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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述体育用品产业理论应用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一是拓展体育用品产业研究空间，二是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并重，三是加强体育用品产业环境问题研究，四是突出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影响因素研究。
关键词：体育用品产业；研究动态；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G80-0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09-0059-06
Sports Goods Industry： Research Trends and Forecast
LU Qing-hua1，YANG Jing-zhong2，ZHU Miao1
（1. Business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Fujian China；2. Economic and Trade Department， Liming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Fujian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empirical and policy research of sports goods industry theories and forecasts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Firstly， the sports goods industry research scope will be expanded. Secondly， theory innova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will be given dual focus. Thirdly， the environment issue of this industry will gain more attention. Fourthl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is industry will be highlighted.
Key words： sports goods industry， research trends， research forecast
体育用品产业是开展体育活动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用品产业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景良好，居于体育产业的主导地位，对体育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梳理和分析体育用品产业理论应用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已有成果，展望未来研究走向，对加强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理论创新和政策研究，促进体育用品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在世界体育用品产业中的地位，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体育用品产业理论应用研究
1.1 基于SCP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
1.1.1 从市场和产业集群集中度角度研究体育用品市场结构 罗赤平、郑志强［1］，李骁天、王莉［2］等对体育用品产业市场结构的研究，主要从市场集中度、企业规模、进入与退出壁垒角度切入，主要结论：1）体育用品产业集中度较低，究其原因在于产业内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数量多、规模不断增大、市场容量日益扩大。2）体育用品同质化程度高，企业主体、品牌、促销、价格等的差异化程度都很低。3）产业进入与退出壁垒低，绝对成本和规模经济难以成为体育用品企业进入的门槛；资产专用性弱、沉淀成本低、解雇费用少，体育用品企业退出容易。但刘建刚等对山东省17地市体育用品制造业，特别是销售收入前8位企业的实证研究，得出相反结论，认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市场集中度属于中（下）集中寡占型，进入和退出壁垒偏高。［3］
蔡宝家认为，在集群地域的市场集中度上，我国体育用品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开放地区，从省份和产量上看，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和上海5省市的集中度超过了85％。［4］他认为集群市场集中度形成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产业内资本的迅速集中，劳动力及产业技术的充分自由流动，充分的市场需求，价值链与技术传递链的整合以及产业集群区域的制度支持。
席玉宝等指出［5］，从企业聚集密度和产品类别上看，运动鞋主要集中在福建省的晋江、莆田，广东省的东莞，浙江省的慈溪，江苏省的昆山；运动服主要集中在福建省的石狮、广东省的中山、浙江省的海宁；体育器材主要集中在浙江省的富阳、苍南，江苏省的江都、泰州，河北省的沧州；篮、排、足三大球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的奉化、富阳，江苏省的太仓，福建省的长泰。杨明、郭良奎认为，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的形成路径：一是市场诱发型路径，二是政府引导型路径。其形成原因、组织结构形式的差异，致使我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存在原生型、嵌入型、共生型三种类型。［6］
1.1.2 从价格行为和产品创新角度研究体育用品市场行为 许敏雄等认为，我国体育用品市场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产品无差异竞争、争夺中低档市场和创新不足三个方面，而价格行为是企业的主要竞争性行为，体育用品产业市场存在恶性价格竞争。［7］李骁天等从广告、兼并视角分析体育用品产业行为，认为我国体育用品企业电视广告定位不明、形式雷同、内容空泛，缺乏有个性的电视广告语。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竞争主体太少、竞争实力旗鼓相当，导致企业兼并动机不足，难以形成大型企业集团［2］。王莉、吴伟从体育用品产业市场协调行为角度分析，认为众多协会的存在促使体育用品企业处于一个多头管理的状况，很难形成卡特尔组织。［8］
1.1.3 从资源配置和规模结构效率角度研究体育用品市场绩效 从资源配置和规模结构效率角度看，体育用品市场绩效不高。李骁天、王莉分析了李宁、康威、361度等体育用品代表性企业的利润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认为目前体育用品产业绩效特征表现为：消费者满意度下降，行业利润水平低，经济规模小，技术创新能力差等。他们进一步分析认为，体育用品产业技术进步的效果也不容乐观。［2］另外，许敏雄等也指出，目前体育用品产业绩效基本特征是：消费者满意度下降、行业利润水平低、经济规模小、技术创新水平低等。［7］ 1.2 基于相关学科理论的应用研究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价值链理论、产业链理论、博弈论等，研究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的具体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易剑东利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体育用品企业成长性问题。根据对中国体育用品企业成长各阶段各项事务的分析，他认为企业诞生、生存、成熟、蜕变阶段社会资本的作用各不相同。中国体育用品企业主要通过对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的纵向依属，与科教和商贸部门的横向连带，以及与运动队的联系、运动竞赛的辐射获取社会资本。［9］
