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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5年党的七大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4年多的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的党，居于全部国家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其历史使命经历深刻变化。从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章经历几次改变。
新中国初期防腐纪律
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同志，警惕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贪图享乐，警惕各种捧场和糖衣炮弹的攻击。根据党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防止腐蚀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连续出台相关措施，对党内各种不良现象展开积极斗争。
1949年11月，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是为了维护党章、对党内违法乱纪行为展开斗争的重大行动，也是党的历史上最重要的加强纪律检查机关建设的有力举措。1950年4月至5月，中共中央陆续发出《中央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央关于整党的指示》《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依据这些决定和指示，党员和党的干部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及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严格遵守党纪，执行党的决议与政府法令，“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共中央还规定“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这些条文定得好，很受群众欢迎，也有利于我们的同志改正缺点错误。
在防止腐蚀的问题上，重点当然是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有鉴于此，党中央多次强调党的领导者要力戒骄傲，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1951年12月，中央发出《关于纠正某些党政机关发动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送旗送礼等浪费现象的指示》，再次申述这些现象“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把问题提到了政治原则高度。其时社会上出现的新情况，主要是一部分不法资本家猖狂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少数党员干部受资产阶级的腐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严重滋长，有的甚至堕落成为蜕化变质分子。正如党中央曾经预料的那样，一些人被糖衣炮弹打中。例如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大肆贪污，恣意享乐，引起人民严重不满。党中央决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了确保这场斗争顺利进行，中央一如既往地向党内外宣布，党员必须遵守国家法令，违法的应受到惩处，包括判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同时还立下一个规矩：凡有严重的贪污罪行而须逮捕法办的共产党员，应首先开除其党籍。这表明，我们党对一切违法乱纪的党员，绝不容有任何的姑息，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再一次体现党的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革命风格。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防止腐蚀的系列措施，包括必要的规章制度，都是正确和有效的，为后来制定八大党章、健全党内法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执政党的第一部大法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成功召开，八大着重地提出执政党建设问题，会议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在八大党章及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这两个文件在党章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早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就代表党中央宣布，党的八大有三项议程，其中一项是修改党章。不久由邓小平主持，着手起草新党章的工作。其间经过征求各地意见，八大各代表团逐条讨论、修改，最后提交八大正式通过。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新黨章“对于我党状况和任务是适合的”，“将成为进一步提高党的质量、扩大党内民主、发扬党员的政治积极性、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同之前党章不同，八大党章是党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反映作为当权的党所处的特殊地位、环境及时代赋予的责任；特别是反映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以对党员的要求为例，过去入党是冒生命危险的；现在，由于党的事业的胜利及党在人民中间的崇高威信，党员队伍迅速扩大，1945年只有121万人，1949年底450万人，到八大前夕已经达到1073万人。当然，这些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或比较好的同志，但也有一些人为了取得名誉和地位，入党后不但不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所以，必须严格审查新党员，提高合格党员的标准。八大党章规定，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党员要“积极地完成党分配给自己的任务”，“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还有实行自我批评、对党忠诚老实等义务。
就党内民主生活问题，八大党章强调要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关党的政策问题在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可以在党内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同时还强调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专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就基本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方面，八大党章则根据变化的情况补充了重要的新内容，特别是关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的发展，包括改进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改进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巩固集体领导以及完善监督制度，等等。这为以后党的制度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八大党章作为执政党自身的第一部根本大法，其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不仅对新的党章作了很完备的说明，而且还从理论原则与历史经验的角度上，深刻论述执政以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可以说是自党的七大刘少奇作《论党》报告之后，又—篇有关党的建设的光辉文献。报告集中地阐述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党的团结和统一、党员权利与义务等六个方面内容。第一次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正确指出领袖对于政党的重要作用，但领袖又“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还提出党是人民群众的“一种工具”，反复强调“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利”，“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这些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符合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及优良传统。 十年探索的党规党法
党的八大之后几年，我国开始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经历曲折的发展过程，其间一段时期出现急于求成的情绪，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轻率地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又错误地在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1959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使全党上下数以十万计的党员、干部受到批判和处分。党内生活处在严重失常的状况。后来，刘少奇总结这段历史教训，认为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党章原则，“没有被执行，或者被歪曲了、被破坏了”。
