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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不久，上海一位收藏家偶然获得一枚从未见过也没听说过的金元。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枚金元的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特大贪污案。这起贪污案的主角，则是一名美国军官。本文现向读者披露这起贪污大案从发现线索到调查案情、缉拿案犯至海外审判的全过程……
一枚“福”字金元
这位沪上收藏家，名叫郑仁沅，祖籍宁波，出生在上海。郑仁沅从教会中学毕业后，就被家里送进古玩铺子学习鉴定古董。十多年后，郑仁沅成了沪上古玩界的一位后起之秀。郑仁沅很明智，知道像他这种三十多岁方才崭露头角的鉴定师，在人才济济的上海滩要想出名，恐怕再得等二十年。他等不起二十年，就决定改行，反正家里有钱，就索性进入了收藏界，一边收藏古今珍品，一边做买进卖出的收藏品生意。
这个决定是准确的。郑仁沅有钱钞又精鉴识，也就不过五六年时间，到抗战胜利那年他四十岁的时候，就成为沪上收藏界有名的范儿，不但藏品了得，做收藏品买卖还赚得了不少银子。然后，他就遇上了那枚金元。
那是1945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郑仁沅外出办事路过中央商场，照例入内看看，想运气好的话捡个漏。这个漏让他捡到了。经过一家钱币摊时，与其熟识的摊主老冯唤住郑仁沅，说他最近偶然收进一枚金元，想请郑老板鉴别一下是什么玩意儿。当时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对该金元是这样描述的：“系铸成金元，略较我国之铜元稍大，而较我国之银元略小，正面铸有（福）字，背面铸‘24K’，‘1000’字样”。郑仁沅一看，一个愣怔：这种金元，他不但从没见到过，而且连听也没听说过。正因为如此，他立马来了精神，立刻决定把这枚金元买下来。
郑仁沅把金元拿回家后反复察看，还用天平称了称，正好十六两制老秤一两。可是，凭其对古今钱币的经验竟然难以作出顺理成章的估断：从其成色和铸造水平来看，这应该是近年制造的产品。可是，其用途就没法判断了，说它是用于流通的货币吧，没有发行该币的银行，按规定和惯例，那就不能上市流通的；说它不是流通货币吧，那上面的“1000”又是什么意思呢？而从正面的“福”字来看，这应该是中国产品。制造者出于什么用意铸制这种金元，那一时就说不清楚了。
以郑仁沅的经验和眼光来看，他认为凭“物以稀为贵”的收藏准则以及该金元的制作质量而言，还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所以，他想去问问老冯，是否还弄得到这种金元，如果有的话，他还想进货。当然，这里面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金元背面印着的“1000”数字，是不是代表该金元的编号？这对于研究其收藏价值是有用的。因此，郑仁沅极想再搞若干枚来作一比较。
郑仁沅还没有去中央商场找老冯时，遇到了另一个比老冯更能帮忙了解该金元底细的人——军统头目戴笠。
金元引起了戴笠的警惕
当年，戴笠尚未发迹还在上海滩做小瘪三“打流”时，曾以“浙江同乡”的名义向在街头偶然相遇的郑仁沅的老爸郑裕康搭讪攀谈，借以获得一个做季节性“跑街先生”（推销员）的机会。后来戴笠去南方报考黄埔军校，郑裕康还赠送了若干大洋作为盘缠。因此，戴笠一直记着郑老板的这份好意。后来，戴笠发迹当了军统头目，每次来上海只要有空，总会去看望郑裕康。1936年郑裕康病逝后，戴笠仍跟郑家有来往，称郑仁沅为“世兄”，还给了郑仁沅一张名片，指着上面的金姓化名让郑如若遇到什么官府、巡捕房、帮会、黑道找其麻烦的话，可以出示这张名片，应该有用的。
