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签订40周年。趁着中日关系回暖的春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在中国各省市博物馆的大力协助下，推出了以“三国志文化”为主题的特别展，引发日本各界民众的极大兴趣。我恰好在2019年8月下旬有空在东京观摩了这个特别展，感触颇多。
　　有人会问：三国文物都是日本博物馆方面从中国借去的，为何我们中国人要跑这么远去外国观看本国的文化展品呢？理由主要有二。
　　第一，三国涉及魏、蜀、吴三个地方性政权，很多相关文物平时都散在各个省市博物馆，而日本的这个展览则整合了中国各地方博物馆的三国馆藏，能够在相对集中的时空中，向观众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的三国文化面貌。
　　第二，《三国演义》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被全部日语化的中国小说，而随着葛饰北斋的《绘本三国志》所带来的文化辐射力，早在江户时代，三国故事就在日本民众中获得了很高的人气。因此，三国文化早已成为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文化纽带，而透过日本人对于三国文化的解读，中国人也能更容易把握日本文化的一些要点。
　　有人还会问：在中国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的文学成就似乎不如《红楼梦》，为何前者在日本的人气更高？这或许有一个“缺啥补啥”的机制在起作用。
　　像《三国演义》这样不加掩饰地展现马基雅维利主义谋略的通俗军事历史小说，在日本历史上是没有的。《三国演义》虽然也鼓吹忠义，但这主要是局限在小团体内部（如关羽对于刘备的忠），而在彼此竞争的军事团体之间，诈谋之密集可谓登峰造极（如草船借箭、蒋干盗书、苦肉计等等）。所谓“老不看三国”一语，亦多多少少提示了《三國演义》中谋略教育的负面道德意蕴。
　　与之相比较，在日本古典小说里最像《三国演义》的《平家物语》，在宣扬马基雅维利主义方面还是比《三国演义》逊色的，因为该小说所反映的贵族平清盛与源赖朝之间彼此攻伐的战争画卷，依然是带有浓重贵族气息的，甚至让人觉得这是部反战小说。总之，对于欺骗与诈术的展现，并不是《平家物语》的写作重点。
　　然而，在《三国演义》传入日本的江户时代，日本人的审美趣味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江户时代之前的日本战国时代，像织田信长这样虽然有贵族名头，却处处挑战贵族规范的另类人物，以及像丰臣秀吉这样纯粹布衣出身却最终成为“草根逆袭”式的传奇人物，成为日本历史舞台的主角，由此颠覆了贵族所定下的循规蹈矩的世界观。
　　这种由乱世带来的充满投机气味的精神氛围，其实是与《三国演义》所描述的汉末的时代氛围相吻合的，所以，日本人才能在读到曹操的时候自然地联想到织田信长，或在读到司马懿的时候自然地联想到德川家康，由此获得在读《平家物语》时不能得到的精神愉悦。
　　在江户时代，出身并不高贵的工商阶层成为通俗文艺的主要消费者，而他们对于同样出身草根的刘备最终逆袭成为皇帝的奋斗历程，自然也会投以更大的同情。
　　总之，《三国演义》填补了日本传统文艺中俗文化相对薄弱的缺点，大大激发了日本文艺创作的俗常化转向。
　　〔摘自七一网（七一客户端）/《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