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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斋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1920年4月，他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的特使维经斯基的翻译和助手来到中国，来往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会见李大钊、陈独秀，推动并帮助各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他参与建立并加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参与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俄华通讯社负责人、外国语学社社长，与张太雷一起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工作，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是中共二大代表之一。1925年10月他率第二批学生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后留校负责总务工作。
长期以来，杨明斋的身世和下落不为人知。2000—2001年，我在拍摄纪录片《开端》过程中，采访过多年来致力于寻找和研究杨明斋的中国石油大学教授余世诚，了解到山东党史界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寻找这位为建党作出重要贡献的“忠厚长者”，余世诚甚至直接給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写信询问，才得知杨明斋在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中被处决。关于杨明斋的身世和在俄罗斯的经历依然有许多谜团，尤其遗憾的是，杨明斋的照片没有找到。
2016年4月，杨明斋的档案和处决前的照片被发现，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的真实相貌和身世之谜终于得以公开。
李达、董必武、张国焘、罗章龙、包惠僧等人，对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一行从海参崴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拜访李大钊和陈独秀，参与建党、筹办外国语学社等活动都有过详细的回忆。他们都提到杨明斋一口山东口音、身材高大，但对杨明斋到底是山东什么地方的人，他是什么时候、如何到的俄国，以及20年代后期以后的经历和下落都无从知晓。
从1979年开始，中国石油大学教授余世诚和山东党史界的同志们就通过各种渠道对杨明斋的身世和下落进行调查。由于资料匮乏，困难可想而知。有人以为他不一定是山东人，就算是山东人，100多个县，何处去找？也有人认为他很可能在苏联有家室，肯定是又回苏联去了。
1981年夏天，余世诚等人在访问山东早期党员黄秀珍的时候，意外得知杨明斋的消息。黄秀珍说：
我1925年11月，和许多青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杨明斋在学校当翻译并参加经济方面的管理工作。我的老家是山东诸城，他的老家是山东平度，我们是近邻的老乡，一来二往就熟了。……至于他是平度县什么地方的人，我就不清楚了，你们可以调查，会查到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已有四五十岁的样子，胖胖的，高高个，而我们这些学生，许多不到20岁，比他要晚一辈。他是一位性情耿直、很关心青年的好老头，我们一些女同学常向他要糖吃，记得他还买过一只鹅，烧了给我们吃。我们都亲切地叫他伯伯、叔叔。他当时没有结婚，还是单身汉。我们女孩子跟他开玩笑，问他为啥不找个俄国女同志？他说不愿意找俄国人，要找一个“满洲脚”（即不缠足的）中国老婆。
为了便于深入调查，黄秀珍在给余世诚的信中再次介绍杨明斋的外表说：
他是一个高个子胖老人，凸脸，粗眉大眼睛，面色黑红。他好发脾气，对人直爽没有转弯抹角的虚伪做作。那时苏联女多（占52%），男少，找个苏联老婆很容易，有些中国商人还娶了年轻的少女。老杨没找俄国女人。
在得知杨明斋是平度人之后，余世诚立刻和平度县委党史办公室的同志到平度展开调查。他们一方面查阅县志、户籍、杨氏家谱，一方面访问老党员、老干部、老农民，甚至对前清秀才、当地名流和赴俄华侨都一一进行了排查，先后发现了两个与杨明斋同名、四个经历类似的人。他们对这六个人的家庭状况、出生年月、青少年时代、社会经历、出国回国时间、家乡传闻以及最后下落等多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考证，发现这六个人都不是他们要找的杨明斋。余世诚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
当时在石油大学也曾出现“杨明斋热”，我们发动山东籍的学生、教工都来找杨明斋。顺便说个笑话，为了调查杨明斋的下落，我三次去平度，一开始是时任党史办主任兼党校校长的崔学良同志，山师毕业，他和我一起调查，后来才是党史办的新主任张升善与我配合。张升善是老资格工农干部，不知党史常识，他把出席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当成了一位姓马名林的“河南”人，到河南省开封地区查找了许久……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平度县委在有线广播和《平度大众》报上公开征询。三天后，马戈庄社员杨德信来信说，他的伯父杨好德就是县委要找的杨明斋。
余世诚他们随即赶到马戈庄，见到杨德信。这是他们采访杨德信的记录：
我大伯杨明斋，他的学名是杨好德，“明斋”是他的字，可是在外面都叫他杨明斋，“好德”这个名字倒不常用了。小名“百岁”。我大姑今年是104岁（经过我推算，她比我大36岁，我今年68岁，她当是104岁了）。大伯可能比大姑小两岁，这样，杨明斋应生于1882年。
我大伯杨明斋很早就闯“崴子”（海参崴）去了。何时走的？我不知道。我听老人说过，他闯崴子后，过几年就回来一次，一共回来过三次。最后一次是我五岁的时候，即1920年，我刚刚记得事。
杨明斋在家读过几年私塾，结过婚，生过一个孩子叫“周”，大名叫杨延年，此人早已死。我大伯母早就去世了，我从没见过她。……伯父杨明斋1920年来家那次，我听母亲谈过一些情况。回来后住在锅灶前地上，盖一条毛毯。我祖母问他：“有钱没有？有钱置几亩地吧！”他说：“置地干什么，能喝上黏粥就行了。”这次回家住有十多天，走时把我四叔杨好益带到济南读书。但四叔调皮，不久就被学校开除回来了。杨明斋这次回来，我略记得事，我记得他戴一顶大白帽子，高高个，很魁梧，不同寻常人。别人也说他脾气怪，不大和凡人谈话。
……杨明斋在国内的活动情况，我也听到过一些：说他，会七国话，在上海翻译外文。还说他很早就是共产党，在一个什么共产党小组工作过，和周恩来在一起过。这是我21岁时从黄县回家时听说的。还听四叔讲过，杨明斋在北京、上海、济南都住过，地址我不详。1931年“九一八”后，音信全无。
伍修权为杨明斋题词