周云涛等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体育用品产业升级问题。他们调研了68家体育用品企业，提出体育用品产业升级的途径，一是加强与上游领导厂商的合作，以提升研发设计能力；二是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以加大集约化力度。［10］谢洪伟等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以晋江市体育用品制造业为实证研究对象，指出区域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应在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国际性的垂直分工或价值链分工；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经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获取竞争优势。［11］潘四凤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指出后危机时代体育用品产业要建立企业分级制度，明确企业发展定位，实施产业链升级战略。［12］
江亮等基于产业链理论视角研究体育用品产业安全问题。认为从产业链角度看，体育用品产业潜在风险包括生存与发展风险、创新风险、融资风险、市场风险等。企业可以运用整合供应链（ISC）和整合生存开发（IPD）来化解生存与发展风险，通过创建区域品牌形成优势产业集群区域来解决创新风险，通过多方位拓展融资渠道、提高融资能力和资金利用率来规避融资风险等。［13］
刘玉兰等采用博弈论分析体育用品企业国际贸易态势，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提出加大自主创新、促进集群发展、提高管理水平等对策建议。［14］
2 体育用品产业实证研究
2.1 体育用品产业评价研究 国内部分学者突破体育用品产业一般规范研究，运用数理统计等计量工具，实证研究体育用品产业的企业竞争力、经营绩效、自主知识产权等，分别得出若干有实际价值的研究成果。
吴晓阳、宁自军利用ICOP评价方法，实证分析中国体育用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低水平发展态势，认为企业可以从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着手，提升体育用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15］吴延年等以李宁、安踏、中国动向、特步四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找出各公司的竞争力优势及差距，并构建了体育用品企业上市公司品牌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16］
杨光选取化学原料及制品、医药制造、化学纤维、橡胶制造业、电气机械、电子与通信6个产业的增加值率、总资产贡献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成本费用利用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率7项指标，也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比分析体育用品产业经营绩效，认为体育用品产业经济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整体消费水平低。［17］
孙义良运用模糊评价与层次分析法，以我国体育用品产业自主知识产权创新为例，构建了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管理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8］
2.2 体育用品产业区域调查研究
2.2.1 体育用品产业跨区域调研 就整体产业不同区域间的对比分析，主要有詹建国、陈颇、席玉宝、王乔君等学者。詹建国通过实际调查，揭示了我国北京、西安、无锡等不同类型城市体育用品流通组织的现状、基本特征和所存在的问题［19］；詹建国等还实地调查我国300家体育用品生产企业，认为我国体育用品生产企业的所有制呈现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形式，生产形势较好，产品朝着系列化的方向发展。［20］
陈颇根据2003-2007年全国22个地区的体育用品制造业经营管理，运用区域差异的测度方法，实证了体育用品制造业经营管理绩效的区城性差异，认为我国东部综合水平明显偏高，中、西部整体偏低。广东、福建、山东、江苏、浙江与上海体育用品制造业经营管理绩效连续5年保持前六强。［21］此外，陈颇还调查分析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5大类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竞争力，认为我国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泛珠三角区域、东部与中部地区间体育用品制造业竞争力存在较大的行业和产业差异性。［22］
席玉宝等对我国体育用品市场进行调查统计分析，认为我国体育用品市场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体育用品市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市场体系趋于完善、布局趋于合理。［23］但黄卓等研究认为，我国中西部地区体育用品企业存在规模小、科技含量低、缺乏自主品牌、知识溢出效应显著等问题，有待调整升级。［24］
王乔君调查分析浙、闽两省体育用品企业的品牌分布、品牌资产及品牌保护等现状，提出浙、闽两省体育用品企业民族品牌的建设路径、发展战略及其选择，可供后续研究参考。［25］
2.2.2 体育用品产业具体区域调研 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具体省份或城市出发，调查分析体育用品产业现状、问题及其成因，基于东部沿海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区域调研文献较多。
李建设调查浙江2 014家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认为浙江体育用品制造业缺少品牌优势和龙头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强，同类体育用品品牌过多，科研开发投入少，产品科技含量低，匮乏素质高的企业家和专业化的经营管理人才，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以科技创新支撑体育用品产业的持续发展。［26］徐卫华等通过对厦门体育用品企业的调研，认为体育用品产业在投资规模、产值、入库税收和吸纳从业人员数等给厦门GDP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7］祝振军等通过对广东省外向型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现状的调研，认为广东外向型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发展水平不高，缺乏知名品牌；简单外嵌，根植性弱；产业环境恶化，发展动力不足；非均衡发展，不利于分工协作；优势弱化，竞争激烈。为此提出应积极升级演进、促进广东外向型体育用品产业由外向型向国际性发展。［28］ 总之，体育用品产业区域调查研究，所获数据比较可靠，容易发现实际问题，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理论分析不足，难以揭示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
3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研究
