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日本城市“名古屋”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知名，这并非因为它的風光旖旎，工业发达，而是它的市长河村隆之说了一句很让中国人生气的话：“所谓的‘南京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些日本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个不算新闻。但让中国民众不爽的还有：当南京访日代表团团长在听到河村的话后，竟然没有当场反驳，而是“圆滑地”转移了话题。
　　当然，后来南京市方面还是有反应的，而且是一天三反应：驳斥、指责、断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南京市政府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在会见来访日本外务省官员时，也表达了中方的“强烈不满”，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侵华历史，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日本政府对河村言论，表现的是另一种“理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说，当年日军在南京杀害非战斗人员和进行抢夺的行为是不容否定的，但两国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日本政府不便介入。
　　不熟悉对方国家政治运作架构的中日民众，想必都对彼此政府间的这一连串举动难以理解。在南京代表团发表的《说明》中提到：“会面结束后，名古屋市国际交流课的官员一再解释：实在对不起，河村市长发表这样的言论，只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市政府。”
　　看来南京市并不太相信这个说法，不然也不会跟名古屋市“断交”。在这方面，中方的反应往往是强硬的、充满感情的、一步到位和不容分辩的。日本民众大概会觉得我们反应过度了，但中国民众都知道这是正常的反应。因为政府的表态既是针对日本，也是国内的需要。日方也是如此。
　　在中国民众心中，南京大屠杀已成日军侵华的典型罪例。但30年前还不是这样。研究抗战史的民间人士王锦思，在他尚未出版的书稿《发现抗战》中，叙述了南京大屠杀是怎样从国人心中消失，又一步步走回来的。
　　1946年6月，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遵照蒋介石指示，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这是“南京大屠杀”提法最早的由来。
　　后来相关调查也中断了，“文革”时，南京大屠杀遗址毁坏殆尽。1982年，在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刺激下，中国学者正式提出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研究；1983年，第一次提出修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深刻地说：“没有日本否定历史，还没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南京大屠杀史料民间收藏第一人吴先斌认为，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者是中国的10倍。据说日本右翼掌握大量史料，声称要来南京辩论。我们常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30万以上”，精确不到万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哭墙”上的遇难者姓名也只有10311个。而日本广岛公布原子弹受害死难者共253008人，精确到个位，名单详细记载。
　　回到“河村隆之”事件上来。俗话说“堵不如疏”。名古屋与南京结为友好城市已经34年，河村也不是第一次发表此类言论了。此事经报道后，国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研究者纷纷出来表态，认为“众多历史材料、证据都印证了南京大屠杀史实，任何人无法否认”。既如此，我方不妨在这场风波过后，邀请名古屋市官员、市民自费到南京来，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访问大屠杀的幸存者及遗属们，邀集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与其座谈、辩论，以事实和证据驳斥河村谬论，那样，事情可能就会朝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