根据杨德信提供的线索，他们又采访了和杨明斋一起闯“崴子”的同村的杨仁曲和在旅顺的杨好宾的儿子杨德华，基本确认了杨好德就是他们要寻找的杨明斋。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又兵分三路，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一步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对杨明斋的名字进行考证。结果在广州博物馆林洪暖（《张太雷》的作者）的帮助下，发现了杨和德（俄文译音）与张太雷共同起草的《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杨和德和杨好德译音极近，杨好德即杨明斋！至此，对杨明斋身世的调查，才真正有了结果。
接下来，就是弄清楚杨明斋建党之后的经历和下落。
据《包惠僧回忆录》记载，一大之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局书记，一开始和马林闹得不可开交，后来由于法租界巡捕到陈独秀处搜查，逮捕了陈独秀夫妇和正在陈家的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人。这说明，杨明斋和俞秀松在一大之后不久，就从俄国回到上海。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载，党的三大通过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但这个决议等陈独秀等回到上海后却在党内遭到激烈的反对。谈到这个问题时，张国焘特意写到杨明斋：
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斋，就曾指斥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异是将中共出卖给国民党，为此与陈大闹一场，并声称不愿与陈再见面。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尚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杨明斋与陈先生大闹的举动，事前我并无所闻;事后，他曾为我慷慨而言。我虽勉以团结的大义，也无法改变他的初衷。此后，我再就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
余世诚等根据张国焘的这段回忆，向甘肃有关部门调查，证明甘肃的党组织是1926年由宣侠父等开始组建的，与杨明斋无关，因此在甘肃没有发现有关杨明斋的线索。
为了查清杨明斋的下落，余世诚等在中央和地方党史部门的支持下，先后向老同志或知情者发了200多封调查、请教的函件，邓颖超、蔡畅、王会悟、伍修权、黄秀珍、匡亚明、李楚离、刘子久、罗章龙、许德珩、丁君羊、刘仁静、李锦蓉、何连甲、李尔重、吴德等都回了函。通过这些调查，并进一步查阅档案和回忆资料，基本搞清楚了杨明斋建党以后在国内的经历。
党的三大以后，杨明斋到北京担任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编委和劳动通讯社编委。在北京北长街99号福佑寺喇嘛庙一个配殿里，一边养病一边整理1921年以来参加“中西文化论战”，批评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的文章，出版了《评中西文化观》，在学术界引起反响，罗章龙回忆说“蜚声国内”。
1925年春杨明斋被党中央派到黄埔军校苏联顾问团翻译室工作，与周恩来相识。1925年10月下旬，楊明斋在送走中山大学第一批学员后，又亲带第二批学员共百余人从上海乘船去苏联，这批学员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马骏、
孙冶方等。从海参崴乘火车到莫斯科后，杨明斋被中山大学留下负责总务工作，前后有两年多时间。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明斋强烈要求回国，党中央派他到北平工作。他隐居在景山西街西板桥（现20号），进行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到1928年10月完成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1929年2月出版。由于北京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党组织安排他到河北丰润车轴山中学以国文教员职业为掩护，继续从事下卷的写作。下卷1929年6月完成，并出版。
关于杨明斋在车轴山中学的情况，1928年在该校读书并担任过学校党支部书记的宋敏之在1984年《党史通讯》第8期上作了详细的介绍。宋敏之说，当时在国民党丰润县党部中共产党员占了绝大多数，建立了由共产党员组成的教育系统的领导班子，学校聘请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任教，各地的革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汇集到丰润县车轴山中学，杨明斋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28年冬来到丰润县车轴山中学担任国文教员的。宋敏之还介绍说：
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杨明斋同志在学校化名杨和贤。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大眼睛，留着小黑胡子，那时像有60岁的样子，是新聘教员中年岁最大的一位。介绍他来校的是王德周。关于杨明斋同志的革命经历，王德周对我讲过，但为了保证杨明斋同志的安全，在他任教的一年中，除极少数几个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学校党支部召开会议也从来不叫他参加。在丰润中学附属小学成立第一个党支部时，曾请杨明斋同志在少数几个党员中讲过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他从第一国际讲到第三国际，大约讲了四五个小时。这次讲话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我们参加革命的初期还很年轻幼稚，这次讲话使我们增长了很重要的革命知识，坚定了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
杨明斋同志最初给人的印象是似乎有些怪癖，比如冬天里他不合时宜地穿一身纯白布面的丝棉袄、棉裤，像雪地里的猎人一样。但相处时间稍长，这位老同志俭朴的生活作风和对同志、对学生的忠厚诚挚态度，使人感到可亲可敬。周恩来同志曾经称明斋同志是“忠厚长者”，我亦深有同感。
有一次，杨明斋同志说要去中央，要去调解党中央与陈独秀的矛盾。后来王德周同志向他解释说，党中央与陈独秀之间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误会造成的，也不是仅仅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问题，而是重大政治路线的斗争，是不能靠调解解决的。因此，杨明斋放弃了“调解”的打算，没有去中央。
