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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历史时，很多时候是在谈论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们或是名人大家， 或是行业翘楚，或因某种际遇成为社会焦点。在《人民画报》七十年报道中，不同时期的风云人物都曾留下过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其中一些人不止一次被关注和记录，也有人因为《人民画报》其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人民画报》是忠实的见证者，见证他们一路走来的奋斗历程，记录他们不同时期的思想感悟。当这些内容因时光折叠，从中得以窥见共和国历史进程中，一个行业、一个领域，乃至一个时代的风貌与变迁。
钱学森
《人民画报》与他的艰难回国路
提到钱学森的名字.估计没有几个中国人不知道。他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和国防科技作出了无人企及的卓越贡献。但鲜为人知的是，钱学森与《人民画报》的渊源很深，很早。
一九四九年五月，身在美国的钱学森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北方当局”的来信，邀请他回中国，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信中的“北方当局”，正是中国共产党。收到信后钱学森很激动，他和妻子蒋英商定，下学期就回国。
但回国的路却异常艰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为美国科学界最明亮的新星之一。当钱学森表达了回国意愿后，遭到了美国当局恶意阻挠，钱学森与家人更被软禁长达五年之久。
一本《人民画报》的出现，让钱学森看到了希望。一九五五年五月，蒋英打电话到中国城买大白菜、粉丝，送菜的人藏了一本《人民画报》在篮子底下，上面有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照片中，毛主席身后站着的是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老师，也是钱家多年的老友。钱学森很快给陈叔通写了一封信。“被美国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他在信中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他当时的困境和对归国的期待。
这封写在香烟纸上的信辗转了大半个地球，最终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外交部马上给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发电报，让他向美方要求释放钱学森。当美国代表坚称没有愿意回国的中国公民被扣留时，这封信成为了最有力的回击。最终，在中国政府提前释放十一名被俘美军间谍和钱学森亲笔信的力证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意钱学森回国。周恩来后来评价，换回来一个钱学森，也值！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面对媒体记者和赶来送行的朋友们，钱学森说：“我将尽我所能，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幸福而有尊严的国度。”后来，他也真正做到了。
梁军
登上《人民画报》封面的女拖拉机手
梁军无论如何想不到，她会成为继毛主席之后第二位登上《人民画报》封面的人物;更不会想到，她驾驶着拖拉机的形象竟会被作为设计的原型印在了第三套人民币上。
一九三0年，梁军出生在黑龙江省一个贫寒家庭。十七岁时，她得以进入解放区一所免费的半耕半读的学校——德都县萌芽乡村师范学习，因表现突出，幸运地被招募进入新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培训班，是七十多名学员中唯一的女性。
那时，拖拉机在中国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还需从苏联进口。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中国，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第一次成为最“潮”的流行语。女性的“天职”也不再只是在家相夫教子，各种职业角色都在向她们招手，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一样能做到。
于是，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迅速成为新时代女性的杰出代表和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在她的影响下，很多年轻姑娘都把当一名拖拉机手作为自己崇高而光荣的理想。
梁军本人的一生也从此与农机结缘。一九九0年，她從哈尔滨市农机局总工程师的岗位上离休，和老伴在哈尔滨安享晚年。
二00七年，再次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时，回忆起驾驶着拖拉机在北大荒开垦的艰苦岁月，她爽朗地说：“在旧社会，什么苦没吃过，能开上拖拉机，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所以，我们那时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二0二0年一月十四日，梁军在哈尔滨病逝，享年九十岁。在家人的回忆中，离休之后的三十年里，还经常能看到梁军在家中捧着农机道具、耕具的资料在研究，密切关注农机技术的更新。
申纪兰
《人民画报》镜头中的人大代表
申纪兰，一位贫困山区的女农民，是中国唯一连任第一至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人，被称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见证人”和“活化石”。
