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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与朱德，一个是湖南人，开国上将，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一个是四川人，开国元帅，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1928年初，杨得志参加朱德等人领导的湘南起义后，便在朱德的率领下上了井冈山。从此，他在朱德麾下南征北战，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的建设立下了不朽功绩。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人民军队的建设中，杨得志和朱德一直保持着浓浓的将帅情谊，留下了一段段动人的故事。
红军时期跟随朱德上井冈山
1928年1月，刚满17岁的杨得志与哥哥杨海堂参加了湘南起义，加入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湘南起义失败后，革命形势非常严峻，有人叛变逃跑，有人动摇徘徊。关键时刻，朱德经常集合部队讲话，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先讲世界和中国形势，再讲革命的光明前途。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扫除了人们心头的疑云。杨得志正是从朱德的多次讲话中，进一步坚定了自己跟党走的信念。
到达井冈山后，杨得志一度在红四军军部特务营当战士，和军长朱德朝夕相处。朱德爱兵如子，与战士们打成一片，在部队里极具亲和力。杨得志后来回忆：“朱德军长平时对人很好，有说有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骂过人，什么也难不着他，我们都把他当父亲看待。”
在随后的几年里，杨得志一直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作战。他头脑灵活，英勇无畏，逐渐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长征中，杨得志率领红一团一直担当重任，或为开路先锋，或是掩护后卫。他指挥红一团强渡天险乌江，继而又组织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为红军顺利北上抗日开辟了通路。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时，已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的杨得志又见到了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朱德。一年多不见，眼前的朱德瘦多了，胡子老长，两腮塌陷，穿着一件光皮的羊皮坎肩，脖子上围着一条灰黄色的破毛巾，只有那双慈祥、纯朴又十分有神的眼睛一点也没有变。“是杨得志同志吧！”朱德握住杨得志的手，激动地摇晃着。“你胖了，胖了！好，好！”他紧握着杨得志的手，发出一连串的提问：“毛主席怎么样，身体好吗？”“恩来同志呢？德怀同志呢？他们在哪里？怎么样？”“噢！你现在在哪个部队？做什么工作？还有谁和你在一起呀？”“你们到陕北一年多了，打了些什么仗？打得好吗？取得的胜利不小吧？”杨得志十分理解朱德这一连串问话中的复杂心情：分别那么久，他是多么想念多年并肩战斗的战友啊！
随后，杨得志尽可能详细地回答了朱德的问题，并特别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首长的问候，以及对红四方面军全体同志的问候！杨得志还告诉朱德：“毛主席对我们讲过多次，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受苦了！”朱德沉静了一下，说：“谢谢，谢谢，谢谢毛主席和你们大家！其实也没有啥子了不得。我们不是过来了么！我们不是会师了么！我们不是胜利了么！好，好！”
全面抗战初期的谆谆教导
1938年夏天，杨得志奉命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调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当时，三四四旅旅部驻扎在晋东南长治附近高平县的安昌村，距离八路军总部不远。一天，杨得志去总部接受任务，看见机关的一些同志正坐在树阴底下，学习毛泽东刚发表不久的《论持久战》一文。杨得志走进朱德的办公室，只见朱德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份油印的讲演稿正在阅读。见杨得志来了，他扬了扬讲稿，问：“毛主席的这个讲演稿，你读过了吗？”
杨得志告诉朱德，自己从介休赶到旅部后，才见到毛泽东的讲演稿，读是读过了，领会得却还很肤浅。朱德摘下眼镜，说：“主席说了二十几个问题，很重要。各方面都讲到了，讲得很全面。特别是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抗战一开始我们就坚信日本不可能灭亡中国，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三天两天也打不败他们。”
