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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问题是目前“三农”领域的关注焦点。已有的研究中，多从政策理论层面宏观分析两种战略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实现有序衔接。该研究从基层实践入手，以陕西省蒲城县D村为案例，探寻其在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衔接中的实践逻辑，研究D村在实现二者有效融合过程中的衔接机制。研究发现：从实践逻辑上看，脱贫攻坚补齐了乡村振兴中的“绝对贫困”短板，乡村振兴为建立长效脱贫机制提供内在动力。在这一互涵式实践逻辑的指引下，D村探索形成了以产业升级机制为核心、主体培育机制为关键、有效治理机制为基础、组织统筹机制为保障的衔接机制。最后提出村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即推动传统农业向创新农业稳步升级，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积极转变，推动传统治理向乡村善治循序转化，推动扶贫组织体系向乡村振兴组织体系平稳过渡。
关键词：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有效衔接;实践逻辑;衔接机制;实施路径
中图分类号：F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1）04-0009-08
收稿日期：2020-06-08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1.04.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KS032）;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专项（19JK0446）;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21KRM109）
作者简介：曹兵妥，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问题与案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乡差距、乡村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逐渐凸显，影响了社会整体发展质量[1]。为打破这一瓶颈，21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等建设方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脱贫攻坚放在重要位置，举全党全国之力扎实推进。在此基础上，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并对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和政策体系等做出了具体安排。从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既体现了国家治理思路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又展示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2]。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作为两项重大国家战略，虽然提出的时间和目标不同，前者立足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者着眼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但两种战略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一方面，乡村振兴的任务中始终涵盖有消除贫困、巩固脱贫成效的内容，通过对城乡资源调配，致力于满足贫困农民在实现脱贫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发展的需求。两种战略都以保障广大农民利益为实践落脚点，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是党对人民的重要承诺。另一方面，两种战略都是推动实现城乡及乡村不同阶层均衡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两个主要方面，应包括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不同地区、不同农户之间发展不均衡。脱贫攻坚作为硬任务，着力于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乡村振兴通过合理调配资源要素和建立多产业融合机制，从生产、生活、生态等多领域推动新一轮改革，逐步构建城乡及乡村不同群体均衡发展格局。
从时间上看，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取得胜利，乡村振兴开始全面推进。巩固已有脱贫攻坚成果，稳步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现阶段三农领域的工作重点。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脱贫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和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中央政策文件从顶层制度的视角强调了实现长效脱贫和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资源调配，使广大农民维持良好的生产生活秩序，提高其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3]。国际经验表明，在乡村发展与振兴中，必须要进行科学规划，剖析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4-6]。为此，探究中国农村在这一历史转折期的发展实践脉络，建立两大战略平稳过渡的衔接机制，对巩固拓展已有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实现农村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对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的辩证关系问题。黄祖辉和冯丹萌以两者的区别及相互作用为切入点，认为脱贫攻坚具有紧迫性、局部性和特殊性，乡村振兴则呈现持久性、整体性、综合性[7-8]。王超等从功能定位的角度，认为精准扶贫是我国政府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责任要求，也是探索农村发展模式、助力乡村振兴的历史任务[9]。二是两种战略衔接的基本原则。从地域上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特别关注边远村落和深度贫困地区[10];从时间划分上，2020年之前着眼点于消除绝对贫困，2020年以后重点应转向缓解相对贫困[2]。三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路径。诸多学者提出实施乡村振兴要着力为占中国农村和农民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雪中送炭，要为缺少进城机会与能力的农民提供在农村的良好生产生活条件[11]，并从协同推进思想脱贫与思想振兴、产业脱贫与产业振兴、组织引领与组织振兴等方面提出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12-13]。上述文献多从政策指引和功能定位的视阈分析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筹机制，但从实践角度剖析二者衔接机理及实施路徑的研究较少。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拟以D村为案例，对村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进行探索性剖析，主要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二者在实践中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是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二是在总结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提炼脱贫与振兴的衔接机制，并从产业、主体等视角分析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解答，以期在学理上拓展乡村建设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其他农村地区建立长效脱贫机制提供参考。 根据研究主题，选取D村为案例地，理由如下：（1）代表性。D村位于陕西省蒲城县，该村庄与关中地区的其他村庄在自然资源、产业结构、人口组成等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且这类村落在中国农村大量存在。处理好该类型村庄的脱贫与振兴衔接问题，对有效巩固脱贫成果、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有较强的意义。（2）典型性。D村在脱贫与振兴的衔接中，形成了机制统筹指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以有效治理为保障、“科技创新+升级产业结构”的发展思路，治理机制良好且效应明显，以此为案例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本文案例资料来源于2020年10-11月对D村的田野调查，调研对象及主题分类见表1。调查方法包括：以深度访谈形式获取一手资料;查阅蒲城县年鉴;查阅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相关的县、乡两级政策文件;参观村史馆;考察村属农业发展公司、某食品有限公司及农业合作社等。整合多渠道来源资料，以全面考察案例情况，并相互印证，形成证据三角形[14]。
