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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恪二王后”是中国古代册封前朝后裔的礼制传统。清朝为了增强统治的合法性，册封明朝宗室为延恩侯。但清朝的延恩侯身份可疑，地位低下，与清廷宣称对明朝宗室高规格的礼遇，相距甚远，从而体现了清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
[关键词]三恪二王后，清朝，礼制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2－0032－04
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不仅存在频繁的流血事件，还有修敬前朝的礼制传统。这种传统是“三恪二王后”。其表现为，新朝加封前朝宗室，让其四时祭祀祖先。清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封明代王后裔朱之琏“为一等侯，世袭”。雍正八年(1730年)朱之琏卒，其子朱震袭位，，乾隆十一年(1746年)，朱震之子朱绍美袭爵，乾隆十一年。乾隆十四年(1749年)，朱绍美的爵位改称“一等延恩侯”。清廷的“延恩侯”存在身份可疑、地位低下、册封较迟三个特点。
一、身份可疑
朱之琏明代简王后裔的身份十分可疑。据清廷说法，朱之琏明宗室的身份是这样确定的：
镶白旗朱文元，系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之后，明崇祯时，代王为洪承畴监军松山……与伊侄文元，同被俘获，遂归我朝，原任内阁侍读学士，朱汝铝之子众关保等，俱文元之孙也，文元于顺治年间，曾奏明往大同，取其宗族来京，今见任直隶正定府知府朱之琏一支是也。
这种说法存在两大漏洞：
(一)基本史实错漏
上文提到，代王为洪承畴监军松山，这句话有两点问题：
一是当时代王不可能到松山监军。松山大战发生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但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前，代王一直在大同，直到李自成攻破大同，代王全家，“阖门遇害”。
二是史料中没有代王的痕迹。松山大战，明军官员有总督洪承畴、都堂邱民仰、兵道姚恭、张斗、王之祯、兵部郎中张若麒、武将总兵官吴三桂、李辅明、曹变蛟、王廷臣、唐通、王朴、白广恩、马科。军中没有监军，张若J蠖稍有监军之责。整个明军的官员名单中，没有代王，甚至没有朱姓官员。战后明军被俘的官员有，总兵官军门洪承畴、都堂邱民仰、道员张斗、王之祯、姚恭；总兵官祖大乐、王廷臣、曹变蛟、祖大寿等，同样没有朱姓官员。松山大战中，朝鲜不但派兵参加，朝鲜世子还到了前线，可是，在《沈馆录》《李朝实录》等朝鲜史料中，没有相关记载。如果真有明朝宗室被俘，无论对明朝、清朝、朝鲜都是一件大事，俘虏中连道员这样的官员名字都记载，却不记载身份更为尊贵的明朝宗室可能性很小。因此，明代王很可能没有参加松锦之战，更没有被俘。
(二)不符明朝皇族谱系
为了明晰各代子孙辈分，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便规定太子、亲王世系，“各拟二十字，字为一世，子孙初生，宗人府，依世次，立双名，以上一字为据，其下一字，则取五行偏旁，以火、土、金、水、木为序，惟靖江王不拘”。代简王朱桂是朱元璋的十三子，其谱系为，“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耀壮洪基”。前文雍正帝谕旨中，“朱文元”的“文”字并不在代王谱系。且朱文元的“元”字，不是火、土、金、水、木为偏旁的字，因此朱文元不是明代简王后代。
朱文元也不是其他明朝宗室的后裔，因为“文”字只在太子朱标的谱系中。该支子孙，靖难之役后，都被朱棣废为庶人。且太子朱标一系的谱系为：“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这样换算，松锦之战时，朱文元是二十二代。明代帝系，到天启、崇祯二帝的名字，才到“由”字，其他王府，“亦多不出十字”。二者怎会相差十二代?此外，朱文元后代朱汝铝的“汝”字，不在任何明宗室的谱系中。
朱之琏的祖父朱廷赦 符合明代简王的谱系，可是按照次序，朱之琏应是“鼎”字辈，而不是“之”字辈，明代简王谱系中，也没有“之”字。朱之琏后，十任承袭爵位的子孙，只有第三代子孙，朱贻凤、朱贻坦，他们的名字在明代王谱系内，其他各代均不符谱系。由此可见，清廷册封的明朝宗室后裔，真实身份十分可疑。
(三)说谎有先例
礼敬明朝宗室，清廷曾有说谎的先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祭奠明太祖陵，下旨：“欲访察明代宗室，授以职衔，俾司陵寝。”同年九月，大学士等回奏：“明亡已久，子孙湮没无闻，今虽查访，亦难得实。”然而，早在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清廷照镇国将军例，每年给明代王嫡孙银三百两。顺治三年(1646年)，仅在江西省，就有明宗室数千人。此外，按照清廷说法，顺治年间，朱文元“曾奏明往大同，取其宗族来京”。在康熙朝，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封故明宗室奉国将军朱议滃拜他喇布勒哈番。康熙五年(1666年)，清廷决定让明宗室朱鼎瀇，照拖沙喇哈番品级给俸。康熙十二年(1673年)，明宗室朱义潨，归镶白旗汉军旗下，给与妻室、地亩、房屋、安插。
