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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决胜“十三五”迎接“十四五””的关键历史时刻，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酷挑战史无前例，新冠疫情下全球经济进入长期停滞新常态，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加速转变。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绝无仅有，第四次产业革命发展方兴未艾，“一带一路”建设下的新型全球化日异月新。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相伴而生，旨在宏观不确定经济环境中，以“发展基建扩内需、优化产业链促稳定、自主创新增潜力、对外开放谋发展”的确定性战略举措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保障经济安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方面形成内循环下扩大内需、巩固全产业链的战略腹地及战略支点，另一方面形成外循环下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及纽带。与此同时，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因其区域内极富战略意义的河西走廊地区和河套地区，简称“两河三地”，以其联结中西部的重要地理区位和独特的区域资源禀赋，成为新时代国家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的关键一步。从地理位置来看，“两河三地”区域贯穿中西部，连接中亚;从人口结构来看，“两河三地”区域人口众多，少数民族自治，区域人口约占西部十二个省、区、市人口总数的15.5%，占全国总人数的4.2%;从资源禀赋来看，“两河三地”区域存在着丰富的矿产及生物资源，仅区域煤炭储量即超8500亿吨，风能及水利资源均位列中国前列，以世界储量之首的稀土矿藏为代表的矿产资源丰饶。因此，无论是新时期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2.0的需要，还是构建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需要，聚焦“两河三地”是必然之选。
一、“双循环”是对西部大开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补充
“双循环”是我国在新时期“立足国内，兼顾国际”视角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也是西部大开发理论和实践过程中的重要补充。“双循环”的实施西部地区是不能“缺席”的，甚至是需要西部地区“扛大旗”才行。西部大开发经过20多年摸索发展，专家学者已经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互动自建国70余年以来从未停歇，西部区域发展战略始终与我国经济发展脉络相伴而行，与我国不同阶段的基本矛盾相适应，整体呈现出“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性演变。而国内学者对于西部发展状况，尤其是“两河三地”区域发展的研究讨论，集中于从新世纪初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1.0”起，至2020年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2.0”之间的这20年间，对西部地区以往政策效果的分析总结和未来发展规划的对策建议。
首先，关于西部地区政策效果分析，国内一大批学者从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投资规模扩大、生态环境改善、对外开放加快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刻画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政策效果。尤其是内蒙古和宁夏地区，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速均已大幅超过我国平均水平，一二三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同时，邓翔等对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效果以面板数据政策效应评估模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效用，“两河三地”区域发展受益匪浅，但其政策效果随时间呈倒“U”型变化趋势。
其次，关于西部地区“十四五”期间发展的对策建议，任保平、白永秀和何昊等学者紧扣《指导意见》36条，提出要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西部城市间联系互动、完善公共福利及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生态保护及资源利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对策视角。高新才、魏丽华从西部城市群建设的规模效应、扩散效应和集聚效应入手，提出以全面开放为前提，形成贯通南北主轴，对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一轴三带”新格局。邓翔则通过阐释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情况下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强调既要重视基建投资等“硬环境”，更要重视对外开放程度、人才教育培养等“软环境”的协同效应。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十三五”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效剖析全面，对未来“十四五”的西部区域经济增长对策建议丰富。然而，对“两河三地”区域整体经济协同发展情况讨论较少，对策缺乏针对性。因此，理顺“两河三地”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地位，明确“两河三地”在构建双循环中的角色定位，对西部大开发更好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成必要保障。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下“两河三地”面临的问题
（一）“两河三地”发展演变