朱德拿起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接着说：“战争嘛就是政治、经济、兵力和武器装备、指挥艺术的较量，看谁的优势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民心所向，或者叫做政治优势，这是任何敌人无法和我们比拟的！”朱德谈到杨得志的具体任务时说：“海东同志（指徐海东，时任三四四旅旅长）身体不太好。你是代旅长，要把所有的工作‘带’起来。前一段，中央派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到冀南去了。你们去的这一片，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是古战场，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著名的城濮之战、楚汉相争、官渡之战、朱仙镇抗金，以及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等都发生在这一带。如今，这里对确保太行山根据地的稳固、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遏制日军南下和西进起着很大作用，所以，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你的任务艰巨啊！”
杨得志说：“冀鲁豫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我过去知道一些，但对在平原作战，特别是在敌后作战，还缺乏经验。”朱德说：“困难不会少的。而且你这次去，號称一个旅，但你的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和主力部队不能马上和你一起去。你和崔田民（时任三四四旅政治部主任）只能带一部分部队先去，所以叫做开辟根据地嘛！”朱德特别强调了“开辟”两个字，随后又说：“那个地区很早就有我们党的工作，也有一些革命武装力量，群众基础也还不错。另外，还有不少有志于抗战的上层人士。至于平原作战，可以学嘛！当初上井冈山的时候，谁想过要强渡大渡河，要过雪山草地，要在平型关打板垣师团呢！ ”
朱德的一番话把杨得志逗笑了。朱德见杨得志脸上汗水直淌，便叫警卫员拿来一个西瓜切开，一边让杨得志吃，一边继续说：“到那个地区后，对日军作战我倒不怎么担心，因为据了解，那里日军主力比较少，但汉奸、顽固派、各式各样的杂牌军——有些老百姓叫‘土匪’的，多得很。群众反映，那地方的‘司令多如牛毛’哩！怎么办呢？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说中国要战胜日本有三个条件，而主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工作艰苦，形势和斗争也会错综而复杂，不过，我看没有啥子了不起的嘛！”
朱德的这次谈话，对杨得志的启发和教育很大。在以后的抗战岁月中，杨得志认真遵循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朱德的谆谆教导，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不断壮大抗日队伍和根据地。他自己也先后担任了冀鲁豫支队支队长、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重要职务。 1944年初，杨得志率部到达延安，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担负起保卫延安的重任。此后，他便能经常见到十分想念的朱德总司令了。
解放战争时期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工作
1945年8月20号，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根据中央命令，杨得志立即赶到朱德那里接受任务。朱德见到杨得志之后，先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分析了最近一段时间蒋介石的动向，传达了党中央的一些决定和指示，随后告诉杨得志，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4个地区。
朱德对杨得志说：“中央决定让你离开陕北，回冀鲁豫去。”“什么时候走？”杨得志问。“尽快，要尽快。你先走，部队由其他同志带着随后。怎么样，有这个思想准备吗？”“有的。不过没想到会这么快。”朱德说：“是呀。毛主席在七大闭幕时讲过，把中国引向黑暗还是把中国引向光明在互相斗争着。这个斗争今天更现实更尖锐了。日本人是愿意到蒋介石那里去，而不愿意向我们投降的！蒋介石已经行动了，杀气腾腾啊！他是决心要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的。我们当然不答应。所以，你们的任务很急。冀鲁豫的地理位置你是知道的，很重要呀！”
朱德说到这里，话锋一转，突然问杨得志：“你爱人还在延安吧？”“在。”杨得志答道。朱德又问：“娃娃呢？现在有三四岁了吧？”杨得志稍微停了停，说：“我和申戈军是1940年结的婚，抗战时期有过两个孩子，但当时敌人频频扫荡，为了避免部队行动时暴露目标，我们把孩子交给了老乡抚养，再也没能找回来。现在这个女娃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去年10月生的，还不满一岁哩。”
朱德点了点头，说：“大家为胜利作出了牺牲，不容易哩！这娃儿生得是个时候嘛！不过她不能和你一起走了。你是首长，她还不是个兵呢！让她们母女随部队走吧。你爱人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一位全军总司令这样挂念部属的爱人和孩子，这令杨得志非常感动，他向朱德一一做了汇报。朱德听完又安慰杨得志，让他在前方安心工作，不要太担心家人。