一九五二年，在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太行山脉一个峡谷里的西沟村，二十三岁的申纪兰走家串户，动员妇女出工下地，被誉为现代中国农村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第一人。《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长篇通讯，申纪兰因而名闻全国。一九五四年，申纪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骑着毛驴走出大山，来到北京的中南海怀仁堂，与一千多名代表一起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选举出国家领导人。
几十年来，申纪兰始终不改劳动者本色，她一直坚持着一个“五不”原则：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要工资，不脱离劳动，不离开西沟。她带领乡亲们艰苦奋斗，改造西沟——植树造林、绿化荒山;为家乡盖学校、打机井，修公路……改革开放后，她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带领乡亲们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老区经济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
每年的全国两会上，申纪兰总会进入《人民画报》记者的镜头。她忠实地履行着人大代表的职责，建言献策。画报记者还曾到西沟村，采访这位乡亲们口中的“申大姐”，记录下她工作和生活的日常。
二0二0年六月二十八日，申纪兰在她生活了七十多年的西沟村病逝，享年九十一岁。
谢家麟
在《人民画报》上的两张照片
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作为归国留学生，谢家麟接受《人民画报》采访，画报的摄影记者谢泗春拍下了他和妻子、大儿子在一起的照片。当时的文字写到：“留美学生谢家麟到达北京，跟分别八年的妻子和孩子团聚了。他离开祖国的时候，儿子还是襁褓中的婴儿，现在已是八岁的小学生了。”那篇名为《回到了祖国的留美学生》的文字由谢家麟亲自撰写，刊登于当年第十一期画报中。 二0一二年《人民画报》开设了“走近院士”专栏，首期专访就选择了谢家麟。这是时隔五十六年，《人民画报》第二次专访这位物理学家，记者段崴按照五十六年前发表在画报上的谢家麟一家人照片的角度：拍摄下同一构图的照片，两张照片被排在一起刊发在二0二一年一期《人民画报》中。
谢家麟一九二0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九四三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一战”结束后，怀抱着科技救国的理想，谢家麟通过教育部举办的留美考试，获得用官价外汇出国学习的机会赴美国留学，并于一九五一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一九五五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医学中心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开拓了高能电子束治癌的全新领域。同年，他冲破重重阻力回国。
谢家麟在一九五五年接受《人民画报》采访时说：“祖国伟大的建设刚刚开始，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前途。我决心把自己的全部技能贡献于祖国的和平建设事业。“半个多世纪以来，谢家麟的名字和一系列粒子加速器的顶尖技术连在一起，作为中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中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前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0一一年，谢家麟获得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二0一六年二月二十日，谢家麟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郭兰英
与《人民画报》的一段佳话
作为中国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与《人民画报》之间也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画报》满怀激情地关注和记录着共和国的成长。而同一时期，历经旧时代磨难的郭兰英也迎来了她艺术生命的金色年华。她在舞台上身着民族服装的艺术形象，让摄影家频频摄入镜头，并刊登在一九六0年二月《人民画报》的封面上。
“文革”开始后，郭兰英不得不离开了她视为生命的舞台。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文艺晚会在首都体育馆进行。这是郭兰英离别舞台十年后的首次复出，演唱的是《绣金匾》。演出开始前，郭兰英叮嘱乐队说：“到了第三‘绣’的时候，你们要把节奏慢下来。”在舞台上，唱到第三“绣”时，乐队的节奏慢了下来，郭兰英的感情爆发，字字如啼血地唱出了“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我们热爱您。”此时没有心理准备的乐队演员已经泪流满面，观众更是在这如泣如诉的演唱中激动得泪涌双眼。
退场后，郭兰英因过度激动而晕倒了，两小时后才在医院的病床上睁开双眼。单位领导来看望她，转交给她一本用透明塑料纸包裹的《人民画报》，封面是郭兰英的剧照。画报封面下压有一张纸条，上面工整地写有“这是我们人民的歌唱家郭兰英”，背后有落款“鞍山钢铁厂一名工人”，没有姓名。这是来自鞍钢的一名普通清洁工人，“文革”期间，他在清扫街区时发现了这本被造反派丢弃在垃圾里的画报。郭兰英是他们全家人都非常喜爱的歌唱家，他就悄悄地把画报带回家，包裹好后藏在了屋顶的夹缝里。这一天他来看演出的一个心愿，就是想亲手把这本画报送给郭兰英本人。一九九七年十二月，郭兰英到北京参加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她见到《人民画报》的记者时，提起鞍钢那位工人。她对记者说：“他的心是最朴实的心，他的这种思想是与生俱来的，不是谁教给他的。他都没有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名字，也没有给我写过信。就我本人来讲，我是非常感激他的。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的《人民画报》印记
