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其实是先从香港拿到了资本，主要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看起来取自东欧。
今年国庆节，88岁的杨波去看望了他的老领导，94岁的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去年他进食时米粒呛到了肺里，严重损害了健康，“但是头脑还很清醒”。
杨波拿出两本小册子，竟然是1978年出访法国、比利时两地的行程表。
那一年，杨波的身份是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计委主任。当年5月，他和另外5位高级干部参加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考察团，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新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第一次走向西欧，而他们也受到了元首级的接待。
对于这次出访，在杨波的简历中这样表述：“考察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情况和经验，受到很大启发。考察团回来后向中央写了报告，为我国确立改革开放大略提供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参考材料”。
杨波向本刊记者掐指算起30年前那次出访西欧的省部级干部：原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原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都已去世，北京市原副市长叶林，因身体原因已无法接受采访。还有两位一同出访的，是原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广东省原副省长王全国。
“出发前在北京饭店，邓小平跟我们说，你们出去有三件任务：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我想我们很好地完成了这些任务。”杨波后来历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等职。
西欧考察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杨波开始在山东发展交通。“以前只知道高速公路快，但到底有多快不知道。去了一看，德国的高速公路可以跑百八十公里!当时我们山东最好的路也就跑60公里。”
“如果没有开放，中国也会发展，但是会慢很多。”杨波想了想说，要想追上世界恐怕很不容易。
有人说，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酝酿了改革开放大局，“36天改变中国”。那么，又是什么促使决策者作出这样的改变?
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千的
中央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港澳经济考察团的汇报，原则同意他们提出的建特区的建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1978年对国外经验的系统考察和借鉴，其实由1977年年底开始，到1978年5月中央派出三个代表团出访时完全启动，至下半年华国锋出访东欧、邓小平出访日本及东南亚达到高潮。
最早的考察团是由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外贸部部长李强率领的赴英法代表团。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李先念给代表团下达的任务是：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
后来袁宝华曾回忆说，这个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国外的企业管理情况，结论之一：当时欧洲的企业管理是与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紧密结合的。
1978年2月，国家计委提出了庞大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计划。他们同时向决策者建议，“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
3月，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明确提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这是对外开放的先声。但此时，国外到底是先进在什么地方?如何学习?在中国的决策者和精英中，仍不清晰。
在这种情况下，三个中央级的考察团被派往西欧、东欧和港澳，“那次对西欧的访问，加上同年其他几个代表团的出访，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是起了作用的。”杨波说。
最早启程的是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港澳考察团。4月10日至5月6日，他们在香港、澳门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目的很明确：了解香港、澳门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
当时香港一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中国内地1977年只有148亿美元。
考察团返回途经广州时，向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省党政领导介绍情况，这给正为逃港潮烦恼的广东领导很大启发。考察团建议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改革农业、发展加工工业和旅游业。
考察团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名为《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的汇报文件，在强调先进科技的重要作用之外，第一次提出了在宝安、珠海建设特区。经济特区肇始于此。
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港澳经济考察团的汇报，原则同意他们提出的建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后来广东省委也以港澳考察团的建议和报告为基础，提出了开放发展的具体计划。
如果说，这第一路“侦察兵”促成了广东的大改革、大开放。那么另外两路考察团的成果，则直接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不是長江不勤奋，而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杨波就曾随周恩来出访苏联、东南亚。不过，对于1978年的西欧之行，杨波还是觉得“大开眼界”。
联邦德国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职工。而在国内，产5000万吨煤需要8万人。
瑞士伯尔尼公司的一个水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12人。江西江口水电站装机2.6万千瓦，却用了298人。
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350万吨，有7000职工。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名职工。
联邦德国总统谢尔在总统府接见考察团时，指着旁边流过的莱茵河说，我们的莱茵河很勤奋。谷牧没有犹豫：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还长，但运量比莱茵河小得多，“不是长江不勤奋，而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让杨波在30年后念念不忘的是，考察团一行30多人，只有两名礼宾人员陪同。“要在国内接待这样一个外宾代表团，怎么也得十几个人。”杨波说，这是基于德国人严格的时间观念和高效率：有时候企业多介绍一些情况，礼宾人员立刻指出已经超过时间，并带着考察团到下一个地点。“我们一起去的国家建委李颢后来到深圳当书记，说时间就是金钱，我想和这次西欧考察多少有点关系。”
中国官员们还发现，外国人的宴会不劝酒，而且不喝烈性酒。
据驻外官员介绍，西欧国家都是在战后的15年至20年中发展起来的。“他们那时候连房子也没有，都住帐篷。所以我们看了以后，也很有信心，中国也能实现这样的发展。”
杨波说，除了看到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西欧之行也让他们意识到体制的问题。后来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杨波发言表示，经济管理体制集中过多，统得太死，“一个大省一年能调动的钱就一个多亿，怎么安排?”