正好，郑仁沅从老冯手里购得那枚金元后的次日晚上，忽然接到戴笠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他在国际饭店，立刻派车去郑宅把郑世兄接去见面。半道上，郑仁沅才发现出门时竟忘记把那枚金元放回保险箱了，随手揣在衣袋里。于是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弄丢了。
戴笠不愧为老特务，竟然跟郑仁沅一见面就留意到他的一只手按了两次衣袋，等他一会儿按第三次时，就直接询问：世兄你今天带来了什么宝货啊？老是摸口袋。郑仁沅这才意识到自己过于敏感了，当下有点儿尴尬，便把那枚金元掏出来放在桌上，说是一枚金元。戴笠初时根本对这枚金元没有兴趣，只是说他请郑仁沅过来的来意：抗战已经胜利，军统接收的敌产物品以及接下来办理惩办接收中有人乘机贪污受贿的案件中肯定会有较多的古董，这就涉及案值多少。因此，上海这边的军统办案人员需要物色一位既靠得住能够保证守口如瓶又具有相当厉害的鉴别眼力的老法师，他想来想去，这个角色非世兄莫属，于是就把郑仁沅请来了。
郑仁沅对此自无二话，点头同意。戴笠很忙，说完正事聊几句闲话就算结束了。正聊着的时候，戴笠不知怎么想的，随手拿起桌上那枚金元看了看。这一看，这个特务头子忽然神色倏变，把金元拿在手里凑到近前翻来覆去察看良久，用貌似正常但郑仁沅听出却带着惊奇的语调道：“哎——怎么是这样一件东西呢？”
郑仁沅正对这枚金元深觉不解，于是贸然发问：“这上面印着汉字，应该是中国铸制的吧？不过，我听说过以前日本人也用这个字的，而且意思与汉语相同。”
戴笠问道：“世兄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郑仁沅把获得金元的情形如实道明。戴笠点点头，说这东西对我说不定有用，请世兄送给我行吗？郑仁沅自是同意。于是，这枚金元就落入了戴笠之手。
戴笠为什么对这枚金元感兴趣呢？原来，去年年初时，军统香港站从一位英国高级技工那里偶然得到一张图纸的照片，那就是眼前这枚金元的正反面以及圆形边框表面一角的横面图。那位英国技工刚从集中营放出来，因为日本驻台湾的第十方面军派赴香港出差的一位少佐要他根据其带去的图纸制造出一套铸制这种样式金元的模具。军统香港站得到該图纸的照片后，作为情报送交重庆军统总部。总部的情报专家对该情报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驻台日军为鼓舞官兵士气而采取的一项激励措施，这说明战争态势对日方严重不利。戴笠将此分析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还带去了那张照片，蒋氏深以为然，并在不久举行的高层军事会议上以此情报内容为例作了一段讲话。戴笠对该金元的印象由此而来，之后虽然下达了继续关注该金元的制造情况的指令，但再也没有收到过与此有关的情报，也就把此事抛诸脑后了。没想到，现在这样一枚金元竟然出现在眼前，戴笠就想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此事虽然已经过去，但却关系到军统总部下达的命令为何未被认真得到执行的深层次问题。 当晚，戴笠向军统上月随同接收台湾的国军一起赴台的局本部工作小组拍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查一下该金元是否确实已经由当时的驻台日军铸制出来，是否作为奖金颁发给日军官兵了。
两天后，戴笠收到了台湾回电，称据查该金元已经在本年4月铸制成功，共铸4000枚，日军方面未曾使用过；目前，有2000枚已被台湾省主席长官公署接收，原封不动保存于库房中，据省主席陈仪称准备待国府还都南京后解交中央。
戴笠看了电报，寻思这倒奇怪了：造出了4000枚，没有使用过，接收到手的却只有2000枚。还有2000枚到哪里去了呢？看来这里面有鬼，得查一查。