1947年4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驻地河北阜平城南庄。为了扭转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军区的被动局面，解决军事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方考虑，朱德决定亲自指导晋察冀军区再次组建晋察冀野战军。在野战军领导的人选问题上，朱德与刘少奇进行了充分协商。5月31日，两人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组建新的晋察冀野战军，并提议以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楊得志为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全权负责指挥晋察冀野战军。这一提议得到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可以说，正是由于朱德对杨得志有着充分了解，他才会作出这一推荐。在此前后的各大战略区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为彭德怀，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为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为陈毅，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为林彪。和上述几位后来成为开国元帅的前辈相比，36岁的杨得志是当时各大战略区野战军中最年轻的司令员。
此后，在朱德的指导下，杨得志等人指挥晋察冀野战军进行了青沧战役、保北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逐步扭转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军事劣势，为解放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建立了功勋。
石家庄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第一次攻打大城市。战役开始前的准备阶段，朱德风尘仆仆地亲临前线，到野战军司令部听取杨得志汇报情况，并和他们一起分析敌情，审问俘虏，研究战役部署。他还深入基层和干部战士交谈，同工兵、炮兵部队指战员研究技术问题，向部队讲形势、讲任务、讲战术、讲纪律，大大激发了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朱德又针对有些部队不太重视战术技术的问题，特别强调“石门（即石家庄）战役打的是攻坚技术，是勇敢加技术”。
会后，晋察冀野战军把朱德关于“勇敢加技术”的指示传达到所有部队，要求坚决贯彻执行。为了及时了解情况，指导作战，朱德提出要住在野司。可是敌机不断狂轰滥炸，杨得志和罗瑞卿考虑到朱德的安全，就一起劝他到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县去住。朱德不同意，说：“你们不都在这里吗？未必飞机就来找我朱德。”杨得志说：“你到河间，我们会随时向你报告的。”朱德虽然不情愿地离开了野司，可心里还时刻关注着战局的发展，要求杨得志每天用电话向他报告战况。每次他都听得十分认真，并及时提出意见。
石家庄战役胜利结束后，朱德通过聂荣臻转来了嘉奖全军的电报，高度评价解放石家庄“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随后，他又来到石家庄，找基层干部战士座谈，科学总结攻坚战术，并很快将这一战术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朱德还为攻克石家庄写了一首题为《攻克石门》的诗：“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杨得志读了此诗，不禁心潮澎湃。
抗美援朝时期为十九兵团参战送行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受命率部赴朝参战。当部队从陕西西安到达山东兖州稍作休整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要杨得志和十九兵团政委李志民去北京汇报工作。在中南海，朱德听取杨得志等人的汇报后，又关切地询问起部队集结后从武器装备到思想动态、从部队纪律到生活管理等各方面的情况。他面对朝鲜地图，向杨得志等人介绍了先期入朝部队的作战情况，询问杨得志等人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杨得志和李志民只提出一个要求：请朱德到山东兖州去参加兵团即将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像打石家庄时那样作指示。
杨得志回部队不到一周，朱德就赶到了兖州。时值1950年12月中旬，天气十分寒冷。十九兵团到达兖州地区后，虽然地方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兖州仅是一座小县城，住房十分拥挤，县直机关、学校、一部分民房都住满了部队。兵团的几个领导合住在一座四合院里，朱德来后，也和他们挤住在一起。那时候条件简陋，不要说暖气，连烧煤的火炉也没有，他们只好给朱德的房子里烧了一盆木炭火。 朱德一到驻地，就和兵团领导交谈，了解会议的准备情况。会议开始前，他提出要到连队去看望战士。杨得志等人都说天气太冷，部队驻地分散，建议他在有木炭火的房间里分批接见一些指战员代表。可朱德却笑着说：“毛主席要我到十九兵团来，可不是只来看看杨得志、李志民你们几个人啊！”就这样，他冒着寒风，看望了几处步兵和炮兵连队的指战员。