二、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陕西省蒲城县D村地处关中平原，下辖10个自然村，耕地面积8 800亩，13个村民小组，村民人数3 989人。D村原是蒲城县有名的贫困村，有贫困户100多户。村庄基础设施差，无主导产业，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干群关系紧张，十余年没有党支部书记。为改变落后面貌，D村在县委和乡镇政府的帮助下，选任党支部书记，健全组织结构。针对贫困户多、经济水平差等情况，党支部提出扶贫不能只靠政策，最重要的是帮助群众发展产业。由于当地村民有养殖奶山羊的传统，村党支部以奶山羊为突破口，带领村民探索“党支部+”产业扶贫模式。村集体改拨款为投资，建设奶山羊养殖小区，贫困户养殖可免费入驻小区，并享有羊只夜间管理、统一技术指导等扶贫政策;养殖小区内建成中心奶站及配套设施，村组织统一收购鲜奶;与乳业公司签订协议，公司承诺收购羊奶的保底价和执行价。奶山羊养殖小区中共有羊舍12栋，奶山羊存栏2 400余只，年产值70余万元，持续带动50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2017年，D村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创新推行“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试行“村社合一”，开展核资清产、股权设置、折股量化等工作，将村南部1 700亩荒沟地流转到村集体统一进行平整，配以水利灌溉设施，建成苜蓿饲草基地。同时，在村北建成智能温室大棚31座，吸引产业大户入驻，并吸纳16户贫困户作务，全村形成了“南部奶山羊、中部酥梨、北部温室大棚”的产业格局。2018年，蒲城县委确定D村为乡村振兴试点村，村内以打造特色小镇多功能区域板块为中心，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先后建成产业服务中心、饲草基地、金银花园区、有机肥加工厂、饲料加工厂、设施大棚，并对苜蓿饲草有机认证，形成多产融合、相互促进的产业集群，将个体化农户引入现代农业综合体，将家庭式散养扩展到规模化养殖和“果、畜、沼、窖、草”生态示范养殖。2019年D村人均纯收入13 600元，村集体收益120余万元。2018年D村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2019年获得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荣誉称号，并入选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从起步阶段加强基层党建，发展奶山羊产业脱贫，到建设多功能特色小镇，各产业协同推进，体现了D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实践演化逻辑（见图1）。
（一）脱贫攻坚补足了乡村振兴中的“绝对贫困”短板
D村从2014年起全面开展精准脱贫。为带领贫困户致富，村组织积极尝试流转贫困户土地、吸纳贫困村民在养殖小区就业、村干部一对一帮扶等措施，并针对不同貧困户采取有区别的扶持政策。对有养殖经验的农户，给予奶畜免费入驻集体养殖棚舍、技术指导、保底价收购奶产品等优惠，鼓励其发展养殖业;对有果业种植能力的农户，进行技术帮扶，指导其引入优良果树品种;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从集体收益中出资进行补助。在这些多样化方法的推动下，脱贫工作取得较大进展。2016年全村人均纯收入10 1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7万元，实现了村庄整体脱贫。
乡村振兴战略是针对城乡长期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均而进行的再次调配，其目的在于减少城乡二元结构下工业主导农业和城市主导乡村的非均衡模式所造成的乡村凋敝[15]。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D村紧抓农村生产经营体制改革和特色产业小镇建设，整合流转土地上千亩，规划牧草基地，设计饲草加工工序，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共赢格局。
乡村振兴是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存在并发展的，包括其优势和短板，但系统功能的有效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短板的突破。D村在脱贫攻坚中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着眼点，采取多样化措施精准帮扶，确保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并因势利导改善深度贫困户的发展条件。而这些做法，正是解决了整体村庄中的绝对贫困问题，补足了乡村振兴的短板，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推进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乡村振兴为巩固脱贫成效提供内在动力
如何巩固脱贫成效，形成真脱贫、脱真贫的长效稳定机制，是D村模式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恰好为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内在动力。首先，乡村振兴助力夯实产业基础。精准扶贫视角下，发展经济是首要目标。由于大多数贫困农民小农户经营的特征，在脱贫中很难兼顾到产业的提升。乡村振兴则立足于夯实产业基础，全面实现产业兴旺，D村在乡村振兴探索中建立专业合作社，鼓励农民用土地入股;对养殖小区和合作社农田进行现代化改造，在养殖区内建设标准化棚舍、挤奶站和技术服务中心;由村集体统一提供技术指导，运用“党支部+农户”模式，吸纳养殖大户，惠及小农户。通过上述措施，D村全面夯实产业基础，为巩固脱贫成效提供产业动力。其次，乡村振兴推动农村文化繁荣。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从产业提升的角度出发，还着眼于经济、生态、文明等多个维度，其中乡村文明即强调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促进文化建设，D村村内设有文化宣传墙和文化活动广场，建成村属幼儿园和村级小学;定期开展家风家训、道德讲堂等活动，并参与星级村、星级文明户创评，形成了比学赶超、崇尚劳动的良好氛围。上述文化举措不仅完善了乡村文化服务体系，更通过提升村民素质将“扶志”和“扶智”相结合，激发农民的内在动力，贫困群众由此实现“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思想转变[16]，为建立长效脱贫机制奠定了文化基础。 三、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互涵式实践逻辑关系促使二者在各个领域的相互衔接。在这一过程中，D村始终以优化产业发展为主旨，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低端农业生产，为脱贫与振兴的融合奠定经济基础。广大农民是实现衔接的主体，村组织坚持主体培育，提高本土村民的文化素质及发展能力，外引优秀企业和人才，带领村民繁荣村庄公共事业，实现有序治理，为脱贫与振兴相互融合提供外部保障，最终多因素共同作用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衔接。具体地，以D村实践为例，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提炼为：
（一）构建产业升级机制