顺藤摸瓜牵出美军中校
当时，正是军统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戴笠要想调查这么一桩案子，应该说是易如反掌。
军统上海区随即指令下辖的军统上海站循着中央商场钱币摊主冯菊生（老冯）这条线索追查金元是怎么流进上海滩的。军统上海站随即指派情报特工尤青悟、过江南两人负责调查此事，同时责成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特勤中队长的军统特务袁冰在需要时提供协助。
尤青悟、过江南接受使命后，先去找郑仁沅。郑仁沅把他获得金元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尤、过找到老冯一问，得知金元是一个叫朱逸君的人卖给他的。
朱逸君又是什么人呢？尤、过打听下来，得知此人是青帮中人，资格比较老，“悟”字辈的，跟杜月笙平辈，所从事的职业是南市“春晓生丝行”老板。尤青悟、过江南对朱逸君的青帮辈分有些顾虑，这种角色肯定徒子徒孙都有，为一枚金元得罪他了只怕以后他们的日子过不太平，玩大的谅对方不敢，不过即便是玩叫花子频频登门，乞讨之余做些往屋里放蛇抛臭虫蚤子之类的动作也够他们受的了。因此，他们就请警司袁冰出面跟朱逸君打招呼，说要去拜访他。
朱逸君面对着两个军统特务的询问，哭笑不得地道出了其获得金元的原委：他的惧内在朋友圈里是出了名的，而他又有一个嗜好：赌博。老婆惜财，生怕他败家，就委派其嫡亲娘舅担任生丝行的账房先生，緊紧握住钱袋子。所以，他平时的赌资都是从徒子徒孙送的礼金中或是替人摆平麻烦事后偷偷扣下的。最近，其弟子李度一新收了一个徒弟叫钟金根的，择日前来拜见师爷，那枚金元就是那小子献上的。当时适逢朱逸君连赌皆败想去翻梢，就把金元拿到中央商场卖给老冯了。
特务给袁冰打了个电话让派警司侦缉队员把姓钟的逮了来，借用老闸分局的审讯室进行讯问。钟金根供称：他是静安寺一带的瘪三头儿，平时以向活跃在那个区域作案的小偷、扒手收取保护费为生。那枚金元是一伙扒手的头目绰号叫“眨眼鬼”（据说此人扒技了得，一眨眼工夫就能得手，其绰号由此而得）孝敬的。
“眨眼鬼”常学成随即被提溜进老闸分局，供称那枚金元是他在11月初的一天晚上，于“百乐门舞厅”门口从一个穿黑色西装外罩深褐色风衣的青年男子那里扒窃所得，当时扒得的是一个钱包，这枚金元是放在钱包里的。钱包里还有一些钞票、一本中央银行的存折、一张女人照片、一张公交月票。存折、照片、月票于他无用，得手当晚就扔进了垃圾箱。
尤青悟、过江南继续往下追查，到这一步，对于情报特工来说，离查明真相已经完全有把握了。这份底气来自那本中央银行的存折——存折尽管已经销毁，“眨眼鬼”是文盲也没翻阅存折的户名，但是他们盯准了一点：失主肯定会向中央银行挂失并申请补领一本新存折的，所以只要向中央银行营业部调查一下即可。
11月20日上午，中央银行营业部出具的一纸关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日曾有客户黄在义向该行要求补领新存折的证明就到了尤青悟、过江南手里。当天下午，尤、过就查明这个叫黄在义的是台湾旅沪做土特产生意的商人，他有个哥哥名叫黄在荣的也是商人，最近被随同10月上旬建立“前进指挥所”的国军一行赴台的一个美国军官聘为译员。
尤青悟、过江南的调查到此为止。根据上峰交代使命时所关照的，军统上海站对金元线索的调查仅限于上海市。于是，这条线索就由军统上海站转上海区报往军统总部戴笠的案头。
跨洋追究洋案犯
戴笠阅读这份情报后，对情况已经有了一个准确的估断，认为短缺2000枚金元的原因应该与那个美军军官有关。于是，当即电令军统“台筹组”（即“军统局台湾站筹备组”，由之前的赴台工作组转变职能而成）对此进行秘密调查。
