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广袤的中亚细亚在千年以前曾经有全球唯一最繁忙的贸易流贯穿全境，沟通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与地中海东岸国家的交流，其作用和地位远远凌驾于今日欧洲阿姆斯特丹与北美纽约之间的航线之上。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丝绸之路被戈壁和黄沙埋入了历史的深处，很少有人能忆及她当年的辉煌。近代以来，面对列强在中国沿海争夺势力范围、在新疆和西藏虎视耽耽觊觎我国领土，只有少数智者认识到丝路贯穿的中国大西北对中国的重要战略意义。清人顾祖禹曾转引古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三十年代在吐鲁番任县长的曾问吾，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指出：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今喀什)；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大。
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阴谋家的唆使怂恿下一度企图将西藏从祖国分裂出来。同时，战略上同样重要的新疆则相继有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虽然也曾利用交通不便而谋求一定程度的自治，而苏联政府对我抗日的支持，既有助于抗衡英国在南疆重温西藏旧梦，又较有效地抑制了东土耳其斯坦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图谋。这样，新疆作为我国西北国土的屏障，仍能起到相当的作用。
在国外，对中亚这片辽阔、荒凉而封闭的土地感兴趣的人，也为数不少。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严肃认真的学者，如首次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词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教授等，也有居心叵测的文化盗贼若美国佬华尔纳等。他们中后来出了若干著名的中亚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普热瓦尔斯基、华尔纳、大谷光瑞、橘瑞超等。这些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到当时交通条件极其恶劣、自然条件非常严酷的中亚(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大西北)作过实地考察，有过相关方面的重要程度不等的发现而为世人所瞩目。
鉴于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等文物手段之卑劣，斯坦因蒙骗王道士而攫取大量敦煌文书，伯希和也骗走王道士管下的许多文书，而日本探险家则有为军国主义分子向中国扩张探路之嫌；再加上我国曾经有过一段恐外、排外的历史，因此一度许多出版物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探险家混为一谈，都斥之为文化强盗。以笔者之见，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公正的。
英国女作家安默斯基在她的《斯坦因：考古与探险》，斯坦因在《沙埋和阗废墟记》以及橘瑞超的《中亚探险》中认为，斯坦因用蒙骗的手段，从王道士那里拿到了许多珍贵的敦煌文书；而斯坦因也明白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不是合法的。由于向斯坦因、伯希和等出卖部分文书，王道士因此而背上了骂名。而王道士实际上并非贪财的人。斯坦因对王道士的评价是，他与两位恭顺的小和尚的生活方式，“清楚地表明他几乎不在自身和个人兴趣上花一分钱，然而他慈善的认捐额和他的帐目值得夸耀地制作出来了……”。关于对王道士的评价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在橘瑞超的书里，日本教授金民子雄的前言说，“英国为了能够对新疆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开拓了从印度到新疆的纯粹的军用道路，……这年一月缔结了日英同盟，(大谷)光瑞通过皇家的关系获得了由此通过的特别许可……一九○七年日本参谋本部的日野强少佐从伊犁到喀什，要求允许通过这条道路前往印度”。“联想到范长江三十年代在中国的西北角观察到日本人对内蒙古德王的策反和在河套地区交通线路的测绘，甚至在内蒙新疆接壤处日军侦察队到额济纳对蒙族王爷的贿赂，日本飞机的光临，日本人到列强逐鹿的中亚三番五次地探查，其动机自然引起国人的怀疑。
事后数十年来看，我国珍贵文物被偷运出境的结果，看法是见仁见智。但是在所有这些来华探险考察的人士中，唯有斯文·赫定既与中国同行一起对西域作过探查(一九二七——一九三○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参见《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年)，从而帮助了中国西域考察考古事业的发展；而且，也只有斯文·赫定在三十年代再次来华时，为民国政府提供了促进新疆等西北地区与内地交通联系的建议并率队沿内蒙、甘肃、新疆一线考察公路选线方案，沿途栉风沐雨，甚至还冒着被土匪打劫、马仲英回民叛军裹胁杀害、盛世才扣押软禁的风险。
在回忆此事的由来时，斯文·赫定在书中写到了一九三三年在北平他与外交部次长刘崇杰的交谈：
乾隆皇帝在中央帝国周围建立了呈半圆形分布的、受制于中国当局的一系列缓冲国。现在这个半圆中只剩下一个环节。民国建立后你们就失去了对西藏的控制，外蒙古、满洲和热河以及内蒙古也受到严重威胁。新疆还在民国政府手上，却因穆斯林的造反和内战而四分五裂，如不采取保住这个省的行动，那么新疆也会丢掉的。
“你认为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次长问。
“我想，第一步应该开通中国内地和新疆之间一流的公路交通，
这是可以办得到的。下一步则是修筑一条通向亚洲腹地的铁路。”