农业产业升级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脱贫与振兴衔接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一机制中，产业政策对乡村发展方向进行示范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业经济实体进行改造，产业经营升级为产品培育流通提供科技和市场化指导。首先，产业政策方面，鼓励小农生产进入规模化生产渠道。以D村为例，针对贫困户分散化经营、奶产品收益低等问题，通过资金扶持、免缴水电管理费、贫困群众优先就业、定点收购奶产品等方式将贫困户纳入规模化养殖小区，使贫困人口集中起来形成合力，积极脱贫。其次，产业结构方面。既要发展集约化设施农业，从良种培育、技术管控到采摘销售实现全过程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通过延长产业链条，推动多产业融合发展。为实现长效脱贫，D村对现代田园综合体进行技术改造，建立果品示范园;整合土地、种植上千亩牧草作为奶山羊饲草基地，同时通过有机肥厂对养畜粪便、农业废弃物进行有机加工处理，将有机肥用于设施大棚种植，构建生态循环农业。再次，产业经营方面，以智能科技赋能农作物种植、存储及销售。在产品培育中，设施大棚的各项数据由监控仪负责接收，技术人员通过物联网可以在手机上设置适宜温、湿度，查看实时生长状态，种植过程全程可控;建立果园病虫监测防治体系，施用生物肥料，实现无公害生产。在存储销售环节，为解决农副产品的存放问题，县里建成了存储量达千吨的冷库、气调库，并与京东、拼多多等电商进行合作，运用网络平台点对点销售，建成集存储、销售、分拣和运输于一体的农产品流转中心。
（二）完善主体培育机制
在社会发展中，某一区域能否持续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人口素质和发展能力，乡村建设中亦是如此。主体培育机制包括培育本土村民和外引投资资源，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在培育本土村民方面，常态化组织科技指导，提升农户种植养殖积极性。定期开展农业培训班，形成技术学习档案并跟踪管理，实现点对点技术帮扶。针对散养奶畜缺乏有效技术引导的困境，D村邀请高校的技术专家为农民讲解养殖技术和智能奶畜养殖系统的使用，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在引入外部投资方面，从优化投资政策、升级基础设施等视角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先进企业和城市人才到D村投资创业，内外联动实现有序衔接。以生产蒲城传统特色美食为主的某食品公司，是D村在“引企业促发展”政策下引入的新型投资经营体。该公司拥有多条生产线和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已培育多个蒲城美食系列品牌，年产值3 000多万元，不仅向D村引入了纯天然特色食品制作新思路，还吸纳大量周边村民在企业就业。
（三）创新村域治理机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创新村域治理，实现有序善治，是保障脱贫与振兴共生式发展的重要基础。乡村治理包括改进公共服务、创新管理方式等。公共服务事关村民切身利益，是对村域治理的量化提升;创新管理即对村务组织方式优化改革，是乡村治理的质变。在改进公共服务方面，通过提升乡村社会化服务水平以摆脱区域贫困。D村针对村容村貌落后、地域贫困等短板，因地制宜地将脱贫与发展村庄公共事业及建设美丽乡村相结合，如沿村庄街道修砌排水渠，整修农户门前院后并栽种绿植，修建污水处理厂，改水改厕，安装太阳能路灯，硬化乡村文化广场等。在创新管理方式上，运用网络技术实现管理数据化，以信息化推动脱贫与振兴有力衔接。在D村，微信群内每位村民均可第一时间了解政策文件和农技指导信息，参与村务管理或表达民意。此外，在对党员进行管理时，针对在村党员建立党员微信群，进行政策学习;针对农闲时在外务工、农忙时回乡务农的流动党员，建立流动党员群，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有组织地开展民主生活。
（四）落实组织统筹机制
村党支部是党在農村的最基层组织，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D村从一个经济落后的村庄，在较短时间内走上致富之路，持续推进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与村党支部的统筹带领密不可分。在领导机制上，坚持“加强党建聚民心”，发挥组织优势，将脱贫成果与振兴计划有序对接。针对农户养殖积极性差、奶品质量不稳定、市场收益低等问题，党员干部一方面上门做好农户思想工作，指导其科学养殖，另一方面主动对接市场，与乳业公司签订收购协议，并在村内建立中心奶站，以不低于市场价收购奶制品，彻底解决农户的产品顾虑。在考核机制方面，对扶贫与振兴工作实行年度考核、群众评价。引入竞争机制，推行干部带头包抓重点项目、党员承诺制度，细分指标量化考察;创新考核方式，通过听汇报、查资料、实地查看等反复核查，将群众反馈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在帮扶组织上，多种形式联动合力促进村庄发展。近年来D村在脱贫工作中探索形成了多种组织体系，包括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工作干部、两委会成员一对一帮扶等，这些组织形式是脱贫攻坚取得成效的有力保障，也为乡村振兴干部队伍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D村模式”已成为取得较好成绩的先例。基于两种战略衔接的必要性、实践逻辑关系及衔接机制，实践中可以从产业、人才、治理和组织体系等视角探索两者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具体而言，要推动传统农业向创新农业稳步升级，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积极转变，推动传统治理向乡村善治循序转化，推动脱贫攻坚组织体系向乡村振兴组织体系平稳过渡。 （一）推动传统农业向创新农业稳步升级
发展创新农业，打造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优化生产经营体系为核心目标，因地制宜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升级[17]。一是推进智慧农业建设。智慧农业既包括在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运用现代科技、“互联网+”技术推广科技智能产业，通过农地、种植、农产品和物流等要素的数字化与智能化管理，实现农业信息互通及资源共享，也包括在基础条件相对较差的区域因势利导发展“小而精”特色精品农业或绿色生态农业等多种业态。二是建立多产业融合机制。以所在区域的资源和生态优势为依托，着力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主导产业和农副产品，并通过技术渗透、行业交叉、产业内部重组等方式延伸产业链条，形成多产业互相包容的发展格局。三是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保障产业持续发展、农民稳定增收的重要因素[18]。实践中应从加强政策指引，搭建科技平台和引导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等方面推动科技农业的规模化发展。四是利用“互联网+”搭建销售平台。产业水平的提升最终要落实到销售环节，因此，要完善乡村数字农业体系，提高农产品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城乡生产与需求多层次对接的数据服务平台。
（二）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积极转变
衔接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建立长效发展机制，根本上需要农村中最广泛的群体即农民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实现从传统农民到现代职业农民的积极转变。首先是农民的现代化。建立新的现代化生活标准，不仅从物质而且从人的内心和谐、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来建设新的乡村文化[19]。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弘扬时代精神，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其次，加强产业技术指导，激发农民的内在脱贫动力[20]。为村民提供与农业时令相适应的技术培训，培训课程应随着不同季节的农耕和养殖需求，解决农民在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再次，引导优秀人才回乡创业。培育现代职业农民，除了提升本土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外，还应注重“外引资源下乡”[21]，从融资、技术、设备等多角度加大政策优惠，吸引优秀人才如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创业，并根据人才梯度培育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
（三）推动传统治理向乡村善治循序转化