1929年冬，杨明斋决定从东北偷越国境去苏联。我记得当时北京的宋匡我还说要跟他一起去苏联。他在离开丰润县中学之前，曾把他所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上下两册送给我一部。1929年冬，学校放寒假时，杨明斋即辞去学校教员职务，到北京做去苏联的准备工作了。杨明斋同志以后的情况我就再未听说。 正当余世诚等人苦于不知道杨明斋的最后下落时，偶然得知，1954年，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家中和曹靖华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过杨明斋的下落。余世诚等人当即给曹靖华去函询问，得到证实。余世诚在《杨明斋调查记》一文中对这次谈话作了这样的描述：
周总理问曹靖华：“你的俄语是在哪里学的？”
曹靖华答道：“在上海。”
总理又问：“是渔阳里6号吗？”
曹老答：“是的。”
“是杨明斋教的你吧？”看来周恩来同志对建党初期杨明斋在上海渔阳里6号主办外国语学社的情况很熟悉。
曹老答道：“正是，只是分别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一直查询不到他的去向。”
上海渔阳里6号，杨明斋在此创办外国语学社，培养翻译人才
周总理满怀深情地说：“杨明斋是山东人，是个忠厚长者。后来他生病，苏联送他到西伯利亚养病，那里条件比较好，但后来病死在伊尔库茨克。”
但杨明斋是在哪一年去世，去世前有什么经历，依然不得而知。
从1983年起，余世诚等向苏联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杨明斋可能居留的地方发函，请求协助查找这位老同志。
1984年12月，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历史文献和哲学研究所学者科米萨罗夫来信告知，他在莫斯科访问了“著名的专家舍维廖夫，他就杨明斋的问题和克雷莫夫谈了话;根据克雷莫夫的谈话材料证实，杨明斋被处决了”。但详细情况依然不清楚。
1986年6月，苏联科学院顾问郭绍棠来华访问，在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时，曾向馆内工作人员谈及杨明斋在苏的一些情况。他说，杨明斋在30年代到苏联，被苏边防军抓住，说他“偷越国境”。后经共产国際证明，才获释并到了莫斯科。他在共产国际机关宿舍住了两年，中共代表团王明曾会见过他。1937年苏联开展肃反运动，杨明斋不知道是病死了还是被捕了。据郭绍棠分析，可能是被捕了，他说：“因为如果是病死了，我应该是知道的。”
1988年9月，已经为查找杨明斋的身世耗费了近10年时间的余世诚，为了彻底查明杨明斋最终的结局，执毛笔用汉语向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叙述了杨明斋这位历史人物在中共创建史中的地位和贡献，赞扬了这位忠厚长者为中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精神，诉说了他们查找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和遇到的困难，请求苏共中央总书记能给予帮助。
1989年2月，余世诚收到了苏共中央委托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
连科给他的一封回信：
尊敬的余世诚同志：
根据您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杨明斋1930年后在苏联居留期间情况的询问我受委托告知您如下：
据查存档文件，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的领导许可，在走私者的帮助下非法越过中苏边境。直到1930年秋他都在哈巴罗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来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姆斯克，在那里当勤杂工。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杨明斋到了莫斯科并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当投递员，后来又当誊写——校对员。
1938年2月，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牺牲。1989年1月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对所有由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恢复名誉。
……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M.Л季塔连科
这是来自苏联最权威的通报。杨明斋的死因之谜终于大白。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在他56岁那一年，如此悲惨地屈死于遥远的异国他乡，令人感慨万端！
杨明斋画像的由来
令人遗憾的是，到接到杨明斋平反通知时为止，对余世诚等研究者和杨明斋的后人来说，杨明斋这位“忠厚长者”仅仅是一个名字，因为他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平度党史办和余世诚根据大家对杨明斋“一口山东口音、身材高大的山东大汉”“举止稳重得像泰山一样”“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大眼睛，留着小黑胡子”“凸脸，粗眉大眼睛，面色黑红，好发脾气，对人直爽没有转弯抹角的虚伪做作”“性情耿直”“脾气怪，不大和凡人谈话”等回忆，参照杨明斋胞弟杨好合的相貌特点，请人创作了一幅杨明斋的画像，悬挂在他的故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杨明斋》一书的封面上就用的这张画像。
杨明斋为什么私自越境，又为什么会被流放、做苦役，最后以什么罪名被处决，依然有重重谜团。
当时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来担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杨明斋在流放地做苦工的时候，他曾经去看望，劝他找王明解决生活问题。杨明斋说他决不为五斗米折腰。师哲回忆说，杨明斋虽然外表污浊不堪，不拘小节，但仍不失正人君子气质。
国内曾发现一封信，是杨明斋在流放期间写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的，信中透露了他越境去苏联的玄机。他说他给共产国际上书80页，无非是说明，中国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历史，尤其要注意工作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要立下党的基础和得信于群众的根本。对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指导，他表示了怀疑和不安。信中称自己向来性情刚直不屈，得罪了人，希望帮他问问，究竟为什么把他流放？他的报告书究竟犯了什么错？
这些问题，也是所有党史工作者和杨明斋的后人一直想弄清楚的。
201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山东电视台启动了杨明斋纪录片的拍摄。第二年夏天，山东电视台的张闻兵和刘卫斌，将纪录片送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张树军副主任让我和他一起审看这部纪录片。当看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杨明斋被处决前的正面和侧面两张照片时，他那目光如炬、炯炯有神的气度和在异国他乡慷慨赴死的不屈的神态，深深打动了我。盯着屏幕上这个在我脑海中盘旋了近20年的“忠厚长者”，我的眼眶竟有些湿润。 张闻兵和刘卫斌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在俄罗斯发现杨明斋照片的曲折过程。
