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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把握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即市场利率水平、短期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周期处于高涨阶段的风险
金融空转、资金脱实向虚将会对中国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造成重要影响。无论是2015年的股灾、去年的熔断和近年来的房地产泡沫，都揭示了新时期防范金融风险的迫切和维护中国金融稳定的重要。随着各类金融监管措施的出台，近期市场对金融监管改革的关注度快速上升，已成为影响市场走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相关部门金融监管的实质性趋严俨然成为可能贯穿全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影响因素，而金融去杠杆更是国家层面的重要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体系输送的资金分为表内和表外两块。其中，表内部分大约为120万亿元，表外部分大约为30万亿元。
本文就目前几个关心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背景，其步伐与实体经济改革步伐之间是什么关系，单兵突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会如何；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力度底线在何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风险是什么，目前体现到了几成；政策制定者、实体经济、金融市场等将会对加强金融监管分别做出怎么样的反应，又会如何应对，可能的结果将是什么。从国际经验来看，东亚地区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追赶型经济体，在本国实体经济增速下台阶阶段，都遇到了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问题。我们建议，加强金融监管，需要与实体经济改革步伐协调，将资金空转的“水”赶到实体经济的“渠”，水到渠成才是真的成。
强调金融监管的背景是防范进一步资产泡沫，防止资金持续空转，防御潜在的金融风险。按照我们的测算，2014年之后，在中国资本市场、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都出现了很多不寻常的现象。具体而言，分别为：股市与实体经济基本面自2014年以后开始高度负相关；人民币汇率自2014年开始贬值压力加大，我们监测的热钱持续流出；单位GDP所需的货币信贷密度开始明显增加，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这些不寻常现象的背后，就是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开始持续低于实际融资成本，经济可能逐渐陷入“庞氏增长”阶段。
一系列的金融风险乱象，深层本质在于不断下行的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与居高不下的实际融资成本之间的矛盾，单位资本投入实体经济所产生的回报率甚至开始低于金融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资金当然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宁可在金融体系空转。
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1）资金不愿意进入传统实体经济；（2）结构性分化，“旧经济”行业（煤炭、有色、钢铁、基建等）生产经营困难加大，金融风险加大；“新经济”行业泡沫化，估值过高，金融风险同样很高；（3）资本市场主要受到流动性和风险偏好推动，而不是基本面；资本市场波动性加大，金融市场波动性也在加大。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于融资成本，是金融风险频繁显现的根本原因，并在不同领域逐步显现。如果分散应对，那金融监管者很可能疲于奔命，但效果一般。强调金融监管的背景是防范进一步资产泡沫，防止资金持续空转，防御潜在的金融风险。
加强金融监管的实质意在降低金融市场的杠杆率和泡沫化水平；金融监管单兵突进的效果未必好。有关部门试图通过强力监管，将空转的流动性赶回实体经济。资金空转、资产泡沫、市场乱象，仅仅是表面的现象，是资金自发地认为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过低，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的表现。按照我们最新的测算，2016年底，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为4.2%，低于目前金融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依靠行政手段的金融监管可能将部分空转资金的通道堵住，但多余的资金会顺利进入实体经济吗？我们并不那么乐观。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快实体经济改革，金融监管单兵突进的效果甚微。行政的方式将金融体系的资金流动堵住，事实上造成无风险收益率的进一步提升，而这时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没有相应地提升，资金还是不会自发地大规模进入实体经济。从当前孱弱的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即可以观察，市场主导的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意愿较低。按照我们的脉冲响应模型估计，加强金融监管，抬升无风险收益率，还可能在未来1个-2个季度对实体经济投资有负面影响。