“两河三地”区域涉及总面积为167.53万平方公里，接近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其一，甘肃位于西部黄河上游，是将战略地位影响行政区域划分展现的淋漓尽致的省份，与6个省份接壤。其中，河西走廊作为甘肃粮仓，东西几乎贯穿整个甘肃省达1200多公里，是古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的重要结点，是中部地区联通西部乃至中亚的交通要道，也是蒙古高原及青藏高原两大游牧社会联结的关键纽带。其二，内蒙古自治区于北部同俄罗斯、蒙古国毗邻，横跨西北、东北和华北三大区域，临省数量全国之最。其中，河套地区指黄河在阴山山脉以南的地方，位于黃河“几”字弯曲处，主要包括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河套平原平整无山、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宜农宜牧，八大引黄干渠，使其有充足的灌溉水源，种植业发达，是西部地区粮食主要产区。其三，宁夏回族自治区坐落于我国西北部黄河上游地区，串联了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是中国几何位置的心脏，也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连接了河西走廊与河套地区，是“两河三地”的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虽然“两河三地”区域战略意义重大，但整理建国以来“两河三地”相关支持政策及经济发展数据不难发现：似乎是历史与“两河三地”开了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玩笑，“两河三地”一直被忽略，变成了西部区域中的西部，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比新中国成立至今“东三省”和“两河三地”分别受国家的重视程度看出。“两河三地” 首次受到的政策倾斜便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1.0最初涵盖的省份便包括了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十五”期间开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央主要分三阶段实施，从基础开发建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步赋予新时代西部地区发展“鼓励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新的灵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三个实施阶段，既有连续性，又有创新性，一脉传承，不断升级。
（二）“两河三地”发展桎梏
具体就“两河三地”发展而言，20年的西部大开发建设，基础设施等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无法满足新时代“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的西部发展格局定位，区域发展的支持和推动仍任重而道远。首先，以“两河三地”为典型的西部地区近些年发展动能有所下滑，区域发展在补短板、固底盘的同时，更需要新的体制机制激活区域经济增长潜能，《指导意见》的颁布恰逢其时。其次，“两河三地”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人才稀缺、生态环境脆弱、创新开放能力欠缺、产业结构层次亟需转型等因素的制约，长远来看，这些制约因素必然是西部发展、双循环格局实现所要直面解决的。再次，“两河三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软环境”建设发展不协调，市场体制机制建设、营商环境打造、法治环境塑造仍有所欠缺。最后，“两河三地”区域一定程度上受地方资源禀赋和发展空间的约束，难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突破，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待加速。
然而，“两河三地”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促进构建双循环的战略主攻点。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两河三地”地区坐拥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区两大重要战略支撑点，新型农业及天然能源等资源禀赋优势突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突出，与我国双循环构建下的战略大后方需求相适应。从文化发展角度看，“两河三地”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我国中西部文化融汇的启点，又是我国同中亚各国多元文化交流的交点。从政治发展角度看，“两河三地”区域必然是践行精准扶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战场。
三、双循环新格局下的“两河三地”角色定位
2020年5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导意见》相继颁布出台，两会期间更是明确强调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地位，不难看出中央对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双循环发展格局构建寄予厚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面对当前复杂经济形势的长远战略规划，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与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并重的最优选择，主要着眼点在于扩大内需、强化自主创新、完善全产业链条、持续对外开放这四大方面。与此同时，该四项抓手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的发展格局定位完美契合，西部地区发展被赋予的战略意义，已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转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接力棒。伴随西部大开发战略踏上新阶段，“两河三地”区域应当充分发挥人口、地域、自然资源等要素优势，重新站上发展的历史舞台，为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内需
应当大力发展“两河三地”基础设施建设，以传统基建+新基建投资扩大内需，为国内大循环奠定基础。自2015年以来，我国的贸易顺差即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新冠疫情和经贸摩擦对经济产生冲击，以内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核心，成为以确定性发展战略应对不确定性国际经济形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内需的扩大无非依赖于三条主要路径：扩大消费需求;扩大企业投资需求;扩大政府投资需求。显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既是近端拉动内需最有效的抓手，也是远端通过供给侧改革促进个人消费与企业投资的必然保障。
