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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当今世界的不断发展,城市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城市化水平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指标。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各种理论,围绕城市化的内涵、动力机制、路径以及发展阶段,认为城市化与产业发展密切关联,城市发展必须与产业发展协同演进,城市化的实质是产业要素在空间的聚集和重新组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素的每一次流动带来新一轮的经济空间分工,并各个区域形成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同时区域的物质和社会空间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关键词］城市化；产业发展；协同演进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6-0096-02
1 城市化内涵
1.1 人口城市化
追溯其城市化的本质及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诱因,首当其冲的是产业不断演进及变化。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建立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式,揭示了这一流动的实质,他认为城市中工业拥有较高的生产率和较大的发展速度,并且在不断的扩张之中,这就需要大量人口的流入,并从而形成了人口不断从农业向工业的聚集。威廉•配第(1690)、克拉克则从收益的角度解释了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正是基于城市中工业、制造业的收入要比农业的收入多得多。工业和服务业作为了城市中的代表产业,而农业则作为了农村的代表产业。我国学者刑福俊(1999)认为,城市化就是城镇化,即“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李辉(2003)指出,人口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非农化过程构成了人口城市化的实质。他们均强调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集中是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1.2 经济城市化
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是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城市的起点是工业,城市的发展从工业革命开始算起,它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并伴随着产业协同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动更是作为了影响城市化过程的最关键因素。早在1966年,西蒙•库兹涅茨和H.钱纳里就注意到了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相互关联。库兹涅茨指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产物,是技术变革的产物。钱纳里则提出了产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相互关联的问题,指出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推动的,并且城市化进程逐渐快于工业化速度。国内许多经济学家从经济与城市的关系角度解释了城市化的内涵。曾小春从专业化程度提高方面谈论了农村要素向城市聚集的效用。向德平认为在城市内部——市区,经济区位的空间配置不断向更高效率的形态发展。在城市外围——郊区,农业区位或者被取代,或者向更集约化的方向发展。他们认为城市化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更多表现为诸多城市要素的聚集。
1.3 生活方式城市化
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包含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关系、精神与价值观念等。产业结构的集约化与多样化发展将创造出全新的生活方式,进而促进人们的精神文化素质提高。美国新版的《世界城市》认为,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而这两种变化,均是基于产业的发展,城市中工业和服务业的高效益吸引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同样,城市中绿色产业、文化产业等产业化的高级形态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实现人们价值观、态度的转变。并且,这种产业形态的发展也不断向外渗透,不断向乡村扩散,正如我国学者高佩义(1991)所认为,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向外扩散,城市中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也不断向外渗透,不断促进乡土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化。
2 城市化动力
综合促进城市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而这一切又源于产业发展,只是有时表述为工业化、产业发展、产业结构等不同内容,其实质是一致的。
2.1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发展作为了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具体包括工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聚集经济的存在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首先,从城市的初步形成到功能齐全的大型都市,工业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完成产业之间的转移的同时也完成了地域上的转移,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其次,聚集经济作为产业发展的一种模式,在城市化中同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城市愈大,搬到里面就愈有利……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再次,第三次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杨治、杜朝晖(2000)从就业率的角度调查发现,城市化进程同第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增长的正相关性要高于同第二次产业就业人口增长的正相关性,充分表明了第三产业对城市就业具有较强的吸纳作用,保证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顺利转移。最后,随着城市发展的不断深化,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能否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林玲(1995)选取了20世纪90年代的联合国《国民核算统计年鉴》中的23个国家,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成正相关的。并且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过来又会反哺工业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演进。实现产业和城市协同发展。
2.2 比较利益
在城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正是出现了利益差别,才导致了要素流动,从而聚集到城市的形成,它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解释。而这种利益流动,正是基于不同产业间的生产率和收益率。早在1690年,威廉•配第就在《政治算术》中指出,“制造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比制造业多得多。”这种利益的差别驱使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流动。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扩大以及分工细化,这种比较利益和产业的发展更加密切。首先,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作为了贸易的基础,正如大卫•休谟认为,当一个国家的贸易与工业获得巨大发展时,周边国家就不可能陷入无知、懒惰与未开化的状态中。其次,产业规模与贸易的进行相辅相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升级,通过产业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分工的细化,同时,贸易的不断发展也为产业的升级提供了必要的保证。通过贸易,地区内可根据自身情况,充分发展优势产业,并由此带来的技术进步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2.3 政府政策