《人民画报》第一次对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进行报道，是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袁隆平亲自撰文，介绍水稻杂交优势的研究与利用。当时，他四十九岁。迄今为止，《人民画报》对袁隆平所做的专题报道已有七篇，报道中，袁隆平的身份从一名崭露头角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成为中国最为知名的科学家之一。
一九五六年，为了响应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之前还在学校代教俄语的袁隆平，带着学生们开始了农学实验。一九六四年，袁隆平开始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并于一九八一年荣获中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被国际上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一九九0年，《人民画报》记者赶赴湖南杂交水稻中心在海南岛的科研育种试验基地对袁隆平进行了一次参访报道。当时六十岁的袁隆平，任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在试验基地，袁隆平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水稻专家在水稻田中进行着各项研究和实验。从一九六八年冬季起，袁隆平来到位于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地区，开展水稻南繁育种工作。之后，他几乎每年冬春两季都要到此进行科研工作。
二0一三年春节前夕，《人民画报》记者再次见到袁隆平时，他的故事被写进多个不同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或英语课本，他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他所在单位门口的道路和银河系里的一颗小行星也用他的名字命名。当时袁隆平已经八十三岁，平整的棕黑短发里也夹杂着不少白发，却丝毫不影响他目光炯炯，谈笑风生。皮肤略显黝黑粗糙的他自称是地道的“泥腿子”，守望稻田五十载，连农活最棒的老农也由衷对他竖起大拇指赞叹“袁老师干活太实在”。而出生在大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他又喜爱哲学，言谈间常引经据典，还拉得一手不错的小提琴。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再次见到袁隆平时，他对《人民画报》记者说自己有两大梦想：一是实现超级稻亩产一千公斤，二是让杂交水稻走向全世界。
曾经那个不名一文的年轻人，终成一番伟业，成了“米菩萨”“当代神农”。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在短短数十年间由饥荒奔向小康。袁隆平终于得偿平生夙愿——战胜饥饿。
沙博理
用一生书写中国的《人民画报》老专家
沙博理出生和成长在美国纽约一个犹太家庭，一九四七年来到中国，从此和中国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情缘，成为了新中国的见证者。
在上海，想尽快提高中文水平的沙博理结识了他一生的爱，美麗的中国女孩凤子。凤子当时在从事中共的地下活动，在与凤子和其他进步的中外人士接触后，沙博理逐渐认识了中国社会，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有了初步了解，由同情转而投身于中国革命。 新中国成立之时，沙博理在对外文化联络局担任英文翻译，怀着满腔热忱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一九五一年十月，作为创刊人之一，他与叶君健、杨宪益、戴乃迭共同创办第一本英文版《中国文学》，并从事译审工作。一九七二年，沙博理调入人民画报社担任英文改稿专家。他所翻译的书籍和大量中短篇作品，成为英语读者了解中国和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窗口。沙博理耗费巨大精力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成为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被认为是“信、达、雅”兼备的绝妙译作，备受国内外赞誉。
一九六三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沙博理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了一名中国公民。一九八三年，沙博理从人民画报社退休，同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这期间他随着考察团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积极就他看到的各类问题提出建议。
年纪大了之后，沙博理很少出门。但遇上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对外翻译的大学生、年轻人想来拜访，他总是欣然同意。
二0一四年十月十八日，沙博理在家中去世，享年九十八岁。
杜富国
被请到报社拍照的时代楷模
二0一九年五月的一天，人民画报社五楼的摄影棚内，摄影记者和助手紧张准备场地和设备。一位特殊的人物被请来进行拍摄。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杜富国。