3.1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具体内容 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呈正相关，政府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制定体育用品市场运行规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并保证其有效实施和运行；并制定战略规划、革新机制体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促进体育用品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29］
3.1.1 体育用品产业规模发展政策 张青认为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组织结构战略创新的方向是实施大集团战略，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企业“联合舰队”。体育用品企业通过联合、重组，增强综合竞争能力，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可以达到提高行业集中度、有效克服市场供需矛盾的目的。［30］翁彪等调查分析了福建省9地市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状况，也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手段，鼓励体育用品企业实施并购、重组战略，扩大经营规模、做大做强整个产业。［31］
3.1.2 体育用品产业标准化政策 2010年3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指出：要积极制定完善体育用品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加强体育用品产品的认证工作，有效推动体育用品的品牌建设，推进体育用品制造业的高新技术化与国际化水平。杨明、王新平认为，可以通过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等方法，推动企业实施标准战略，突出标准检测和监督体系建设；推进政府构建技术标准组织管理体系，实施标准公共服务体系。［32］周云涛等也指出，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应主动参与国际鞋业贸易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积极与国际体育用品标准政策接轨。［10］
3.1.3 体育用品产业自主创新政策 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含量高、科学实用的体育用品。当今体育用品必须凝聚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应以设计开发为核心竞争力。［20］体育用品的设计和制造应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充分满足民众的体育运动消费需求。要强化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产业发展观念，将先进的复合材料、电子技术和机电产品技术运用到体育用品工业上来，以塑造世界级品牌为主线提升创新能力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33］杨明、李留东从企业家特质、潜在技术创新资源、自主创新投入能力、研究开发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新环境支持能力、市场开发能力、创新基础保障能力8个方面构建我国体育用品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分析框架，认为除提高个体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外，还应积极探索合作创新机制，建立自主创新多元化投入机制，发挥政策法规支持和保障机制，营造创新环境。［34］
3.1.4 体育用品产业基地和国际化品牌建设政策 我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的高端化，必须依托产业园区和龙头企业的发展。楼小飞等从发展“瓶颈”及其成因着手，比较分析了体育用品产业的三种发展模式，重点探讨了政府与民间结合模式的优势，提出比较可行的发展路径是：政府应该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建设2～3个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国家级体育用品科技园区或产业基地。［35］体育用品产业必须实现以下三大转变：一是由劳务输出向技术输出转变，二是由简单设备出口向合资办厂转变，三是由原材料和半成品供应向境外品牌注册和产品直销转变。［36］总之，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是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应积极支持企业实施国际化品牌战略，增强国际市场营销能力。
3.2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影响因素
3.2.1 产业政策制定影响因素 荷兰学者丁伯根把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政策制定者的个体偏好对政策倾向产生影响；二是社会利益集体偏好使政策制定者达成某种共识；三是一般政策原则对经济政策目标产生“非经济”影响［37］。Chu分析东亚新兴工业国1970-1980年间所采用的差异性产业结构政策，认为影响产业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一是政府决策机构的意识形态及组织凝聚性、决策系统的集中性以及所拥有的各种政策工具；二是政府官僚系统与私人部门之间关系网络的关联特性。［38］韩国学者李汶纪认为，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互动形成的政策网络，是产业政策制定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39］国内学者韩小明以公共选择理论为背景，分析了政策制定者的个人动机对产业政策制定时的影响。［40］张泽一、赵坚从产业政策无效的理论逻辑角度，逆向分析影响产业政策的因素。认为在产业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既有可能是政策主体缺乏制定合理产业政策的愿望，又有可能是缺乏完全的知识和信息。政策制定主体能力和制定程序的约束对产业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张泽一认为产业政策的制定还受到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模式、一国经济环境、产业发展状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41］
3.2.2 产业政策执行影响因素 T·B·史密斯提出一个描述政策执行过程的模型，认为政策执行过程主要涉及四个影响因素：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环境因素。M·麦克拉夫林认为，政策执行的本质就是政策执行者与受影响者之间就目标或手段进行相互调适的互动过程，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政策执行者与影响者之间行为的调适状况。尤金·巴达奇运用博弈论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政策执行过程所建立的模型。政策执行能否成功，取决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方参与者之间动态的策略选择。Okimoto研究日本产业政策时，把政府与民间企业之间的中间领域看作影响日本产业政策的关键因素，日本社会行业协会、官僚审议会、政党政策委员会、金融机构、言论机构、劳动组织、学术界等组织之间所形成的网络关系，在实施产业政策中起关键作用。［42］
