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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考入解放军原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大学毕业后留在学校所属的西京医院骨科工作，至今，已在医学道路上走过了28年光阴。选择了医学，就意味着选择了辛苦；然而，每当看到患者摆脱病痛的折磨，迎接新的生活，所有的疲劳都会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成就感，这就是我作为医者的最大动力。
之所以走上医学的道路，源于家中生病的母亲。我的母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被病痛折磨得痛不欲生。疼在母亲身上，痛在我的心上，我就从小立志学医，心想一定要治好母亲的病，也让更多的人远离病痛。
6年的军校求学，我分秒必争。每逢周末，别人都出去玩，我则选择去图书馆看书，晚上还要晚自习，通过努力，我几乎年年被评为“三好学员”。
西京医院是我工作的第一个单位。骨科一直是该院的重点科室，在同行业长期担当“领军者”角色。我参加工作那年，时任科室主任陆裕朴教授，是1955年周恩来总理从美国请回的第一批专家之一。他曾早在1986年就实施了世界首例十指完全离断再植术，十指全部成活且功能良好；1991年又在全国首创重组合异种骨移植术。陆老的精医尚德之风，对我的成长影响巨大。
骨科在外科系统也是最累的，培养一个相对成熟的骨科医生，至少要10年的时间。我就在骨科的各个亚专业领域进行轮转培训了14年，从2006年起才开始定向从事脊柱外科专业。
回想当年的急诊值班，因慕名前来西京医院就诊的患者众多，我从白班一接班开始，便一直“战斗”在手术台上，晚上值夜班，从来没有睡过觉。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使我迅速成长。在同学之间，我算是“出道早的”，工作第二年就可以独立开展骨科的一些常规手术，最高纪录是曾经不吃不喝不睡连续手术长达21个小时。
加倍的付出，得来加倍的收获。1996年，经两位专家推荐，我顺利通过硕士和博士生考试，从本科学位直接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博士毕业后，被任命为骨科主治医师和讲师。5年后，以高票评为骨科副主任医师和副教授。
2014年11月，我被选调到原空军总医院担任骨科主任。为了能够将骨科专业细化，让更多患者受益，我主导将骨科扩展为两个病区，将病床增加到近90张，同步完成一系列高风险、高难度的颈腰椎手术，所有手术均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
刚工作时，有一位老教授告诉我们：你查了1000次房，没有事，但第1001次没有查，就会出事。从那时起我就始终牢记，医生的肩上承担着一种生命相托的责任，这种责任心驱使我一直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从医28年来，我始终坚持着一个原则，白天做过手术的患者，晚上一定要去查房看一下；第二天手术的患者，前一天一定要再次检查，将其症状、体征以及影像学检查深深刻在自己的脑子里，以保证手术的绝对安全。
2008年的某一天，我上午第一台手术是为一位70多岁的老人做颈椎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患者及家属连声感谢，并反馈麻木、疼痛及无力的症状都得到缓解；下午6点下班时去查看患者，患者感觉恢复良好；晚上9点值班医生和护士刚查房时，患者也反应一切正常，但我仍然不放心，坚持自己再去看看，结果患者告知下肢已经失去知觉，不能活动，上肢也开始感觉麻木。我马上意识到这种情况属于切口内血肿形成，血液的渗出对神经是一种压迫，会导致四肢瘫痪。情况危急，我马上打电话叫来自己的医疗团队为患者实施了急诊手术，重新打开切口，进行彻底止血，充分冲洗，术后患者的下肢麻木消失，肌力恢复到了正常，及时挽救患者于危险之中，保证了治疗效果。这次事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我当时偷懒，等到第二天再去查房，等待这位患者的将会是高位截瘫，甚至死亡。
说实话，常年来高压、高强度地工作，我也很累。但我心里有责任，做不好就会让人睡不著。这种责任源自一个信念：无论在任何状态下，都要做一个好医生。把患者当作自己的家人，为他们做出正确的诊断，提供最合适的治疗方案和医疗服务，让患者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身为军医，我首先是军人，然后才是医生。作为军人，我要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作为医生，我要对得起患者，用心做事，用心做人。