同时，“两河三地”区域近年来经济增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以“两河三地”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更大，具备很强的后发优势，尤其是风能水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建设和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基建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未来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因此，基建投资带动“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将成为基础支撑，可以有效深挖和释放内需潜力，科学促进国内大循环提质增效，尤其在适应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也能提升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位势。
（二）打造差异产业集群保产业链
应当秉承“两河三地”区域协调战略，打造差异化区域产业集群，为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产业链安全及完整提供保障。在西部地区打造新的区域产业集群，促进不同区域间经济内循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当前产业垂直分工的趋势下，一定要吸取美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经验教训，由于我国西部地区提供了广阔的产业链战略腾挪空间，应当充分衡量区域比较优势和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积极鼓励部分产业往中西部梯度转移，保障本国企业生存空间，确保全产业链优势和安全，将供给侧改革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机结合，畅通区域产业发展之间的联通性，为国内大循环注入不竭动力。
“两河三地”区域应当以此为契机打造区域产业集群，充分利用自身区域的要素条件优化生产力布局。一方面，利用能源资源集中的优势，大力发展信息化、智能化产业，在承接部分中低端传统制造业的同时，推动信息技术新动能与传统产业广泛深度融合，打造西部地区现代化产业集群，积极将西部地区的教育、医疗、旅游等第三产业与大数据紧密结合，推动西部发展与第四次工业革命齐頭并进。另一方面，利用区域内河流、高原等生态环境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产业链齐全、集自动化与现代化一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牧业一二三产业链深度融合转型，以高标准农田和现代化牧场推动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以高端特色农机装备的生产研发及推广应用支持生态集约高效的设施农业发展。
（三）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补短板
应当加强“两河三地”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资源禀赋打造科研技术创新高地，为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突破关键技术短板营造环境。新时代下的国内大循环一定不仅仅是循规蹈矩的生产与流通，同《指导意见》提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要求一样，应当以创新能力建设为核心。尤其是一旦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缺陷，整体的供应链循环都会受到约束。西部大开发战略本次最大的升级，也就在于强调了产业赋能西部的同时，不容忽视西部科技创新产业的建设，通过一批示范区与创新平台的搭建，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建设，以此推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现代制造业体系。 “两河三地”区域应当把握住此次西部科技建设的机遇。一方面，应当通过完善传统基建与新基建配套适应机制、金融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措施，营造科技创新企业经营环境，并借此大力发展高校资源，建设一批应用导向的本科高校、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增强“双一流”高校与西部地区的交流合作，扩大企业在职培训规模。另一方面，应当借助科技浪潮发展区域优势产业。如就农业产业而言，立体种植、无土或少土栽培、大棚滴灌等新型农业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開拓戈壁农业新型领域，推动戈壁广阔的土地资源以建立粮食生产基地为核心发挥效益;对于能源行业，可通过发展化学储能技术，建设特高压电网，布局大数据计算中心，科学合理地将当地丰富的水电、光电与风电资源更加稳定可持续的输送，或更加高效率的就地利用。
（四）扩大对外开放步伐谋发展
应当持续推进“两河三地”与蒙古国、俄罗斯的经济贸易往来，从贸易和资本两方面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交流融合，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谋求契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并不能阻碍我国扩大开放的步伐，从一定程度来讲，仍然需要外部市场需求来消化产能，更加需要资源的进口、外资及技术的引进来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发展。同时，西部地区与东盟以及欧亚等“一带一路”地区紧密相连，只有加强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联通与循环，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西部区域层次清晰、渠道丰富的新时代对外开放格局，才能更好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两河三地”紧邻蒙古国与俄罗斯，更应该加大区域开放力度，加强与周边国家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将中蒙经济走廊建设摆到重要发展位置上来，并通过构建核心枢纽城市带动区域发展;积极发挥甘肃省河西走廊在丝绸之路对外开放中的核心战略地位，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形成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高效助推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先行先试和宁夏银川综合保税区的建设步伐，把握中阿博览会举办机遇，全力助推宁夏对外贸易高速发展。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规划，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双循环发展格局相得益彰，而“两河三地”的发展理应是西部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也是构建双循环无可厚非的关键一环。探索高质量发展的西部路径，培育西部区域新经济增长极，加大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与韧性，是未来我国拉动内循环、激活双循环的动力之源。