“台筹组”对案情进行分析后，所走的第一步就是逮捕已被囚禁于战俘集中营的原驻台日军第十方面军经理处处长日军少佐田原佐。田原佐是日军方面筹制涉案金元的负责人，对金元的来龙去脉甚为清楚，他向“台筹组”作了如下内容的交代：“福”字金元一共铸制了4000枚，每枚金元重一两，铸制成的金元分装于8口木箱，由他负责保管。10月上旬中国政府的“前进指挥所”抵达台湾后的次日，随行的美军联络组组长艾文思中校带着联络组组员爱隆生上尉和台籍青年译员黄在荣前往日军经理处查看储存物资清单。艾文思看到清单上有那8箱金元的记录后，立刻让原田佐叫人把金元悉数运来，装车带走了。当天傍晚，田原佐接到黄在荣打来的电话，转达了艾文思中校的命令：连夜修改清单，把8箱4000枚金元改成4箱2000枚；正式办理接收移交手续时以修改后的清单为准。
“台筹组”接着立刻走第二步：秘密逮捕译员黄在荣。黄到案后，终于真相大白：艾文思带走那8箱金元后，自己留下了4箱计2000枚合黄金2000两，其余4箱一周后送交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台湾省长官公署”。被艾文思侵吞的那2000枚金元，由黄在荣策划分批空运回上海，交由其在沪经商的胞弟黄在义出售。共计售出1921枚（其中1枚是黄在义作为样品放在钱包里被窃去），换得美元107967元。黄在义分得佣金706美元和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467000元。另有金元79枚由艾文思截留，可能是准备留作纪念或是回国后作为送人的礼品。
案情查明后，“台筹组”随即急电密报军统总部。戴笠闻知后，立刻指令“上海站”连夜将黄在义捉拿归案。黄在义到案后，对一应情况作了交代，其内容与胞兄招供的无异。戴笠拿到材料后，去向蒋介石报告该案一应情况。蒋介石闻讯大怒，连说“可恶”。但蒋氏与戴笠都不敢动行使主权追究直接艾文思侵吞2000两黄金罪行的脑筋。戴笠告辞时，蒋介石说了一句：“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此事。”
次日，蒋介石召见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命其立刻与军统局联系，弄清情况后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追回被艾文思侵吞的2000两黄金，并追究艾文思的刑事责任。
可是，等到外交部跟军统局完成案件材料交接，组建交涉小组并形成外交照会后，已是1946年2月。美军驻台联络组已经解散，艾文思也已退役回国了。不过，这个案子案值既大，影响也不小，是蒋介石提出要追究的。因此，美国方面倒也不便扯皮，1946年5月，退役军官艾文思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关押于其原住地洛杉矶联邦调查局看守所。
1947年3月22日，美国方面对艾文思侵吞黄金案开庭侦查。中国台湾省政府长官公署接到国府外交部转达的通知后，指派官员伍宋恭、夏之愿及马威三人飞赴洛杉矶作证。据当时报纸报道：“沪商黄在义、日人原田佐及与此案有关之另一美军上尉爱隆生，亦曾出庭。”
1947年10月7日，中国政府接到美国方面通知称：定于1947年11月12日在美国洛杉矶法院首次开庭公审艾文思侵吞黄金案，要求中国政府派员携证人黄在荣前往作证。据《中央日报》10月16日刊登的“中央社台北十六日电”称，“美国方面现定于十一月十二日首次公审，台湾省府决派前台省公署机要秘书郑南渭赴美作证；曾充翻译员之黄在荣，亦将赴美作证。郑南渭日前来台，今日下午携重要证据返沪赴美”。
美国方面在1947年11月12日首次开庭后，于22日再次开庭，宣判结果是：艾文思犯职务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判刑前羁押期按每日折抵刑期两天予以折抵，服刑时间满一半刑期即予假释；涉案赃款赃物悉数没收，归还原主（中国政府）。