以上措施都是在清帝的亲自批准下进行，如此众多的明朝后裔，在康熙三十八年，清廷如何能找不到?因此这更可能是康熙帝和大臣们表演的一场政治“秀”。
二、礼制地位低
给予前朝崇高的礼仪地位，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明天下非一家所有，敬让之至”。清廷自称给予明朝空前的尊贵地位，“我朝列圣，加礼胜代，至隆极渥，超轶前古”。实际上，相比先前各朝，无论在爵位、礼仪、还是自我称谓上，清廷都没有奉行传统，表现如下：
(一)爵位低
清廷以前各朝，大部分册封前朝宗室，“爵为上公”。清廷册封明朝后裔为“侯”，爵位较低。周朝“封夏后于杞，殷后于宋，皆爵公。汉朝，封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后改称常为卫公，安为宋公，曹魏时，魏文帝封后汉帝刘协，为山阳县公。晋时，晋武帝封魏帝常道乡公奂为陈留王。
南北朝时，南朝宋，封晋帝为零陵王。南朝齐封宋帝为汝阴王。南朝梁封齐帝为巴陵王。南朝陈，封梁主为江阴王。隋朝封北周静帝为介国公。唐时，“奉隋帝为酅公。”北宋封后周帝为郑王。其宗室，后降封为公。元朝封宋帝为瀛国公。明朝封元朝宗室买的里八刺为崇礼侯。
综上所述，清以前各朝，只有明朝封元宗室为侯爵，但不久朱元璋送崇礼侯买的里八刺回归蒙古。由此可见，在历代王朝中，清廷册封明宗室的爵位几乎是最低的。
(二)礼仪地位低
清以前各朝册封的前朝宗室，仍遵循前朝的礼仪制度，“得永其先代之礼乐、正朔、服色”。
汉朝时，允许商朝、周朝宗室“郊天用天子礼，以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曹魏时汉朝宗室“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晋朝时，曹魏宗室“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南朝宋时，晋宗室“载天子旍旗，乘五时副车，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晋典”。南朝齐待宋宗室，“行宋正朔，车旗服色，一如故事”。南朝梁待齐，“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齐正朔，效
[关键词]三恪二王后，清朝，礼制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2－0032－04
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不仅存在频繁的流血事件，还有修敬前朝的礼制传统。这种传统是“三恪二王后”。其表现为，新朝加封前朝宗室，让其四时祭祀祖先。清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封明代王后裔朱之琏“为一等侯，世袭”。雍正八年(1730年)朱之琏卒，其子朱震袭位，，乾隆十一年(1746年)，朱震之子朱绍美袭爵，乾隆十一年。乾隆十四年(1749年)，朱绍美的爵位改称“一等延恩侯”。清廷的“延恩侯”存在身份可疑、地位低下、册封较迟三个特点。
一、身份可疑
朱之琏明代简王后裔的身份十分可疑。据清廷说法，朱之琏明宗室的身份是这样确定的：
镶白旗朱文元，系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之后，明崇祯时，代王为洪承畴监军松山……与伊侄文元，同被俘获，遂归我朝，原任内阁侍读学士，朱汝铝之子众关保等，俱文元之孙也，文元于顺治年间，曾奏明往大同，取其宗族来京，今见任直隶正定府知府朱之琏一支是也。
这种说法存在两大漏洞：
(一)基本史实错漏
上文提到，代王为洪承畴监军松山，这句话有两点问题：
一是当时代王不可能到松山监军。松山大战发生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但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前，代王一直在大同，直到李自成攻破大同，代王全家，“阖门遇害”。
二是史料中没有代王的痕迹。松山大战，明军官员有总督洪承畴、都堂邱民仰、兵道姚恭、张斗、王之祯、兵部郎中张若麒、武将总兵官吴三桂、李辅明、曹变蛟、王廷臣、唐通、王朴、白广恩、马科。军中没有监军，张若J蠖稍有监军之责。整个明军的官员名单中，没有代王，甚至没有朱姓官员。战后明军被俘的官员有，总兵官军门洪承畴、都堂邱民仰、道员张斗、王之祯、姚恭；总兵官祖大乐、王廷臣、曹变蛟、祖大寿等，同样没有朱姓官员。松山大战中，朝鲜不但派兵参加，朝鲜世子还到了前线，可是，在《沈馆录》《李朝实录》等朝鲜史料中，没有相关记载。如果真有明朝宗室被俘，无论对明朝、清朝、朝鲜都是一件大事，俘虏中连道员这样的官员名字都记载，却不记载身份更为尊贵的明朝宗室可能性很小。因此，明代王很可能没有参加松锦之战，更没有被俘。
