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当前现实是什么?八十年代改革,一句话就讲完了:30年的中国的计划经济实验,走不下去了,必须改。1978年之后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全社会逐渐意识并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要搞市场经济,要放开市场,让人们去自然逐利,去进行市场贸易,去发财致富。
现在的问题完全变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已经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市场化了。现在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没有一个完备的市场,缺乏一个良序的市场。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主要问题是政府在放出市场的同时,自己并没有从市场中退出,而是更加强势地参与其中,形成了一个政府控制市场、驾驭市场,而且是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的格局。
到底这几年有没有国进民退现象?我说有,且非常严重。当然,国进民退,并不是像一些媒体所讲的那样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的数目这几年增加了,或者说国有部门产出的GPD相对于民营部门增大了,而主要表现为政府从市场发展中汲取的财政收入和其他预算外收入的份额急剧增大。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时,全国的政府财政收入才五千亿元上下,占GDP的份额也才只有12%左右。到2013年,全国的政府财政收入,仅“第一财政收入”就达到12.91万亿元,加上4.1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一共17万亿元。这还不算。加上其他政府基金性的收入,按照中央党校周天勇的估计,2013年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全部口径的政府收入大概21.7万亿元左右。这说明,在2013年中国的56.9万亿元GDP中,有38%左右被控制在政府手里。
还有一个往往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现象:中国这些年形成了有一个巨额资产的庞大的中央银行。这些年,中国央行的资产不断膨胀,到2013年,央行的总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31.7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约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远远高于美联储、欧盟央行和日本央行。同期,美联储资产约为4万亿美元,欧洲央行约为3.12万亿美元,日本央行则约为2.2万亿美元。
央行31.7万亿元的资产,这是个什么概念?用这个数字除以56.9万亿元的GDP,我们今天突然发现每一块GDP对应有56分钱的央行资产。这么个数字,再加上国民收入中有21万多亿元控制在政府手里,我们有一个多大多强的政府啊!
中国政府的21万亿元以上的广义政府收入,加上31.7万亿元的央行资产,政府征税、花钱和央行调整准备金和利率,全不受任何约束和制衡,这才是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对市场的超强控制力。再加上几乎所有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机构差不多都在“经营市场”,各部门都有自己的大楼、地产、投资公司、高档宾馆或“培训中心”,乃至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我们的政府与市场的的关系是如此绞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市场运作,哪是政府功能。
因此,到了目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关节点上,当今中国的问题不再是政府如何放开市场,而是反过来政府的权力要有制衡和监督,包括建立起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要有监督制衡,不能任由一个政府官员和行政长官自己说了算。可以说,现在中国下一步改革核心问题,应该主要不再是市场化改革,而是如何改政府,如何限制政府自身的权力的问题了。
我们的领导人曾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仔细想一下,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句话应该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比如修改预算法,你修订得再好,画的笼子再美好、再坚实,如果没有相应的人大机构来制衡和监督财政部门的收税和财政支出,建立预算监督制度的笼子有用吗?从来不是建了一个笼子,老虎就自己进去的。建好笼子,要有看管笼子的机构和人员。
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如果中国下一步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那关键就是要从整个改革导向上建立政府权力的制衡机制。
现在的问题完全变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已经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市场化了。现在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没有一个完备的市场,缺乏一个良序的市场。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主要问题是政府在放出市场的同时,自己并没有从市场中退出,而是更加强势地参与其中,形成了一个政府控制市场、驾驭市场,而且是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的格局。
到底这几年有没有国进民退现象?我说有,且非常严重。当然,国进民退,并不是像一些媒体所讲的那样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的数目这几年增加了,或者说国有部门产出的GPD相对于民营部门增大了,而主要表现为政府从市场发展中汲取的财政收入和其他预算外收入的份额急剧增大。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时,全国的政府财政收入才五千亿元上下,占GDP的份额也才只有12%左右。到2013年,全国的政府财政收入,仅“第一财政收入”就达到12.91万亿元,加上4.1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一共17万亿元。这还不算。加上其他政府基金性的收入,按照中央党校周天勇的估计,2013年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全部口径的政府收入大概21.7万亿元左右。这说明,在2013年中国的56.9万亿元GDP中,有38%左右被控制在政府手里。
还有一个往往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现象:中国这些年形成了有一个巨额资产的庞大的中央银行。这些年,中国央行的资产不断膨胀,到2013年,央行的总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31.7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约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远远高于美联储、欧盟央行和日本央行。同期,美联储资产约为4万亿美元,欧洲央行约为3.12万亿美元,日本央行则约为2.2万亿美元。
央行31.7万亿元的资产,这是个什么概念?用这个数字除以56.9万亿元的GDP,我们今天突然发现每一块GDP对应有56分钱的央行资产。这么个数字,再加上国民收入中有21万多亿元控制在政府手里,我们有一个多大多强的政府啊!
中国政府的21万亿元以上的广义政府收入,加上31.7万亿元的央行资产,政府征税、花钱和央行调整准备金和利率,全不受任何约束和制衡,这才是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对市场的超强控制力。再加上几乎所有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机构差不多都在“经营市场”,各部门都有自己的大楼、地产、投资公司、高档宾馆或“培训中心”,乃至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我们的政府与市场的的关系是如此绞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市场运作,哪是政府功能。
因此,到了目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关节点上,当今中国的问题不再是政府如何放开市场,而是反过来政府的权力要有制衡和监督,包括建立起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要有监督制衡,不能任由一个政府官员和行政长官自己说了算。可以说,现在中国下一步改革核心问题,应该主要不再是市场化改革,而是如何改政府,如何限制政府自身的权力的问题了。
我们的领导人曾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仔细想一下,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句话应该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比如修改预算法,你修订得再好,画的笼子再美好、再坚实,如果没有相应的人大机构来制衡和监督财政部门的收税和财政支出,建立预算监督制度的笼子有用吗?从来不是建了一个笼子,老虎就自己进去的。建好笼子,要有看管笼子的机构和人员。
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如果中国下一步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那关键就是要从整个改革导向上建立政府权力的制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