按该判决计算，艾文思已经服满一半刑期，因而在判决生效当日即予假释。
（谢绝转载，违者视为侵权）
编辑：薛华 [email protected]
一枚“福”字金元
这位沪上收藏家，名叫郑仁沅，祖籍宁波，出生在上海。郑仁沅从教会中学毕业后，就被家里送进古玩铺子学习鉴定古董。十多年后，郑仁沅成了沪上古玩界的一位后起之秀。郑仁沅很明智，知道像他这种三十多岁方才崭露头角的鉴定师，在人才济济的上海滩要想出名，恐怕再得等二十年。他等不起二十年，就决定改行，反正家里有钱，就索性进入了收藏界，一边收藏古今珍品，一边做买进卖出的收藏品生意。
这个决定是准确的。郑仁沅有钱钞又精鉴识，也就不过五六年时间，到抗战胜利那年他四十岁的时候，就成为沪上收藏界有名的范儿，不但藏品了得，做收藏品买卖还赚得了不少银子。然后，他就遇上了那枚金元。
那是1945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郑仁沅外出办事路过中央商场，照例入内看看，想运气好的话捡个漏。这个漏让他捡到了。经过一家钱币摊时，与其熟识的摊主老冯唤住郑仁沅，说他最近偶然收进一枚金元，想请郑老板鉴别一下是什么玩意儿。当时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对该金元是这样描述的：“系铸成金元，略较我国之铜元稍大，而较我国之银元略小，正面铸有（福）字，背面铸‘24K’，‘1000’字样”。郑仁沅一看，一个愣怔：这种金元，他不但从没见到过，而且连听也没听说过。正因为如此，他立马来了精神，立刻决定把这枚金元买下来。
郑仁沅把金元拿回家后反复察看，还用天平称了称，正好十六两制老秤一两。可是，凭其对古今钱币的经验竟然难以作出顺理成章的估断：从其成色和铸造水平来看，这应该是近年制造的产品。可是，其用途就没法判断了，说它是用于流通的货币吧，没有发行该币的银行，按规定和惯例，那就不能上市流通的；说它不是流通货币吧，那上面的“1000”又是什么意思呢？而从正面的“福”字来看，这应该是中国产品。制造者出于什么用意铸制这种金元，那一时就说不清楚了。
以郑仁沅的经验和眼光来看，他认为凭“物以稀为贵”的收藏准则以及该金元的制作质量而言，还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所以，他想去问问老冯，是否还弄得到这种金元，如果有的话，他还想进货。当然，这里面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金元背面印着的“1000”数字，是不是代表该金元的编号？这对于研究其收藏价值是有用的。因此，郑仁沅极想再搞若干枚来作一比较。
郑仁沅还没有去中央商场找老冯时，遇到了另一个比老冯更能帮忙了解该金元底细的人——军统头目戴笠。
金元引起了戴笠的警惕
当年，戴笠尚未发迹还在上海滩做小瘪三“打流”时，曾以“浙江同乡”的名义向在街头偶然相遇的郑仁沅的老爸郑裕康搭讪攀谈，借以获得一个做季节性“跑街先生”（推销员）的机会。后来戴笠去南方报考黄埔军校，郑裕康还赠送了若干大洋作为盘缠。因此，戴笠一直记着郑老板的这份好意。后来，戴笠发迹当了军统头目，每次来上海只要有空，总会去看望郑裕康。1936年郑裕康病逝后，戴笠仍跟郑家有来往，称郑仁沅为“世兄”，还给了郑仁沅一张名片，指着上面的金姓化名让郑如若遇到什么官府、巡捕房、帮会、黑道找其麻烦的话，可以出示这张名片，应该有用的。
正好，郑仁沅从老冯手里购得那枚金元后的次日晚上，忽然接到戴笠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他在国际饭店，立刻派车去郑宅把郑世兄接去见面。半道上，郑仁沅才发现出门时竟忘记把那枚金元放回保险箱了，随手揣在衣袋里。于是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弄丢了。