〔基金项目：2020年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研究课题一般项目“京津冀协同背景下创业合作深化途径研究”（JRS-2020-1049〕
（作者单位分别为河北金融学院，国家信息中心）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方面形成内循环下扩大内需、巩固全产业链的战略腹地及战略支点，另一方面形成外循环下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及纽带。与此同时，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因其区域内极富战略意义的河西走廊地区和河套地区，简称“两河三地”，以其联结中西部的重要地理区位和独特的区域资源禀赋，成为新时代国家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的关键一步。从地理位置来看，“两河三地”区域贯穿中西部，连接中亚;从人口结构来看，“两河三地”区域人口众多，少数民族自治，区域人口约占西部十二个省、区、市人口总数的15.5%，占全国总人数的4.2%;从资源禀赋来看，“两河三地”区域存在着丰富的矿产及生物资源，仅区域煤炭储量即超8500亿吨，风能及水利资源均位列中国前列，以世界储量之首的稀土矿藏为代表的矿产资源丰饶。因此，无论是新时期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2.0的需要，还是构建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需要，聚焦“两河三地”是必然之选。
一、“双循环”是对西部大开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补充
“双循环”是我国在新时期“立足国内，兼顾国际”视角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也是西部大开发理论和实践过程中的重要补充。“双循环”的实施西部地区是不能“缺席”的，甚至是需要西部地区“扛大旗”才行。西部大开发经过20多年摸索发展，专家学者已经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互动自建国70余年以来从未停歇，西部区域发展战略始终与我国经济发展脉络相伴而行，与我国不同阶段的基本矛盾相适应，整体呈现出“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性演变。而国内学者对于西部发展状况，尤其是“两河三地”区域发展的研究讨论，集中于从新世纪初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1.0”起，至2020年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2.0”之间的这20年间，对西部地区以往政策效果的分析总结和未来发展规划的对策建议。
首先，关于西部地区政策效果分析，国内一大批学者从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投资规模扩大、生态环境改善、对外开放加快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刻画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政策效果。尤其是内蒙古和宁夏地区，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速均已大幅超过我国平均水平，一二三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同时，邓翔等对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效果以面板数据政策效应评估模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效用，“两河三地”区域发展受益匪浅，但其政策效果随时间呈倒“U”型变化趋势。
其次，关于西部地区“十四五”期间发展的对策建议，任保平、白永秀和何昊等学者紧扣《指导意见》36条，提出要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西部城市间联系互动、完善公共福利及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生态保护及资源利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对策视角。高新才、魏丽华从西部城市群建设的规模效应、扩散效应和集聚效应入手，提出以全面开放为前提，形成贯通南北主轴，对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一轴三带”新格局。邓翔则通过阐释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情况下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强调既要重视基建投资等“硬环境”，更要重视对外开放程度、人才教育培养等“软环境”的协同效应。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十三五”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效剖析全面，对未来“十四五”的西部区域经济增长对策建议丰富。然而，对“两河三地”区域整体经济协同发展情况讨论较少，对策缺乏针对性。因此，理顺“两河三地”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地位，明确“两河三地”在构建双循环中的角色定位，对西部大开发更好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成必要保障。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下“两河三地”面临的问题
（一）“两河三地”发展演变
“两河三地”区域涉及总面积为167.53万平方公里，接近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其一，甘肃位于西部黄河上游，是将战略地位影响行政区域划分展现的淋漓尽致的省份，与6个省份接壤。其中，河西走廊作为甘肃粮仓，东西几乎贯穿整个甘肃省达1200多公里，是古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的重要结点，是中部地区联通西部乃至中亚的交通要道，也是蒙古高原及青藏高原两大游牧社会联结的关键纽带。其二，内蒙古自治区于北部同俄罗斯、蒙古国毗邻，横跨西北、东北和华北三大区域，临省数量全国之最。其中，河套地区指黄河在阴山山脉以南的地方，位于黃河“几”字弯曲处，主要包括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河套平原平整无山、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宜农宜牧，八大引黄干渠，使其有充足的灌溉水源，种植业发达，是西部地区粮食主要产区。