投的方式实现独立，更何况，面对复杂的民族问题，相较于欧洲的“三明治”，美国采取了“熔炉”政策，从而避免了国家过度的原子化。想用一场公投解决复杂问题，显然是一种过于简单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你在试图建立一种凝聚的时候，却强行打破了更大的一种凝聚。
（作者张雪松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副主任，环球资讯广播副总监）
一场狂风暴雨的公投过后，英国终于留住了苏格兰，但是也给苏格兰送去了大大的“安慰奖”，给威尔士北爱尔兰送去了可以哭一嗓子的信心，给加泰罗尼亚巴伐利亚科西嘉撒丁岛们送去了可以闹一闹的信号。一场公投，给英国留下一身伤痕，也给欧洲留下了太多的问号。
当对独立说No的人们，重新聚集在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米字旗下时，相信人们对于“国家”，又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
做“微型国家”的国民，好还是不好？
“我是马其顿人。”
“我是黑山人。”
“我是斯洛文尼亚人。”
“我是摩尔多瓦人。”
“我是斯洛伐克人。”
还好，暂时还不会有人说“我是（作为独立国家的）苏格兰人”（当然不保证以后）。
这些从曾经的大国中自豪地分离出来的人们，被我们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称之为“微型国家”的人们，当然有享受自由、幸福和尊严的权利，也完全可以按着自己的胸口，堂堂正正地说“我爱我的国家”。这是从个体来讲。但是，从国家整体来讲，从国际政治棋盘上看，当历史上的波兰经沙俄普鲁士奥匈帝国的三次瓜分，当今天的乌克兰成为欧亚地缘政治夹缝中的弃子，当萨卡什维利治下的格鲁吉亚一心投靠美国而成为俄罗斯的炮灰，小国留给我们的，只剩下了一声叹息。
我们经常按照规模和实力把国家分为“大国”和“小国”，那么，做“大国”好还是做“小国”好？这是个很傻很天真的问题，只能说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难处，而且也必须说，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但是，从一种维度上看，身处国际丛林中的小国，特别是那些微型国家们，它的体量小了，手里的牌少了，话语权和分量也轻了。它们赖以生存的战略资源少之又少，可以自保的手段少之又少，可以自主选择的国家外交战略少之又少。当一场冲突甚至战争袭来，小国的人民，往往首先成为受害者。
今天，民族自决的风潮席卷全球，欧洲更甚之。理由有很多：欧洲很多国家都是从当年的城邦国家或者封建领地起家，城邦传统和“封建传统”至今仍影响着欧洲；相比整体，欧洲人更看重个体，看重个体权利和自由，包括最小单元共同体的权利；经过历史上无数次战争和国家形态的沿革，欧洲已从当年几个雄霸一方的中央帝国，逐渐分离成一个个单一民族国家，大国正日趋“原子化”，大国的实力也正日趋弱化。这使今天的欧洲版图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包括小国、微型国家。一个地区共同体靠自决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在欧洲并不是新鲜事。苏格兰独立派失败了，但你不能保证它以后不会胜利。
一人一票的独立公投逞八面威风，显豪情壮志，确实令人酣畅淋漓。但是，独立之后呢？成为“微型国家”之后呢？如何生存？怎样发展？怎样与大国相处？人们确实需要的是民主狂热之后的冷静思考。
“国家”靠什么凝聚？
这是谁的国家？我们的国家，还是我们加你们的国家？国家靠什么维系？如果一个地区的人们，靠单一民族，或者某一种族，或者共同信仰，或者文化认同，或者经济命脉维系而成为一个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再凭自愿组建一个“国家”的话，那此“国家”之上的国家，又该靠什么凝结呢？
欧洲的历史上曾经云集了如此之多的政治形态：城邦国家、主权国家、民族国家、联邦、联盟、联合体……它们彼此之间常常吵架，甚至用战争解决问题，而国家主权，也屡屡因为统与独、分与合变得风雨飘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权这个概念恰恰诞生于欧洲。
1648年，历经三十年战争后喘息未定的罗马帝国藩下诸国们，用一纸《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国家拥有主权、彼此平等独立互不侵犯的原则，主权国家从此成形，并被认同为一个国家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最高权力。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出现了人权至上的理念，从此人权和主权这两个概念经常左右互搏。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欧洲国家配合美国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道义旗号，对主权国家南联盟狂轰滥炸，主权在人权的炮弹下显得狼狈不堪。刚刚过去的这一天，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人靠着小共同体的诸种认同，用一场公投，再一次险些撕下主权国家的面纱。人权、独立权、民族自决权、经济自主权，所有这些都冲击着欧洲国家主权的堤坝，让主权这个曾经无坚不摧的概念，变得脆弱无比。可是，不要忘了，国家主权正是一种法理上的凝聚。
今天的欧洲正变得越来越“小”，欧洲的麻烦似乎也越来越多，各个地区之间、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发展差异和族群差异是它的一个侧面。怎样处理差异，欧洲和美国的做法颇为不同。在欧洲，在尊重权利和个体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地区倾向于用公投的简单方式，处理复杂的差异问题。但是，你很难想象，联邦制的美国会允许某一州以公投的方式实现独立，更何况，面对复杂的民族问题，相较于欧洲的“三明治”，美国采取了“熔炉”政策，从而避免了国家过度的原子化。想用一场公投解决复杂问题，显然是一种过于简单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你在试图建立一种凝聚的时候，却强行打破了更大的一种凝聚。
（作者张雪松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副主任，环球资讯广播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