常听人说，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的代价等值于他身体同等重量的黄金。我们空军特色医学中心作为中国临床航空医学医疗和科研的领军基地，要义无反顾地保障好我们军人的健康，特别是飞行员、空降兵等制胜兵种的身心健康。空降兵在落地瞬间，膝关节和踝关节极易损伤；飞行员则会在因在飞行过程中翻转和突然加速而发生脊柱受损，这些都是我们骨科的重点研究方向，在一次次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我和我的医疗团队不断挑战医学极限，挽救患者于危难之中。
2015年11月，某部战士从高处坠落导致腰2-3椎体爆裂骨折，送到我们科时左下肢已经完全瘫痪，肌力0级，右下肢不全瘫，肌力Ⅲ级，大小便失禁。年轻战士痛苦的样子让人十分揪心，我查体后马上安排急诊手术，进行了后路腰2-3椎板切除减压，骨折复位，腰1-4后外侧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术后，我们对这名战士一直坚持跟进。1年半后，他的双下肢感觉及肌力逐渐好转，可自行下地走路，现在生活已经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
还有一名飞行员，一段时间飞行训练后出现颈部僵硬疼痛、活动受限，伴右小指和无名指麻木，他感觉是小问题，硬是自己扛了3年，也辗转就诊了外地多家医院进行保守治疗，却没有明显效果，而且症状逐渐加重。我见到他时，其右上肢已经不能上举，且已停飞。结合他的症状、体征以及影像学检查，明确诊断为颈椎间盘突出症，我认为有手术适应症，应该尽快手术。但颈椎手术对飞行员来说是个风险极大的挑战，一旦手术失败，他将四肢瘫痪，连带呼吸肌也会失去作用，并且这个手术用在飞行员身上国内还没有先例，他和他的领导们心理压力都很大。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担忧，但认为这不是盲目“冒险”，我是在做了充分准备，科学设计了手术方案的基础上才提出的建议，我也非常确信自己能为这名飞行员的健康保驾护航。所以我反复跟他、他的家属还有单位领导沟通解释，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最终顺利给予前路颈4-5椎间盘切除减压、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手术只用了45分钟，出血仅2毫升。这名飞行员术后症状较术前明显改善，术后1年右上肢肌力完全恢复正常，已经符合临床正常指标。
从医28年，我深深感到，作为医生，不仅需要高超的医术，更重要的是要有对患者的仁爱之心，体会生命相托的责任感，能给身处疾患中的人以健康、温暖，给他们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因为这有可能改变的就是他们的人生。
之所以走上医学的道路，源于家中生病的母亲。我的母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被病痛折磨得痛不欲生。疼在母亲身上，痛在我的心上，我就从小立志学医，心想一定要治好母亲的病，也让更多的人远离病痛。
6年的军校求学，我分秒必争。每逢周末，别人都出去玩，我则选择去图书馆看书，晚上还要晚自习，通过努力，我几乎年年被评为“三好学员”。
西京医院是我工作的第一个单位。骨科一直是该院的重点科室，在同行业长期担当“领军者”角色。我参加工作那年，时任科室主任陆裕朴教授，是1955年周恩来总理从美国请回的第一批专家之一。他曾早在1986年就实施了世界首例十指完全离断再植术，十指全部成活且功能良好；1991年又在全国首创重组合异种骨移植术。陆老的精医尚德之风，对我的成长影响巨大。
骨科在外科系统也是最累的，培养一个相对成熟的骨科医生，至少要10年的时间。我就在骨科的各个亚专业领域进行轮转培训了14年，从2006年起才开始定向从事脊柱外科专业。
回想当年的急诊值班，因慕名前来西京医院就诊的患者众多，我从白班一接班开始，便一直“战斗”在手术台上，晚上值夜班，从来没有睡过觉。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使我迅速成长。在同学之间，我算是“出道早的”，工作第二年就可以独立开展骨科的一些常规手术，最高纪录是曾经不吃不喝不睡连续手术长达21个小时。
加倍的付出，得来加倍的收获。1996年，经两位专家推荐，我顺利通过硕士和博士生考试，从本科学位直接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博士毕业后，被任命为骨科主治医师和讲师。5年后，以高票评为骨科副主任医师和副教授。
2014年11月，我被选调到原空军总医院担任骨科主任。为了能够将骨科专业细化，让更多患者受益，我主导将骨科扩展为两个病区，将病床增加到近90张，同步完成一系列高风险、高难度的颈腰椎手术，所有手术均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