江小涓认为，产业政策能否有效执行除了政策本身的合理之外，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该产业政策的执行对地方政府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只有当地方政府执行产业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产业政策才能得到有效执行；反之，产业政策的实施就会受到阻碍。［43］曾红萍等学者利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认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博弈和企业行为都是最终影响产业政策合理性的因素。［44］张泽一等认为，产业政策的执行还受到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企业行为和能力、社会文化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产业政策本身的合理性是影响政策的重要因素，企业能力构建导向的产业政策对产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41］刘南昌认为体育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是由传导机制的状况、性质及完善程度所决定的。传导机制是调控主体通过一定的政策工具向运作主体传达意志，以实现调控目标的行为方式。［45］ 总之，以上学者集中分析了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而我国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实施、传导和作用机制的研究，目前涉足者极少，亟需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4 研究展望
4.1 拓展体育用品产业研究空间 纵观研究文献不难发现，体育用品产业领域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较少、研究面较窄、重复性研究过多。实际上，体育用品产业相关理论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体育、法律等学科，今后应拓宽研究视野，加强跨学科、多领域的合作研究。1）加强体育用品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组织、产业文化、产业升级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2）加强体育用品产业与政府财政、税收、金融、土地、对外经贸等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3）加强微观体育用品市场行为的研究，如市场一体化研究、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研究；4）加强体育用品产业与文化创意、旅游、电子信息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创新研究，如体育旅游、体育出版、体育媒介、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广告、体育会展、体育影视等新型业态的研究。5）体育用品产业无形资产（知识产权）开发和保护的研究；六是加强体育用品质量标准、产品认证、品牌战略、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研究。
4.2 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并重 一方面，加强体育用品产业的理论创新。抓紧研究体育用品产业战略、产业运行机理、产业市场传导机制、产业发展模式、产业政策比较、产业经济效应、产业关联与融合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加强体育用品产业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通过分析实际经济运行的过程及其因果关系，用以解释体育用品产业经济现象并指导体育用品产业实践，如引入结构方程模型（SEM）、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加强对体育用品产业绩效、厂商及消费者行为、财税政策有效性等问题的实证研究。
4.3 加强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环境问题研究 产业发展环境差异是造成不同区域之间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体育用品产业的健康、协调发展离不开所处的环境。体育用品产业环境不仅制约、影响着体育用品产业的发展，而且是正确衡量和评价某一阶段体育用品产业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客观标准。［46］未来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环境研究的重点：1）加强体育产业统计与实践的研究。虽然第一次全国体育及相关产业专项调查，摸清了体育产业的基本情况，但以往体育用品产业的调查研究集中于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乏善可陈，今后要较强中西部地区的调查研究。2）加强产业政策环境体系研究。以往只注重对体育用品产业财税政策优惠的研究，今后要加强对自然科技，区域人文，投融资（如民营资本、外商资本、企业上市），资金和专项资金（如贷款贴息、项目补贴、后期赎买和后期奖励），土地、园区及基地建设等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环境的研究。
4.4 突出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影响因素研究 涉足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运行机理、传导机制、影响因素的研究极少，未来应突出研究以下三大关键影响因素。1）突出体育用品产业特征。建议加快体育用品产业园区的建设，完善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建立健全有效的中介服务体系。2）提高政策本身的有效性。建议完善产业政策形成机制，保证产业政策生产流程的规范性和效率性，提升政策手段的有效性，包含税收政策——构建税收政策激励体系，资金政策——培育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基金，法律政策——加强行业管理制度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3）规范体育用品企业行为。培育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体育用品企业集团，鼓励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企业家进入体育用品资本市场，培育一批体育用品产业战略投资者，发挥企业家的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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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empirical and policy research of sports goods industry theories and forecasts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Firstly， the sports goods industry research scope will be expanded. Secondly， theory innova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will be given dual focus. Thirdly， the environment issue of this industry will gain more attention. Fourthl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is industry will be highlighted.