戴笠不愧为老特务，竟然跟郑仁沅一见面就留意到他的一只手按了两次衣袋，等他一会儿按第三次时，就直接询问：世兄你今天带来了什么宝货啊？老是摸口袋。郑仁沅这才意识到自己过于敏感了，当下有点儿尴尬，便把那枚金元掏出来放在桌上，说是一枚金元。戴笠初时根本对这枚金元没有兴趣，只是说他请郑仁沅过来的来意：抗战已经胜利，军统接收的敌产物品以及接下来办理惩办接收中有人乘机贪污受贿的案件中肯定会有较多的古董，这就涉及案值多少。因此，上海这边的军统办案人员需要物色一位既靠得住能够保证守口如瓶又具有相当厉害的鉴别眼力的老法师，他想来想去，这个角色非世兄莫属，于是就把郑仁沅请来了。
郑仁沅对此自无二话，点头同意。戴笠很忙，说完正事聊几句闲话就算结束了。正聊着的时候，戴笠不知怎么想的，随手拿起桌上那枚金元看了看。这一看，这个特务头子忽然神色倏变，把金元拿在手里凑到近前翻来覆去察看良久，用貌似正常但郑仁沅听出却带着惊奇的语调道：“哎——怎么是这样一件东西呢？”
郑仁沅正对这枚金元深觉不解，于是贸然发问：“这上面印着汉字，应该是中国铸制的吧？不过，我听说过以前日本人也用这个字的，而且意思与汉语相同。”
戴笠问道：“世兄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郑仁沅把获得金元的情形如实道明。戴笠点点头，说这东西对我说不定有用，请世兄送给我行吗？郑仁沅自是同意。于是，这枚金元就落入了戴笠之手。
戴笠为什么对这枚金元感兴趣呢？原来，去年年初时，军统香港站从一位英国高级技工那里偶然得到一张图纸的照片，那就是眼前这枚金元的正反面以及圆形边框表面一角的横面图。那位英国技工刚从集中营放出来，因为日本驻台湾的第十方面军派赴香港出差的一位少佐要他根据其带去的图纸制造出一套铸制这种样式金元的模具。军统香港站得到該图纸的照片后，作为情报送交重庆军统总部。总部的情报专家对该情报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驻台日军为鼓舞官兵士气而采取的一项激励措施，这说明战争态势对日方严重不利。戴笠将此分析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还带去了那张照片，蒋氏深以为然，并在不久举行的高层军事会议上以此情报内容为例作了一段讲话。戴笠对该金元的印象由此而来，之后虽然下达了继续关注该金元的制造情况的指令，但再也没有收到过与此有关的情报，也就把此事抛诸脑后了。没想到，现在这样一枚金元竟然出现在眼前，戴笠就想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此事虽然已经过去，但却关系到军统总部下达的命令为何未被认真得到执行的深层次问题。 当晚，戴笠向军统上月随同接收台湾的国军一起赴台的局本部工作小组拍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查一下该金元是否确实已经由当时的驻台日军铸制出来，是否作为奖金颁发给日军官兵了。
两天后，戴笠收到了台湾回电，称据查该金元已经在本年4月铸制成功，共铸4000枚，日军方面未曾使用过；目前，有2000枚已被台湾省主席长官公署接收，原封不动保存于库房中，据省主席陈仪称准备待国府还都南京后解交中央。
戴笠看了电报，寻思这倒奇怪了：造出了4000枚，没有使用过，接收到手的却只有2000枚。还有2000枚到哪里去了呢？看来这里面有鬼，得查一查。
顺藤摸瓜牵出美军中校
当时，正是军统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戴笠要想调查这么一桩案子，应该说是易如反掌。
军统上海区随即指令下辖的军统上海站循着中央商场钱币摊主冯菊生（老冯）这条线索追查金元是怎么流进上海滩的。军统上海站随即指派情报特工尤青悟、过江南两人负责调查此事，同时责成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特勤中队长的军统特务袁冰在需要时提供协助。