(二)不符明朝皇族谱系
为了明晰各代子孙辈分，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便规定太子、亲王世系，“各拟二十字，字为一世，子孙初生，宗人府，依世次，立双名，以上一字为据，其下一字，则取五行偏旁，以火、土、金、水、木为序，惟靖江王不拘”。代简王朱桂是朱元璋的十三子，其谱系为，“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耀壮洪基”。前文雍正帝谕旨中，“朱文元”的“文”字并不在代王谱系。且朱文元的“元”字，不是火、土、金、水、木为偏旁的字，因此朱文元不是明代简王后代。
朱文元也不是其他明朝宗室的后裔，因为“文”字只在太子朱标的谱系中。该支子孙，靖难之役后，都被朱棣废为庶人。且太子朱标一系的谱系为：“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这样换算，松锦之战时，朱文元是二十二代。明代帝系，到天启、崇祯二帝的名字，才到“由”字，其他王府，“亦多不出十字”。二者怎会相差十二代?此外，朱文元后代朱汝铝的“汝”字，不在任何明宗室的谱系中。
朱之琏的祖父朱廷赦 符合明代简王的谱系，可是按照次序，朱之琏应是“鼎”字辈，而不是“之”字辈，明代简王谱系中，也没有“之”字。朱之琏后，十任承袭爵位的子孙，只有第三代子孙，朱贻凤、朱贻坦，他们的名字在明代王谱系内，其他各代均不符谱系。由此可见，清廷册封的明朝宗室后裔，真实身份十分可疑。
(三)说谎有先例
礼敬明朝宗室，清廷曾有说谎的先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祭奠明太祖陵，下旨：“欲访察明代宗室，授以职衔，俾司陵寝。”同年九月，大学士等回奏：“明亡已久，子孙湮没无闻，今虽查访，亦难得实。”然而，早在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清廷照镇国将军例，每年给明代王嫡孙银三百两。顺治三年(1646年)，仅在江西省，就有明宗室数千人。此外，按照清廷说法，顺治年间，朱文元“曾奏明往大同，取其宗族来京”。在康熙朝，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封故明宗室奉国将军朱议滃拜他喇布勒哈番。康熙五年(1666年)，清廷决定让明宗室朱鼎瀇，照拖沙喇哈番品级给俸。康熙十二年(1673年)，明宗室朱义潨，归镶白旗汉军旗下，给与妻室、地亩、房屋、安插。
以上措施都是在清帝的亲自批准下进行，如此众多的明朝后裔，在康熙三十八年，清廷如何能找不到?因此这更可能是康熙帝和大臣们表演的一场政治“秀”。
二、礼制地位低
给予前朝崇高的礼仪地位，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明天下非一家所有，敬让之至”。清廷自称给予明朝空前的尊贵地位，“我朝列圣，加礼胜代，至隆极渥，超轶前古”。实际上，相比先前各朝，无论在爵位、礼仪、还是自我称谓上，清廷都没有奉行传统，表现如下：
(一)爵位低
清廷以前各朝，大部分册封前朝宗室，“爵为上公”。清廷册封明朝后裔为“侯”，爵位较低。周朝“封夏后于杞，殷后于宋，皆爵公。汉朝，封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后改称常为卫公，安为宋公，曹魏时，魏文帝封后汉帝刘协，为山阳县公。晋时，晋武帝封魏帝常道乡公奂为陈留王。
南北朝时，南朝宋，封晋帝为零陵王。南朝齐封宋帝为汝阴王。南朝梁封齐帝为巴陵王。南朝陈，封梁主为江阴王。隋朝封北周静帝为介国公。唐时，“奉隋帝为酅公。”北宋封后周帝为郑王。其宗室，后降封为公。元朝封宋帝为瀛国公。明朝封元朝宗室买的里八刺为崇礼侯。
综上所述，清以前各朝，只有明朝封元宗室为侯爵，但不久朱元璋送崇礼侯买的里八刺回归蒙古。由此可见，在历代王朝中，清廷册封明宗室的爵位几乎是最低的。
(二)礼仪地位低
清以前各朝册封的前朝宗室，仍遵循前朝的礼仪制度，“得永其先代之礼乐、正朔、服色”。
汉朝时，允许商朝、周朝宗室“郊天用天子礼，以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曹魏时汉朝宗室“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晋朝时，曹魏宗室“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南朝宋时，晋宗室“载天子旍旗，乘五时副车，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晋典”。南朝齐待宋宗室，“行宋正朔，车旗服色，一如故事”。南朝梁待齐，“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齐正朔，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