摄制组于2016年4月赴俄罗斯拍摄，在莫斯科俄中文化中心主任李宗伦协助下，到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找到了杨明斋的档案卷宗。卷宗里没有杨明斋的照片，但有多份材料揭开了多年来杨明斋身上的一些谜团。
杨明斋到达中山大学后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格上显示，他生于1887年，比国内推定小了5岁，俄文名字施密特。他读完私塾后，1908—1910年求学于山东法政学堂，也就是山东大学法学院的前身。毕业后闯关东谋生，在中东铁路做工两年，在绥芬河火车站一带活动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教过中文。摄制组在拍摄过程中，在海参崴一带见到并采访了至今还散居着的杨明斋的三弟、四弟的后代。
档案上显示，杨明斋在1926年成为俄共候补党员。
一份中山大学党员批评计划案，涉及中共旅莫支部第八党小组对他的评价，上有“左”倾“对本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怀疑”的评语，证实了他对国共合作的一贯立场;“对同志态度不好”则与知情人的回忆吻合，透露了他的脾气个性。
有一封杨明斋给中共代表团的信，日期不能确定，应该是流放期满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在信中说，他多次请求回国，代表团都以他需要医治肺病为由没能让其如愿，最后他表达了希望回国工作的强烈意愿：“我既是一个中国人，假如我还一息尚存，我就应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但遗憾的是，他回国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他被安排到“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当投递员，后来又当誊写——校对员”，并在这里被捕。
从信的字迹看，杨明斋的手书豪放中透着隽秀，有着很深的中国文化修养。从中可以看出，既读过私塾，又接受过新式教育，闯荡过海参崴，办过报纸、教过书的杨明斋，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翻译、教书匠。能够完成《评中西文化观》《中国社会改造原理》这样的学术专著，也足以说明杨明斋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革命有着自己深刻见解的学者型人物。余世诚说：
共产国际不重视农民，张国焘不重视农民，陈独秀也不重视农民。依靠农民问题形成一套革命理论的是毛泽东这一路，杨明斋是属于这一路的。因为他与王明和城市中心论顶牛，所以他越告，就把他整得越狠。
一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人事部的密件提及，杨明斋两次与党意见相左，一是建党初期对国共合作持有异议，二是大革命失败后与党意见不合。而另一份材料上，杨明斋对自己的朝鲜族妻子崔琴英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以上材料分别写于1937年10月和1938年3月。此时正是苏联进入“肃反”严重扩大化时期。
莫斯科顿斯科伊公墓，埋葬着“肃反”时期部分来自中国的遇难者，包括俞秀松烈士，但没有查到杨明斋的信息。张闻兵和刘卫斌说，他们几乎绝望了。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放弃寻找、打算回国的时候，2016年4月10日，他们在莫斯科街头看到了由“记忆协会”置放的照片墙，这个发现再次点燃了他们探寻杨明斋之谜的希望。几经周折，摄制组找到了记忆协会资料馆，馆长鲍里斯·别连金在资料库中，找出那段特殊岁月中几十位遇害杨姓中国人的名单，但其中没有杨明斋。当在电脑中输入杨明斋、施密特的名字时，奇迹出现了！1935—1953年遇难者名单中发现了杨明斋的信息，并且显示他埋葬在莫斯科南郊的布德瓦公墓。但仍然没有照片，馆长说布德瓦公墓遇难者的照片很少。
摄制组驱车来到布德瓦公墓。信息显示，杨明斋是1938年5月26日被枪杀，这一天共枪杀216人。
遇难时，杨明斋51岁。
摄制组决定再到记忆协会资料馆寻找帮助，因为照片还没有找到，而这是他们最迫切的愿望。鲍里斯馆长被中国朋友的诚意和执着打动，马上又打了几通电话，竟然又有了新的线索：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的一些老档案，已经转入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杨明斋的审讯档案就在其中！
摄制组迅速赶到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库副主任古阿玛拉·齐科耶夫娜拿出了编号为24399，上面盖着处决章的俄文侦讯卷宗。卷宗翻开，赫然看到杨明斋在被处决前拍下的正面、侧面照片各一张！杨明斋被处决的罪名是：“日本间谍”和“托洛斯基恐怖集团分子”。我们从杨明斋临死前不卑不亢然而略带愤怒的表情中，读出的是一种不屈服！
杨明斋正面照
鮑里斯馆长认为：杨明斋百分之百是错杀，那时候很多人以日本间谍的名义被杀，杨明斋不可能是日本间谍。档案库副主任古阿玛拉·齐科耶夫娜说道：那时候一个普通的妇女都可能被打成日本间谍，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根据这些档案，我们大体可以还原出杨明斋最后几年的生命轨迹：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组织允许，在黑龙江虎林越境苏联，以个人名义到共产国际总部申诉意见。在西伯利亚荒原和森林的寂寞、寒冷中经历了逮捕、流放，当伙夫、当杂役的艰难岁月，但他始终在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后经中共代表团帮助，他来到莫斯科，但并未被委以重任，被安排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做文字工作。他强烈要求回国，没有得到允许。
1936年，他曾请求共产国际恢复他的中共党员党籍，也未得到答复。
1938年2月8日，持有苏联护照的杨明斋在共产国际招待所、莫斯科柳克斯宾馆的286房间，被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会第三分部带走。当时，杨明斋等多人被列入所谓李立三为首的“托派恐怖集团”遭逮捕。经搜查，属于他个人的财产，估价后被列入一张清单：一个行李箱，四件衬衣，一面旧镜子，总共价值57卢布。这是他全部的财产。
这些照片和档案，将重重谜团环绕的杨明斋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在《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中曾经对权力和地位的关系有过论述，“革命者有权才能干事，但不能用权力谋取地位，要彻底地觉悟到自己来改造社会不是来享幸福”。他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生命。