广东省原副省长王全国曾这样回忆这次西欧考察：“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 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杨波也承认，西欧之行颠覆了他过去的一些认识，“过去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就会阻碍技术进步，就不积极采用先进技术。但是西欧根本不是这样，而是千方百计发展科技，利用科技进行竞争。”
长达7小时的汇报
谷牧汇报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当场就在讲话中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
考察团于1978年6月6日回国，10天后完成了考察报告。30日下午3点半到晚上11点多，谷牧用了7个多小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考察情况。
考察团的汇报是具体而详细的。在农业部分，他们讲到了丹麦养猪站复合饲料的成分比例：竟然有大豆粉、肉以及骨粉。后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刊发这部分内容，用了20多页A4纸。
几乎所有的元老和决策层都沉默不语
谷牧集中讲了三个问题：二战后西欧科技进步迅速，中国落后了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值得借鉴；西欧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出路，看好与中国的关系；可以采用国际经济运作中许多通行的办法。
谷牧汇报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当场就在讲话中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
随后，邓小平又单独听了谷牧的汇报。谷牧在1998年撰写的《中国对外开放的风风雨雨》中提到，邓小平听后说了三件事：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尽快争取时间。
报告对经济、科技乃至对外工作都提出了建议，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方面，这些都在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体现。
“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些具体建议大都被中央采纳了。”杨波说，“据我所知，它在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杨波回到山东后，用了几个小时时间在全省主要干部大会上详细介绍西欧的见闻和思考。“开完会大家就围住我问啊，大家以前知道先进，没想到这么先进。”
7月6日到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就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达成共识。
随后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第三个转变就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对于对外开放没有太大争论，中央领导都认为要向世界学习。”杨波说，在对外开放中争议最大的，还是后来广东的特区。不仅地方负责人，包括主管这项工作的谷牧都受到很大压力。
至此，事实上开放大局已定，虽然还要经过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但邓小平等人以及一批高级官员，已经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以及从外国发展经验中，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向东看
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提供了两条苏联模式之外的道路。
另一路由李一氓、于光远率领的东欧考察团就担负了这样的任务。1978年春天，他们造访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回国后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
与西欧考察报告不同，这个报告的结论更具政治意味：因实行市场经济而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仍然是社会主义政党。
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着世界上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只是苏联计划经济一种。
8月，华国锋出访东欧，贝尔格莱德农工商联合企业等形式被引进国内。几乎在一个月内，全国有36个单位开始试点这种叫做“贝科倍”的经营体制。
多个考察团陆续被派往南斯拉夫，全面了解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访问南斯拉夫归来总结说：“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一切都坏，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切都好。南斯拉夫的方针是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好东西，排除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坏东西。”
这可以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萌芽。
随后，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又吸引了中国人的关注。与南斯拉夫市场化经济不同，匈牙利并不完全否认国家计划，而是改变了国家计划的形式。