一九九一年出生的杜富国是贵州湄潭人，中共党员，二0一0年十二月入伍，成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的一名战士，走上了和平年代里最危险的岗位。他曾进出雷区千余次，排除爆炸物两千余枚。二0一八年十月十一日十四时三十九分许，云南老山西侧，坝子雷场，杜富国在清理深藏地下三十多年的一颗手榴弹时，突发意外，手榴弹瞬间爆炸。为保护一起执行任务的战友，杜富国双手炸飞、眼球震碎。一个多月之后，在杜富国负伤的老山雷场，他的战友以中国军人特有的“手拉手”方式，将最后一块雷场移交给边疆人民耕种。至此，历时三年多的中越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任务宣告结束。
康复治疗中，杜富国再次展示出了一名战士的坚强——他要重新学习穿衣、吃饭、洗澡，甚至是走路，这些平常人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他都要经过千万次的训练才能勉强做到。主治医生感慨地说：“给英雄治疗，也是我们学习英雄精神的过程，对我们的心理也是一种震撼。”
这次拍摄时间是在杜富国来京多项工作的间隙中挤出来，面对这位和平年代的英雄，在场的画报人在心疼之余无不充满敬仰，同时又被杜富国的乐观坚强所深深感染。
二0一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杜富国“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这次拍摄的照片不仅刊登在当年第六期的《人民画报》中，还制作成了公益海报，向全社会介绍这位勇于牺牲奉献、乐观坚强的时代楷模。
李东
因为《人民画报》矢志航天事业
二0二0年五月五日十八时零分，海南文吕航天发射场一号塔架，为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研制的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和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发射升空，约四百八十八秒后，载荷组合体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长五B的首飞成功，使中国大型运载火箭的技术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梯队。群情激动的指挥大厅内，一个中年人手捧一本有些泛黄的《人民周报》，请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他是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李东。
读高中时，李东在图书馆看到了一九八四年七期封面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的《人民画报》，决心要投入这份事业，高考志愿全报航天专业。多年后，他在指控大厅，再次捧起这本《人民画报》，与标志着火箭发射成功的红屏幕合影。
在这之前的四月二十四日，国人刚刚庆祝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五十周年。五十年前，新中国成立之初家底薄弱、百废待兴，即便如此，依然有人“仰望星空”。这五十年，是一段中国人追逐梦想的艰难探索历程，也是中国人自力更生科技强国的奋斗脚印。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飞向月球的探测器、第一张出现在太空中的中国面孔、第一面闪耀在月球表面的五星红旗……五十年中，《人民画报》也始终记录下中国航空航天人的奋斗足迹，也激励着许多像李东这样的年轻人加入这支拼搏的队伍。
丁聪
当副总编辑的漫画家
一九四九年金秋时节，著名漫画家丁聪奉廖承志之命投身创办《人民画报》，被委任为副总编辑。
拓荒的创刊阶段，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做。在丁聪的倡议下，请进来敖恩洪、吴寅伯、彭华士等著名摄影家加盟。同时他设法进口彩色胶片并从上海引进彩色印刷设备，邀请老技术工人，力争办成最高水平的刊物。在人才、物资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丁聪亲手编辑、设计了创刊号。
之后，丁聪根据画报业务的需要，建立制度，规定作业流程，他设计出一种发稿袋，编辑、美术设计、副总编辑、总编辑依次在上面签字、填写意见和作业时间。这些措施做法，沿用了五十多年，直至改为网络发稿后才停用。
创刊之初，丁聪等人民画报社领导敢于、善于培养青年一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摄影记者何世尧不到二十岁，就独自去西藏采访。采访还未完成，丁聪和画报社其他领导已经用幻灯机观看了何世尧寄回来的彩色照片。丁聪高兴地鼓励道：“拍得很好！”一组由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拍摄的《从雅安到拉萨》专题就这样刊登在了《人民画报》上。
《人民画报》的文章标题，最初使用的是美术字体印刷。有美编建议，用书法作为一部分标题字，丁聪采纳了这一建议。首先邀请大画家李可染手书了标题《一年的愿望》。时任书法研究会会长的溥雪斋等名家也挥毫为刊物书写标题字。这不仅增强了设计艺术的民族化、艺术感，也增加了刊物的权威性。
过去《人民画报》的同事们每年都会邀请丁聪和夫人沈峻与大家一起聚会，共同缅怀“北长街”的岁月。
沈鹏
《人民画报》的老员工
《人民画报》一直把书画作为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多文种期刊报道了上百位中国著名书画家，众多艺术家也为人民画报社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艺术珍品。目前，人民画报社档案馆馆藏的作品就有齐白石、刘海粟、李可染、蒋兆和、吴作人、吴冠中、启功等大师及著名书画家作品四百多件，这些作品上面几乎都题写了“赠人民画报”。鲜为人知的是，当代书画名家中有几位曾在人民画报社工作过，沈鹏就是其中之一。
沈鹏，一九三一年出生，江苏省江阴市人。书法家、美术评论家、诗人，编辑出版专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务。人民画报社是沈鹏几十年编辑生涯的起点。一九五0年，当时年仅十九岁的沈鹏在丁聪的领导下，参与了《人民画报》的创刊工作。他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保管毛主席为《人民画报》题写的刊名，直到一九五一年调离《人民画报》。