尤青悟、过江南接受使命后，先去找郑仁沅。郑仁沅把他获得金元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尤、过找到老冯一问，得知金元是一个叫朱逸君的人卖给他的。
朱逸君又是什么人呢？尤、过打听下来，得知此人是青帮中人，资格比较老，“悟”字辈的，跟杜月笙平辈，所从事的职业是南市“春晓生丝行”老板。尤青悟、过江南对朱逸君的青帮辈分有些顾虑，这种角色肯定徒子徒孙都有，为一枚金元得罪他了只怕以后他们的日子过不太平，玩大的谅对方不敢，不过即便是玩叫花子频频登门，乞讨之余做些往屋里放蛇抛臭虫蚤子之类的动作也够他们受的了。因此，他们就请警司袁冰出面跟朱逸君打招呼，说要去拜访他。
朱逸君面对着两个军统特务的询问，哭笑不得地道出了其获得金元的原委：他的惧内在朋友圈里是出了名的，而他又有一个嗜好：赌博。老婆惜财，生怕他败家，就委派其嫡亲娘舅担任生丝行的账房先生，緊紧握住钱袋子。所以，他平时的赌资都是从徒子徒孙送的礼金中或是替人摆平麻烦事后偷偷扣下的。最近，其弟子李度一新收了一个徒弟叫钟金根的，择日前来拜见师爷，那枚金元就是那小子献上的。当时适逢朱逸君连赌皆败想去翻梢，就把金元拿到中央商场卖给老冯了。
特务给袁冰打了个电话让派警司侦缉队员把姓钟的逮了来，借用老闸分局的审讯室进行讯问。钟金根供称：他是静安寺一带的瘪三头儿，平时以向活跃在那个区域作案的小偷、扒手收取保护费为生。那枚金元是一伙扒手的头目绰号叫“眨眼鬼”（据说此人扒技了得，一眨眼工夫就能得手，其绰号由此而得）孝敬的。
“眨眼鬼”常学成随即被提溜进老闸分局，供称那枚金元是他在11月初的一天晚上，于“百乐门舞厅”门口从一个穿黑色西装外罩深褐色风衣的青年男子那里扒窃所得，当时扒得的是一个钱包，这枚金元是放在钱包里的。钱包里还有一些钞票、一本中央银行的存折、一张女人照片、一张公交月票。存折、照片、月票于他无用，得手当晚就扔进了垃圾箱。
尤青悟、过江南继续往下追查，到这一步，对于情报特工来说，离查明真相已经完全有把握了。这份底气来自那本中央银行的存折——存折尽管已经销毁，“眨眼鬼”是文盲也没翻阅存折的户名，但是他们盯准了一点：失主肯定会向中央银行挂失并申请补领一本新存折的，所以只要向中央银行营业部调查一下即可。
11月20日上午，中央银行营业部出具的一纸关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日曾有客户黄在义向该行要求补领新存折的证明就到了尤青悟、过江南手里。当天下午，尤、过就查明这个叫黄在义的是台湾旅沪做土特产生意的商人，他有个哥哥名叫黄在荣的也是商人，最近被随同10月上旬建立“前进指挥所”的国军一行赴台的一个美国军官聘为译员。
尤青悟、过江南的调查到此为止。根据上峰交代使命时所关照的，军统上海站对金元线索的调查仅限于上海市。于是，这条线索就由军统上海站转上海区报往军统总部戴笠的案头。
跨洋追究洋案犯
戴笠阅读这份情报后，对情况已经有了一个准确的估断，认为短缺2000枚金元的原因应该与那个美军军官有关。于是，当即电令军统“台筹组”（即“军统局台湾站筹备组”，由之前的赴台工作组转变职能而成）对此进行秘密调查。
“台筹组”对案情进行分析后，所走的第一步就是逮捕已被囚禁于战俘集中营的原驻台日军第十方面军经理处处长日军少佐田原佐。田原佐是日军方面筹制涉案金元的负责人，对金元的来龙去脉甚为清楚，他向“台筹组”作了如下内容的交代：“福”字金元一共铸制了4000枚，每枚金元重一两，铸制成的金元分装于8口木箱，由他负责保管。10月上旬中国政府的“前进指挥所”抵达台湾后的次日，随行的美军联络组组长艾文思中校带着联络组组员爱隆生上尉和台籍青年译员黄在荣前往日军经理处查看储存物资清单。艾文思看到清单上有那8箱金元的记录后，立刻让原田佐叫人把金元悉数运来，装车带走了。当天傍晚，田原佐接到黄在荣打来的电话，转达了艾文思中校的命令：连夜修改清单，把8箱4000枚金元改成4箱2000枚；正式办理接收移交手续时以修改后的清单为准。