其三，宁夏回族自治区坐落于我国西北部黄河上游地区，串联了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是中国几何位置的心脏，也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连接了河西走廊与河套地区，是“两河三地”的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虽然“两河三地”区域战略意义重大，但整理建国以来“两河三地”相关支持政策及经济发展数据不难发现：似乎是历史与“两河三地”开了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玩笑，“两河三地”一直被忽略，变成了西部区域中的西部，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比新中国成立至今“东三省”和“两河三地”分别受国家的重视程度看出。“两河三地” 首次受到的政策倾斜便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1.0最初涵盖的省份便包括了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十五”期间开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央主要分三阶段实施，从基础开发建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步赋予新时代西部地区发展“鼓励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新的灵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三个实施阶段，既有连续性，又有创新性，一脉传承，不断升级。
（二）“两河三地”发展桎梏
具体就“两河三地”发展而言，20年的西部大开发建设，基础设施等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无法满足新时代“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的西部发展格局定位，区域发展的支持和推动仍任重而道远。首先，以“两河三地”为典型的西部地区近些年发展动能有所下滑，区域发展在补短板、固底盘的同时，更需要新的体制机制激活区域经济增长潜能，《指导意见》的颁布恰逢其时。其次，“两河三地”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人才稀缺、生态环境脆弱、创新开放能力欠缺、产业结构层次亟需转型等因素的制约，长远来看，这些制约因素必然是西部发展、双循环格局实现所要直面解决的。再次，“两河三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软环境”建设发展不协调，市场体制机制建设、营商环境打造、法治环境塑造仍有所欠缺。最后，“两河三地”区域一定程度上受地方资源禀赋和发展空间的约束，难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突破，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待加速。
然而，“两河三地”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促进构建双循环的战略主攻点。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两河三地”地区坐拥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区两大重要战略支撑点，新型农业及天然能源等资源禀赋优势突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突出，与我国双循环构建下的战略大后方需求相适应。从文化发展角度看，“两河三地”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我国中西部文化融汇的启点，又是我国同中亚各国多元文化交流的交点。从政治发展角度看，“两河三地”区域必然是践行精准扶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战场。
三、双循环新格局下的“两河三地”角色定位
2020年5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导意见》相继颁布出台，两会期间更是明确强调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地位，不难看出中央对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双循环发展格局构建寄予厚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面对当前复杂经济形势的长远战略规划，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与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并重的最优选择，主要着眼点在于扩大内需、强化自主创新、完善全产业链条、持续对外开放这四大方面。与此同时，该四项抓手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的发展格局定位完美契合，西部地区发展被赋予的战略意义，已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转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接力棒。伴随西部大开发战略踏上新阶段，“两河三地”区域应当充分发挥人口、地域、自然资源等要素优势，重新站上发展的历史舞台，为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内需
应当大力发展“两河三地”基础设施建设，以传统基建+新基建投资扩大内需，为国内大循环奠定基础。自2015年以来，我国的贸易顺差即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新冠疫情和经贸摩擦对经济产生冲击，以内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核心，成为以确定性发展战略应对不确定性国际经济形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内需的扩大无非依赖于三条主要路径：扩大消费需求;扩大企业投资需求;扩大政府投资需求。显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既是近端拉动内需最有效的抓手，也是远端通过供给侧改革促进个人消费与企业投资的必然保障。
同时，“两河三地”区域近年来经济增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以“两河三地”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更大，具备很强的后发优势，尤其是风能水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建设和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基建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未来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因此，基建投资带动“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将成为基础支撑，可以有效深挖和释放内需潜力，科学促进国内大循环提质增效，尤其在适应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也能提升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位势。