刚工作时，有一位老教授告诉我们：你查了1000次房，没有事，但第1001次没有查，就会出事。从那时起我就始终牢记，医生的肩上承担着一种生命相托的责任，这种责任心驱使我一直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从医28年来，我始终坚持着一个原则，白天做过手术的患者，晚上一定要去查房看一下；第二天手术的患者，前一天一定要再次检查，将其症状、体征以及影像学检查深深刻在自己的脑子里，以保证手术的绝对安全。
2008年的某一天，我上午第一台手术是为一位70多岁的老人做颈椎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患者及家属连声感谢，并反馈麻木、疼痛及无力的症状都得到缓解；下午6点下班时去查看患者，患者感觉恢复良好；晚上9点值班医生和护士刚查房时，患者也反应一切正常，但我仍然不放心，坚持自己再去看看，结果患者告知下肢已经失去知觉，不能活动，上肢也开始感觉麻木。我马上意识到这种情况属于切口内血肿形成，血液的渗出对神经是一种压迫，会导致四肢瘫痪。情况危急，我马上打电话叫来自己的医疗团队为患者实施了急诊手术，重新打开切口，进行彻底止血，充分冲洗，术后患者的下肢麻木消失，肌力恢复到了正常，及时挽救患者于危险之中，保证了治疗效果。这次事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我当时偷懒，等到第二天再去查房，等待这位患者的将会是高位截瘫，甚至死亡。
说实话，常年来高压、高强度地工作，我也很累。但我心里有责任，做不好就会让人睡不著。这种责任源自一个信念：无论在任何状态下，都要做一个好医生。把患者当作自己的家人，为他们做出正确的诊断，提供最合适的治疗方案和医疗服务，让患者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身为军医，我首先是军人，然后才是医生。作为军人，我要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作为医生，我要对得起患者，用心做事，用心做人。
常听人说，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的代价等值于他身体同等重量的黄金。我们空军特色医学中心作为中国临床航空医学医疗和科研的领军基地，要义无反顾地保障好我们军人的健康，特别是飞行员、空降兵等制胜兵种的身心健康。空降兵在落地瞬间，膝关节和踝关节极易损伤；飞行员则会在因在飞行过程中翻转和突然加速而发生脊柱受损，这些都是我们骨科的重点研究方向，在一次次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我和我的医疗团队不断挑战医学极限，挽救患者于危难之中。
2015年11月，某部战士从高处坠落导致腰2-3椎体爆裂骨折，送到我们科时左下肢已经完全瘫痪，肌力0级，右下肢不全瘫，肌力Ⅲ级，大小便失禁。年轻战士痛苦的样子让人十分揪心，我查体后马上安排急诊手术，进行了后路腰2-3椎板切除减压，骨折复位，腰1-4后外侧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术后，我们对这名战士一直坚持跟进。1年半后，他的双下肢感觉及肌力逐渐好转，可自行下地走路，现在生活已经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
还有一名飞行员，一段时间飞行训练后出现颈部僵硬疼痛、活动受限，伴右小指和无名指麻木，他感觉是小问题，硬是自己扛了3年，也辗转就诊了外地多家医院进行保守治疗，却没有明显效果，而且症状逐渐加重。我见到他时，其右上肢已经不能上举，且已停飞。结合他的症状、体征以及影像学检查，明确诊断为颈椎间盘突出症，我认为有手术适应症，应该尽快手术。但颈椎手术对飞行员来说是个风险极大的挑战，一旦手术失败，他将四肢瘫痪，连带呼吸肌也会失去作用，并且这个手术用在飞行员身上国内还没有先例，他和他的领导们心理压力都很大。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担忧，但认为这不是盲目“冒险”，我是在做了充分准备，科学设计了手术方案的基础上才提出的建议，我也非常确信自己能为这名飞行员的健康保驾护航。所以我反复跟他、他的家属还有单位领导沟通解释，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最终顺利给予前路颈4-5椎间盘切除减压、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手术只用了45分钟，出血仅2毫升。这名飞行员术后症状较术前明显改善，术后1年右上肢肌力完全恢复正常，已经符合临床正常指标。
从医28年，我深深感到，作为医生，不仅需要高超的医术，更重要的是要有对患者的仁爱之心，体会生命相托的责任感，能给身处疾患中的人以健康、温暖，给他们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因为这有可能改变的就是他们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