12月19日，朱德在十九兵团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会场设在兖州天主教堂内，由于很多干部没有见过朱德，坐在后边的一些干部禁不住站在小凳子上，想亲眼看看敬爱的朱德总司令。朱德见此情景，笑着对大家说：“不少同志大概不晓得朱德长得啥样，那好，我们下台走一圈，大家認识认识嘛！”
朱德作报告时没有讲稿，只有一个他自己拟的提纲，他说：“毛主席派我到十九兵团来，有两项任务：一向同志们表示慰问，给同志们送行;二要给同志们加点子油鼓点子劲。第一项任务，我向你们的杨司令、李政委，向我这几天所到的部队的同志们传达过了。为什么要慰问你们？因为你们要执行一项很光荣、很艰巨的任务。同志们，朝鲜人民在等着你们，等着和你们一起消灭美国侵略者;祖国人民也在等着你们，等着你们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胜利的消息！我的这个慰问，代表毛主席，也代表全国人民！第二项任务是加油鼓劲。我到你们兵团几天了，同你们兵团首长，同有些部队的同志谈了不少话。毛主席给我的两项任务，这一项我觉得比第一项完成得好！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油本来就很足嘛！你们的劲头本来就大得很嘛！这一点我回到北京是要向毛主席报告的！”
朱德简短的话，几次被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打断。讲完话之后，他还在寒风中与大家合影留念。临离开时，朱德送给十九兵团师以上干部每人一本由刘伯承翻译的俄国军事家苏沃洛夫的名著《兵团战术概述》，并在每本书上亲笔题词。在送给杨得志的书上写着：“得志同志，努力学习。朱德”朱德的到来，更加激发了十九兵团全体指战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热情。
1953年10月，杨得志作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国庆观礼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观礼庆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见面时，朱德鼓励他多讲讲朝鲜战场上的事，宣传好志愿军的光辉业绩。
1954年后，朱德年事已高，不大过问军队的日常工作。但每当中央召开会议，与杨得志相见时，他总会热情地嘘寒问暖。朱德每次到山东考察工作和休养时，长期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也一定要抽出时间，前去看望朱德并陪同他视察。
1976年夏初，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到北京开会，专程去看望了正在住院的朱德。虽然是在医院里，但朱德的精神很好，十分关心地询问部队情况，还深情地回忆起井冈山的斗争，回忆起万里长征，谆谆告诫杨得志要搞好部队建设，保卫党的领导，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临别时，年届90的朱德不顾劝阻，执意把杨得志送到电梯口。不想，这次见面竟成为两人的永诀！
这年7月6日，朱德与世长辞，杨得志闻此噩耗，悲痛万分。此后，每每想起和蔼可亲的朱德总司令，他的心中总会充满绵绵思念之情。
（责任编辑：徐嘉）
红军时期跟随朱德上井冈山
1928年1月，刚满17岁的杨得志与哥哥杨海堂参加了湘南起义，加入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湘南起义失败后，革命形势非常严峻，有人叛变逃跑，有人动摇徘徊。关键时刻，朱德经常集合部队讲话，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先讲世界和中国形势，再讲革命的光明前途。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扫除了人们心头的疑云。杨得志正是从朱德的多次讲话中，进一步坚定了自己跟党走的信念。
到达井冈山后，杨得志一度在红四军军部特务营当战士，和军长朱德朝夕相处。朱德爱兵如子，与战士们打成一片，在部队里极具亲和力。杨得志后来回忆：“朱德军长平时对人很好，有说有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骂过人，什么也难不着他，我们都把他当父亲看待。”
在随后的几年里，杨得志一直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作战。他头脑灵活，英勇无畏，逐渐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长征中，杨得志率领红一团一直担当重任，或为开路先锋，或是掩护后卫。他指挥红一团强渡天险乌江，继而又组织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为红军顺利北上抗日开辟了通路。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时，已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的杨得志又见到了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朱德。一年多不见，眼前的朱德瘦多了，胡子老长，两腮塌陷，穿着一件光皮的羊皮坎肩，脖子上围着一条灰黄色的破毛巾，只有那双慈祥、纯朴又十分有神的眼睛一点也没有变。“是杨得志同志吧！”朱德握住杨得志的手，激动地摇晃着。“你胖了，胖了！好，好！”他紧握着杨得志的手，发出一连串的提问：“毛主席怎么样，身体好吗？”“恩来同志呢？德怀同志呢？他们在哪里？怎么样？”“噢！你现在在哪个部队？做什么工作？还有谁和你在一起呀？”“你们到陕北一年多了，打了些什么仗？打得好吗？取得的胜利不小吧？”杨得志十分理解朱德这一连串问话中的复杂心情：分别那么久，他是多么想念多年并肩战斗的战友啊！