Key words： sports goods industry， research trends， research forecast
体育用品产业是开展体育活动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用品产业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景良好，居于体育产业的主导地位，对体育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梳理和分析体育用品产业理论应用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已有成果，展望未来研究走向，对加强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理论创新和政策研究，促进体育用品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在世界体育用品产业中的地位，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体育用品产业理论应用研究
1.1 基于SCP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
1.1.1 从市场和产业集群集中度角度研究体育用品市场结构 罗赤平、郑志强［1］，李骁天、王莉［2］等对体育用品产业市场结构的研究，主要从市场集中度、企业规模、进入与退出壁垒角度切入，主要结论：1）体育用品产业集中度较低，究其原因在于产业内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数量多、规模不断增大、市场容量日益扩大。2）体育用品同质化程度高，企业主体、品牌、促销、价格等的差异化程度都很低。3）产业进入与退出壁垒低，绝对成本和规模经济难以成为体育用品企业进入的门槛；资产专用性弱、沉淀成本低、解雇费用少，体育用品企业退出容易。但刘建刚等对山东省17地市体育用品制造业，特别是销售收入前8位企业的实证研究，得出相反结论，认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市场集中度属于中（下）集中寡占型，进入和退出壁垒偏高。［3］
蔡宝家认为，在集群地域的市场集中度上，我国体育用品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开放地区，从省份和产量上看，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和上海5省市的集中度超过了85％。［4］他认为集群市场集中度形成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产业内资本的迅速集中，劳动力及产业技术的充分自由流动，充分的市场需求，价值链与技术传递链的整合以及产业集群区域的制度支持。
席玉宝等指出［5］，从企业聚集密度和产品类别上看，运动鞋主要集中在福建省的晋江、莆田，广东省的东莞，浙江省的慈溪，江苏省的昆山；运动服主要集中在福建省的石狮、广东省的中山、浙江省的海宁；体育器材主要集中在浙江省的富阳、苍南，江苏省的江都、泰州，河北省的沧州；篮、排、足三大球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的奉化、富阳，江苏省的太仓，福建省的长泰。杨明、郭良奎认为，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的形成路径：一是市场诱发型路径，二是政府引导型路径。其形成原因、组织结构形式的差异，致使我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存在原生型、嵌入型、共生型三种类型。［6］
1.1.2 从价格行为和产品创新角度研究体育用品市场行为 许敏雄等认为，我国体育用品市场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产品无差异竞争、争夺中低档市场和创新不足三个方面，而价格行为是企业的主要竞争性行为，体育用品产业市场存在恶性价格竞争。［7］李骁天等从广告、兼并视角分析体育用品产业行为，认为我国体育用品企业电视广告定位不明、形式雷同、内容空泛，缺乏有个性的电视广告语。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竞争主体太少、竞争实力旗鼓相当，导致企业兼并动机不足，难以形成大型企业集团［2］。王莉、吴伟从体育用品产业市场协调行为角度分析，认为众多协会的存在促使体育用品企业处于一个多头管理的状况，很难形成卡特尔组织。［8］
1.1.3 从资源配置和规模结构效率角度研究体育用品市场绩效 从资源配置和规模结构效率角度看，体育用品市场绩效不高。李骁天、王莉分析了李宁、康威、361度等体育用品代表性企业的利润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认为目前体育用品产业绩效特征表现为：消费者满意度下降，行业利润水平低，经济规模小，技术创新能力差等。他们进一步分析认为，体育用品产业技术进步的效果也不容乐观。［2］另外，许敏雄等也指出，目前体育用品产业绩效基本特征是：消费者满意度下降、行业利润水平低、经济规模小、技术创新水平低等。［7］ 1.2 基于相关学科理论的应用研究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价值链理论、产业链理论、博弈论等，研究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的具体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易剑东利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体育用品企业成长性问题。根据对中国体育用品企业成长各阶段各项事务的分析，他认为企业诞生、生存、成熟、蜕变阶段社会资本的作用各不相同。中国体育用品企业主要通过对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的纵向依属，与科教和商贸部门的横向连带，以及与运动队的联系、运动竞赛的辐射获取社会资本。［9］
周云涛等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体育用品产业升级问题。他们调研了68家体育用品企业，提出体育用品产业升级的途径，一是加强与上游领导厂商的合作，以提升研发设计能力；二是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以加大集约化力度。［10］谢洪伟等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以晋江市体育用品制造业为实证研究对象，指出区域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应在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国际性的垂直分工或价值链分工；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经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获取竞争优势。［11］潘四凤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指出后危机时代体育用品产业要建立企业分级制度，明确企业发展定位，实施产业链升级战略。［12］