随着这张照片的问世和身世之谜的揭开，杨明斋，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一个为理想信念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共产主义战士，终于从一个名字变得立体生动、血肉丰满。这位光明磊落、上下求索、耿直倔强、人生坎坷的中共先驱，终于能够魂归故里了。（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影视和多媒体工作处处长，研究员
长期以来，杨明斋的身世和下落不为人知。2000—2001年，我在拍摄纪录片《开端》过程中，采访过多年来致力于寻找和研究杨明斋的中国石油大学教授余世诚，了解到山东党史界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寻找这位为建党作出重要贡献的“忠厚长者”，余世诚甚至直接給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写信询问，才得知杨明斋在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中被处决。关于杨明斋的身世和在俄罗斯的经历依然有许多谜团，尤其遗憾的是，杨明斋的照片没有找到。
2016年4月，杨明斋的档案和处决前的照片被发现，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的真实相貌和身世之谜终于得以公开。
记忆中的“山东大汉”和“忠厚长者”
李达、董必武、张国焘、罗章龙、包惠僧等人，对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一行从海参崴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拜访李大钊和陈独秀，参与建党、筹办外国语学社等活动都有过详细的回忆。他们都提到杨明斋一口山东口音、身材高大，但对杨明斋到底是山东什么地方的人，他是什么时候、如何到的俄国，以及20年代后期以后的经历和下落都无从知晓。
从1979年开始，中国石油大学教授余世诚和山东党史界的同志们就通过各种渠道对杨明斋的身世和下落进行调查。由于资料匮乏，困难可想而知。有人以为他不一定是山东人，就算是山东人，100多个县，何处去找？也有人认为他很可能在苏联有家室，肯定是又回苏联去了。
1981年夏天，余世诚等人在访问山东早期党员黄秀珍的时候，意外得知杨明斋的消息。黄秀珍说：
我1925年11月，和许多青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杨明斋在学校当翻译并参加经济方面的管理工作。我的老家是山东诸城，他的老家是山东平度，我们是近邻的老乡，一来二往就熟了。……至于他是平度县什么地方的人，我就不清楚了，你们可以调查，会查到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已有四五十岁的样子，胖胖的，高高个，而我们这些学生，许多不到20岁，比他要晚一辈。他是一位性情耿直、很关心青年的好老头，我们一些女同学常向他要糖吃，记得他还买过一只鹅，烧了给我们吃。我们都亲切地叫他伯伯、叔叔。他当时没有结婚，还是单身汉。我们女孩子跟他开玩笑，问他为啥不找个俄国女同志？他说不愿意找俄国人，要找一个“满洲脚”（即不缠足的）中国老婆。
为了便于深入调查，黄秀珍在给余世诚的信中再次介绍杨明斋的外表说：
他是一个高个子胖老人，凸脸，粗眉大眼睛，面色黑红。他好发脾气，对人直爽没有转弯抹角的虚伪做作。那时苏联女多（占52%），男少，找个苏联老婆很容易，有些中国商人还娶了年轻的少女。老杨没找俄国女人。
寻找杨明斋热
在得知杨明斋是平度人之后，余世诚立刻和平度县委党史办公室的同志到平度展开调查。他们一方面查阅县志、户籍、杨氏家谱，一方面访问老党员、老干部、老农民，甚至对前清秀才、当地名流和赴俄华侨都一一进行了排查，先后发现了两个与杨明斋同名、四个经历类似的人。他们对这六个人的家庭状况、出生年月、青少年时代、社会经历、出国回国时间、家乡传闻以及最后下落等多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考证，发现这六个人都不是他们要找的杨明斋。余世诚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
当时在石油大学也曾出现“杨明斋热”，我们发动山东籍的学生、教工都来找杨明斋。顺便说个笑话，为了调查杨明斋的下落，我三次去平度，一开始是时任党史办主任兼党校校长的崔学良同志，山师毕业，他和我一起调查，后来才是党史办的新主任张升善与我配合。张升善是老资格工农干部，不知党史常识，他把出席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当成了一位姓马名林的“河南”人，到河南省开封地区查找了许久……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平度县委在有线广播和《平度大众》报上公开征询。三天后，马戈庄社员杨德信来信说，他的伯父杨好德就是县委要找的杨明斋。
余世诚他们随即赶到马戈庄，见到杨德信。这是他们采访杨德信的记录：
我大伯杨明斋，他的学名是杨好德，“明斋”是他的字，可是在外面都叫他杨明斋，“好德”这个名字倒不常用了。小名“百岁”。我大姑今年是104岁（经过我推算，她比我大36岁，我今年68岁，她当是104岁了）。大伯可能比大姑小两岁，这样，杨明斋应生于1882年。
我大伯杨明斋很早就闯“崴子”（海参崴）去了。何时走的？我不知道。我听老人说过，他闯崴子后，过几年就回来一次，一共回来过三次。最后一次是我五岁的时候，即1920年，我刚刚记得事。
杨明斋在家读过几年私塾，结过婚，生过一个孩子叫“周”，大名叫杨延年，此人早已死。我大伯母早就去世了，我从没见过她。……伯父杨明斋1920年来家那次，我听母亲谈过一些情况。回来后住在锅灶前地上，盖一条毛毯。我祖母问他：“有钱没有？有钱置几亩地吧！”他说：“置地干什么，能喝上黏粥就行了。”这次回家住有十多天，走时把我四叔杨好益带到济南读书。但四叔调皮，不久就被学校开除回来了。杨明斋这次回来，我略记得事，我记得他戴一顶大白帽子，高高个，很魁梧，不同寻常人。别人也说他脾气怪，不大和凡人谈话。
……杨明斋在国内的活动情况，我也听到过一些：说他，会七国话，在上海翻译外文。还说他很早就是共产党，在一个什么共产党小组工作过，和周恩来在一起过。这是我21岁时从黄县回家时听说的。还听四叔讲过，杨明斋在北京、上海、济南都住过，地址我不详。1931年“九一八”后，音信全无。
根据杨德信提供的线索，他们又采访了和杨明斋一起闯“崴子”的同村的杨仁曲和在旅顺的杨好宾的儿子杨德华，基本确认了杨好德就是他们要寻找的杨明斋。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又兵分三路，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一步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对杨明斋的名字进行考证。结果在广州博物馆林洪暖（《张太雷》的作者）的帮助下，发现了杨和德（俄文译音）与张太雷共同起草的《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杨和德和杨好德译音极近，杨好德即杨明斋！至此，对杨明斋身世的调查，才真正有了结果。
发了200多封调查、请教的函件
接下来，就是弄清楚杨明斋建党之后的经历和下落。