政府的政策作为城市化的又一重要动力机制。罗纳德•H.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政策制度对经济行为的相关分析位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在城市化的发展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对我国来说,政策制度是中国乡村—城市转型的关键因素。政府在对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制定中,产业与城市的协同发展成为了一个必要的考虑因素,尤其是在城市形态的高级阶段,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城市发展。以工业作为主导产业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为城市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保障,而第三产业发展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提高城市化率。因此加强城市与产业协同发展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
3 城市化路径
城市化的路径主要包括三种：聚集式、扩散式和飞地式。日本学者山鹿诚次(1964)认为城市化应主要表现为农村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首先是一般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化；其次是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向兼业的农工户、农商户的转化；最后进入农民卖掉或出租土地,从而不再务农,成为城市居民的阶段。扩散式发展表现为经济在某一地区优先发展,形成增长极后以一定的形式不断向外扩散,带动周围地区发展。飞地式发展则打破这种地域上的限制,要素直接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在不同路径形成的城市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产业的协同发展,要素的每一次流动总是引起新的产业组织的形成,并由此带来了城市向更高形态的发展。
国内对城市化路径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是优先发展大城市、优先发展中小城市,还是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联合发展。优先发展大城市的理论认为,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并且目前就我国的形势来看城市规模的收益仍然起着主要作用,需要继续加强对大城市的发展。优先发展中小城市的理论认为,发展大城市需要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如果扩大到一定规模继续发展的话,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问题。另外一些理论强调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联合发展,以大城市为主,中等城市为干,小城市为基的“大、中、小”都要发展的城市化思路。然而,不论优先发展哪种类型的城市,均要以产业的发展为基础,与产业的发展相协调。产业规模带来了聚集效益,分工组合不断地进行与产业要素的流动带来了城市不断的扩张。然而,产业链的不断加长必然要带来许多问题,对城市的发展存在了一定的限制。因此,对优先发展何种城市归根结底是如何优化产业发展的问题,必须从产业角度,探索适合新时期的城市化新模式,才能达到理论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相统一。
4 城市化阶段
国内外学术界根据城市人口的比例、经济发展概况等,将城市化概括为不同的阶段。主要包括：倒“S”形发展、四阶段论和三阶段论,而在对城市化阶段的不同划分中,城市的形成发展均与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一定规模的城市发展需要与特定产业的发展协同进行。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1975)通过对各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具有阶段性规律,30%以下为初级低速增长阶段,30%～70%为中期高速增长阶段,70%以上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全过程呈一条被拉平的倒“S”形曲线,即Northam曲线。在诺瑟姆的城市化阶段中,城市化进程与城市中人口的数量有着正相关关系,而城市人口数量的变化正是由于产业发展所带动的。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正是基于第二、第三产业的高收益,产业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城市化率的提高,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有些学者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将城市化分为了四个阶段：集中趋向的城市化阶段,郊区城市化阶段,逆城市化阶段和再城市化阶段。不同城市化阶段现象的出现同样与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城市化形成初期,以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中心,其较高的生产率吸引着要素的聚集。发展至一定高度后与周边地区形成落差,要素向外围扩散,由此带来了城市边缘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城市中心产业不断优化升级,其高级化再次吸引要素发生新一轮的聚集,并由此形成了新的经济组织关系,城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国内学者杨波(2006)从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上将城市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向小城镇聚集。城市化的中级阶段——城市现代化,表现为人口和经济不断向大城市集中,并且城市的功能不断完善。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城乡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协调发展。在这种人口向城镇,进而向大城市转移,最后再次向外扩散,向一体化发展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同样是基于城市城乡产业间效益的落差,中心城市的效率型、集约型产业对农村地区的人口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可见,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总是同产业的发展相联系,城市化快速、稳健进行的关键是保证产业良好发展,是城市与产业的协同发展。
5 结 论
城市化的本质是在分工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多样化,是产业发展的结果；区域发展往往需要通过优先发展某一地区的产业,依靠优势产业形成城市增长点,在中心城市形成后,产业间的落差便产生要素流动,通过城市的斥力和引力产生了要素的向外和向内流动；在不同的城市化阶段中,产业发展的不同程度形成了城市特定的发展形态,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共同演绎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形态发展。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完善,其实质已不仅仅是要素的简单流动,城市的发展更加与产业发展联系紧密,城市化的进程中更加注重城市与产业的协同发展。只有当产业要素在新的环境中合理的重新组合,才能避免由于经济、人口等向城市大量简单聚集而带来的城市病,才能优化产业结构,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又会刺激新一轮的要素重组,以此促进城市化自身水平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赫茨勒.世界人口的危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威廉•配第.政治算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3］邢福俊.我国城市化水平现实分析［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1999(2).
