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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立元是余虹的朋友，还是他博士论文答辩会的主持人。朱教授说，余虹生活经历很坎坷，但这一切绝对不是造成他自杀的原因。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12月5日13时用跳楼自杀的极端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12月7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立元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采访，追忆与缅怀曾经的爱徒、挚友余虹。
朱立元教授在主编中国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时，曾邀请余虹参与编写其中两章（1997年出版），两人因此相识，余虹当时博士未毕业。
此后在广州暨南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应余虹的博士生导师饶芃子教授邀请，朱立元教授主持了那次答辩会，评委组给予余虹的论文高度评价，“我们对他的印象最深，他的博士论文水平很高”，朱立元教授回忆，该篇论文就是后来编撰成书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
为继续深造，余虹申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作为余虹的联系导师，朱立元教授与他亦师亦友。
他重情义重朋友
在复旦博士后流动站的时候，我是余虹的联系导师，主要是他自己工作，平时有空我们一起讨论，后来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觉得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既有才气又很重情义的一个人。
余虹曾在华中师范大学做过老师，工作一段时间后，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招收博士，他就报考了饶老师的博士。从暨南大学博士毕业后，他申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工作站，直到2000年6月份出站。在博士后流动站期间他还被聘请到海南大学兼任文学院院长，本来他是想回暨南大学的，后来在征求饶芃子老师的建议后，他觉得可以在海大做些事情，于是就去海大任职了一段时间。虽然事务比较繁忙，但他也没有耽误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就是后来出版的《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写得也很出色。在文艺理论方面，川军（四川学者）很厉害，他是其中之一。
其后，他来到了上海师范大学，呆了一年左右，2002年离开上海去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至今。
在生活中，余虹是一个没有戒心、可以无话不谈的人。他虽然很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但他为别人想得蛮多，所以大家很信赖他。即使有些观点不同，讨论、商量都没什么，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在上海时我们经常见面，他到了北京之后，我们见面机会少一点，但感情仍然比较深。每次我去北京，他都会开车来接我，邀请我喝茶、送我去机场，每次出国回来他都会给我打电话，很亲切地慰问……这些都是他重情义的表现。
今年11月12日，我去北京出差的最后一个晚上，人大的朋友知道我在北京，一定要请我吃饭，他们也通知了余虹，但后来得知余虹最近胃不舒服、人也消瘦了。7点多，余虹给我打电话说，“真想见您，很想念您，但是下午上了三节课，回家之后人很累，很虚”。我说不要紧，来日方长，叫他多多保重身体，他回答，“不要紧，逐渐在康复中了”。
没想到竟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他电话最近一直关机
我也没想到（他走得）会这么快，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按照他平时的性格，不一定会采取这种方式。我跟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好朋友，据她所说，余虹平时在家里也不是很多话，但跟我们朋友在一起他是很健谈的，并没有表现出很内向、不开朗的感觉，所以我才感到有点不理解。
从事业上看，他总的来说也不错，领导对他很重视、工作做得很出色、学院对他也很器重，我觉得他找到了比较合适的位置，而且有了更大的平台发挥他的才能。他现在是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还是人大《文艺理论》期刊主编，虽然有工作压力，但他是一个很会拼的人，喜欢踏踏实实工作，还很愿意这样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慧林院长也看重他的才华，委以重任。当时他刚从博士后流动站出来，有一定影响，但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名气。
我认为（两次）离婚等家庭问题都不构成（他自杀的）原因。我知道距离他第二次离婚已大约有两年了，两次离合的经历应该还不至于让他走这条路。他离婚之后我们还见面很多次，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而且我知道他在这个（婚姻）问题上挺通达的，能合则合，不合则分。他与第一任妻子有个儿子，现在在国外留学，出国之前在人大读书，余虹对儿子很尽责，（儿子）考上大学后就一直（跟他）住在一起直到出国。（感情问题）绝对不是造成（他）自杀的原因。
我知道他的朋友很多，朋友之间来往也很密切。
他说过他胃不好，人又在消瘦，我曾想，是不是因为有病，怀疑有没有得什么绝症，但据他身边的朋友讲他的病也不是绝症。
后来又听说他近来有抑郁症，这个病是可能走极端的。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情刺激到他，还是早就有了而大家没有发现？我就不太清楚了。之前也有通话，听他讲话还是很开朗的口气。不过听他朋友讲他最近的行为有点怪怪的，他电话最近一直关机，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机）、什么原因，就无从得知了。
我是在当天晚上7点多收到原来复旦大学博士后朱国华的信息，才得知这个消息，我立刻给人大文学院副院长张永清发短信询问，他立刻回电话证实了这一消息，大家都觉得很突然，根本不相信，觉得太不
可想象、不可思议了。北京有影响的学者曹卫东、王岳川等，有很多都是他的朋友，还有他的同事，（他们）经常在一起却都没有看到。其实抑郁症应该有些征兆。
（记者问，余虹教授的博客最后一篇是在9月份写的《一个人的百年》，表达了一些他对生与死的看法，这有某些征兆意味吗？）
可能那时（他）已有一些想法了吧，他两年前写了一篇《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就是探讨了生命与存在的哲学终极问题，这种形而上的思考往往对学者有很多（极端）的影响，尼采最后不是精神失常了吗？
余虹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学术上、情感上都很敏感，在精神上涉及相对敏感的问题可能会钻牛角尖；他也是一个很有艺术气质的人，他在上海曾买了一套房子，都是他自己设计装修。
