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电影，“我们”的人被敌人抓去了，严刑拷打，皮鞭抽，老虎凳，烙铁烫，英雄们每每怒目而视，或则吐唾沫，或则呼口号，我每每看得胆颤心惊，总喜欢反躬自问，一个人悄悄地揣测着——要是我，到了这种情形下，怎么办？答案总是令人不安的狐疑，更多的时候是可耻的否决——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怕痛，特别怕痛。幼小的我在幻想里常常这样安慰着自己，枪毙我我不怕，我决不说出；美人计也不怕，我可以闭上眼睛；要是痛，像江姐那样，把竹签插进指甲缝里——嘶，我不知道，求求你们，你们毙了我吧！这形象在脑海里活灵活现地跳跃着，很让自己鄙视和羞愧，仿佛真的当过一回“叛徒”。相反，我对“英雄”这个词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不怕痛的人，所以他们能当英雄。
　　不怕痛的人，他们怎么不怕的？这是个秘密，或者有秘密的诀窍，大多数人不知道，所以英雄永远只能是少数人。法国作家萨特曾经在书房里讨论过酷刑下的叛变行为，既然抵抗的忍受可以一秒钟一秒钟地延宕，屈服就仍然是一个决定——受不了了就在那一刻发生。他把投降者这个扭曲的、呻吟的身体，判定为被摧毁、被奴役的自由的象征。但是萨特的说法掺进了太多的文学的、道德的含义，真实的酷刑想必会单纯和严酷许多，肉体之痛还是有一个极限，一个临界点，在此之后，意志卑贱地匍匐下来，是疼痛将他的自我蜕变为令人难堪的工具。也还是小时候，我亲耳听一个乡村的老红军作报告，说他们表兄弟都是地下党员，表弟被抓住了，供出了表哥，表哥被营救出来以后去质问表弟，表弟说：“老俵啊，你不要怪我，他们在我腋窝下夹火炭，我怎么能不说？”
　　孩子们的哈哈大笑淹没了红红的火炭灼烧人的肌肤皮肉焦糊的气味，但老红军的脸上却严肃得像一块黑铁。的确，痒令人笑而痛令人哭，想来老人的心里也留下了火炭的灼痕。多年前的痛变成了今天的痒，他人的痛成为我们的痒，这种位移反映了经验的个体性，虽然两者同样难以忍受，甚至像苏东坡说的“忍痛易忍痒难”，但痛的承受具有沉潜的特质而痒的忍受有飘忽感，这两种感受在质地和方向上都是截然相反的：一重一轻、一上一下，甚至在文学上积淀为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悲剧和喜剧。如果用中医的说法来解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喜剧则可以理解为“错误的痛”，于是产生了痒和笑。
　　1998年我因为视网膜脱离住院治疗，为我主持手术的是国内有名的玻璃体专家马志中教授，我记得手术中突然停电，幸好时间不长，马教授骂完娘之后继续手术，但局部麻醉已经开始苏醒，剧烈的疼痛夹裹着深沉的恐惧向我袭来，时间的悬崖、时间的坍塌在这里不再是文学修辞而是事实，我在手术台上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默诵《金刚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一直到手术结束，我已经背诵到《妙行无住分第四》，仿佛有一条闪光、温暖的大河在我的身体下展开，疼痛和恐惧不再那么汹涌而是渐趋平缓，我第一次体会到“信”对于“痛”的力量。到我被抬下手术台时，我还能跟马教授开玩笑，讨论海明威的胸毛问题。
　　恰恰也是在《金刚经》中，佛陀跟他弟子们说起他的过去——“被歌利王割截身体”“节节肢解”仍然不生嗔恨的故事，因为有“信”，因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所以忍辱波罗蜜，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我一介凡夫，自然不敢妄拿自己的经验比照佛陀的经验，但的确对“忍辱”中的善法有新的体会。所谓不怕痛，就是拿来另外一个东西与“痛”和“怕”抵抗，而观众只是看到了“不”。自然这个“不”，对于痛者本人，不是一个否定的东西，但它的确是“痛”带来的馈赠。正如健康，何尝不是疾病的礼物。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被揭开眼睛上的蒙布发现眼睛还能看见色彩和光线那一刻的欣喜，这欣喜是生活中的任何其他获得都难以比拟的。痛，是一颗种子，同时也是土地，后来我写过这样一行诗为此见证——
　　他的痛，因为雷霆在空中化成了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