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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潘钧同志得了绝症，我心如刀割。他曾经准备在他有生之年编一本自选集（大部分文章我都拜读过），嘱咐我写一序言，我自然义不容辞，因为从1995年起，我国语言学界为了维护语言现代化成果和语言学的学术尊严，开始同一个学术骗子进行艰苦的斗争，从那以后我们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我们本来素不相识，是学术打假事业使我们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