金融监管的“力”，对着“影子银行”发。即当前的金融监管为将“影子银行”货币创造体系纳入监管，并逐步控制的过程。中國的金融体系依然是银行体系主导，银行系统是各方面资金的集散地。从央行披露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来分析（2017年3月末），整个商业银行的表内业务向实体、非银输送的资金，大约在150万亿元。如果结合企业端的负债融资数据，2017年3月末，整个社会融资总量余额为156万亿元，其中来自银行体系的也是在150万亿元。因此，从银行体系的资金供给和实体企业端的负债融资数据来看，我们大致可以认为，银行体系（表内外）直接或通过非银间接输送给实体的资金大约为150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体系输送的资金分为表内和表外两块。其中，表内部分大约为120万亿元，表外部分大约为30万亿元。直观地来看，表外部分游离于资本监管之外，而在刚性兑付的背景下，其风险却是由银行承担的，而银行未计提资本。表外部分来说，非银部门充当银行的“信用中介”，银行先将资金投放给非银部门，非银部门再将资金投放给企业。非银部门赚取利差或通道费，而银行却因此模糊了资产的投向和风险情况，可能依然实际承担风险。简单地说，目前金融监管发力，主要的落脚点在于银行的表外部分，在于非银部门与银行之间发生关系的部分，在于这一统计较为模糊，数量较为庞大的“影子”或部门的交叉部分。
金融监管的“度”，在于利率水平、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周期。加强金融监管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要注意“度”。我们粗浅地认为，“度”的把握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即市场利率水平、短期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周期处于高涨阶段的风险。 首先，加强金融监管将促使短期无风险利率水平抬升，我们建议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不超过4%为宜。从公开的数据，我们看到在金融监管趋严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利率的抬升分别对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利率产生了较明显的传导效果。市场利率中枢的抬升，将改变银行体系信贷的操作，逐渐传导到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如前所述，按照我们的脉冲响应模型，加强金融监管抬升市场无风险收益率，可能在未来1个-2个季度对实体经济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我们通过收入法GDP测算的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2016年底）為4.2%，按照之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建议，金融监管的“度”，首先是市场利率水平不要高于4%为宜，不然将进一步影响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意愿，金融监管的效果可能事与愿违。
第二，加强金融监管，以短期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宜。根据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前四个月，取消或推迟发行的债券规模达2633.87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今年前四个月推迟或取消发行的债券数量306只，同比攀升52.2%。尤其是进入4月，取消或推迟发行的债券规模和数量接近前三个月总和。流动性趋紧和监管重拳去杠杆引发的发债成本持续上升，是导致债券弃发规模攀升的主要原因。债券弃发规模激增，主要是因为强监管政策力推金融去杠杆，导致不少机构在二级市场抛售债券，二级市场的利率上行压力传导至一级市场。资金空转配置信用债的典型是“银行理财-非银委外-企业”的模式。严监管下银行自查理财和同业空转，可能导致流动性短期内紧张，市场风险偏好降低，将对信用债的配置需求产生重要影响。考虑到接下来几个月面临偿债高峰期，以及后续企业利润增速回落导致自身现金流有限，对外部融资的依赖使得信用债的供给在未来仍会维持高位。加强金融监管，以短期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宜。货币当局应该将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操作统筹考虑，合理安排好融资需求，避免出现短期的金融风险。