“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计划只确定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主要比例，取消下达到企业的指令性指标，但国防工业等重点工业部门除外。其次是将国家投资预算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但规定信贷总额。
虽然都脱胎于波兰人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提供了两条苏联模式之外的道路。
选择的结果，看起来更接近匈牙利。南斯拉夫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经济困难，而且其完全市场经济理论让中国人感觉距离太大，以至于其后10年，“姓社姓资”的争论依然炙热。
1979年9月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杨波说，改革开放其实是先从香港拿到了资本，主要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有对于东欧的借鉴。
杨波觉得，改革开放伊始最大的任务是补充基础。而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讨论则要等到80年代末东欧巨变之后。那时，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彻底失败，苏联解体，中国真正开始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了。
先不要谈政治，先谈经济问题
因为企业家都想和中国考察团见上一面，联邦德国方面安排了紧密的行程，甚至用军用直升机争取时间，有时一上午走3家企业。
对于副总理谷牧率团到访，西欧五国给予了非常高的礼遇。除比利时外，其他4个国家的驻华大使都提前回国，到机场迎接。在比利时、丹麦，都是首相迎接并主持会谈，王室首脑在皇宫内设宴招待。
“西欧那时经济停滞，资本、设备、技术和产品都过剩，想找出路。”杨波说，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公布的10年规划和23年设想这时已传到国外，被西欧各国看作新的投资机会，“和法国总理巴尔会谈时，他说先不要谈政治，先谈经济问题。”
就是这个时候，各国纷纷向中国考察团许诺：法国大使說120个大项目中他们要10个；联邦德国黑森州州长说可以提供200亿，北威根州州长说当场就可以签50亿。
因为企业家都想和中国考察团见上一面，联邦德国方面安排了紧密的行程，甚至用军用直升机争取时间，有时一上午走3家企业。一个月时间，考察团在西欧五国参观了80多个各类机构。
1980年杨波带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许多企业家都很怀疑，怕到中国投资被没收。“有一个西德商人，就是那次考察时认识后到中国投资的，他当场站起来说，到中国投资很安全。”
为了打消外商的疑虑。邓小平在1979年访美时特意邀请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到中国投资。这位时年81岁的老人曾在20年代打破西方封锁与苏联做生意。
邓小平同意哈默破例乘专机到达北京，随后更多外商循踪而至。到1981年底，已经有26个非香港企业在经济特区以外地方投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记载，1979年到1982年间，签订利用外资协议949个，金额205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与当年的期望还有不小的距离，但增势不小，最终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今年国庆节，88岁的杨波去看望了他的老领导，94岁的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去年他进食时米粒呛到了肺里，严重损害了健康，“但是头脑还很清醒”。
杨波拿出两本小册子，竟然是1978年出访法国、比利时两地的行程表。
那一年，杨波的身份是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计委主任。当年5月，他和另外5位高级干部参加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考察团，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新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第一次走向西欧，而他们也受到了元首级的接待。
对于这次出访，在杨波的简历中这样表述：“考察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情况和经验，受到很大启发。考察团回来后向中央写了报告，为我国确立改革开放大略提供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参考材料”。
杨波向本刊记者掐指算起30年前那次出访西欧的省部级干部：原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原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都已去世，北京市原副市长叶林，因身体原因已无法接受采访。还有两位一同出访的，是原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广东省原副省长王全国。
“出发前在北京饭店，邓小平跟我们说，你们出去有三件任务：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我想我们很好地完成了这些任务。”杨波后来历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等职。
西欧考察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杨波开始在山东发展交通。“以前只知道高速公路快，但到底有多快不知道。去了一看，德国的高速公路可以跑百八十公里!当时我们山东最好的路也就跑60公里。”
“如果没有开放，中国也会发展，但是会慢很多。”杨波想了想说，要想追上世界恐怕很不容易。
有人说，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酝酿了改革开放大局，“36天改变中国”。那么，又是什么促使决策者作出这样的改变?