在写给人民画报社现任社长于涛的信中，沈鹏写道：“创刊时我十九岁，领导指定我担任资料组负责人（组内四至五人），兼做些编辑工作，编辑了抗美援朝的一组报道，至今恍如昨日。当时三位社领导胡考、丁聪、刘迅与大家情同手足，十分令人怀念。”
一九九0年《人民畫报》创刊四十周年，沈鹏应邀题赠作品并写到：“人民画报创刊时，余未弱冠，忝列编者，遥今四十载，世事沧桑，思之慨然，诗曰：一自雄鸡天下唱，画图广结五洲心，阴晴圆缺长无绝，不惑艰辛始到金。”
钱学森
《人民画报》与他的艰难回国路
提到钱学森的名字.估计没有几个中国人不知道。他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和国防科技作出了无人企及的卓越贡献。但鲜为人知的是，钱学森与《人民画报》的渊源很深，很早。
一九四九年五月，身在美国的钱学森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北方当局”的来信，邀请他回中国，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信中的“北方当局”，正是中国共产党。收到信后钱学森很激动，他和妻子蒋英商定，下学期就回国。
但回国的路却异常艰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为美国科学界最明亮的新星之一。当钱学森表达了回国意愿后，遭到了美国当局恶意阻挠，钱学森与家人更被软禁长达五年之久。
一本《人民画报》的出现，让钱学森看到了希望。一九五五年五月，蒋英打电话到中国城买大白菜、粉丝，送菜的人藏了一本《人民画报》在篮子底下，上面有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照片中，毛主席身后站着的是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老师，也是钱家多年的老友。钱学森很快给陈叔通写了一封信。“被美国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他在信中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他当时的困境和对归国的期待。
这封写在香烟纸上的信辗转了大半个地球，最终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外交部马上给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发电报，让他向美方要求释放钱学森。当美国代表坚称没有愿意回国的中国公民被扣留时，这封信成为了最有力的回击。最终，在中国政府提前释放十一名被俘美军间谍和钱学森亲笔信的力证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意钱学森回国。周恩来后来评价，换回来一个钱学森，也值！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面对媒体记者和赶来送行的朋友们，钱学森说：“我将尽我所能，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幸福而有尊严的国度。”后来，他也真正做到了。
梁军
登上《人民画报》封面的女拖拉机手
梁军无论如何想不到，她会成为继毛主席之后第二位登上《人民画报》封面的人物;更不会想到，她驾驶着拖拉机的形象竟会被作为设计的原型印在了第三套人民币上。
一九三0年，梁军出生在黑龙江省一个贫寒家庭。十七岁时，她得以进入解放区一所免费的半耕半读的学校——德都县萌芽乡村师范学习，因表现突出，幸运地被招募进入新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培训班，是七十多名学员中唯一的女性。
那时，拖拉机在中国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还需从苏联进口。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中国，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第一次成为最“潮”的流行语。女性的“天职”也不再只是在家相夫教子，各种职业角色都在向她们招手，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一样能做到。
于是，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迅速成为新时代女性的杰出代表和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在她的影响下，很多年轻姑娘都把当一名拖拉机手作为自己崇高而光荣的理想。
梁军本人的一生也从此与农机结缘。一九九0年，她從哈尔滨市农机局总工程师的岗位上离休，和老伴在哈尔滨安享晚年。
二00七年，再次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时，回忆起驾驶着拖拉机在北大荒开垦的艰苦岁月，她爽朗地说：“在旧社会，什么苦没吃过，能开上拖拉机，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所以，我们那时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二0二0年一月十四日，梁军在哈尔滨病逝，享年九十岁。在家人的回忆中，离休之后的三十年里，还经常能看到梁军在家中捧着农机道具、耕具的资料在研究，密切关注农机技术的更新。
申纪兰
《人民画报》镜头中的人大代表
申纪兰，一位贫困山区的女农民，是中国唯一连任第一至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人，被称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见证人”和“活化石”。
一九五二年，在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太行山脉一个峡谷里的西沟村，二十三岁的申纪兰走家串户，动员妇女出工下地，被誉为现代中国农村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第一人。《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长篇通讯，申纪兰因而名闻全国。一九五四年，申纪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骑着毛驴走出大山，来到北京的中南海怀仁堂，与一千多名代表一起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选举出国家领导人。