《丝绸之路》这本书记叙的，就是他率队勘探考察旅行的详细过程。他说，“我在引言中提到我给南京政府的备忘录中曾强调了复活古代皇家驿道的重大意义。这条路曾在若干世纪中把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对中国来说，延伸和维持联系其与亚洲腹地之内的领地的伟大线路，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修筑适合交通需要的道路，新疆的状况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商业上，都是极不稳定的。”
以一个具有丰富学识探险家的乐观主义的合理想象，他还说下了六十年后即获证实的预言：“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汽车旅行爱好者可以驾着自己的汽车从上海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到喀什，然后穿过整个西亚到达伊斯坦布尔，再经过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柏林，到达汉堡、不来梅港、加莱或布洛涅。”斯文·赫定进而断言，“这样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公路交通动脉，当然不会仅仅是为了游乐而建筑的。……这条路不仅会有助于中华帝国内部的贸易往来，还能在东西方之间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它将连结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个大洋、亚洲和欧洲这两块大陆、黄种人和白种人这两大种族、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明。在这因怀疑和妒忌而使各国分离的时代，任何一种预期可以使不同民族接近并团结起来的事物，都应得到欢迎和理解。”
且不说斯文·赫定对我国政府提出修路这点建议的重要战略意义，他关于促进亚欧民族交流团结的想法，本身就是值得后人肯定的，是符合人类共同价值观的。
一九三八年写就的书，到现在已经有五十七年了。斯文·赫定的建议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民国政府初步建设的基础上完成了：
五十年代开通了兰新铁路和京包、包兰铁路(即京兰线)。
六十年代修通了兰青铁路，后来又修了青藏铁路(至格尔木)。
七十年代修筑通往库尔勒的南疆铁路。
八十年代末开通北疆铁路，沟通了中国与中亚的路网而形成了所谓的“新亚欧大陆桥”。
公路就更不必多说了：北京到喀什的国道及喀什至巴基斯坦吉尔吉特之间的喀拉昆仑公路，上海到伊宁的三一二国道，北京经内蒙、宁夏、甘肃、青海到拉萨的一○九国道把大西北与祖国内地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全球汽车运动界瞩目的巴黎、莫斯科、北京汽车拉力赛，走的正是斯文·赫定提到的这条线路。
斯文·赫定富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和想象力，使他成为我国重振丝路雄风的首倡者之一。通过他对通往新疆公路选线的具体组织和参与，他对中国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与中国同行对新疆和西北其他地区的独立和合作考察，增加了人类对神秘的中亚文明的认识，帮助促进了中国的学术事业的发展。在这些方面，在所有来华的西域探险家中，他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丝绸之路被戈壁和黄沙埋入了历史的深处，很少有人能忆及她当年的辉煌。近代以来，面对列强在中国沿海争夺势力范围、在新疆和西藏虎视耽耽觊觎我国领土，只有少数智者认识到丝路贯穿的中国大西北对中国的重要战略意义。清人顾祖禹曾转引古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三十年代在吐鲁番任县长的曾问吾，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指出：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今喀什)；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大。
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阴谋家的唆使怂恿下一度企图将西藏从祖国分裂出来。同时，战略上同样重要的新疆则相继有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虽然也曾利用交通不便而谋求一定程度的自治，而苏联政府对我抗日的支持，既有助于抗衡英国在南疆重温西藏旧梦，又较有效地抑制了东土耳其斯坦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图谋。这样，新疆作为我国西北国土的屏障，仍能起到相当的作用。
在国外，对中亚这片辽阔、荒凉而封闭的土地感兴趣的人，也为数不少。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严肃认真的学者，如首次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词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教授等，也有居心叵测的文化盗贼若美国佬华尔纳等。他们中后来出了若干著名的中亚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普热瓦尔斯基、华尔纳、大谷光瑞、橘瑞超等。这些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到当时交通条件极其恶劣、自然条件非常严酷的中亚(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大西北)作过实地考察，有过相关方面的重要程度不等的发现而为世人所瞩目。
鉴于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等文物手段之卑劣，斯坦因蒙骗王道士而攫取大量敦煌文书，伯希和也骗走王道士管下的许多文书，而日本探险家则有为军国主义分子向中国扩张探路之嫌；再加上我国曾经有过一段恐外、排外的历史，因此一度许多出版物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探险家混为一谈，都斥之为文化强盗。以笔者之见，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公正的。