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千的
中央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港澳经济考察团的汇报，原则同意他们提出的建特区的建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1978年对国外经验的系统考察和借鉴，其实由1977年年底开始，到1978年5月中央派出三个代表团出访时完全启动，至下半年华国锋出访东欧、邓小平出访日本及东南亚达到高潮。
最早的考察团是由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外贸部部长李强率领的赴英法代表团。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李先念给代表团下达的任务是：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
后来袁宝华曾回忆说，这个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国外的企业管理情况，结论之一：当时欧洲的企业管理是与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紧密结合的。
1978年2月，国家计委提出了庞大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计划。他们同时向决策者建议，“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
3月，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明确提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这是对外开放的先声。但此时，国外到底是先进在什么地方?如何学习?在中国的决策者和精英中，仍不清晰。
在这种情况下，三个中央级的考察团被派往西欧、东欧和港澳，“那次对西欧的访问，加上同年其他几个代表团的出访，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是起了作用的。”杨波说。
最早启程的是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港澳考察团。4月10日至5月6日，他们在香港、澳门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目的很明确：了解香港、澳门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
当时香港一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中国内地1977年只有148亿美元。
考察团返回途经广州时，向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省党政领导介绍情况，这给正为逃港潮烦恼的广东领导很大启发。考察团建议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改革农业、发展加工工业和旅游业。
考察团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名为《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的汇报文件，在强调先进科技的重要作用之外，第一次提出了在宝安、珠海建设特区。经济特区肇始于此。
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港澳经济考察团的汇报，原则同意他们提出的建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后来广东省委也以港澳考察团的建议和报告为基础，提出了开放发展的具体计划。
如果说，这第一路“侦察兵”促成了广东的大改革、大开放。那么另外两路考察团的成果，则直接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不是長江不勤奋，而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杨波就曾随周恩来出访苏联、东南亚。不过，对于1978年的西欧之行，杨波还是觉得“大开眼界”。
联邦德国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职工。而在国内，产5000万吨煤需要8万人。
瑞士伯尔尼公司的一个水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12人。江西江口水电站装机2.6万千瓦，却用了298人。
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350万吨，有7000职工。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名职工。
联邦德国总统谢尔在总统府接见考察团时，指着旁边流过的莱茵河说，我们的莱茵河很勤奋。谷牧没有犹豫：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还长，但运量比莱茵河小得多，“不是长江不勤奋，而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让杨波在30年后念念不忘的是，考察团一行30多人，只有两名礼宾人员陪同。“要在国内接待这样一个外宾代表团，怎么也得十几个人。”杨波说，这是基于德国人严格的时间观念和高效率：有时候企业多介绍一些情况，礼宾人员立刻指出已经超过时间，并带着考察团到下一个地点。“我们一起去的国家建委李颢后来到深圳当书记，说时间就是金钱，我想和这次西欧考察多少有点关系。”
中国官员们还发现，外国人的宴会不劝酒，而且不喝烈性酒。
据驻外官员介绍，西欧国家都是在战后的15年至20年中发展起来的。“他们那时候连房子也没有，都住帐篷。所以我们看了以后，也很有信心，中国也能实现这样的发展。”
杨波说，除了看到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西欧之行也让他们意识到体制的问题。后来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杨波发言表示，经济管理体制集中过多，统得太死，“一个大省一年能调动的钱就一个多亿，怎么安排?”
广东省原副省长王全国曾这样回忆这次西欧考察：“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 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杨波也承认，西欧之行颠覆了他过去的一些认识，“过去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就会阻碍技术进步，就不积极采用先进技术。但是西欧根本不是这样，而是千方百计发展科技，利用科技进行竞争。”
长达7小时的汇报
谷牧汇报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当场就在讲话中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
考察团于1978年6月6日回国，10天后完成了考察报告。30日下午3点半到晚上11点多，谷牧用了7个多小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考察情况。
考察团的汇报是具体而详细的。在农业部分，他们讲到了丹麦养猪站复合饲料的成分比例：竟然有大豆粉、肉以及骨粉。后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刊发这部分内容，用了20多页A4纸。
几乎所有的元老和决策层都沉默不语
谷牧集中讲了三个问题：二战后西欧科技进步迅速，中国落后了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值得借鉴；西欧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出路，看好与中国的关系；可以采用国际经济运作中许多通行的办法。