［4］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钱纳里.发展形式(1950-1970）［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6］Michael C.Seeborg,Zhenhu Jin and Yiping Zhu.The new rural-urban labor mobility in China：Causes and implications［J］.Joumal of Socio-Economics,2000(29).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模式研究》(批准号：10BJY023)、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HB09BYJ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丁梅(1973—),女,天津人,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技术经济专业博士生；张贵(1971—),男,河北尚义人,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教授,研究生导师；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创新中心副主任,南开大学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经济；赵久林,河北工业大学,高级政工师；程鹏(1988—),男,河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城市化；产业发展；协同演进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6-0096-02
1 城市化内涵
1.1 人口城市化
追溯其城市化的本质及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诱因,首当其冲的是产业不断演进及变化。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建立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式,揭示了这一流动的实质,他认为城市中工业拥有较高的生产率和较大的发展速度,并且在不断的扩张之中,这就需要大量人口的流入,并从而形成了人口不断从农业向工业的聚集。威廉•配第(1690)、克拉克则从收益的角度解释了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正是基于城市中工业、制造业的收入要比农业的收入多得多。工业和服务业作为了城市中的代表产业,而农业则作为了农村的代表产业。我国学者刑福俊(1999)认为,城市化就是城镇化,即“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李辉(2003)指出,人口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非农化过程构成了人口城市化的实质。他们均强调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集中是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1.2 经济城市化
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是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城市的起点是工业,城市的发展从工业革命开始算起,它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并伴随着产业协同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动更是作为了影响城市化过程的最关键因素。早在1966年,西蒙•库兹涅茨和H.钱纳里就注意到了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相互关联。库兹涅茨指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产物,是技术变革的产物。钱纳里则提出了产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相互关联的问题,指出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推动的,并且城市化进程逐渐快于工业化速度。国内许多经济学家从经济与城市的关系角度解释了城市化的内涵。曾小春从专业化程度提高方面谈论了农村要素向城市聚集的效用。向德平认为在城市内部——市区,经济区位的空间配置不断向更高效率的形态发展。在城市外围——郊区,农业区位或者被取代,或者向更集约化的方向发展。他们认为城市化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更多表现为诸多城市要素的聚集。
1.3 生活方式城市化
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包含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关系、精神与价值观念等。产业结构的集约化与多样化发展将创造出全新的生活方式,进而促进人们的精神文化素质提高。美国新版的《世界城市》认为,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而这两种变化,均是基于产业的发展,城市中工业和服务业的高效益吸引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同样,城市中绿色产业、文化产业等产业化的高级形态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实现人们价值观、态度的转变。并且,这种产业形态的发展也不断向外渗透,不断向乡村扩散,正如我国学者高佩义(1991)所认为,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向外扩散,城市中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也不断向外渗透,不断促进乡土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化。
2 城市化动力
综合促进城市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而这一切又源于产业发展,只是有时表述为工业化、产业发展、产业结构等不同内容,其实质是一致的。
2.1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发展作为了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具体包括工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聚集经济的存在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首先,从城市的初步形成到功能齐全的大型都市,工业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完成产业之间的转移的同时也完成了地域上的转移,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其次,聚集经济作为产业发展的一种模式,在城市化中同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城市愈大,搬到里面就愈有利……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再次,第三次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杨治、杜朝晖(2000)从就业率的角度调查发现,城市化进程同第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增长的正相关性要高于同第二次产业就业人口增长的正相关性,充分表明了第三产业对城市就业具有较强的吸纳作用,保证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顺利转移。最后,随着城市发展的不断深化,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能否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林玲(1995)选取了20世纪90年代的联合国《国民核算统计年鉴》中的23个国家,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成正相关的。并且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过来又会反哺工业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演进。实现产业和城市协同发展。
2.2 比较利益
在城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正是出现了利益差别,才导致了要素流动,从而聚集到城市的形成,它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解释。而这种利益流动,正是基于不同产业间的生产率和收益率。早在1690年,威廉•配第就在《政治算术》中指出,“制造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比制造业多得多。”这种利益的差别驱使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流动。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扩大以及分工细化,这种比较利益和产业的发展更加密切。首先,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作为了贸易的基础,正如大卫•休谟认为,当一个国家的贸易与工业获得巨大发展时,周边国家就不可能陷入无知、懒惰与未开化的状态中。其次,产业规模与贸易的进行相辅相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升级,通过产业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分工的细化,同时,贸易的不断发展也为产业的升级提供了必要的保证。通过贸易,地区内可根据自身情况,充分发展优势产业,并由此带来的技术进步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2.3 政府政策