江亮等基于产业链理论视角研究体育用品产业安全问题。认为从产业链角度看，体育用品产业潜在风险包括生存与发展风险、创新风险、融资风险、市场风险等。企业可以运用整合供应链（ISC）和整合生存开发（IPD）来化解生存与发展风险，通过创建区域品牌形成优势产业集群区域来解决创新风险，通过多方位拓展融资渠道、提高融资能力和资金利用率来规避融资风险等。［13］
刘玉兰等采用博弈论分析体育用品企业国际贸易态势，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提出加大自主创新、促进集群发展、提高管理水平等对策建议。［14］
2 体育用品产业实证研究
2.1 体育用品产业评价研究 国内部分学者突破体育用品产业一般规范研究，运用数理统计等计量工具，实证研究体育用品产业的企业竞争力、经营绩效、自主知识产权等，分别得出若干有实际价值的研究成果。
吴晓阳、宁自军利用ICOP评价方法，实证分析中国体育用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低水平发展态势，认为企业可以从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着手，提升体育用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15］吴延年等以李宁、安踏、中国动向、特步四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找出各公司的竞争力优势及差距，并构建了体育用品企业上市公司品牌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16］
杨光选取化学原料及制品、医药制造、化学纤维、橡胶制造业、电气机械、电子与通信6个产业的增加值率、总资产贡献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成本费用利用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率7项指标，也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比分析体育用品产业经营绩效，认为体育用品产业经济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整体消费水平低。［17］
孙义良运用模糊评价与层次分析法，以我国体育用品产业自主知识产权创新为例，构建了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管理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8］
2.2 体育用品产业区域调查研究
2.2.1 体育用品产业跨区域调研 就整体产业不同区域间的对比分析，主要有詹建国、陈颇、席玉宝、王乔君等学者。詹建国通过实际调查，揭示了我国北京、西安、无锡等不同类型城市体育用品流通组织的现状、基本特征和所存在的问题［19］；詹建国等还实地调查我国300家体育用品生产企业，认为我国体育用品生产企业的所有制呈现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形式，生产形势较好，产品朝着系列化的方向发展。［20］
陈颇根据2003-2007年全国22个地区的体育用品制造业经营管理，运用区域差异的测度方法，实证了体育用品制造业经营管理绩效的区城性差异，认为我国东部综合水平明显偏高，中、西部整体偏低。广东、福建、山东、江苏、浙江与上海体育用品制造业经营管理绩效连续5年保持前六强。［21］此外，陈颇还调查分析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5大类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竞争力，认为我国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泛珠三角区域、东部与中部地区间体育用品制造业竞争力存在较大的行业和产业差异性。［22］
席玉宝等对我国体育用品市场进行调查统计分析，认为我国体育用品市场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体育用品市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市场体系趋于完善、布局趋于合理。［23］但黄卓等研究认为，我国中西部地区体育用品企业存在规模小、科技含量低、缺乏自主品牌、知识溢出效应显著等问题，有待调整升级。［24］
王乔君调查分析浙、闽两省体育用品企业的品牌分布、品牌资产及品牌保护等现状，提出浙、闽两省体育用品企业民族品牌的建设路径、发展战略及其选择，可供后续研究参考。［25］
2.2.2 体育用品产业具体区域调研 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具体省份或城市出发，调查分析体育用品产业现状、问题及其成因，基于东部沿海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区域调研文献较多。
李建设调查浙江2 014家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认为浙江体育用品制造业缺少品牌优势和龙头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强，同类体育用品品牌过多，科研开发投入少，产品科技含量低，匮乏素质高的企业家和专业化的经营管理人才，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以科技创新支撑体育用品产业的持续发展。［26］徐卫华等通过对厦门体育用品企业的调研，认为体育用品产业在投资规模、产值、入库税收和吸纳从业人员数等给厦门GDP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7］祝振军等通过对广东省外向型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现状的调研，认为广东外向型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发展水平不高，缺乏知名品牌；简单外嵌，根植性弱；产业环境恶化，发展动力不足；非均衡发展，不利于分工协作；优势弱化，竞争激烈。为此提出应积极升级演进、促进广东外向型体育用品产业由外向型向国际性发展。［28］ 总之，体育用品产业区域调查研究，所获数据比较可靠，容易发现实际问题，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理论分析不足，难以揭示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
3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研究
3.1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具体内容 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呈正相关，政府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制定体育用品市场运行规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并保证其有效实施和运行；并制定战略规划、革新机制体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促进体育用品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29］
