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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16日中午，上海某生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员工黄丽听说附近的某食品商店（以下简称食品店）正在搞促销活动，便约上几个同事去那里购物。当她们抵达食品店门前时，只见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食品店的红地毯沿着店门口的台阶一直铺到人行道上，上面还标注了食品打折信息。“广告都做到马路上了。”黄丽一边与同事说话，一边走在地毯上。当她正要踏上门口台阶的瞬间，左脚突然往下陷，跟着崴脚倒地。同事赶紧将她扶起来，她们掀开地毯一看，发现台阶下有一个深约7厘米的坑。
　　黄丽忍着疼痛，艰难地迈着步子来到店里讨说法。店长说：“事情没发生在店内，而且你又不是我店的顾客，我们不负任何责任。”黄丽说：“我就在你们店门口摔倒的，你们肯定脱不了关系。”
　　双方相持了3个多小时，各讲各的理，根本没有协商的余地。这时，黄丽的脚踝已经肿得像个大馒头，继续耗下去也无结果，她只好拨打报警电话。在石泉派出所民警的告诫下，食品店店长总算派出一名职员陪黄丽到普陀区中心医院检查诊疗。结果，黄丽被诊断为左脚踝骨折，店员见状，悄悄收起了黄丽的病历本。
　　3天后，黄丽得去医院复诊。这回食品店不仅不负责黄丽复诊看病，而且连病历本也不给回她。这激起了黄丽夫妇的强烈不满，他们再次报警，在民警的干涉下，该店才勉强归还黄丽的病历本。此后，无论黄丽怎么联系食品店，该店都不理睬她。
　　黄丽复诊后，按照医嘱在病床上休养了108天，既影响了正常上班，也影响了全勤年终奖，后续看病还都是自掏腰包，同时需要别人护理和补充必要的营养。这些损失，如何向食品店索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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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丽首先向上海一家报社反映自己的遭遇，报社随后派出记者调查。食品店店长告诉记者：“不是本店逃避责任，实在是不归我们管。如果黄女士在店内受伤，我店没有提供给顾客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店责无旁贷，应该担责。可是黄女士是在店外受伤，属公共区域，她应该去找市政。我店已经派人陪她看过病并支付第一笔医疗费，已做到仁至义尽了！”记者听了觉得店家有道理，就将这事放下了。
　　后来，黄丽找另一家媒体寻求帮助。该媒体派人多次勘察现场后，于2015年3月17日刊发投诉文章和记者调查，并配发了“律师说法”。
　　律师认为，虽然道路是市政部门管的，但这个促销“红地毯”是该门店铺设的，且占用了人行道，因为地毯掩盖了这个坑陷，才导致路人无法判断地面情况，作为店方应该有这个提前判断能力，应该能够预计到掩盖坑陷后对路人可能造成的伤害，店方掩盖坑陷显然是明知故犯。
　　律师还进一步解释：这起案件并不是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所以不应往店内消费买卖方面去理解，而是一起民事侵权案件。从法律角度分析，受害人合理补偿包括医药费（有发票）、病假工资（有病假单）以及有证据证明因此事件而直接导致的其他损失。如果导致伤残的，受害人可以提出伤残赔偿金，但必须有权威部门的鉴定，并认定伤残的等级。
　　有了媒体发声，黄丽及其家人信心倍增，直接将那天的报纸用挂号信寄给了食品店的董事长林先生，希望他顾及企业形象和社会责任，处理好该侵权伤害案，但是经过多次联系，林先生根本不予理睬。无奈，黄丽又通过上海工商局、市民热线等渠道投诉维权，结果食品店依旧不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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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黄丽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将食品店告上了法庭。法院当即要求黄丽先去做伤残司法鉴定。司法鉴定中心给出的鉴定意见为：黄丽左脚踝部外伤，伤后需要休息90—120日，护理60日，营养60日。一个月后，当黄丽将鉴定结果送到法院时，法院根据鉴定意见提示，让他们在诉讼请求中增加60天的营养费和60天的护理费。这个细节，令他们在维权过程中甚感公平和温馨。
　　2015年9月9日和2016年1月20日，普陀区人民法院分别开了两次庭。在法庭上，黄丽讲述了事发过程，并将现场照片、案件接报回执单（即110报警记录）、病历本中的病史、报纸、劳务协议、工资证明、工资条、各类费用单据等作为证据，提供给法庭，请求判令：一、被告赔偿原告后续医疗费387.54元、误工费14413.79元、护理费3640元、营养费1800元、鉴定费900元；二、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经审理，法院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原告在被告店外左脚踝受伤之事实，当事人不持异议，并有病史等为证，法院予以认定。原告主张因被告在门店外铺设地毯掩盖了地砖破损形成的陷坑，令其不察，以致崴脚。原告就此提供案件接报回执单、现场照片及病历本病史，各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原告的上述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法院予以采信。被告代理人虽然不认可，但未提供证据加以反驳，所以法院对“不认可”不予采信。
　　虽然黄丽摔倒是在店门之外，但究其原因，是由于食品店在店外铺设地毯却未采取相应措施而形成隐患，未确保公众安全所致。被告进行商业活动时，将活动范围延伸到门外的公共场所，其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理应延伸。原告將被告作为赔偿义务人，要求其承担责任，既有事实又有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审理，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之一为赔偿损失”，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等各项规定，判决食品店败诉，承担起诉费和伤残鉴定费，并在10日内赔偿黄丽误工费、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3万余元。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法院认为，原告虽受到一定伤害，但尚未造成特别严重的精神伤害，结合目前司法实践掌握的标准，该主张依据不充分，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全勤年终奖、出租车等其余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判决生效后，被告没有提出上诉，黄丽也没收到赔偿款。“是不是他们想对抗法律，再赖一赖？”黄丽感到匪夷所思，后来她到普陀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不久之后，她收到了法院转过来的支票。这样一场跨度三年的维权案终于尘埃落定。黄丽和家人都深有感触：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失。（文中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