政府的政策作为城市化的又一重要动力机制。罗纳德•H.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政策制度对经济行为的相关分析位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在城市化的发展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对我国来说,政策制度是中国乡村—城市转型的关键因素。政府在对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制定中,产业与城市的协同发展成为了一个必要的考虑因素,尤其是在城市形态的高级阶段,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城市发展。以工业作为主导产业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为城市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保障,而第三产业发展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提高城市化率。因此加强城市与产业协同发展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
3 城市化路径
城市化的路径主要包括三种：聚集式、扩散式和飞地式。日本学者山鹿诚次(1964)认为城市化应主要表现为农村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首先是一般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化；其次是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向兼业的农工户、农商户的转化；最后进入农民卖掉或出租土地,从而不再务农,成为城市居民的阶段。扩散式发展表现为经济在某一地区优先发展,形成增长极后以一定的形式不断向外扩散,带动周围地区发展。飞地式发展则打破这种地域上的限制,要素直接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在不同路径形成的城市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产业的协同发展,要素的每一次流动总是引起新的产业组织的形成,并由此带来了城市向更高形态的发展。
国内对城市化路径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是优先发展大城市、优先发展中小城市,还是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联合发展。优先发展大城市的理论认为,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并且目前就我国的形势来看城市规模的收益仍然起着主要作用,需要继续加强对大城市的发展。优先发展中小城市的理论认为,发展大城市需要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如果扩大到一定规模继续发展的话,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问题。另外一些理论强调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联合发展,以大城市为主,中等城市为干,小城市为基的“大、中、小”都要发展的城市化思路。然而,不论优先发展哪种类型的城市,均要以产业的发展为基础,与产业的发展相协调。产业规模带来了聚集效益,分工组合不断地进行与产业要素的流动带来了城市不断的扩张。然而,产业链的不断加长必然要带来许多问题,对城市的发展存在了一定的限制。因此,对优先发展何种城市归根结底是如何优化产业发展的问题,必须从产业角度,探索适合新时期的城市化新模式,才能达到理论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相统一。
4 城市化阶段
国内外学术界根据城市人口的比例、经济发展概况等,将城市化概括为不同的阶段。主要包括：倒“S”形发展、四阶段论和三阶段论,而在对城市化阶段的不同划分中,城市的形成发展均与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一定规模的城市发展需要与特定产业的发展协同进行。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1975)通过对各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具有阶段性规律,30%以下为初级低速增长阶段,30%～70%为中期高速增长阶段,70%以上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全过程呈一条被拉平的倒“S”形曲线,即Northam曲线。在诺瑟姆的城市化阶段中,城市化进程与城市中人口的数量有着正相关关系,而城市人口数量的变化正是由于产业发展所带动的。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正是基于第二、第三产业的高收益,产业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城市化率的提高,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有些学者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将城市化分为了四个阶段：集中趋向的城市化阶段,郊区城市化阶段,逆城市化阶段和再城市化阶段。不同城市化阶段现象的出现同样与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城市化形成初期,以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中心,其较高的生产率吸引着要素的聚集。发展至一定高度后与周边地区形成落差,要素向外围扩散,由此带来了城市边缘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城市中心产业不断优化升级,其高级化再次吸引要素发生新一轮的聚集,并由此形成了新的经济组织关系,城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国内学者杨波(2006)从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上将城市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向小城镇聚集。城市化的中级阶段——城市现代化,表现为人口和经济不断向大城市集中,并且城市的功能不断完善。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城乡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协调发展。在这种人口向城镇,进而向大城市转移,最后再次向外扩散,向一体化发展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同样是基于城市城乡产业间效益的落差,中心城市的效率型、集约型产业对农村地区的人口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可见,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总是同产业的发展相联系,城市化快速、稳健进行的关键是保证产业良好发展,是城市与产业的协同发展。
5 结 论
城市化的本质是在分工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多样化,是产业发展的结果；区域发展往往需要通过优先发展某一地区的产业,依靠优势产业形成城市增长点,在中心城市形成后,产业间的落差便产生要素流动,通过城市的斥力和引力产生了要素的向外和向内流动；在不同的城市化阶段中,产业发展的不同程度形成了城市特定的发展形态,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共同演绎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形态发展。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完善,其实质已不仅仅是要素的简单流动,城市的发展更加与产业发展联系紧密,城市化的进程中更加注重城市与产业的协同发展。只有当产业要素在新的环境中合理的重新组合,才能避免由于经济、人口等向城市大量简单聚集而带来的城市病,才能优化产业结构,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又会刺激新一轮的要素重组,以此促进城市化自身水平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赫茨勒.世界人口的危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威廉•配第.政治算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3］邢福俊.我国城市化水平现实分析［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1999(2).
［4］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钱纳里.发展形式(1950-1970）［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6］Michael C.Seeborg,Zhenhu Jin and Yiping Zhu.The new rural-urban labor mobility in China：Causes and implications［J］.Joumal of Socio-Economics,2000(29).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模式研究》(批准号：10BJY023)、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HB09BYJ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丁梅(1973—),女,天津人,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技术经济专业博士生；张贵(1971—),男,河北尚义人,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教授,研究生导师；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创新中心副主任,南开大学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经济；赵久林,河北工业大学,高级政工师；程鹏(1988—),男,河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