3.1.1 体育用品产业规模发展政策 张青认为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组织结构战略创新的方向是实施大集团战略，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企业“联合舰队”。体育用品企业通过联合、重组，增强综合竞争能力，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可以达到提高行业集中度、有效克服市场供需矛盾的目的。［30］翁彪等调查分析了福建省9地市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状况，也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手段，鼓励体育用品企业实施并购、重组战略，扩大经营规模、做大做强整个产业。［31］
3.1.2 体育用品产业标准化政策 2010年3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指出：要积极制定完善体育用品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加强体育用品产品的认证工作，有效推动体育用品的品牌建设，推进体育用品制造业的高新技术化与国际化水平。杨明、王新平认为，可以通过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等方法，推动企业实施标准战略，突出标准检测和监督体系建设；推进政府构建技术标准组织管理体系，实施标准公共服务体系。［32］周云涛等也指出，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应主动参与国际鞋业贸易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积极与国际体育用品标准政策接轨。［10］
3.1.3 体育用品产业自主创新政策 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含量高、科学实用的体育用品。当今体育用品必须凝聚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应以设计开发为核心竞争力。［20］体育用品的设计和制造应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充分满足民众的体育运动消费需求。要强化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产业发展观念，将先进的复合材料、电子技术和机电产品技术运用到体育用品工业上来，以塑造世界级品牌为主线提升创新能力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33］杨明、李留东从企业家特质、潜在技术创新资源、自主创新投入能力、研究开发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新环境支持能力、市场开发能力、创新基础保障能力8个方面构建我国体育用品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分析框架，认为除提高个体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外，还应积极探索合作创新机制，建立自主创新多元化投入机制，发挥政策法规支持和保障机制，营造创新环境。［34］
3.1.4 体育用品产业基地和国际化品牌建设政策 我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的高端化，必须依托产业园区和龙头企业的发展。楼小飞等从发展“瓶颈”及其成因着手，比较分析了体育用品产业的三种发展模式，重点探讨了政府与民间结合模式的优势，提出比较可行的发展路径是：政府应该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建设2～3个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国家级体育用品科技园区或产业基地。［35］体育用品产业必须实现以下三大转变：一是由劳务输出向技术输出转变，二是由简单设备出口向合资办厂转变，三是由原材料和半成品供应向境外品牌注册和产品直销转变。［36］总之，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是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应积极支持企业实施国际化品牌战略，增强国际市场营销能力。
3.2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影响因素
3.2.1 产业政策制定影响因素 荷兰学者丁伯根把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政策制定者的个体偏好对政策倾向产生影响；二是社会利益集体偏好使政策制定者达成某种共识；三是一般政策原则对经济政策目标产生“非经济”影响［37］。Chu分析东亚新兴工业国1970-1980年间所采用的差异性产业结构政策，认为影响产业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一是政府决策机构的意识形态及组织凝聚性、决策系统的集中性以及所拥有的各种政策工具；二是政府官僚系统与私人部门之间关系网络的关联特性。［38］韩国学者李汶纪认为，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互动形成的政策网络，是产业政策制定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39］国内学者韩小明以公共选择理论为背景，分析了政策制定者的个人动机对产业政策制定时的影响。［40］张泽一、赵坚从产业政策无效的理论逻辑角度，逆向分析影响产业政策的因素。认为在产业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既有可能是政策主体缺乏制定合理产业政策的愿望，又有可能是缺乏完全的知识和信息。政策制定主体能力和制定程序的约束对产业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张泽一认为产业政策的制定还受到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模式、一国经济环境、产业发展状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41］
3.2.2 产业政策执行影响因素 T·B·史密斯提出一个描述政策执行过程的模型，认为政策执行过程主要涉及四个影响因素：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环境因素。M·麦克拉夫林认为，政策执行的本质就是政策执行者与受影响者之间就目标或手段进行相互调适的互动过程，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政策执行者与影响者之间行为的调适状况。尤金·巴达奇运用博弈论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政策执行过程所建立的模型。政策执行能否成功，取决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方参与者之间动态的策略选择。Okimoto研究日本产业政策时，把政府与民间企业之间的中间领域看作影响日本产业政策的关键因素，日本社会行业协会、官僚审议会、政党政策委员会、金融机构、言论机构、劳动组织、学术界等组织之间所形成的网络关系，在实施产业政策中起关键作用。［42］