治理是一个政治管理过程，其最终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它的理想状态是善治[22]。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打破了原有的资源分配模式，新的资本、人员和要素涌入农村，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反过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动传统治理向乡村善治循序转化，也为脱贫与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了政治基础。首先，推进乡村治理转化，以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建立以乡村两级组织为核心，具有现代价值属性的制度安排，具体分为治理结构、治理过程和实施方式等几个层面[23]。当前应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切入点，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视角做好脱贫与振兴的衔接。其次，着力提高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以“互联网+社区”模式推进乡村管理网格化，实现信息发布、民意收集、生产资料统计等网络化运营。再次，在脱贫与振兴的衔接中，坚持构建自治、德治和法治协同支撑的有效治理模式。在抓好法治建设，依法落实自治组织责任的同时，加强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协作，发挥集体优势，共同应对公共事业和村庄危机。
（四）推动脱贫攻坚组织体系向乡村振兴组织系统平稳过渡
针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中存在的缺乏系统性及“两张皮”运作问题，实践中应注重组织体系有序转化，从领导统筹、制度规划、帮扶体系、监督考核等方面推动两种战略平稳过渡。一是加强领导统筹衔接。衔接转化中，需进一步总结脱贫攻坚成功经验，加强党对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明确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并着力培养专业化的“三农”工作干部队伍。二是强化制度规划衔接。乡村振兴涉及到产业、文化、生态、治理等多个领域，更具复杂性。各地区可根据实际发展状况，制定两种战略的衔接规划及实施细则，重点解决两种规划的冲突问题。三是做好帮扶体系衔接。在二者的衔接推进中，可以借鉴脱贫攻坚中已经形成的成熟帮扶体系，并根据乡村振兴工作的具体要求，因地制宜确定第一书记的选派方式，驻村工作干部的工作模式等，在实践中对已有体系不断修正。四是完善监督考核衔接。为保证衔接工作责任落到实处，将两种战略的衔接推进及民主反馈纳入各级组織的考核内容中，建立动态监督反馈机制，并将其作为基层干部选拔的重要考察因素。
五、结 语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任务。二者的有效衔接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现实所需，也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充分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迫切需求，更是让脱贫群众和脱贫地区共享发展成果、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义。本文通过对陕西省蒲城县D村进行案例研究，首先梳理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实践逻辑关系：脱贫攻坚以解决绝对贫困为着眼点，补足了乡村振兴的最低短板;乡村振兴通过将分散的小农户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为建立长效发展机制提供内在动力。其次，提炼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在分析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归纳了D村组织引导下以农民为主体、以产业为核心、村民共建共享的衔接融合机制，包括产业升级机制、主体培育机制、村域治理机制和组织统筹机制。再次，讨论了村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衔接实施需要因势利导、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推动实现从传统农业到创新农业、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农民、从传统治理到村域善治、从脱贫组织体系向振兴组织体系的有序转化。
参考文献：
[1] 刘彦随，严镔，王艳飞.新时期中国城乡发展的主要问题与转型对策[J].经济地理，2016，36（7）：1-8.
[2] 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改革，2018（1）：65-73. [3] 贺雪峰.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M].北京： 东方出版社，2019： 91-92.
[4] 宁满秀，袁祥州，王林萍，等.乡村振兴：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2018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18（12）：130-139.
[5] 朱红根，宋成校.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世界农业，2020（3）：4-11.
[6] LIU Y，LI Y.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J].Nature，2017，548（7667）：275-277.
[7] 黄祖辉.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J].中国农村经济，2018（4）：2-12.
[8] 冯丹萌.国际视角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融合的探索[J].当代经济管理，2019，41（9）：43-48.
[9] 王超，蒋彬.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精准扶贫创新生态系统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5（3）：5-15.
[10] 张南.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脱贫路径研究[J].兰州学刊，2020（3）：168-180.
[11] 陈学兵.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重构[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8（1）：63-71.
[12] 廖彩荣，郭如良，尹琴， 等.协同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保障措施与实施路径[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18（2）：273-282.
[13] 刘文斌，武力.乡村振兴进程中脱贫攻坚的成效利用与经验传递[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5）：30-37.
[14] 罗伯特·K.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144.
[15] 张军.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J].中国农村经济，2018（1）：2-10.
[16] 豆书龙，叶敬忠.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J].改革，2019（1）：19-29.
[17] 郝耕，孙维佳.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33（6）：66-74.
[18] 曾福生，卓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8，39（5）：709-716.
[19]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49.
[20] 范建华，秦会朵.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若干思考[J].思想战线，2019，45（4）：86-96.
[21] 曹丹丘，丁志超，高鸣.乡村人才振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索——以青岛市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0，41（2）：181-189.
[22] 丁衛.复杂社会的简约治理：关中毛王村调查[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169.
[23] 韩鹏云.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1）：102-110.