据《包惠僧回忆录》记载，一大之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局书记，一开始和马林闹得不可开交，后来由于法租界巡捕到陈独秀处搜查，逮捕了陈独秀夫妇和正在陈家的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人。这说明，杨明斋和俞秀松在一大之后不久，就从俄国回到上海。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载，党的三大通过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但这个决议等陈独秀等回到上海后却在党内遭到激烈的反对。谈到这个问题时，张国焘特意写到杨明斋：
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斋，就曾指斥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异是将中共出卖给国民党，为此与陈大闹一场，并声称不愿与陈再见面。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尚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杨明斋与陈先生大闹的举动，事前我并无所闻;事后，他曾为我慷慨而言。我虽勉以团结的大义，也无法改变他的初衷。此后，我再就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
余世诚等根据张国焘的这段回忆，向甘肃有关部门调查，证明甘肃的党组织是1926年由宣侠父等开始组建的，与杨明斋无关，因此在甘肃没有发现有关杨明斋的线索。
为了查清杨明斋的下落，余世诚等在中央和地方党史部门的支持下，先后向老同志或知情者发了200多封调查、请教的函件，邓颖超、蔡畅、王会悟、伍修权、黄秀珍、匡亚明、李楚离、刘子久、罗章龙、许德珩、丁君羊、刘仁静、李锦蓉、何连甲、李尔重、吴德等都回了函。通过这些调查，并进一步查阅档案和回忆资料，基本搞清楚了杨明斋建党以后在国内的经历。
党的三大以后，杨明斋到北京担任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编委和劳动通讯社编委。在北京北长街99号福佑寺喇嘛庙一个配殿里，一边养病一边整理1921年以来参加“中西文化论战”，批评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的文章，出版了《评中西文化观》，在学术界引起反响，罗章龙回忆说“蜚声国内”。
1925年春杨明斋被党中央派到黄埔军校苏联顾问团翻译室工作，与周恩来相识。1925年10月下旬，楊明斋在送走中山大学第一批学员后，又亲带第二批学员共百余人从上海乘船去苏联，这批学员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马骏、
孙冶方等。从海参崴乘火车到莫斯科后，杨明斋被中山大学留下负责总务工作，前后有两年多时间。
在丰润车轴山中学隐居著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明斋强烈要求回国，党中央派他到北平工作。他隐居在景山西街西板桥（现20号），进行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到1928年10月完成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1929年2月出版。由于北京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党组织安排他到河北丰润车轴山中学以国文教员职业为掩护，继续从事下卷的写作。下卷1929年6月完成，并出版。
关于杨明斋在车轴山中学的情况，1928年在该校读书并担任过学校党支部书记的宋敏之在1984年《党史通讯》第8期上作了详细的介绍。宋敏之说，当时在国民党丰润县党部中共产党员占了绝大多数，建立了由共产党员组成的教育系统的领导班子，学校聘请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任教，各地的革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汇集到丰润县车轴山中学，杨明斋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28年冬来到丰润县车轴山中学担任国文教员的。宋敏之还介绍说：
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杨明斋同志在学校化名杨和贤。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大眼睛，留着小黑胡子，那时像有60岁的样子，是新聘教员中年岁最大的一位。介绍他来校的是王德周。关于杨明斋同志的革命经历，王德周对我讲过，但为了保证杨明斋同志的安全，在他任教的一年中，除极少数几个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学校党支部召开会议也从来不叫他参加。在丰润中学附属小学成立第一个党支部时，曾请杨明斋同志在少数几个党员中讲过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他从第一国际讲到第三国际，大约讲了四五个小时。这次讲话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我们参加革命的初期还很年轻幼稚，这次讲话使我们增长了很重要的革命知识，坚定了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
杨明斋同志最初给人的印象是似乎有些怪癖，比如冬天里他不合时宜地穿一身纯白布面的丝棉袄、棉裤，像雪地里的猎人一样。但相处时间稍长，这位老同志俭朴的生活作风和对同志、对学生的忠厚诚挚态度，使人感到可亲可敬。周恩来同志曾经称明斋同志是“忠厚长者”，我亦深有同感。
有一次，杨明斋同志说要去中央，要去调解党中央与陈独秀的矛盾。后来王德周同志向他解释说，党中央与陈独秀之间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误会造成的，也不是仅仅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问题，而是重大政治路线的斗争，是不能靠调解解决的。因此，杨明斋放弃了“调解”的打算，没有去中央。
1929年冬，杨明斋决定从东北偷越国境去苏联。我记得当时北京的宋匡我还说要跟他一起去苏联。他在离开丰润县中学之前，曾把他所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上下两册送给我一部。1929年冬，学校放寒假时，杨明斋即辞去学校教员职务，到北京做去苏联的准备工作了。杨明斋同志以后的情况我就再未听说。 正当余世诚等人苦于不知道杨明斋的最后下落时，偶然得知，1954年，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家中和曹靖华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过杨明斋的下落。余世诚等人当即给曹靖华去函询问，得到证实。余世诚在《杨明斋调查记》一文中对这次谈话作了这样的描述：
周总理问曹靖华：“你的俄语是在哪里学的？”
曹靖华答道：“在上海。”
总理又问：“是渔阳里6号吗？”
曹老答：“是的。”
“是杨明斋教的你吧？”看来周恩来同志对建党初期杨明斋在上海渔阳里6号主办外国语学社的情况很熟悉。
曹老答道：“正是，只是分别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一直查询不到他的去向。”