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党中央于1962年秋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在此次会议前后，为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甄别平反，并采取措施发展党内的民主生活。会议提出要按照党章办事、实行民主集中制，造成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气氛。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指出，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问题。他们着重论述了以下观点：一、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二、必须把民主与集中二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三、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有可能使我们少犯或不犯错误；四、坚持和发扬民主集中制传统，必须建立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
为进一步搞好执政党的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62年秋冬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党要管党，执政党永远要注意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要对干部、党员中的一切不良倾向开展斗争，以保证党永不变色。随后，又召开党的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决定健全党内生活，严格党的纪律，强调加强党的监察工作，完善经常的监察工作制度，特别是要严格执行党章，按党章办事。为了保证党中央的各项决策落实到基层，使其制度化、法规化，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农村、工业企业、商业企业的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党的基层组织工作职责作出详细规定。与此同时，还首次公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一）如实反映情况；（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一）参加劳动；（二）以平等态度待人；（三）办事公道；（四）不搞特殊化；（五）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政治水平。
极左时期的党章嬗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党内生活遭受到极大破坏，其间九大和十大所制定的党章，是这一时期极“左”思潮的产物。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党的章程及其他法规自然遭到空前的破坏与践踏，在党的九大、十大会议上另立“新党章”，取代原来八大通过的党章，在我们党章的历史上造成一次大的倒退。
早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林彪、江青、康生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迫不及待地由姚文元出面，向毛泽东写信，提出尽快召开九大和修改党章，接着又由康生与姚文元起草《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通报》发到全国，假借群众之口，说什么必须对八大党章加以彻底批判，制定九大的新党纲、党章；还说什么“上面有纲领，下面有方向”等等，无非是造成一种有利于他们为所欲为的舆论。他们为什么对修改党章突然“热心”起来呢？很明显，是为了配合他们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是为了实现他们“重建党”的计划确立一个党内法律依据。
1968年12月，张春桥亲自到上海督阵，把修改党章作为“中心工作”来进行。設在康平路174号的修改党章办公室，忙碌万分，灯火通明，通过六架电话机不断地向各处发指示、要简报，指挥几十个单位、数万余人日夜突击起草党章，在短短一个月内，竟然搞出了几十份修正草案。与此同时，康生也在北京竭尽全力地抓新党章的制定，动员许多人整理材料，摘编《林副主席论党的建设》及所谓党纲、党章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资料，为他们草拟的新党章进行论证。不久，一个“新”党章在九大会上通过，康生发表《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九大党章究竟有什么特点呢？康生说有五大特点。其实说穿了不过是一个特点，即把林彪定为法定的接班人，把林彪的一套谬论如“三忠于”“四无限”之类，作为建党的指导方针与党员标准。
在党章上指明由谁来接替领袖的职务，这种做法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罕有前例的。此外，党章还取消有关党员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把必须载明的例如中央、地方、基层组织的产生及其职责等重要内容，也砍成少数几条，使党章完全不像个党章的样子。林彪、江青、康生把许多极其错误的东西强加在党章上，这是令人很痛心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错误的路线下，好的党章必然受到践踏；而同错误路线、错误指导相适应的不好的党章，甚至是严重错误的党章，又会加剧党内生活和党内关系的混乱，使党内生活遭受到严重损害。
继九大之后，党的十大对党章也进行了修改，但这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十大党章的基本思想、理论内容仍然是九大党章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本质上看，十大党章同样是一个根本错误的党章。
十一大党章历史分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使我们党和国家在经历十年动乱之后，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但是，事情发展正像后来所显示的那样，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时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因而造成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复杂局面。
这种情况反映到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上，就表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既有正确、又有错误这样两重性的特点。其正确的方面，是由于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努力，党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阐明毛泽东思想；其错误的方面，则是承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使之保留和沿用九大、十大党章错误条文。 就十一大党章的总纲而言。总纲提出：“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实际上恢复八大党章的类似内容。总纲还增加民主集中制的内容，规定“全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总纲强调发扬党内的民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内同志的关系上，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要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总纲还以整段篇幅论述党的三大作风，强调“全党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任何特权，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作坚决的斗争”。
然而，总纲还是沿袭九大、十大党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再次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等。总纲还使用有特定含義的“五十字建党纲领”，这不但在党内思想上引起混乱，而且在总纲本身的内容上出现前后矛盾。
就党章的具体条文而言。党章增加或补充一些正确条款，例如恢复党员预备期制度，对党员的要求改为八条，包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密切联系群众，等等。党员的权利得到肯定，例如在讨论党员处分时，应通知当事人到会，党员有权要求复议、有权越级申诉，等等。在组织制度方面，增加了一些程序性条款，使许多实体性的规定有了一定保证，特别是规定设立从中央到地方（县和县以上）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党章还恢复集体领导制度，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要依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一切重要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时使个人发挥应有的作用”。
通过比较，发现十一大党章的具体条文还是保持十大党章那种粗疏的结构体系，有些条文还是从十大党章抄袭过来的。
综上所述，我们应对十一大党章作出历史的分析。作为一个从错误、混乱状态走向正确、稳定状况的过渡性产物，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建党学说的胜利，它的产生本身表明“四人帮”破坏党的阴谋完全破产。同时，这也向全党正式宣告，在极“左”思潮指导下形成的党章已经失去效力，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党章。?