几十年来，申纪兰始终不改劳动者本色，她一直坚持着一个“五不”原则：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要工资，不脱离劳动，不离开西沟。她带领乡亲们艰苦奋斗，改造西沟——植树造林、绿化荒山;为家乡盖学校、打机井，修公路……改革开放后，她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带领乡亲们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老区经济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
每年的全国两会上，申纪兰总会进入《人民画报》记者的镜头。她忠实地履行着人大代表的职责，建言献策。画报记者还曾到西沟村，采访这位乡亲们口中的“申大姐”，记录下她工作和生活的日常。
二0二0年六月二十八日，申纪兰在她生活了七十多年的西沟村病逝，享年九十一岁。
谢家麟
在《人民画报》上的两张照片
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作为归国留学生，谢家麟接受《人民画报》采访，画报的摄影记者谢泗春拍下了他和妻子、大儿子在一起的照片。当时的文字写到：“留美学生谢家麟到达北京，跟分别八年的妻子和孩子团聚了。他离开祖国的时候，儿子还是襁褓中的婴儿，现在已是八岁的小学生了。”那篇名为《回到了祖国的留美学生》的文字由谢家麟亲自撰写，刊登于当年第十一期画报中。 二0一二年《人民画报》开设了“走近院士”专栏，首期专访就选择了谢家麟。这是时隔五十六年，《人民画报》第二次专访这位物理学家，记者段崴按照五十六年前发表在画报上的谢家麟一家人照片的角度：拍摄下同一构图的照片，两张照片被排在一起刊发在二0二一年一期《人民画报》中。
谢家麟一九二0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九四三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一战”结束后，怀抱着科技救国的理想，谢家麟通过教育部举办的留美考试，获得用官价外汇出国学习的机会赴美国留学，并于一九五一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一九五五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医学中心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开拓了高能电子束治癌的全新领域。同年，他冲破重重阻力回国。
谢家麟在一九五五年接受《人民画报》采访时说：“祖国伟大的建设刚刚开始，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前途。我决心把自己的全部技能贡献于祖国的和平建设事业。“半个多世纪以来，谢家麟的名字和一系列粒子加速器的顶尖技术连在一起，作为中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中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前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0一一年，谢家麟获得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二0一六年二月二十日，谢家麟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郭兰英
与《人民画报》的一段佳话
作为中国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与《人民画报》之间也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画报》满怀激情地关注和记录着共和国的成长。而同一时期，历经旧时代磨难的郭兰英也迎来了她艺术生命的金色年华。她在舞台上身着民族服装的艺术形象，让摄影家频频摄入镜头，并刊登在一九六0年二月《人民画报》的封面上。
“文革”开始后，郭兰英不得不离开了她视为生命的舞台。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文艺晚会在首都体育馆进行。这是郭兰英离别舞台十年后的首次复出，演唱的是《绣金匾》。演出开始前，郭兰英叮嘱乐队说：“到了第三‘绣’的时候，你们要把节奏慢下来。”在舞台上，唱到第三“绣”时，乐队的节奏慢了下来，郭兰英的感情爆发，字字如啼血地唱出了“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我们热爱您。”此时没有心理准备的乐队演员已经泪流满面，观众更是在这如泣如诉的演唱中激动得泪涌双眼。
退场后，郭兰英因过度激动而晕倒了，两小时后才在医院的病床上睁开双眼。单位领导来看望她，转交给她一本用透明塑料纸包裹的《人民画报》，封面是郭兰英的剧照。画报封面下压有一张纸条，上面工整地写有“这是我们人民的歌唱家郭兰英”，背后有落款“鞍山钢铁厂一名工人”，没有姓名。这是来自鞍钢的一名普通清洁工人，“文革”期间，他在清扫街区时发现了这本被造反派丢弃在垃圾里的画报。郭兰英是他们全家人都非常喜爱的歌唱家，他就悄悄地把画报带回家，包裹好后藏在了屋顶的夹缝里。这一天他来看演出的一个心愿，就是想亲手把这本画报送给郭兰英本人。一九九七年十二月，郭兰英到北京参加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她见到《人民画报》的记者时，提起鞍钢那位工人。她对记者说：“他的心是最朴实的心，他的这种思想是与生俱来的，不是谁教给他的。他都没有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名字，也没有给我写过信。就我本人来讲，我是非常感激他的。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的《人民画报》印记