第三，加强金融监管，需要充分考虑到目前金融周期处于高涨期，审慎估算监管的影响。从传统关于金融周期研究的文献来看，衡量金融周期一般考虑信贷周期，特别是非金融私人部门信贷和房地产价格等指标。非金融私人部门主要由非金融企业、居民和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两部分构成。信贷来源包括国内银行信贷、跨境银行信贷和其他国内金融机构信贷三个部分。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社会融资规模。考虑到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影子银行对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支持达到了27%，因此在测算中国金融周期指数的过程中，我们纳入了影子银行的数据。为了准确反映各类“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用扩张情况，我们综合考虑了总杠杆率和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将间接金融部分和直接金融部分的信用扩张综合起来，通过对比其与实体经济活动的相对强弱关系，并分离出偏离均衡值的周期项，得到了我国金融周期指数。相比于文献对于金融周期的测算，我们增加考察了往往被忽视的“影子银行”和准政府的信用扩张，因此结论更加接近目前的实际情况。从我们的测算结果看，我国目前处于金融周期的高涨时期，风险在集聚，应该把金融风险放在突出位置。加强金融监管，需要充分考虑到目前金融周期处于高涨期，审慎估算监管的影响，不能硬搬照抄以往的经验。
前文分析了加强金融监管的背景、实质，以及金融监管的力和度。那么，当前加强金融监管，如何做才能真正地将资金吸引到实体经济，降低金融市场泡沫和风险，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我们认为，加强金融监管，需要与实体经济改革步伐协调，才能产生水到渠成的景象。
正如笔者在文章《中国金融风险的聚集与应对》里提到的，中国经济在2014年以后，出现了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持续低于融资成本的重要变化。这一重要变化使得经济可能陷入“庞氏增长”。具体而言，相关调研数据表明，新增广义信贷扩张的很大部分用于实体经济主体还本付息，只有部分流动性真的进入实体经济。强化金融监管及去杠杆初衷是促进资金脱虚向实，但节奏把握不好反而会加剧实体融资困难。简单地说，加强金融监管，将“水”从空转的地方赶出来，但是更加需要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提升带来的“渠”来承载。
自2014年以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就一直低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个局面不改变的情况下，即使金融去杠杆力度再大，股市、债市、房地产等全部下跌，资金也难以回流到实体经济中去，金融去杠杆与实体经济改革必须同步推进，现在的情况是，实体经济改革步伐较为滞后，国有企业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仍不非常明朗。金融监管的底线之一是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也就是说，一旦出现风险迹象，相关部门的金融监管可能出现松动，如此反复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都有负面影响，会使得后续改革成本更高，且对于实体经济并无过多的益处。
因此，我们建议，加强金融监管，需要与实体经济改革步伐协调，水到渠成才是真的成。
（作者为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五十人论坛成员，编辑：苏琦）
金融空转、资金脱实向虚将会对中国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造成重要影响。无论是2015年的股灾、去年的熔断和近年来的房地产泡沫，都揭示了新时期防范金融风险的迫切和维护中国金融稳定的重要。随着各类金融监管措施的出台，近期市场对金融监管改革的关注度快速上升，已成为影响市场走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相关部门金融监管的实质性趋严俨然成为可能贯穿全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影响因素，而金融去杠杆更是国家层面的重要工作。
本文就目前几个关心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背景，其步伐与实体经济改革步伐之间是什么关系，单兵突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会如何；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力度底线在何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风险是什么，目前体现到了几成；政策制定者、实体经济、金融市场等将会对加强金融监管分别做出怎么样的反应，又会如何应对，可能的结果将是什么。从国际经验来看，东亚地区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追赶型经济体，在本国实体经济增速下台阶阶段，都遇到了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问题。我们建议，加强金融监管，需要与实体经济改革步伐协调，将资金空转的“水”赶到实体经济的“渠”，水到渠成才是真的成。
一、当前加强金融监管的背景、实质
强调金融监管的背景是防范进一步资产泡沫，防止资金持续空转，防御潜在的金融风险。按照我们的测算，2014年之后，在中国资本市场、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都出现了很多不寻常的现象。具体而言，分别为：股市与实体经济基本面自2014年以后开始高度负相关；人民币汇率自2014年开始贬值压力加大，我们监测的热钱持续流出；单位GDP所需的货币信贷密度开始明显增加，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这些不寻常现象的背后，就是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开始持续低于实际融资成本，经济可能逐渐陷入“庞氏增长”阶段。