谷牧汇报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当场就在讲话中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
随后，邓小平又单独听了谷牧的汇报。谷牧在1998年撰写的《中国对外开放的风风雨雨》中提到，邓小平听后说了三件事：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尽快争取时间。
报告对经济、科技乃至对外工作都提出了建议，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方面，这些都在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体现。
“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些具体建议大都被中央采纳了。”杨波说，“据我所知，它在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杨波回到山东后，用了几个小时时间在全省主要干部大会上详细介绍西欧的见闻和思考。“开完会大家就围住我问啊，大家以前知道先进，没想到这么先进。”
7月6日到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就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达成共识。
随后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第三个转变就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对于对外开放没有太大争论，中央领导都认为要向世界学习。”杨波说，在对外开放中争议最大的，还是后来广东的特区。不仅地方负责人，包括主管这项工作的谷牧都受到很大压力。
至此，事实上开放大局已定，虽然还要经过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但邓小平等人以及一批高级官员，已经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以及从外国发展经验中，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向东看
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提供了两条苏联模式之外的道路。
另一路由李一氓、于光远率领的东欧考察团就担负了这样的任务。1978年春天，他们造访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回国后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
与西欧考察报告不同，这个报告的结论更具政治意味：因实行市场经济而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仍然是社会主义政党。
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着世界上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只是苏联计划经济一种。
8月，华国锋出访东欧，贝尔格莱德农工商联合企业等形式被引进国内。几乎在一个月内，全国有36个单位开始试点这种叫做“贝科倍”的经营体制。
多个考察团陆续被派往南斯拉夫，全面了解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访问南斯拉夫归来总结说：“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一切都坏，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切都好。南斯拉夫的方针是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好东西，排除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坏东西。”
这可以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萌芽。
随后，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又吸引了中国人的关注。与南斯拉夫市场化经济不同，匈牙利并不完全否认国家计划，而是改变了国家计划的形式。
“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计划只确定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主要比例，取消下达到企业的指令性指标，但国防工业等重点工业部门除外。其次是将国家投资预算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但规定信贷总额。
虽然都脱胎于波兰人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提供了两条苏联模式之外的道路。
选择的结果，看起来更接近匈牙利。南斯拉夫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经济困难，而且其完全市场经济理论让中国人感觉距离太大，以至于其后10年，“姓社姓资”的争论依然炙热。
1979年9月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杨波说，改革开放其实是先从香港拿到了资本，主要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有对于东欧的借鉴。
杨波觉得，改革开放伊始最大的任务是补充基础。而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讨论则要等到80年代末东欧巨变之后。那时，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彻底失败，苏联解体，中国真正开始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了。
先不要谈政治，先谈经济问题
因为企业家都想和中国考察团见上一面，联邦德国方面安排了紧密的行程，甚至用军用直升机争取时间，有时一上午走3家企业。
对于副总理谷牧率团到访，西欧五国给予了非常高的礼遇。除比利时外，其他4个国家的驻华大使都提前回国，到机场迎接。在比利时、丹麦，都是首相迎接并主持会谈，王室首脑在皇宫内设宴招待。
“西欧那时经济停滞，资本、设备、技术和产品都过剩，想找出路。”杨波说，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公布的10年规划和23年设想这时已传到国外，被西欧各国看作新的投资机会，“和法国总理巴尔会谈时，他说先不要谈政治，先谈经济问题。”
就是这个时候，各国纷纷向中国考察团许诺：法国大使說120个大项目中他们要10个；联邦德国黑森州州长说可以提供200亿，北威根州州长说当场就可以签50亿。
因为企业家都想和中国考察团见上一面，联邦德国方面安排了紧密的行程，甚至用军用直升机争取时间，有时一上午走3家企业。一个月时间，考察团在西欧五国参观了80多个各类机构。
1980年杨波带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许多企业家都很怀疑，怕到中国投资被没收。“有一个西德商人，就是那次考察时认识后到中国投资的，他当场站起来说，到中国投资很安全。”
为了打消外商的疑虑。邓小平在1979年访美时特意邀请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到中国投资。这位时年81岁的老人曾在20年代打破西方封锁与苏联做生意。
邓小平同意哈默破例乘专机到达北京，随后更多外商循踪而至。到1981年底，已经有26个非香港企业在经济特区以外地方投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记载，1979年到1982年间，签订利用外资协议949个，金额205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与当年的期望还有不小的距离，但增势不小，最终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