《人民画报》第一次对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进行报道，是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袁隆平亲自撰文，介绍水稻杂交优势的研究与利用。当时，他四十九岁。迄今为止，《人民画报》对袁隆平所做的专题报道已有七篇，报道中，袁隆平的身份从一名崭露头角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成为中国最为知名的科学家之一。
一九五六年，为了响应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之前还在学校代教俄语的袁隆平，带着学生们开始了农学实验。一九六四年，袁隆平开始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并于一九八一年荣获中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被国际上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一九九0年，《人民画报》记者赶赴湖南杂交水稻中心在海南岛的科研育种试验基地对袁隆平进行了一次参访报道。当时六十岁的袁隆平，任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在试验基地，袁隆平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水稻专家在水稻田中进行着各项研究和实验。从一九六八年冬季起，袁隆平来到位于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地区，开展水稻南繁育种工作。之后，他几乎每年冬春两季都要到此进行科研工作。
二0一三年春节前夕，《人民画报》记者再次见到袁隆平时，他的故事被写进多个不同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或英语课本，他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他所在单位门口的道路和银河系里的一颗小行星也用他的名字命名。当时袁隆平已经八十三岁，平整的棕黑短发里也夹杂着不少白发，却丝毫不影响他目光炯炯，谈笑风生。皮肤略显黝黑粗糙的他自称是地道的“泥腿子”，守望稻田五十载，连农活最棒的老农也由衷对他竖起大拇指赞叹“袁老师干活太实在”。而出生在大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他又喜爱哲学，言谈间常引经据典，还拉得一手不错的小提琴。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再次见到袁隆平时，他对《人民画报》记者说自己有两大梦想：一是实现超级稻亩产一千公斤，二是让杂交水稻走向全世界。
曾经那个不名一文的年轻人，终成一番伟业，成了“米菩萨”“当代神农”。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在短短数十年间由饥荒奔向小康。袁隆平终于得偿平生夙愿——战胜饥饿。
沙博理
用一生书写中国的《人民画报》老专家
沙博理出生和成长在美国纽约一个犹太家庭，一九四七年来到中国，从此和中国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情缘，成为了新中国的见证者。
在上海，想尽快提高中文水平的沙博理结识了他一生的爱，美麗的中国女孩凤子。凤子当时在从事中共的地下活动，在与凤子和其他进步的中外人士接触后，沙博理逐渐认识了中国社会，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有了初步了解，由同情转而投身于中国革命。 新中国成立之时，沙博理在对外文化联络局担任英文翻译，怀着满腔热忱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一九五一年十月，作为创刊人之一，他与叶君健、杨宪益、戴乃迭共同创办第一本英文版《中国文学》，并从事译审工作。一九七二年，沙博理调入人民画报社担任英文改稿专家。他所翻译的书籍和大量中短篇作品，成为英语读者了解中国和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窗口。沙博理耗费巨大精力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成为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被认为是“信、达、雅”兼备的绝妙译作，备受国内外赞誉。
一九六三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沙博理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了一名中国公民。一九八三年，沙博理从人民画报社退休，同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这期间他随着考察团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积极就他看到的各类问题提出建议。
年纪大了之后，沙博理很少出门。但遇上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对外翻译的大学生、年轻人想来拜访，他总是欣然同意。
二0一四年十月十八日，沙博理在家中去世，享年九十八岁。
杜富国
被请到报社拍照的时代楷模
二0一九年五月的一天，人民画报社五楼的摄影棚内，摄影记者和助手紧张准备场地和设备。一位特殊的人物被请来进行拍摄。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杜富国。
一九九一年出生的杜富国是贵州湄潭人，中共党员，二0一0年十二月入伍，成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的一名战士，走上了和平年代里最危险的岗位。他曾进出雷区千余次，排除爆炸物两千余枚。二0一八年十月十一日十四时三十九分许，云南老山西侧，坝子雷场，杜富国在清理深藏地下三十多年的一颗手榴弹时，突发意外，手榴弹瞬间爆炸。为保护一起执行任务的战友，杜富国双手炸飞、眼球震碎。一个多月之后，在杜富国负伤的老山雷场，他的战友以中国军人特有的“手拉手”方式，将最后一块雷场移交给边疆人民耕种。至此，历时三年多的中越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任务宣告结束。