一系列的金融风险乱象，深层本质在于不断下行的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与居高不下的实际融资成本之间的矛盾，单位资本投入实体经济所产生的回报率甚至开始低于金融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资金当然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宁可在金融体系空转。
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1）资金不愿意进入传统实体经济；（2）结构性分化，“旧经济”行业（煤炭、有色、钢铁、基建等）生产经营困难加大，金融风险加大；“新经济”行业泡沫化，估值过高，金融风险同样很高；（3）资本市场主要受到流动性和风险偏好推动，而不是基本面；资本市场波动性加大，金融市场波动性也在加大。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于融资成本，是金融风险频繁显现的根本原因，并在不同领域逐步显现。如果分散应对，那金融监管者很可能疲于奔命，但效果一般。强调金融监管的背景是防范进一步资产泡沫，防止资金持续空转，防御潜在的金融风险。
加强金融监管的实质意在降低金融市场的杠杆率和泡沫化水平；金融监管单兵突进的效果未必好。有关部门试图通过强力监管，将空转的流动性赶回实体经济。资金空转、资产泡沫、市场乱象，仅仅是表面的现象，是资金自发地认为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过低，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的表现。按照我们最新的测算，2016年底，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为4.2%，低于目前金融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依靠行政手段的金融监管可能将部分空转资金的通道堵住，但多余的资金会顺利进入实体经济吗？我们并不那么乐观。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快实体经济改革，金融监管单兵突进的效果甚微。行政的方式将金融体系的资金流动堵住，事实上造成无风险收益率的进一步提升，而这时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没有相应地提升，资金还是不会自发地大规模进入实体经济。从当前孱弱的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即可以观察，市场主导的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意愿较低。按照我们的脉冲响应模型估计，加强金融监管，抬升无风险收益率，还可能在未来1个-2个季度对实体经济投资有负面影响。
二、金融监管的力和度
金融监管的“力”，对着“影子银行”发。即当前的金融监管为将“影子银行”货币创造体系纳入监管，并逐步控制的过程。中國的金融体系依然是银行体系主导，银行系统是各方面资金的集散地。从央行披露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来分析（2017年3月末），整个商业银行的表内业务向实体、非银输送的资金，大约在150万亿元。如果结合企业端的负债融资数据，2017年3月末，整个社会融资总量余额为156万亿元，其中来自银行体系的也是在150万亿元。因此，从银行体系的资金供给和实体企业端的负债融资数据来看，我们大致可以认为，银行体系（表内外）直接或通过非银间接输送给实体的资金大约为150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体系输送的资金分为表内和表外两块。其中，表内部分大约为120万亿元，表外部分大约为30万亿元。直观地来看，表外部分游离于资本监管之外，而在刚性兑付的背景下，其风险却是由银行承担的，而银行未计提资本。表外部分来说，非银部门充当银行的“信用中介”，银行先将资金投放给非银部门，非银部门再将资金投放给企业。非银部门赚取利差或通道费，而银行却因此模糊了资产的投向和风险情况，可能依然实际承担风险。简单地说，目前金融监管发力，主要的落脚点在于银行的表外部分，在于非银部门与银行之间发生关系的部分，在于这一统计较为模糊，数量较为庞大的“影子”或部门的交叉部分。
金融监管的“度”，在于利率水平、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周期。加强金融监管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要注意“度”。我们粗浅地认为，“度”的把握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即市场利率水平、短期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周期处于高涨阶段的风险。 首先，加强金融监管将促使短期无风险利率水平抬升，我们建议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不超过4%为宜。从公开的数据，我们看到在金融监管趋严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利率的抬升分别对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利率产生了较明显的传导效果。市场利率中枢的抬升，将改变银行体系信贷的操作，逐渐传导到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如前所述，按照我们的脉冲响应模型，加强金融监管抬升市场无风险收益率，可能在未来1个-2个季度对实体经济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我们通过收入法GDP测算的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2016年底）為4.2%，按照之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建议，金融监管的“度”，首先是市场利率水平不要高于4%为宜，不然将进一步影响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意愿，金融监管的效果可能事与愿违。