“台筹组”接着立刻走第二步：秘密逮捕译员黄在荣。黄到案后，终于真相大白：艾文思带走那8箱金元后，自己留下了4箱计2000枚合黄金2000两，其余4箱一周后送交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台湾省长官公署”。被艾文思侵吞的那2000枚金元，由黄在荣策划分批空运回上海，交由其在沪经商的胞弟黄在义出售。共计售出1921枚（其中1枚是黄在义作为样品放在钱包里被窃去），换得美元107967元。黄在义分得佣金706美元和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467000元。另有金元79枚由艾文思截留，可能是准备留作纪念或是回国后作为送人的礼品。
案情查明后，“台筹组”随即急电密报军统总部。戴笠闻知后，立刻指令“上海站”连夜将黄在义捉拿归案。黄在义到案后，对一应情况作了交代，其内容与胞兄招供的无异。戴笠拿到材料后，去向蒋介石报告该案一应情况。蒋介石闻讯大怒，连说“可恶”。但蒋氏与戴笠都不敢动行使主权追究直接艾文思侵吞2000两黄金罪行的脑筋。戴笠告辞时，蒋介石说了一句：“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此事。”
次日，蒋介石召见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命其立刻与军统局联系，弄清情况后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追回被艾文思侵吞的2000两黄金，并追究艾文思的刑事责任。
可是，等到外交部跟军统局完成案件材料交接，组建交涉小组并形成外交照会后，已是1946年2月。美军驻台联络组已经解散，艾文思也已退役回国了。不过，这个案子案值既大，影响也不小，是蒋介石提出要追究的。因此，美国方面倒也不便扯皮，1946年5月，退役军官艾文思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关押于其原住地洛杉矶联邦调查局看守所。
1947年3月22日，美国方面对艾文思侵吞黄金案开庭侦查。中国台湾省政府长官公署接到国府外交部转达的通知后，指派官员伍宋恭、夏之愿及马威三人飞赴洛杉矶作证。据当时报纸报道：“沪商黄在义、日人原田佐及与此案有关之另一美军上尉爱隆生，亦曾出庭。”
1947年10月7日，中国政府接到美国方面通知称：定于1947年11月12日在美国洛杉矶法院首次开庭公审艾文思侵吞黄金案，要求中国政府派员携证人黄在荣前往作证。据《中央日报》10月16日刊登的“中央社台北十六日电”称，“美国方面现定于十一月十二日首次公审，台湾省府决派前台省公署机要秘书郑南渭赴美作证；曾充翻译员之黄在荣，亦将赴美作证。郑南渭日前来台，今日下午携重要证据返沪赴美”。
美国方面在1947年11月12日首次开庭后，于22日再次开庭，宣判结果是：艾文思犯职务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判刑前羁押期按每日折抵刑期两天予以折抵，服刑时间满一半刑期即予假释；涉案赃款赃物悉数没收，归还原主（中国政府）。
按该判决计算，艾文思已经服满一半刑期，因而在判决生效当日即予假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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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薛华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