随后，杨得志尽可能详细地回答了朱德的问题，并特别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首长的问候，以及对红四方面军全体同志的问候！杨得志还告诉朱德：“毛主席对我们讲过多次，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受苦了！”朱德沉静了一下，说：“谢谢，谢谢，谢谢毛主席和你们大家！其实也没有啥子了不得。我们不是过来了么！我们不是会师了么！我们不是胜利了么！好，好！”
全面抗战初期的谆谆教导
1938年夏天，杨得志奉命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调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当时，三四四旅旅部驻扎在晋东南长治附近高平县的安昌村，距离八路军总部不远。一天，杨得志去总部接受任务，看见机关的一些同志正坐在树阴底下，学习毛泽东刚发表不久的《论持久战》一文。杨得志走进朱德的办公室，只见朱德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份油印的讲演稿正在阅读。见杨得志来了，他扬了扬讲稿，问：“毛主席的这个讲演稿，你读过了吗？”
杨得志告诉朱德，自己从介休赶到旅部后，才见到毛泽东的讲演稿，读是读过了，领会得却还很肤浅。朱德摘下眼镜，说：“主席说了二十几个问题，很重要。各方面都讲到了，讲得很全面。特别是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抗战一开始我们就坚信日本不可能灭亡中国，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三天两天也打不败他们。”
朱德拿起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接着说：“战争嘛就是政治、经济、兵力和武器装备、指挥艺术的较量，看谁的优势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民心所向，或者叫做政治优势，这是任何敌人无法和我们比拟的！”朱德谈到杨得志的具体任务时说：“海东同志（指徐海东，时任三四四旅旅长）身体不太好。你是代旅长，要把所有的工作‘带’起来。前一段，中央派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到冀南去了。你们去的这一片，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是古战场，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著名的城濮之战、楚汉相争、官渡之战、朱仙镇抗金，以及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等都发生在这一带。如今，这里对确保太行山根据地的稳固、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遏制日军南下和西进起着很大作用，所以，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你的任务艰巨啊！”
杨得志说：“冀鲁豫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我过去知道一些，但对在平原作战，特别是在敌后作战，还缺乏经验。”朱德说：“困难不会少的。而且你这次去，號称一个旅，但你的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和主力部队不能马上和你一起去。你和崔田民（时任三四四旅政治部主任）只能带一部分部队先去，所以叫做开辟根据地嘛！”朱德特别强调了“开辟”两个字，随后又说：“那个地区很早就有我们党的工作，也有一些革命武装力量，群众基础也还不错。另外，还有不少有志于抗战的上层人士。至于平原作战，可以学嘛！当初上井冈山的时候，谁想过要强渡大渡河，要过雪山草地，要在平型关打板垣师团呢！ ”
朱德的一番话把杨得志逗笑了。朱德见杨得志脸上汗水直淌，便叫警卫员拿来一个西瓜切开，一边让杨得志吃，一边继续说：“到那个地区后，对日军作战我倒不怎么担心，因为据了解，那里日军主力比较少，但汉奸、顽固派、各式各样的杂牌军——有些老百姓叫‘土匪’的，多得很。群众反映，那地方的‘司令多如牛毛’哩！怎么办呢？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说中国要战胜日本有三个条件，而主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工作艰苦，形势和斗争也会错综而复杂，不过，我看没有啥子了不起的嘛！”
朱德的这次谈话，对杨得志的启发和教育很大。在以后的抗战岁月中，杨得志认真遵循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朱德的谆谆教导，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不断壮大抗日队伍和根据地。他自己也先后担任了冀鲁豫支队支队长、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重要职务。 1944年初，杨得志率部到达延安，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担负起保卫延安的重任。此后，他便能经常见到十分想念的朱德总司令了。
解放战争时期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工作
