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则材料——“有无信仰的两个家族”。
　　在美国，有两个同时代的家族：一个是有信仰的爱德华兹家族，另一个是无信仰的马克·尤克斯家族。马克·尤克斯曾对爱德华兹说：“你信的那个信仰，我永远不信！”
　　美国学者A.E.Winship1900年做了一项研究，比较这两个家族，写成《Jukes-Edwards》一书。他追踪两个家族近200年来的繁衍发展，得出了一组有趣的数字：爱德华兹家族人口数1394人，其中大学教授100人，大学校长14人，律师70人，法官30人，医生60人，作家60人，牧师、神学家300人，议员3人，副总统1人。马克·尤克斯家族人口总数903人，其中流氓310人，坐牢13年以上130人，杀人犯7人，酒徒100人，小偷60人，妓女190人，商人20人，其中有10人是在监狱学会经商的。
　　“两个家族”之所以天壤之别，实则源于有无信仰。一般来说，有信仰的人会心存敬畏，会时刻记得“头顶三尺有神明”，从而自我要求，自我约束。虽独处一室，仍感有“十目所视” “十手所指”，不敢有丝毫的放纵;而缺乏信仰的人则无敬畏之心，进而无畏无耻——“我是流氓我怕谁？”就没有他们不敢干的事。
　　有人形象地把敬畏比作江河的两个堤坝，一边是敬，一边是畏。江河的堤坝足够高，不管河水怎么波涛汹涌，都会在可控范围之内。信仰崩塌了，敬畏的堤坝变低了或者破坝了，欲望的河流就会泛滥成灾。
　　我一直在试图思考——“我们有信仰吗？”我无力回答这个宏大而厚重的问题。在这里，我引用尹振球在《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中一段话：“我们没有确立所有目的的那个最高目的，没有确立所有原则的那个最高原则，没有产生所有信念的那个最高信念，没有确定一切标准的那个终极标准……所有的一切归为一点，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这是我们今天的万恶之源，万病之根。”或许能说明一点什么。
　　这些年来，的确有太多的人把“信仰”给弄丢了！改革头20多年，重在解决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脱贫”“温饱”“小康”“翻两番”，都是物质的概念。“真诚”“友情”“适可而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说得少了，甚至为一些人所不屑，觉得这都啥年代了，还谈这些，真是“老土”、out了。
　　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合理合法的私利，我们不反对每个人把自己和家庭生活搞得殷实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然而，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仅在自己的私利和安乐窝里打转，充其量只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猪栏的理想”而已。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是这样说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说得好：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有了正确的理想信念，为了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发热发光，就会像陨石一样，在穿透大气层时不惜消陨自己。
　　按照本文的标题，我想用“逆推法”，人必须自律，而自律的前提是敬畏，敬畏的前提是信仰。所以，寻找信仰，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命题，自然也是中国教育的最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