Research on the Cohesion Mechanism and Path Analysis of Effective Convergence of Villag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AO Bingtuo，LI Xian’e
（School of Marxism，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5，China）
Abstract：The convergence of two strateg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recently.In existing studies， most scholars analyz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trategies as well as how to achieve orderly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and theory.Researching from the point of grassroots practice，this paper takes D Village of Pucheng County，a national-level poverty-stricken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as a studying case，and analyze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D Village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o as to determine the cohesion mechanism of two strategies in the village.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hort board of extreme poverty is resolved by the strategy of poverty alleviation，whil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fers inner motivation of long-term development;Under the guidance of above-mentioned mutually inclusive practical logic，D Village has formed its own convergence mechanism，with industry upgrading mechanism as the core，farmers’ cultivation mechanism as the key，effec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as the basis as well as the organization mechanism as the guarantee.At last the paper suggests to propel the village converge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innovative agriculture，the identity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to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the shift from traditional to good governance in the countryside，and the organizing system transformation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post-poverty era.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poverty alleviation;effective convergence;practical logic;cohesion mechanism;implementing path
（责任编辑：马欣荣）
关键词：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有效衔接;实践逻辑;衔接机制;实施路径
中图分类号：F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1）04-0009-08
收稿日期：2020-06-08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1.04.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KS032）;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专项（19JK0446）;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21KRM109）
作者简介：曹兵妥，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问题与案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乡差距、乡村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逐渐凸显，影响了社会整体发展质量[1]。为打破这一瓶颈，21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等建设方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脱贫攻坚放在重要位置，举全党全国之力扎实推进。在此基础上，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并对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和政策体系等做出了具体安排。从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既体现了国家治理思路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又展示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2]。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作为两项重大国家战略，虽然提出的时间和目标不同，前者立足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者着眼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但两种战略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一方面，乡村振兴的任务中始终涵盖有消除贫困、巩固脱贫成效的内容，通过对城乡资源调配，致力于满足贫困农民在实现脱贫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发展的需求。两种战略都以保障广大农民利益为实践落脚点，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是党对人民的重要承诺。另一方面，两种战略都是推动实现城乡及乡村不同阶层均衡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两个主要方面，应包括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不同地区、不同农户之间发展不均衡。脱贫攻坚作为硬任务，着力于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乡村振兴通过合理调配资源要素和建立多产业融合机制，从生产、生活、生态等多领域推动新一轮改革，逐步构建城乡及乡村不同群体均衡发展格局。
从时间上看，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取得胜利，乡村振兴开始全面推进。巩固已有脱贫攻坚成果，稳步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现阶段三农领域的工作重点。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脱贫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和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中央政策文件从顶层制度的视角强调了实现长效脱贫和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资源调配，使广大农民维持良好的生产生活秩序，提高其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3]。国际经验表明，在乡村发展与振兴中，必须要进行科学规划，剖析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4-6]。为此，探究中国农村在这一历史转折期的发展实践脉络，建立两大战略平稳过渡的衔接机制，对巩固拓展已有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实现农村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对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的辩证关系问题。黄祖辉和冯丹萌以两者的区别及相互作用为切入点，认为脱贫攻坚具有紧迫性、局部性和特殊性，乡村振兴则呈现持久性、整体性、综合性[7-8]。王超等从功能定位的角度，认为精准扶贫是我国政府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责任要求，也是探索农村发展模式、助力乡村振兴的历史任务[9]。二是两种战略衔接的基本原则。从地域上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特别关注边远村落和深度贫困地区[10];从时间划分上，2020年之前着眼点于消除绝对贫困，2020年以后重点应转向缓解相对贫困[2]。三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路径。诸多学者提出实施乡村振兴要着力为占中国农村和农民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雪中送炭，要为缺少进城机会与能力的农民提供在农村的良好生产生活条件[11]，并从协同推进思想脱贫与思想振兴、产业脱贫与产业振兴、组织引领与组织振兴等方面提出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12-13]。上述文献多从政策指引和功能定位的视阈分析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筹机制，但从实践角度剖析二者衔接机理及实施路徑的研究较少。