英国女作家安默斯基在她的《斯坦因：考古与探险》，斯坦因在《沙埋和阗废墟记》以及橘瑞超的《中亚探险》中认为，斯坦因用蒙骗的手段，从王道士那里拿到了许多珍贵的敦煌文书；而斯坦因也明白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不是合法的。由于向斯坦因、伯希和等出卖部分文书，王道士因此而背上了骂名。而王道士实际上并非贪财的人。斯坦因对王道士的评价是，他与两位恭顺的小和尚的生活方式，“清楚地表明他几乎不在自身和个人兴趣上花一分钱，然而他慈善的认捐额和他的帐目值得夸耀地制作出来了……”。关于对王道士的评价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在橘瑞超的书里，日本教授金民子雄的前言说，“英国为了能够对新疆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开拓了从印度到新疆的纯粹的军用道路，……这年一月缔结了日英同盟，(大谷)光瑞通过皇家的关系获得了由此通过的特别许可……一九○七年日本参谋本部的日野强少佐从伊犁到喀什，要求允许通过这条道路前往印度”。“联想到范长江三十年代在中国的西北角观察到日本人对内蒙古德王的策反和在河套地区交通线路的测绘，甚至在内蒙新疆接壤处日军侦察队到额济纳对蒙族王爷的贿赂，日本飞机的光临，日本人到列强逐鹿的中亚三番五次地探查，其动机自然引起国人的怀疑。
事后数十年来看，我国珍贵文物被偷运出境的结果，看法是见仁见智。但是在所有这些来华探险考察的人士中，唯有斯文·赫定既与中国同行一起对西域作过探查(一九二七——一九三○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参见《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年)，从而帮助了中国西域考察考古事业的发展；而且，也只有斯文·赫定在三十年代再次来华时，为民国政府提供了促进新疆等西北地区与内地交通联系的建议并率队沿内蒙、甘肃、新疆一线考察公路选线方案，沿途栉风沐雨，甚至还冒着被土匪打劫、马仲英回民叛军裹胁杀害、盛世才扣押软禁的风险。
在回忆此事的由来时，斯文·赫定在书中写到了一九三三年在北平他与外交部次长刘崇杰的交谈：
乾隆皇帝在中央帝国周围建立了呈半圆形分布的、受制于中国当局的一系列缓冲国。现在这个半圆中只剩下一个环节。民国建立后你们就失去了对西藏的控制，外蒙古、满洲和热河以及内蒙古也受到严重威胁。新疆还在民国政府手上，却因穆斯林的造反和内战而四分五裂，如不采取保住这个省的行动，那么新疆也会丢掉的。
“你认为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次长问。
“我想，第一步应该开通中国内地和新疆之间一流的公路交通，
这是可以办得到的。下一步则是修筑一条通向亚洲腹地的铁路。”
《丝绸之路》这本书记叙的，就是他率队勘探考察旅行的详细过程。他说，“我在引言中提到我给南京政府的备忘录中曾强调了复活古代皇家驿道的重大意义。这条路曾在若干世纪中把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对中国来说，延伸和维持联系其与亚洲腹地之内的领地的伟大线路，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修筑适合交通需要的道路，新疆的状况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商业上，都是极不稳定的。”
以一个具有丰富学识探险家的乐观主义的合理想象，他还说下了六十年后即获证实的预言：“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汽车旅行爱好者可以驾着自己的汽车从上海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到喀什，然后穿过整个西亚到达伊斯坦布尔，再经过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柏林，到达汉堡、不来梅港、加莱或布洛涅。”斯文·赫定进而断言，“这样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公路交通动脉，当然不会仅仅是为了游乐而建筑的。……这条路不仅会有助于中华帝国内部的贸易往来，还能在东西方之间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它将连结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个大洋、亚洲和欧洲这两块大陆、黄种人和白种人这两大种族、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明。在这因怀疑和妒忌而使各国分离的时代，任何一种预期可以使不同民族接近并团结起来的事物，都应得到欢迎和理解。”
且不说斯文·赫定对我国政府提出修路这点建议的重要战略意义，他关于促进亚欧民族交流团结的想法，本身就是值得后人肯定的，是符合人类共同价值观的。
一九三八年写就的书，到现在已经有五十七年了。斯文·赫定的建议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民国政府初步建设的基础上完成了：
五十年代开通了兰新铁路和京包、包兰铁路(即京兰线)。
六十年代修通了兰青铁路，后来又修了青藏铁路(至格尔木)。
七十年代修筑通往库尔勒的南疆铁路。
八十年代末开通北疆铁路，沟通了中国与中亚的路网而形成了所谓的“新亚欧大陆桥”。
公路就更不必多说了：北京到喀什的国道及喀什至巴基斯坦吉尔吉特之间的喀拉昆仑公路，上海到伊宁的三一二国道，北京经内蒙、宁夏、甘肃、青海到拉萨的一○九国道把大西北与祖国内地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全球汽车运动界瞩目的巴黎、莫斯科、北京汽车拉力赛，走的正是斯文·赫定提到的这条线路。
斯文·赫定富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和想象力，使他成为我国重振丝路雄风的首倡者之一。通过他对通往新疆公路选线的具体组织和参与，他对中国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与中国同行对新疆和西北其他地区的独立和合作考察，增加了人类对神秘的中亚文明的认识，帮助促进了中国的学术事业的发展。在这些方面，在所有来华的西域探险家中，他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