责任编辑 / 冷 波
新中国初期防腐纪律
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同志，警惕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贪图享乐，警惕各种捧场和糖衣炮弹的攻击。根据党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防止腐蚀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连续出台相关措施，对党内各种不良现象展开积极斗争。
1949年11月，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是为了维护党章、对党内违法乱纪行为展开斗争的重大行动，也是党的历史上最重要的加强纪律检查机关建设的有力举措。1950年4月至5月，中共中央陆续发出《中央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央关于整党的指示》《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依据这些决定和指示，党员和党的干部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及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严格遵守党纪，执行党的决议与政府法令，“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共中央还规定“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这些条文定得好，很受群众欢迎，也有利于我们的同志改正缺点错误。
在防止腐蚀的问题上，重点当然是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有鉴于此，党中央多次强调党的领导者要力戒骄傲，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1951年12月，中央发出《关于纠正某些党政机关发动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送旗送礼等浪费现象的指示》，再次申述这些现象“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把问题提到了政治原则高度。其时社会上出现的新情况，主要是一部分不法资本家猖狂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少数党员干部受资产阶级的腐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严重滋长，有的甚至堕落成为蜕化变质分子。正如党中央曾经预料的那样，一些人被糖衣炮弹打中。例如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大肆贪污，恣意享乐，引起人民严重不满。党中央决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了确保这场斗争顺利进行，中央一如既往地向党内外宣布，党员必须遵守国家法令，违法的应受到惩处，包括判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同时还立下一个规矩：凡有严重的贪污罪行而须逮捕法办的共产党员，应首先开除其党籍。这表明，我们党对一切违法乱纪的党员，绝不容有任何的姑息，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再一次体现党的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革命风格。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防止腐蚀的系列措施，包括必要的规章制度，都是正确和有效的，为后来制定八大党章、健全党内法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执政党的第一部大法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成功召开，八大着重地提出执政党建设问题，会议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在八大党章及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这两个文件在党章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早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就代表党中央宣布，党的八大有三项议程，其中一项是修改党章。不久由邓小平主持，着手起草新党章的工作。其间经过征求各地意见，八大各代表团逐条讨论、修改，最后提交八大正式通过。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新黨章“对于我党状况和任务是适合的”，“将成为进一步提高党的质量、扩大党内民主、发扬党员的政治积极性、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同之前党章不同，八大党章是党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反映作为当权的党所处的特殊地位、环境及时代赋予的责任；特别是反映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以对党员的要求为例，过去入党是冒生命危险的；现在，由于党的事业的胜利及党在人民中间的崇高威信，党员队伍迅速扩大，1945年只有121万人，1949年底450万人，到八大前夕已经达到1073万人。当然，这些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或比较好的同志，但也有一些人为了取得名誉和地位，入党后不但不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所以，必须严格审查新党员，提高合格党员的标准。八大党章规定，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党员要“积极地完成党分配给自己的任务”，“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还有实行自我批评、对党忠诚老实等义务。
就党内民主生活问题，八大党章强调要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关党的政策问题在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可以在党内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同时还强调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专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就基本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方面，八大党章则根据变化的情况补充了重要的新内容，特别是关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的发展，包括改进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改进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巩固集体领导以及完善监督制度，等等。这为以后党的制度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八大党章作为执政党自身的第一部根本大法，其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不仅对新的党章作了很完备的说明，而且还从理论原则与历史经验的角度上，深刻论述执政以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可以说是自党的七大刘少奇作《论党》报告之后，又—篇有关党的建设的光辉文献。报告集中地阐述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党的团结和统一、党员权利与义务等六个方面内容。第一次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正确指出领袖对于政党的重要作用，但领袖又“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还提出党是人民群众的“一种工具”，反复强调“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利”，“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这些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符合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及优良传统。 十年探索的党规党法
党的八大之后几年，我国开始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经历曲折的发展过程，其间一段时期出现急于求成的情绪，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轻率地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又错误地在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1959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使全党上下数以十万计的党员、干部受到批判和处分。党内生活处在严重失常的状况。后来，刘少奇总结这段历史教训，认为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党章原则，“没有被执行，或者被歪曲了、被破坏了”。