我知道他过去的经历很坎坷，“文革”时他的家庭遭受了不公待遇，对他的冲击非常大。那段时间他的头发一下子脱落许多，后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帮他的书写序时，就说他有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脑袋”，因为他前额很宽，又很发达。他很会思考。真是没想到会走这条路。（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12月5日13时用跳楼自杀的极端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12月7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立元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采访，追忆与缅怀曾经的爱徒、挚友余虹。
朱立元教授在主编中国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时，曾邀请余虹参与编写其中两章（1997年出版），两人因此相识，余虹当时博士未毕业。
此后在广州暨南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应余虹的博士生导师饶芃子教授邀请，朱立元教授主持了那次答辩会，评委组给予余虹的论文高度评价，“我们对他的印象最深，他的博士论文水平很高”，朱立元教授回忆，该篇论文就是后来编撰成书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
为继续深造，余虹申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作为余虹的联系导师，朱立元教授与他亦师亦友。
他重情义重朋友
在复旦博士后流动站的时候，我是余虹的联系导师，主要是他自己工作，平时有空我们一起讨论，后来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觉得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既有才气又很重情义的一个人。
余虹曾在华中师范大学做过老师，工作一段时间后，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招收博士，他就报考了饶老师的博士。从暨南大学博士毕业后，他申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工作站，直到2000年6月份出站。在博士后流动站期间他还被聘请到海南大学兼任文学院院长，本来他是想回暨南大学的，后来在征求饶芃子老师的建议后，他觉得可以在海大做些事情，于是就去海大任职了一段时间。虽然事务比较繁忙，但他也没有耽误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就是后来出版的《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写得也很出色。在文艺理论方面，川军（四川学者）很厉害，他是其中之一。
其后，他来到了上海师范大学，呆了一年左右，2002年离开上海去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至今。
在生活中，余虹是一个没有戒心、可以无话不谈的人。他虽然很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但他为别人想得蛮多，所以大家很信赖他。即使有些观点不同，讨论、商量都没什么，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在上海时我们经常见面，他到了北京之后，我们见面机会少一点，但感情仍然比较深。每次我去北京，他都会开车来接我，邀请我喝茶、送我去机场，每次出国回来他都会给我打电话，很亲切地慰问……这些都是他重情义的表现。
今年11月12日，我去北京出差的最后一个晚上，人大的朋友知道我在北京，一定要请我吃饭，他们也通知了余虹，但后来得知余虹最近胃不舒服、人也消瘦了。7点多，余虹给我打电话说，“真想见您，很想念您，但是下午上了三节课，回家之后人很累，很虚”。我说不要紧，来日方长，叫他多多保重身体，他回答，“不要紧，逐渐在康复中了”。
没想到竟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他电话最近一直关机
我也没想到（他走得）会这么快，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按照他平时的性格，不一定会采取这种方式。我跟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好朋友，据她所说，余虹平时在家里也不是很多话，但跟我们朋友在一起他是很健谈的，并没有表现出很内向、不开朗的感觉，所以我才感到有点不理解。
从事业上看，他总的来说也不错，领导对他很重视、工作做得很出色、学院对他也很器重，我觉得他找到了比较合适的位置，而且有了更大的平台发挥他的才能。他现在是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还是人大《文艺理论》期刊主编，虽然有工作压力，但他是一个很会拼的人，喜欢踏踏实实工作，还很愿意这样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慧林院长也看重他的才华，委以重任。当时他刚从博士后流动站出来，有一定影响，但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名气。
我认为（两次）离婚等家庭问题都不构成（他自杀的）原因。我知道距离他第二次离婚已大约有两年了，两次离合的经历应该还不至于让他走这条路。他离婚之后我们还见面很多次，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而且我知道他在这个（婚姻）问题上挺通达的，能合则合，不合则分。他与第一任妻子有个儿子，现在在国外留学，出国之前在人大读书，余虹对儿子很尽责，（儿子）考上大学后就一直（跟他）住在一起直到出国。（感情问题）绝对不是造成（他）自杀的原因。
我知道他的朋友很多，朋友之间来往也很密切。
他说过他胃不好，人又在消瘦，我曾想，是不是因为有病，怀疑有没有得什么绝症，但据他身边的朋友讲他的病也不是绝症。
后来又听说他近来有抑郁症，这个病是可能走极端的。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情刺激到他，还是早就有了而大家没有发现？我就不太清楚了。之前也有通话，听他讲话还是很开朗的口气。不过听他朋友讲他最近的行为有点怪怪的，他电话最近一直关机，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机）、什么原因，就无从得知了。
我是在当天晚上7点多收到原来复旦大学博士后朱国华的信息，才得知这个消息，我立刻给人大文学院副院长张永清发短信询问，他立刻回电话证实了这一消息，大家都觉得很突然，根本不相信，觉得太不
可想象、不可思议了。北京有影响的学者曹卫东、王岳川等，有很多都是他的朋友，还有他的同事，（他们）经常在一起却都没有看到。其实抑郁症应该有些征兆。
（记者问，余虹教授的博客最后一篇是在9月份写的《一个人的百年》，表达了一些他对生与死的看法，这有某些征兆意味吗？）
可能那时（他）已有一些想法了吧，他两年前写了一篇《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就是探讨了生命与存在的哲学终极问题，这种形而上的思考往往对学者有很多（极端）的影响，尼采最后不是精神失常了吗？
余虹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学术上、情感上都很敏感，在精神上涉及相对敏感的问题可能会钻牛角尖；他也是一个很有艺术气质的人，他在上海曾买了一套房子，都是他自己设计装修。
我知道他过去的经历很坎坷，“文革”时他的家庭遭受了不公待遇，对他的冲击非常大。那段时间他的头发一下子脱落许多，后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帮他的书写序时，就说他有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脑袋”，因为他前额很宽，又很发达。他很会思考。真是没想到会走这条路。（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