（二）打造差异产业集群保产业链
应当秉承“两河三地”区域协调战略，打造差异化区域产业集群，为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产业链安全及完整提供保障。在西部地区打造新的区域产业集群，促进不同区域间经济内循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当前产业垂直分工的趋势下，一定要吸取美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经验教训，由于我国西部地区提供了广阔的产业链战略腾挪空间，应当充分衡量区域比较优势和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积极鼓励部分产业往中西部梯度转移，保障本国企业生存空间，确保全产业链优势和安全，将供给侧改革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机结合，畅通区域产业发展之间的联通性，为国内大循环注入不竭动力。
“两河三地”区域应当以此为契机打造区域产业集群，充分利用自身区域的要素条件优化生产力布局。一方面，利用能源资源集中的优势，大力发展信息化、智能化产业，在承接部分中低端传统制造业的同时，推动信息技术新动能与传统产业广泛深度融合，打造西部地区现代化产业集群，积极将西部地区的教育、医疗、旅游等第三产业与大数据紧密结合，推动西部发展与第四次工业革命齐頭并进。另一方面，利用区域内河流、高原等生态环境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产业链齐全、集自动化与现代化一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牧业一二三产业链深度融合转型，以高标准农田和现代化牧场推动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以高端特色农机装备的生产研发及推广应用支持生态集约高效的设施农业发展。
（三）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补短板
应当加强“两河三地”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资源禀赋打造科研技术创新高地，为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突破关键技术短板营造环境。新时代下的国内大循环一定不仅仅是循规蹈矩的生产与流通，同《指导意见》提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要求一样，应当以创新能力建设为核心。尤其是一旦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缺陷，整体的供应链循环都会受到约束。西部大开发战略本次最大的升级，也就在于强调了产业赋能西部的同时，不容忽视西部科技创新产业的建设，通过一批示范区与创新平台的搭建，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建设，以此推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现代制造业体系。 “两河三地”区域应当把握住此次西部科技建设的机遇。一方面，应当通过完善传统基建与新基建配套适应机制、金融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措施，营造科技创新企业经营环境，并借此大力发展高校资源，建设一批应用导向的本科高校、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增强“双一流”高校与西部地区的交流合作，扩大企业在职培训规模。另一方面，应当借助科技浪潮发展区域优势产业。如就农业产业而言，立体种植、无土或少土栽培、大棚滴灌等新型农业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開拓戈壁农业新型领域，推动戈壁广阔的土地资源以建立粮食生产基地为核心发挥效益;对于能源行业，可通过发展化学储能技术，建设特高压电网，布局大数据计算中心，科学合理地将当地丰富的水电、光电与风电资源更加稳定可持续的输送，或更加高效率的就地利用。
（四）扩大对外开放步伐谋发展
应当持续推进“两河三地”与蒙古国、俄罗斯的经济贸易往来，从贸易和资本两方面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交流融合，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谋求契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并不能阻碍我国扩大开放的步伐，从一定程度来讲，仍然需要外部市场需求来消化产能，更加需要资源的进口、外资及技术的引进来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发展。同时，西部地区与东盟以及欧亚等“一带一路”地区紧密相连，只有加强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联通与循环，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西部区域层次清晰、渠道丰富的新时代对外开放格局，才能更好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两河三地”紧邻蒙古国与俄罗斯，更应该加大区域开放力度，加强与周边国家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将中蒙经济走廊建设摆到重要发展位置上来，并通过构建核心枢纽城市带动区域发展;积极发挥甘肃省河西走廊在丝绸之路对外开放中的核心战略地位，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形成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高效助推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先行先试和宁夏银川综合保税区的建设步伐，把握中阿博览会举办机遇，全力助推宁夏对外贸易高速发展。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规划，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双循环发展格局相得益彰，而“两河三地”的发展理应是西部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也是构建双循环无可厚非的关键一环。探索高质量发展的西部路径，培育西部区域新经济增长极，加大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与韧性，是未来我国拉动内循环、激活双循环的动力之源。
〔基金项目：2020年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研究课题一般项目“京津冀协同背景下创业合作深化途径研究”（JRS-2020-1049〕
（作者单位分别为河北金融学院，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