周总理满怀深情地说：“杨明斋是山东人，是个忠厚长者。后来他生病，苏联送他到西伯利亚养病，那里条件比较好，但后来病死在伊尔库茨克。”
但杨明斋是在哪一年去世，去世前有什么经历，依然不得而知。
在戈尔巴乔夫帮助下
解开杨明斋死因之谜
从1983年起，余世诚等向苏联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杨明斋可能居留的地方发函，请求协助查找这位老同志。
1984年12月，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历史文献和哲学研究所学者科米萨罗夫来信告知，他在莫斯科访问了“著名的专家舍维廖夫，他就杨明斋的问题和克雷莫夫谈了话;根据克雷莫夫的谈话材料证实，杨明斋被处决了”。但详细情况依然不清楚。
1986年6月，苏联科学院顾问郭绍棠来华访问，在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时，曾向馆内工作人员谈及杨明斋在苏的一些情况。他说，杨明斋在30年代到苏联，被苏边防军抓住，说他“偷越国境”。后经共产国際证明，才获释并到了莫斯科。他在共产国际机关宿舍住了两年，中共代表团王明曾会见过他。1937年苏联开展肃反运动，杨明斋不知道是病死了还是被捕了。据郭绍棠分析，可能是被捕了，他说：“因为如果是病死了，我应该是知道的。”
1988年9月，已经为查找杨明斋的身世耗费了近10年时间的余世诚，为了彻底查明杨明斋最终的结局，执毛笔用汉语向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叙述了杨明斋这位历史人物在中共创建史中的地位和贡献，赞扬了这位忠厚长者为中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精神，诉说了他们查找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和遇到的困难，请求苏共中央总书记能给予帮助。
1989年2月，余世诚收到了苏共中央委托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
连科给他的一封回信：
尊敬的余世诚同志：
根据您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杨明斋1930年后在苏联居留期间情况的询问我受委托告知您如下：
据查存档文件，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的领导许可，在走私者的帮助下非法越过中苏边境。直到1930年秋他都在哈巴罗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来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姆斯克，在那里当勤杂工。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杨明斋到了莫斯科并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当投递员，后来又当誊写——校对员。
1938年2月，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牺牲。1989年1月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对所有由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恢复名誉。
……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M.Л季塔连科
这是来自苏联最权威的通报。杨明斋的死因之谜终于大白。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在他56岁那一年，如此悲惨地屈死于遥远的异国他乡，令人感慨万端！
杨明斋画像的由来
令人遗憾的是，到接到杨明斋平反通知时为止，对余世诚等研究者和杨明斋的后人来说，杨明斋这位“忠厚长者”仅仅是一个名字，因为他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平度党史办和余世诚根据大家对杨明斋“一口山东口音、身材高大的山东大汉”“举止稳重得像泰山一样”“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大眼睛，留着小黑胡子”“凸脸，粗眉大眼睛，面色黑红，好发脾气，对人直爽没有转弯抹角的虚伪做作”“性情耿直”“脾气怪，不大和凡人谈话”等回忆，参照杨明斋胞弟杨好合的相貌特点，请人创作了一幅杨明斋的画像，悬挂在他的故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杨明斋》一书的封面上就用的这张画像。
杨明斋为什么私自越境，又为什么会被流放、做苦役，最后以什么罪名被处决，依然有重重谜团。
当时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来担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杨明斋在流放地做苦工的时候，他曾经去看望，劝他找王明解决生活问题。杨明斋说他决不为五斗米折腰。师哲回忆说，杨明斋虽然外表污浊不堪，不拘小节，但仍不失正人君子气质。
国内曾发现一封信，是杨明斋在流放期间写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的，信中透露了他越境去苏联的玄机。他说他给共产国际上书80页，无非是说明，中国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历史，尤其要注意工作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要立下党的基础和得信于群众的根本。对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指导，他表示了怀疑和不安。信中称自己向来性情刚直不屈，得罪了人，希望帮他问问，究竟为什么把他流放？他的报告书究竟犯了什么错？
这些问题，也是所有党史工作者和杨明斋的后人一直想弄清楚的。
在莫斯科找到了神秘的卷宗
201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山东电视台启动了杨明斋纪录片的拍摄。第二年夏天，山东电视台的张闻兵和刘卫斌，将纪录片送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张树军副主任让我和他一起审看这部纪录片。当看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杨明斋被处决前的正面和侧面两张照片时，他那目光如炬、炯炯有神的气度和在异国他乡慷慨赴死的不屈的神态，深深打动了我。盯着屏幕上这个在我脑海中盘旋了近20年的“忠厚长者”，我的眼眶竟有些湿润。 张闻兵和刘卫斌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在俄罗斯发现杨明斋照片的曲折过程。
摄制组于2016年4月赴俄罗斯拍摄，在莫斯科俄中文化中心主任李宗伦协助下，到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找到了杨明斋的档案卷宗。卷宗里没有杨明斋的照片，但有多份材料揭开了多年来杨明斋身上的一些谜团。