第二，加强金融监管，以短期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宜。根据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前四个月，取消或推迟发行的债券规模达2633.87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今年前四个月推迟或取消发行的债券数量306只，同比攀升52.2%。尤其是进入4月，取消或推迟发行的债券规模和数量接近前三个月总和。流动性趋紧和监管重拳去杠杆引发的发债成本持续上升，是导致债券弃发规模攀升的主要原因。债券弃发规模激增，主要是因为强监管政策力推金融去杠杆，导致不少机构在二级市场抛售债券，二级市场的利率上行压力传导至一级市场。资金空转配置信用债的典型是“银行理财-非银委外-企业”的模式。严监管下银行自查理财和同业空转，可能导致流动性短期内紧张，市场风险偏好降低，将对信用债的配置需求产生重要影响。考虑到接下来几个月面临偿债高峰期，以及后续企业利润增速回落导致自身现金流有限，对外部融资的依赖使得信用债的供给在未来仍会维持高位。加强金融监管，以短期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宜。货币当局应该将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操作统筹考虑，合理安排好融资需求，避免出现短期的金融风险。
第三，加强金融监管，需要充分考虑到目前金融周期处于高涨期，审慎估算监管的影响。从传统关于金融周期研究的文献来看，衡量金融周期一般考虑信贷周期，特别是非金融私人部门信贷和房地产价格等指标。非金融私人部门主要由非金融企业、居民和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两部分构成。信贷来源包括国内银行信贷、跨境银行信贷和其他国内金融机构信贷三个部分。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社会融资规模。考虑到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影子银行对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支持达到了27%，因此在测算中国金融周期指数的过程中，我们纳入了影子银行的数据。为了准确反映各类“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用扩张情况，我们综合考虑了总杠杆率和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将间接金融部分和直接金融部分的信用扩张综合起来，通过对比其与实体经济活动的相对强弱关系，并分离出偏离均衡值的周期项，得到了我国金融周期指数。相比于文献对于金融周期的测算，我们增加考察了往往被忽视的“影子银行”和准政府的信用扩张，因此结论更加接近目前的实际情况。从我们的测算结果看，我国目前处于金融周期的高涨时期，风险在集聚，应该把金融风险放在突出位置。加强金融监管，需要充分考虑到目前金融周期处于高涨期，审慎估算监管的影响，不能硬搬照抄以往的经验。
三、加强金融监管，需要与实体经济改革步伐协调
前文分析了加强金融监管的背景、实质，以及金融监管的力和度。那么，当前加强金融监管，如何做才能真正地将资金吸引到实体经济，降低金融市场泡沫和风险，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我们认为，加强金融监管，需要与实体经济改革步伐协调，才能产生水到渠成的景象。
正如笔者在文章《中国金融风险的聚集与应对》里提到的，中国经济在2014年以后，出现了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持续低于融资成本的重要变化。这一重要变化使得经济可能陷入“庞氏增长”。具体而言，相关调研数据表明，新增广义信贷扩张的很大部分用于实体经济主体还本付息，只有部分流动性真的进入实体经济。强化金融监管及去杠杆初衷是促进资金脱虚向实，但节奏把握不好反而会加剧实体融资困难。简单地说，加强金融监管，将“水”从空转的地方赶出来，但是更加需要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提升带来的“渠”来承载。
自2014年以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就一直低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个局面不改变的情况下，即使金融去杠杆力度再大，股市、债市、房地产等全部下跌，资金也难以回流到实体经济中去，金融去杠杆与实体经济改革必须同步推进，现在的情况是，实体经济改革步伐较为滞后，国有企业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仍不非常明朗。金融监管的底线之一是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也就是说，一旦出现风险迹象，相关部门的金融监管可能出现松动，如此反复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都有负面影响，会使得后续改革成本更高，且对于实体经济并无过多的益处。
因此，我们建议，加强金融监管，需要与实体经济改革步伐协调，水到渠成才是真的成。
（作者为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五十人论坛成员，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