康复治疗中，杜富国再次展示出了一名战士的坚强——他要重新学习穿衣、吃饭、洗澡，甚至是走路，这些平常人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他都要经过千万次的训练才能勉强做到。主治医生感慨地说：“给英雄治疗，也是我们学习英雄精神的过程，对我们的心理也是一种震撼。”
这次拍摄时间是在杜富国来京多项工作的间隙中挤出来，面对这位和平年代的英雄，在场的画报人在心疼之余无不充满敬仰，同时又被杜富国的乐观坚强所深深感染。
二0一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杜富国“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这次拍摄的照片不仅刊登在当年第六期的《人民画报》中，还制作成了公益海报，向全社会介绍这位勇于牺牲奉献、乐观坚强的时代楷模。
李东
因为《人民画报》矢志航天事业
二0二0年五月五日十八时零分，海南文吕航天发射场一号塔架，为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研制的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和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发射升空，约四百八十八秒后，载荷组合体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长五B的首飞成功，使中国大型运载火箭的技术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梯队。群情激动的指挥大厅内，一个中年人手捧一本有些泛黄的《人民周报》，请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他是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李东。
读高中时，李东在图书馆看到了一九八四年七期封面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的《人民画报》，决心要投入这份事业，高考志愿全报航天专业。多年后，他在指控大厅，再次捧起这本《人民画报》，与标志着火箭发射成功的红屏幕合影。
在这之前的四月二十四日，国人刚刚庆祝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五十周年。五十年前，新中国成立之初家底薄弱、百废待兴，即便如此，依然有人“仰望星空”。这五十年，是一段中国人追逐梦想的艰难探索历程，也是中国人自力更生科技强国的奋斗脚印。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飞向月球的探测器、第一张出现在太空中的中国面孔、第一面闪耀在月球表面的五星红旗……五十年中，《人民画报》也始终记录下中国航空航天人的奋斗足迹，也激励着许多像李东这样的年轻人加入这支拼搏的队伍。
丁聪
当副总编辑的漫画家
一九四九年金秋时节，著名漫画家丁聪奉廖承志之命投身创办《人民画报》，被委任为副总编辑。
拓荒的创刊阶段，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做。在丁聪的倡议下，请进来敖恩洪、吴寅伯、彭华士等著名摄影家加盟。同时他设法进口彩色胶片并从上海引进彩色印刷设备，邀请老技术工人，力争办成最高水平的刊物。在人才、物资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丁聪亲手编辑、设计了创刊号。
之后，丁聪根据画报业务的需要，建立制度，规定作业流程，他设计出一种发稿袋，编辑、美术设计、副总编辑、总编辑依次在上面签字、填写意见和作业时间。这些措施做法，沿用了五十多年，直至改为网络发稿后才停用。
创刊之初，丁聪等人民画报社领导敢于、善于培养青年一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摄影记者何世尧不到二十岁，就独自去西藏采访。采访还未完成，丁聪和画报社其他领导已经用幻灯机观看了何世尧寄回来的彩色照片。丁聪高兴地鼓励道：“拍得很好！”一组由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拍摄的《从雅安到拉萨》专题就这样刊登在了《人民画报》上。
《人民画报》的文章标题，最初使用的是美术字体印刷。有美编建议，用书法作为一部分标题字，丁聪采纳了这一建议。首先邀请大画家李可染手书了标题《一年的愿望》。时任书法研究会会长的溥雪斋等名家也挥毫为刊物书写标题字。这不仅增强了设计艺术的民族化、艺术感，也增加了刊物的权威性。
过去《人民画报》的同事们每年都会邀请丁聪和夫人沈峻与大家一起聚会，共同缅怀“北长街”的岁月。
沈鹏
《人民画报》的老员工
《人民画报》一直把书画作为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多文种期刊报道了上百位中国著名书画家，众多艺术家也为人民画报社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艺术珍品。目前，人民画报社档案馆馆藏的作品就有齐白石、刘海粟、李可染、蒋兆和、吴作人、吴冠中、启功等大师及著名书画家作品四百多件，这些作品上面几乎都题写了“赠人民画报”。鲜为人知的是，当代书画名家中有几位曾在人民画报社工作过，沈鹏就是其中之一。
沈鹏，一九三一年出生，江苏省江阴市人。书法家、美术评论家、诗人，编辑出版专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务。人民画报社是沈鹏几十年编辑生涯的起点。一九五0年，当时年仅十九岁的沈鹏在丁聪的领导下，参与了《人民画报》的创刊工作。他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保管毛主席为《人民画报》题写的刊名，直到一九五一年调离《人民画报》。
在写给人民画报社现任社长于涛的信中，沈鹏写道：“创刊时我十九岁，领导指定我担任资料组负责人（组内四至五人），兼做些编辑工作，编辑了抗美援朝的一组报道，至今恍如昨日。当时三位社领导胡考、丁聪、刘迅与大家情同手足，十分令人怀念。”
一九九0年《人民畫报》创刊四十周年，沈鹏应邀题赠作品并写到：“人民画报创刊时，余未弱冠，忝列编者，遥今四十载，世事沧桑，思之慨然，诗曰：一自雄鸡天下唱，画图广结五洲心，阴晴圆缺长无绝，不惑艰辛始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