杨明斋到达中山大学后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格上显示，他生于1887年，比国内推定小了5岁，俄文名字施密特。他读完私塾后，1908—1910年求学于山东法政学堂，也就是山东大学法学院的前身。毕业后闯关东谋生，在中东铁路做工两年，在绥芬河火车站一带活动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教过中文。摄制组在拍摄过程中，在海参崴一带见到并采访了至今还散居着的杨明斋的三弟、四弟的后代。
档案上显示，杨明斋在1926年成为俄共候补党员。
一份中山大学党员批评计划案，涉及中共旅莫支部第八党小组对他的评价，上有“左”倾“对本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怀疑”的评语，证实了他对国共合作的一贯立场;“对同志态度不好”则与知情人的回忆吻合，透露了他的脾气个性。
有一封杨明斋给中共代表团的信，日期不能确定，应该是流放期满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在信中说，他多次请求回国，代表团都以他需要医治肺病为由没能让其如愿，最后他表达了希望回国工作的强烈意愿：“我既是一个中国人，假如我还一息尚存，我就应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但遗憾的是，他回国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他被安排到“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当投递员，后来又当誊写——校对员”，并在这里被捕。
从信的字迹看，杨明斋的手书豪放中透着隽秀，有着很深的中国文化修养。从中可以看出，既读过私塾，又接受过新式教育，闯荡过海参崴，办过报纸、教过书的杨明斋，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翻译、教书匠。能够完成《评中西文化观》《中国社会改造原理》这样的学术专著，也足以说明杨明斋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革命有着自己深刻见解的学者型人物。余世诚说：
共产国际不重视农民，张国焘不重视农民，陈独秀也不重视农民。依靠农民问题形成一套革命理论的是毛泽东这一路，杨明斋是属于这一路的。因为他与王明和城市中心论顶牛，所以他越告，就把他整得越狠。
一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人事部的密件提及，杨明斋两次与党意见相左，一是建党初期对国共合作持有异议，二是大革命失败后与党意见不合。而另一份材料上，杨明斋对自己的朝鲜族妻子崔琴英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以上材料分别写于1937年10月和1938年3月。此时正是苏联进入“肃反”严重扩大化时期。
杨明斋葬身布德瓦公墓
莫斯科顿斯科伊公墓，埋葬着“肃反”时期部分来自中国的遇难者，包括俞秀松烈士，但没有查到杨明斋的信息。张闻兵和刘卫斌说，他们几乎绝望了。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放弃寻找、打算回国的时候，2016年4月10日，他们在莫斯科街头看到了由“记忆协会”置放的照片墙，这个发现再次点燃了他们探寻杨明斋之谜的希望。几经周折，摄制组找到了记忆协会资料馆，馆长鲍里斯·别连金在资料库中，找出那段特殊岁月中几十位遇害杨姓中国人的名单，但其中没有杨明斋。当在电脑中输入杨明斋、施密特的名字时，奇迹出现了！1935—1953年遇难者名单中发现了杨明斋的信息，并且显示他埋葬在莫斯科南郊的布德瓦公墓。但仍然没有照片，馆长说布德瓦公墓遇难者的照片很少。
摄制组驱车来到布德瓦公墓。信息显示，杨明斋是1938年5月26日被枪杀，这一天共枪杀216人。
遇难时，杨明斋51岁。
还原杨明斋最后几年的生命轨迹
摄制组决定再到记忆协会资料馆寻找帮助，因为照片还没有找到，而这是他们最迫切的愿望。鲍里斯馆长被中国朋友的诚意和执着打动，马上又打了几通电话，竟然又有了新的线索：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的一些老档案，已经转入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杨明斋的审讯档案就在其中！
摄制组迅速赶到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库副主任古阿玛拉·齐科耶夫娜拿出了编号为24399，上面盖着处决章的俄文侦讯卷宗。卷宗翻开，赫然看到杨明斋在被处决前拍下的正面、侧面照片各一张！杨明斋被处决的罪名是：“日本间谍”和“托洛斯基恐怖集团分子”。我们从杨明斋临死前不卑不亢然而略带愤怒的表情中，读出的是一种不屈服！
鮑里斯馆长认为：杨明斋百分之百是错杀，那时候很多人以日本间谍的名义被杀，杨明斋不可能是日本间谍。档案库副主任古阿玛拉·齐科耶夫娜说道：那时候一个普通的妇女都可能被打成日本间谍，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根据这些档案，我们大体可以还原出杨明斋最后几年的生命轨迹：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组织允许，在黑龙江虎林越境苏联，以个人名义到共产国际总部申诉意见。在西伯利亚荒原和森林的寂寞、寒冷中经历了逮捕、流放，当伙夫、当杂役的艰难岁月，但他始终在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后经中共代表团帮助，他来到莫斯科，但并未被委以重任，被安排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做文字工作。他强烈要求回国，没有得到允许。
1936年，他曾请求共产国际恢复他的中共党员党籍，也未得到答复。
1938年2月8日，持有苏联护照的杨明斋在共产国际招待所、莫斯科柳克斯宾馆的286房间，被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会第三分部带走。当时，杨明斋等多人被列入所谓李立三为首的“托派恐怖集团”遭逮捕。经搜查，属于他个人的财产，估价后被列入一张清单：一个行李箱，四件衬衣，一面旧镜子，总共价值57卢布。这是他全部的财产。
这些照片和档案，将重重谜团环绕的杨明斋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在《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中曾经对权力和地位的关系有过论述，“革命者有权才能干事，但不能用权力谋取地位，要彻底地觉悟到自己来改造社会不是来享幸福”。他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生命。
随着这张照片的问世和身世之谜的揭开，杨明斋，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一个为理想信念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共产主义战士，终于从一个名字变得立体生动、血肉丰满。这位光明磊落、上下求索、耿直倔强、人生坎坷的中共先驱，终于能够魂归故里了。（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影视和多媒体工作处处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