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拟以D村为案例，对村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进行探索性剖析，主要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二者在实践中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是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二是在总结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提炼脱贫与振兴的衔接机制，并从产业、主体等视角分析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解答，以期在学理上拓展乡村建设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其他农村地区建立长效脱贫机制提供参考。 根据研究主题，选取D村为案例地，理由如下：（1）代表性。D村位于陕西省蒲城县，该村庄与关中地区的其他村庄在自然资源、产业结构、人口组成等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且这类村落在中国农村大量存在。处理好该类型村庄的脱贫与振兴衔接问题，对有效巩固脱贫成果、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有较强的意义。（2）典型性。D村在脱贫与振兴的衔接中，形成了机制统筹指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以有效治理为保障、“科技创新+升级产业结构”的发展思路，治理机制良好且效应明显，以此为案例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本文案例资料来源于2020年10-11月对D村的田野调查，调研对象及主题分类见表1。调查方法包括：以深度访谈形式获取一手资料;查阅蒲城县年鉴;查阅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相关的县、乡两级政策文件;参观村史馆;考察村属农业发展公司、某食品有限公司及农业合作社等。整合多渠道来源资料，以全面考察案例情况，并相互印证，形成证据三角形[14]。
二、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陕西省蒲城县D村地处关中平原，下辖10个自然村，耕地面积8 800亩，13个村民小组，村民人数3 989人。D村原是蒲城县有名的贫困村，有贫困户100多户。村庄基础设施差，无主导产业，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干群关系紧张，十余年没有党支部书记。为改变落后面貌，D村在县委和乡镇政府的帮助下，选任党支部书记，健全组织结构。针对贫困户多、经济水平差等情况，党支部提出扶贫不能只靠政策，最重要的是帮助群众发展产业。由于当地村民有养殖奶山羊的传统，村党支部以奶山羊为突破口，带领村民探索“党支部+”产业扶贫模式。村集体改拨款为投资，建设奶山羊养殖小区，贫困户养殖可免费入驻小区，并享有羊只夜间管理、统一技术指导等扶贫政策;养殖小区内建成中心奶站及配套设施，村组织统一收购鲜奶;与乳业公司签订协议，公司承诺收购羊奶的保底价和执行价。奶山羊养殖小区中共有羊舍12栋，奶山羊存栏2 400余只，年产值70余万元，持续带动50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2017年，D村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创新推行“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试行“村社合一”，开展核资清产、股权设置、折股量化等工作，将村南部1 700亩荒沟地流转到村集体统一进行平整，配以水利灌溉设施，建成苜蓿饲草基地。同时，在村北建成智能温室大棚31座，吸引产业大户入驻，并吸纳16户贫困户作务，全村形成了“南部奶山羊、中部酥梨、北部温室大棚”的产业格局。2018年，蒲城县委确定D村为乡村振兴试点村，村内以打造特色小镇多功能区域板块为中心，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先后建成产业服务中心、饲草基地、金银花园区、有机肥加工厂、饲料加工厂、设施大棚，并对苜蓿饲草有机认证，形成多产融合、相互促进的产业集群，将个体化农户引入现代农业综合体，将家庭式散养扩展到规模化养殖和“果、畜、沼、窖、草”生态示范养殖。2019年D村人均纯收入13 600元，村集体收益120余万元。2018年D村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2019年获得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荣誉称号，并入选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从起步阶段加强基层党建，发展奶山羊产业脱贫，到建设多功能特色小镇，各产业协同推进，体现了D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实践演化逻辑（见图1）。
（一）脱贫攻坚补足了乡村振兴中的“绝对贫困”短板
D村从2014年起全面开展精准脱贫。为带领贫困户致富，村组织积极尝试流转贫困户土地、吸纳贫困村民在养殖小区就业、村干部一对一帮扶等措施，并针对不同貧困户采取有区别的扶持政策。对有养殖经验的农户，给予奶畜免费入驻集体养殖棚舍、技术指导、保底价收购奶产品等优惠，鼓励其发展养殖业;对有果业种植能力的农户，进行技术帮扶，指导其引入优良果树品种;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从集体收益中出资进行补助。在这些多样化方法的推动下，脱贫工作取得较大进展。2016年全村人均纯收入10 1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7万元，实现了村庄整体脱贫。
乡村振兴战略是针对城乡长期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均而进行的再次调配，其目的在于减少城乡二元结构下工业主导农业和城市主导乡村的非均衡模式所造成的乡村凋敝[15]。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D村紧抓农村生产经营体制改革和特色产业小镇建设，整合流转土地上千亩，规划牧草基地，设计饲草加工工序，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共赢格局。
乡村振兴是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存在并发展的，包括其优势和短板，但系统功能的有效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短板的突破。D村在脱贫攻坚中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着眼点，采取多样化措施精准帮扶，确保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并因势利导改善深度贫困户的发展条件。而这些做法，正是解决了整体村庄中的绝对贫困问题，补足了乡村振兴的短板，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推进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乡村振兴为巩固脱贫成效提供内在动力
如何巩固脱贫成效，形成真脱贫、脱真贫的长效稳定机制，是D村模式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恰好为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内在动力。首先，乡村振兴助力夯实产业基础。精准扶贫视角下，发展经济是首要目标。由于大多数贫困农民小农户经营的特征，在脱贫中很难兼顾到产业的提升。乡村振兴则立足于夯实产业基础，全面实现产业兴旺，D村在乡村振兴探索中建立专业合作社，鼓励农民用土地入股;对养殖小区和合作社农田进行现代化改造，在养殖区内建设标准化棚舍、挤奶站和技术服务中心;由村集体统一提供技术指导，运用“党支部+农户”模式，吸纳养殖大户，惠及小农户。通过上述措施，D村全面夯实产业基础，为巩固脱贫成效提供产业动力。其次，乡村振兴推动农村文化繁荣。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从产业提升的角度出发，还着眼于经济、生态、文明等多个维度，其中乡村文明即强调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促进文化建设，D村村内设有文化宣传墙和文化活动广场，建成村属幼儿园和村级小学;定期开展家风家训、道德讲堂等活动，并参与星级村、星级文明户创评，形成了比学赶超、崇尚劳动的良好氛围。上述文化举措不仅完善了乡村文化服务体系，更通过提升村民素质将“扶志”和“扶智”相结合，激发农民的内在动力，贫困群众由此实现“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思想转变[16]，为建立长效脱贫机制奠定了文化基础。 三、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互涵式实践逻辑关系促使二者在各个领域的相互衔接。在这一过程中，D村始终以优化产业发展为主旨，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低端农业生产，为脱贫与振兴的融合奠定经济基础。广大农民是实现衔接的主体，村组织坚持主体培育，提高本土村民的文化素质及发展能力，外引优秀企业和人才，带领村民繁荣村庄公共事业，实现有序治理，为脱贫与振兴相互融合提供外部保障，最终多因素共同作用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衔接。具体地，以D村实践为例，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提炼为：
（一）构建产业升级机制
农业产业升级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脱贫与振兴衔接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一机制中，产业政策对乡村发展方向进行示范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业经济实体进行改造，产业经营升级为产品培育流通提供科技和市场化指导。首先，产业政策方面，鼓励小农生产进入规模化生产渠道。以D村为例，针对贫困户分散化经营、奶产品收益低等问题，通过资金扶持、免缴水电管理费、贫困群众优先就业、定点收购奶产品等方式将贫困户纳入规模化养殖小区，使贫困人口集中起来形成合力，积极脱贫。其次，产业结构方面。既要发展集约化设施农业，从良种培育、技术管控到采摘销售实现全过程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通过延长产业链条，推动多产业融合发展。为实现长效脱贫，D村对现代田园综合体进行技术改造，建立果品示范园;整合土地、种植上千亩牧草作为奶山羊饲草基地，同时通过有机肥厂对养畜粪便、农业废弃物进行有机加工处理，将有机肥用于设施大棚种植，构建生态循环农业。再次，产业经营方面，以智能科技赋能农作物种植、存储及销售。在产品培育中，设施大棚的各项数据由监控仪负责接收，技术人员通过物联网可以在手机上设置适宜温、湿度，查看实时生长状态，种植过程全程可控;建立果园病虫监测防治体系，施用生物肥料，实现无公害生产。在存储销售环节，为解决农副产品的存放问题，县里建成了存储量达千吨的冷库、气调库，并与京东、拼多多等电商进行合作，运用网络平台点对点销售，建成集存储、销售、分拣和运输于一体的农产品流转中心。