1945年8月20号，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根据中央命令，杨得志立即赶到朱德那里接受任务。朱德见到杨得志之后，先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分析了最近一段时间蒋介石的动向，传达了党中央的一些决定和指示，随后告诉杨得志，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4个地区。
朱德对杨得志说：“中央决定让你离开陕北，回冀鲁豫去。”“什么时候走？”杨得志问。“尽快，要尽快。你先走，部队由其他同志带着随后。怎么样，有这个思想准备吗？”“有的。不过没想到会这么快。”朱德说：“是呀。毛主席在七大闭幕时讲过，把中国引向黑暗还是把中国引向光明在互相斗争着。这个斗争今天更现实更尖锐了。日本人是愿意到蒋介石那里去，而不愿意向我们投降的！蒋介石已经行动了，杀气腾腾啊！他是决心要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的。我们当然不答应。所以，你们的任务很急。冀鲁豫的地理位置你是知道的，很重要呀！”
朱德说到这里，话锋一转，突然问杨得志：“你爱人还在延安吧？”“在。”杨得志答道。朱德又问：“娃娃呢？现在有三四岁了吧？”杨得志稍微停了停，说：“我和申戈军是1940年结的婚，抗战时期有过两个孩子，但当时敌人频频扫荡，为了避免部队行动时暴露目标，我们把孩子交给了老乡抚养，再也没能找回来。现在这个女娃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去年10月生的，还不满一岁哩。”
朱德点了点头，说：“大家为胜利作出了牺牲，不容易哩！这娃儿生得是个时候嘛！不过她不能和你一起走了。你是首长，她还不是个兵呢！让她们母女随部队走吧。你爱人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一位全军总司令这样挂念部属的爱人和孩子，这令杨得志非常感动，他向朱德一一做了汇报。朱德听完又安慰杨得志，让他在前方安心工作，不要太担心家人。
1947年4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驻地河北阜平城南庄。为了扭转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军区的被动局面，解决军事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方考虑，朱德决定亲自指导晋察冀军区再次组建晋察冀野战军。在野战军领导的人选问题上，朱德与刘少奇进行了充分协商。5月31日，两人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组建新的晋察冀野战军，并提议以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楊得志为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全权负责指挥晋察冀野战军。这一提议得到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可以说，正是由于朱德对杨得志有着充分了解，他才会作出这一推荐。在此前后的各大战略区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为彭德怀，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为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为陈毅，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为林彪。和上述几位后来成为开国元帅的前辈相比，36岁的杨得志是当时各大战略区野战军中最年轻的司令员。
此后，在朱德的指导下，杨得志等人指挥晋察冀野战军进行了青沧战役、保北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逐步扭转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军事劣势，为解放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建立了功勋。
石家庄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第一次攻打大城市。战役开始前的准备阶段，朱德风尘仆仆地亲临前线，到野战军司令部听取杨得志汇报情况，并和他们一起分析敌情，审问俘虏，研究战役部署。他还深入基层和干部战士交谈，同工兵、炮兵部队指战员研究技术问题，向部队讲形势、讲任务、讲战术、讲纪律，大大激发了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朱德又针对有些部队不太重视战术技术的问题，特别强调“石门（即石家庄）战役打的是攻坚技术，是勇敢加技术”。
会后，晋察冀野战军把朱德关于“勇敢加技术”的指示传达到所有部队，要求坚决贯彻执行。为了及时了解情况，指导作战，朱德提出要住在野司。可是敌机不断狂轰滥炸，杨得志和罗瑞卿考虑到朱德的安全，就一起劝他到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县去住。朱德不同意，说：“你们不都在这里吗？未必飞机就来找我朱德。”杨得志说：“你到河间，我们会随时向你报告的。”朱德虽然不情愿地离开了野司，可心里还时刻关注着战局的发展，要求杨得志每天用电话向他报告战况。每次他都听得十分认真，并及时提出意见。