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党中央于1962年秋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在此次会议前后，为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甄别平反，并采取措施发展党内的民主生活。会议提出要按照党章办事、实行民主集中制，造成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气氛。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指出，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问题。他们着重论述了以下观点：一、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二、必须把民主与集中二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三、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有可能使我们少犯或不犯错误；四、坚持和发扬民主集中制传统，必须建立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
为进一步搞好执政党的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62年秋冬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党要管党，执政党永远要注意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要对干部、党员中的一切不良倾向开展斗争，以保证党永不变色。随后，又召开党的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决定健全党内生活，严格党的纪律，强调加强党的监察工作，完善经常的监察工作制度，特别是要严格执行党章，按党章办事。为了保证党中央的各项决策落实到基层，使其制度化、法规化，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农村、工业企业、商业企业的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党的基层组织工作职责作出详细规定。与此同时，还首次公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一）如实反映情况；（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一）参加劳动；（二）以平等态度待人；（三）办事公道；（四）不搞特殊化；（五）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政治水平。
极左时期的党章嬗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党内生活遭受到极大破坏，其间九大和十大所制定的党章，是这一时期极“左”思潮的产物。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党的章程及其他法规自然遭到空前的破坏与践踏，在党的九大、十大会议上另立“新党章”，取代原来八大通过的党章，在我们党章的历史上造成一次大的倒退。
早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林彪、江青、康生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迫不及待地由姚文元出面，向毛泽东写信，提出尽快召开九大和修改党章，接着又由康生与姚文元起草《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通报》发到全国，假借群众之口，说什么必须对八大党章加以彻底批判，制定九大的新党纲、党章；还说什么“上面有纲领，下面有方向”等等，无非是造成一种有利于他们为所欲为的舆论。他们为什么对修改党章突然“热心”起来呢？很明显，是为了配合他们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是为了实现他们“重建党”的计划确立一个党内法律依据。
1968年12月，张春桥亲自到上海督阵，把修改党章作为“中心工作”来进行。設在康平路174号的修改党章办公室，忙碌万分，灯火通明，通过六架电话机不断地向各处发指示、要简报，指挥几十个单位、数万余人日夜突击起草党章，在短短一个月内，竟然搞出了几十份修正草案。与此同时，康生也在北京竭尽全力地抓新党章的制定，动员许多人整理材料，摘编《林副主席论党的建设》及所谓党纲、党章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资料，为他们草拟的新党章进行论证。不久，一个“新”党章在九大会上通过，康生发表《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九大党章究竟有什么特点呢？康生说有五大特点。其实说穿了不过是一个特点，即把林彪定为法定的接班人，把林彪的一套谬论如“三忠于”“四无限”之类，作为建党的指导方针与党员标准。
在党章上指明由谁来接替领袖的职务，这种做法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罕有前例的。此外，党章还取消有关党员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把必须载明的例如中央、地方、基层组织的产生及其职责等重要内容，也砍成少数几条，使党章完全不像个党章的样子。林彪、江青、康生把许多极其错误的东西强加在党章上，这是令人很痛心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错误的路线下，好的党章必然受到践踏；而同错误路线、错误指导相适应的不好的党章，甚至是严重错误的党章，又会加剧党内生活和党内关系的混乱，使党内生活遭受到严重损害。
继九大之后，党的十大对党章也进行了修改，但这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十大党章的基本思想、理论内容仍然是九大党章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本质上看，十大党章同样是一个根本错误的党章。
十一大党章历史分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使我们党和国家在经历十年动乱之后，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但是，事情发展正像后来所显示的那样，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时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因而造成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复杂局面。
这种情况反映到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上，就表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既有正确、又有错误这样两重性的特点。其正确的方面，是由于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努力，党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阐明毛泽东思想；其错误的方面，则是承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使之保留和沿用九大、十大党章错误条文。 就十一大党章的总纲而言。总纲提出：“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实际上恢复八大党章的类似内容。总纲还增加民主集中制的内容，规定“全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总纲强调发扬党内的民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内同志的关系上，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要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总纲还以整段篇幅论述党的三大作风，强调“全党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任何特权，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作坚决的斗争”。
然而，总纲还是沿袭九大、十大党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再次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等。总纲还使用有特定含義的“五十字建党纲领”，这不但在党内思想上引起混乱，而且在总纲本身的内容上出现前后矛盾。
就党章的具体条文而言。党章增加或补充一些正确条款，例如恢复党员预备期制度，对党员的要求改为八条，包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密切联系群众，等等。党员的权利得到肯定，例如在讨论党员处分时，应通知当事人到会，党员有权要求复议、有权越级申诉，等等。在组织制度方面，增加了一些程序性条款，使许多实体性的规定有了一定保证，特别是规定设立从中央到地方（县和县以上）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党章还恢复集体领导制度，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要依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一切重要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时使个人发挥应有的作用”。
通过比较，发现十一大党章的具体条文还是保持十大党章那种粗疏的结构体系，有些条文还是从十大党章抄袭过来的。
综上所述，我们应对十一大党章作出历史的分析。作为一个从错误、混乱状态走向正确、稳定状况的过渡性产物，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建党学说的胜利，它的产生本身表明“四人帮”破坏党的阴谋完全破产。同时，这也向全党正式宣告，在极“左”思潮指导下形成的党章已经失去效力，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党章。?
责任编辑 /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