（二）完善主体培育机制
在社会发展中，某一区域能否持续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人口素质和发展能力，乡村建设中亦是如此。主体培育机制包括培育本土村民和外引投资资源，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在培育本土村民方面，常态化组织科技指导，提升农户种植养殖积极性。定期开展农业培训班，形成技术学习档案并跟踪管理，实现点对点技术帮扶。针对散养奶畜缺乏有效技术引导的困境，D村邀请高校的技术专家为农民讲解养殖技术和智能奶畜养殖系统的使用，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在引入外部投资方面，从优化投资政策、升级基础设施等视角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先进企业和城市人才到D村投资创业，内外联动实现有序衔接。以生产蒲城传统特色美食为主的某食品公司，是D村在“引企业促发展”政策下引入的新型投资经营体。该公司拥有多条生产线和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已培育多个蒲城美食系列品牌，年产值3 000多万元，不仅向D村引入了纯天然特色食品制作新思路，还吸纳大量周边村民在企业就业。
（三）创新村域治理机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创新村域治理，实现有序善治，是保障脱贫与振兴共生式发展的重要基础。乡村治理包括改进公共服务、创新管理方式等。公共服务事关村民切身利益，是对村域治理的量化提升;创新管理即对村务组织方式优化改革，是乡村治理的质变。在改进公共服务方面，通过提升乡村社会化服务水平以摆脱区域贫困。D村针对村容村貌落后、地域贫困等短板，因地制宜地将脱贫与发展村庄公共事业及建设美丽乡村相结合，如沿村庄街道修砌排水渠，整修农户门前院后并栽种绿植，修建污水处理厂，改水改厕，安装太阳能路灯，硬化乡村文化广场等。在创新管理方式上，运用网络技术实现管理数据化，以信息化推动脱贫与振兴有力衔接。在D村，微信群内每位村民均可第一时间了解政策文件和农技指导信息，参与村务管理或表达民意。此外，在对党员进行管理时，针对在村党员建立党员微信群，进行政策学习;针对农闲时在外务工、农忙时回乡务农的流动党员，建立流动党员群，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有组织地开展民主生活。
（四）落实组织统筹机制
村党支部是党在農村的最基层组织，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D村从一个经济落后的村庄，在较短时间内走上致富之路，持续推进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与村党支部的统筹带领密不可分。在领导机制上，坚持“加强党建聚民心”，发挥组织优势，将脱贫成果与振兴计划有序对接。针对农户养殖积极性差、奶品质量不稳定、市场收益低等问题，党员干部一方面上门做好农户思想工作，指导其科学养殖，另一方面主动对接市场，与乳业公司签订收购协议，并在村内建立中心奶站，以不低于市场价收购奶制品，彻底解决农户的产品顾虑。在考核机制方面，对扶贫与振兴工作实行年度考核、群众评价。引入竞争机制，推行干部带头包抓重点项目、党员承诺制度，细分指标量化考察;创新考核方式，通过听汇报、查资料、实地查看等反复核查，将群众反馈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在帮扶组织上，多种形式联动合力促进村庄发展。近年来D村在脱贫工作中探索形成了多种组织体系，包括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工作干部、两委会成员一对一帮扶等，这些组织形式是脱贫攻坚取得成效的有力保障，也为乡村振兴干部队伍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D村模式”已成为取得较好成绩的先例。基于两种战略衔接的必要性、实践逻辑关系及衔接机制，实践中可以从产业、人才、治理和组织体系等视角探索两者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具体而言，要推动传统农业向创新农业稳步升级，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积极转变，推动传统治理向乡村善治循序转化，推动脱贫攻坚组织体系向乡村振兴组织体系平稳过渡。 （一）推动传统农业向创新农业稳步升级
发展创新农业，打造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优化生产经营体系为核心目标，因地制宜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升级[17]。一是推进智慧农业建设。智慧农业既包括在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运用现代科技、“互联网+”技术推广科技智能产业，通过农地、种植、农产品和物流等要素的数字化与智能化管理，实现农业信息互通及资源共享，也包括在基础条件相对较差的区域因势利导发展“小而精”特色精品农业或绿色生态农业等多种业态。二是建立多产业融合机制。以所在区域的资源和生态优势为依托，着力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主导产业和农副产品，并通过技术渗透、行业交叉、产业内部重组等方式延伸产业链条，形成多产业互相包容的发展格局。三是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保障产业持续发展、农民稳定增收的重要因素[18]。实践中应从加强政策指引，搭建科技平台和引导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等方面推动科技农业的规模化发展。四是利用“互联网+”搭建销售平台。产业水平的提升最终要落实到销售环节，因此，要完善乡村数字农业体系，提高农产品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城乡生产与需求多层次对接的数据服务平台。
（二）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积极转变
衔接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建立长效发展机制，根本上需要农村中最广泛的群体即农民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实现从传统农民到现代职业农民的积极转变。首先是农民的现代化。建立新的现代化生活标准，不仅从物质而且从人的内心和谐、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来建设新的乡村文化[19]。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弘扬时代精神，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其次，加强产业技术指导，激发农民的内在脱贫动力[20]。为村民提供与农业时令相适应的技术培训，培训课程应随着不同季节的农耕和养殖需求，解决农民在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再次，引导优秀人才回乡创业。培育现代职业农民，除了提升本土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外，还应注重“外引资源下乡”[21]，从融资、技术、设备等多角度加大政策优惠，吸引优秀人才如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创业，并根据人才梯度培育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
（三）推动传统治理向乡村善治循序转化
治理是一个政治管理过程，其最终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它的理想状态是善治[22]。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打破了原有的资源分配模式，新的资本、人员和要素涌入农村，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反过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动传统治理向乡村善治循序转化，也为脱贫与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了政治基础。首先，推进乡村治理转化，以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建立以乡村两级组织为核心，具有现代价值属性的制度安排，具体分为治理结构、治理过程和实施方式等几个层面[23]。当前应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切入点，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视角做好脱贫与振兴的衔接。其次，着力提高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以“互联网+社区”模式推进乡村管理网格化，实现信息发布、民意收集、生产资料统计等网络化运营。再次，在脱贫与振兴的衔接中，坚持构建自治、德治和法治协同支撑的有效治理模式。在抓好法治建设，依法落实自治组织责任的同时，加强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协作，发挥集体优势，共同应对公共事业和村庄危机。
（四）推动脱贫攻坚组织体系向乡村振兴组织系统平稳过渡
针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中存在的缺乏系统性及“两张皮”运作问题，实践中应注重组织体系有序转化，从领导统筹、制度规划、帮扶体系、监督考核等方面推动两种战略平稳过渡。一是加强领导统筹衔接。衔接转化中，需进一步总结脱贫攻坚成功经验，加强党对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明确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并着力培养专业化的“三农”工作干部队伍。二是强化制度规划衔接。乡村振兴涉及到产业、文化、生态、治理等多个领域，更具复杂性。各地区可根据实际发展状况，制定两种战略的衔接规划及实施细则，重点解决两种规划的冲突问题。三是做好帮扶体系衔接。在二者的衔接推进中，可以借鉴脱贫攻坚中已经形成的成熟帮扶体系，并根据乡村振兴工作的具体要求，因地制宜确定第一书记的选派方式，驻村工作干部的工作模式等，在实践中对已有体系不断修正。四是完善监督考核衔接。为保证衔接工作责任落到实处，将两种战略的衔接推进及民主反馈纳入各级组織的考核内容中，建立动态监督反馈机制，并将其作为基层干部选拔的重要考察因素。