石家庄战役胜利结束后，朱德通过聂荣臻转来了嘉奖全军的电报，高度评价解放石家庄“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随后，他又来到石家庄，找基层干部战士座谈，科学总结攻坚战术，并很快将这一战术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朱德还为攻克石家庄写了一首题为《攻克石门》的诗：“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杨得志读了此诗，不禁心潮澎湃。
抗美援朝时期为十九兵团参战送行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受命率部赴朝参战。当部队从陕西西安到达山东兖州稍作休整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要杨得志和十九兵团政委李志民去北京汇报工作。在中南海，朱德听取杨得志等人的汇报后，又关切地询问起部队集结后从武器装备到思想动态、从部队纪律到生活管理等各方面的情况。他面对朝鲜地图，向杨得志等人介绍了先期入朝部队的作战情况，询问杨得志等人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杨得志和李志民只提出一个要求：请朱德到山东兖州去参加兵团即将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像打石家庄时那样作指示。
杨得志回部队不到一周，朱德就赶到了兖州。时值1950年12月中旬，天气十分寒冷。十九兵团到达兖州地区后，虽然地方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兖州仅是一座小县城，住房十分拥挤，县直机关、学校、一部分民房都住满了部队。兵团的几个领导合住在一座四合院里，朱德来后，也和他们挤住在一起。那时候条件简陋，不要说暖气，连烧煤的火炉也没有，他们只好给朱德的房子里烧了一盆木炭火。 朱德一到驻地，就和兵团领导交谈，了解会议的准备情况。会议开始前，他提出要到连队去看望战士。杨得志等人都说天气太冷，部队驻地分散，建议他在有木炭火的房间里分批接见一些指战员代表。可朱德却笑着说：“毛主席要我到十九兵团来，可不是只来看看杨得志、李志民你们几个人啊！”就这样，他冒着寒风，看望了几处步兵和炮兵连队的指战员。
12月19日，朱德在十九兵团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会场设在兖州天主教堂内，由于很多干部没有见过朱德，坐在后边的一些干部禁不住站在小凳子上，想亲眼看看敬爱的朱德总司令。朱德见此情景，笑着对大家说：“不少同志大概不晓得朱德长得啥样，那好，我们下台走一圈，大家認识认识嘛！”
朱德作报告时没有讲稿，只有一个他自己拟的提纲，他说：“毛主席派我到十九兵团来，有两项任务：一向同志们表示慰问，给同志们送行;二要给同志们加点子油鼓点子劲。第一项任务，我向你们的杨司令、李政委，向我这几天所到的部队的同志们传达过了。为什么要慰问你们？因为你们要执行一项很光荣、很艰巨的任务。同志们，朝鲜人民在等着你们，等着和你们一起消灭美国侵略者;祖国人民也在等着你们，等着你们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胜利的消息！我的这个慰问，代表毛主席，也代表全国人民！第二项任务是加油鼓劲。我到你们兵团几天了，同你们兵团首长，同有些部队的同志谈了不少话。毛主席给我的两项任务，这一项我觉得比第一项完成得好！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油本来就很足嘛！你们的劲头本来就大得很嘛！这一点我回到北京是要向毛主席报告的！”
朱德简短的话，几次被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打断。讲完话之后，他还在寒风中与大家合影留念。临离开时，朱德送给十九兵团师以上干部每人一本由刘伯承翻译的俄国军事家苏沃洛夫的名著《兵团战术概述》，并在每本书上亲笔题词。在送给杨得志的书上写着：“得志同志，努力学习。朱德”朱德的到来，更加激发了十九兵团全体指战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热情。
1953年10月，杨得志作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国庆观礼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观礼庆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见面时，朱德鼓励他多讲讲朝鲜战场上的事，宣传好志愿军的光辉业绩。
1954年后，朱德年事已高，不大过问军队的日常工作。但每当中央召开会议，与杨得志相见时，他总会热情地嘘寒问暖。朱德每次到山东考察工作和休养时，长期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也一定要抽出时间，前去看望朱德并陪同他视察。
1976年夏初，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到北京开会，专程去看望了正在住院的朱德。虽然是在医院里，但朱德的精神很好，十分关心地询问部队情况，还深情地回忆起井冈山的斗争，回忆起万里长征，谆谆告诫杨得志要搞好部队建设，保卫党的领导，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临别时，年届90的朱德不顾劝阻，执意把杨得志送到电梯口。不想，这次见面竟成为两人的永诀！
这年7月6日，朱德与世长辞，杨得志闻此噩耗，悲痛万分。此后，每每想起和蔼可亲的朱德总司令，他的心中总会充满绵绵思念之情。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