江小涓认为，产业政策能否有效执行除了政策本身的合理之外，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该产业政策的执行对地方政府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只有当地方政府执行产业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产业政策才能得到有效执行；反之，产业政策的实施就会受到阻碍。［43］曾红萍等学者利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认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博弈和企业行为都是最终影响产业政策合理性的因素。［44］张泽一等认为，产业政策的执行还受到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企业行为和能力、社会文化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产业政策本身的合理性是影响政策的重要因素，企业能力构建导向的产业政策对产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41］刘南昌认为体育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是由传导机制的状况、性质及完善程度所决定的。传导机制是调控主体通过一定的政策工具向运作主体传达意志，以实现调控目标的行为方式。［45］ 总之，以上学者集中分析了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而我国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实施、传导和作用机制的研究，目前涉足者极少，亟需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4 研究展望
4.1 拓展体育用品产业研究空间 纵观研究文献不难发现，体育用品产业领域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较少、研究面较窄、重复性研究过多。实际上，体育用品产业相关理论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体育、法律等学科，今后应拓宽研究视野，加强跨学科、多领域的合作研究。1）加强体育用品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组织、产业文化、产业升级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2）加强体育用品产业与政府财政、税收、金融、土地、对外经贸等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3）加强微观体育用品市场行为的研究，如市场一体化研究、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研究；4）加强体育用品产业与文化创意、旅游、电子信息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创新研究，如体育旅游、体育出版、体育媒介、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广告、体育会展、体育影视等新型业态的研究。5）体育用品产业无形资产（知识产权）开发和保护的研究；六是加强体育用品质量标准、产品认证、品牌战略、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研究。
4.2 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并重 一方面，加强体育用品产业的理论创新。抓紧研究体育用品产业战略、产业运行机理、产业市场传导机制、产业发展模式、产业政策比较、产业经济效应、产业关联与融合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加强体育用品产业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通过分析实际经济运行的过程及其因果关系，用以解释体育用品产业经济现象并指导体育用品产业实践，如引入结构方程模型（SEM）、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加强对体育用品产业绩效、厂商及消费者行为、财税政策有效性等问题的实证研究。
4.3 加强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环境问题研究 产业发展环境差异是造成不同区域之间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体育用品产业的健康、协调发展离不开所处的环境。体育用品产业环境不仅制约、影响着体育用品产业的发展，而且是正确衡量和评价某一阶段体育用品产业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客观标准。［46］未来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环境研究的重点：1）加强体育产业统计与实践的研究。虽然第一次全国体育及相关产业专项调查，摸清了体育产业的基本情况，但以往体育用品产业的调查研究集中于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乏善可陈，今后要较强中西部地区的调查研究。2）加强产业政策环境体系研究。以往只注重对体育用品产业财税政策优惠的研究，今后要加强对自然科技，区域人文，投融资（如民营资本、外商资本、企业上市），资金和专项资金（如贷款贴息、项目补贴、后期赎买和后期奖励），土地、园区及基地建设等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环境的研究。
4.4 突出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影响因素研究 涉足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运行机理、传导机制、影响因素的研究极少，未来应突出研究以下三大关键影响因素。1）突出体育用品产业特征。建议加快体育用品产业园区的建设，完善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建立健全有效的中介服务体系。2）提高政策本身的有效性。建议完善产业政策形成机制，保证产业政策生产流程的规范性和效率性，提升政策手段的有效性，包含税收政策——构建税收政策激励体系，资金政策——培育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基金，法律政策——加强行业管理制度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3）规范体育用品企业行为。培育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体育用品企业集团，鼓励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企业家进入体育用品资本市场，培育一批体育用品产业战略投资者，发挥企业家的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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