五、结 语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任务。二者的有效衔接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现实所需，也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充分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迫切需求，更是让脱贫群众和脱贫地区共享发展成果、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义。本文通过对陕西省蒲城县D村进行案例研究，首先梳理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实践逻辑关系：脱贫攻坚以解决绝对贫困为着眼点，补足了乡村振兴的最低短板;乡村振兴通过将分散的小农户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为建立长效发展机制提供内在动力。其次，提炼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在分析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归纳了D村组织引导下以农民为主体、以产业为核心、村民共建共享的衔接融合机制，包括产业升级机制、主体培育机制、村域治理机制和组织统筹机制。再次，讨论了村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衔接实施需要因势利导、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推动实现从传统农业到创新农业、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农民、从传统治理到村域善治、从脱贫组织体系向振兴组织体系的有序转化。
参考文献：
[1] 刘彦随，严镔，王艳飞.新时期中国城乡发展的主要问题与转型对策[J].经济地理，2016，36（7）：1-8.
[2] 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改革，2018（1）：65-73. [3] 贺雪峰.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M].北京： 东方出版社，2019： 91-92.
[4] 宁满秀，袁祥州，王林萍，等.乡村振兴：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2018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18（12）：130-139.
[5] 朱红根，宋成校.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世界农业，2020（3）：4-11.
[6] LIU Y，LI Y.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J].Nature，2017，548（7667）：275-277.
[7] 黄祖辉.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J].中国农村经济，2018（4）：2-12.
[8] 冯丹萌.国际视角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融合的探索[J].当代经济管理，2019，41（9）：43-48.
[9] 王超，蒋彬.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精准扶贫创新生态系统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5（3）：5-15.
[10] 张南.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脱贫路径研究[J].兰州学刊，2020（3）：168-180.
[11] 陈学兵.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重构[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8（1）：63-71.
[12] 廖彩荣，郭如良，尹琴， 等.协同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保障措施与实施路径[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18（2）：273-282.
[13] 刘文斌，武力.乡村振兴进程中脱贫攻坚的成效利用与经验传递[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5）：30-37.
[14] 罗伯特·K.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144.
[15] 张军.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J].中国农村经济，2018（1）：2-10.
[16] 豆书龙，叶敬忠.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J].改革，2019（1）：19-29.
[17] 郝耕，孙维佳.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33（6）：66-74.
[18] 曾福生，卓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8，39（5）：709-716.
[19]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49.
[20] 范建华，秦会朵.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若干思考[J].思想战线，2019，45（4）：86-96.
[21] 曹丹丘，丁志超，高鸣.乡村人才振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索——以青岛市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0，41（2）：181-189.
[22] 丁衛.复杂社会的简约治理：关中毛王村调查[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169.
[23] 韩鹏云.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1）：102-110.
Research on the Cohesion Mechanism and Path Analysis of Effective Convergence of Villag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AO Bingtuo，LI Xian’e
（School of Marxism，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5，China）
Abstract：The convergence of two strateg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recently.In existing studies， most scholars analyz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trategies as well as how to achieve orderly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and theory.Researching from the point of grassroots practice，this paper takes D Village of Pucheng County，a national-level poverty-stricken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as a studying case，and analyze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D Village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o as to determine the cohesion mechanism of two strategies in the village.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hort board of extreme poverty is resolved by the strategy of poverty alleviation，whil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fers inner motivation of long-term development;Under the guidance of above-mentioned mutually inclusive practical logic，D Village has formed its own convergence mechanism，with industry upgrading mechanism as the core，farmers’ cultivation mechanism as the key，effec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as the basis as well as the organization mechanism as the guarantee.At last the paper suggests to propel the village converge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innovative agriculture，the identity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to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the shift from traditional to good governance in the countryside，and the organizing system transformation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post-poverty era.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poverty alleviation;effective convergence;practical logic;cohesion mechanism;implementing path
（责任编辑：马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