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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家前面的一条巷子里有座小庙，叫崔王庙，是纪念唐朝一位府君的。大家也搞不清他有何政绩，与临海地方有何关系，就入庙礼拜了起来。但后来此处却改为小学校舍了。因为这庙破败时，曾由何姓乡绅出资重修，所以小学校长也就由何家人出任。崔王庙小学规模很小，资金短缺，办得并不起色，在临海教育界排不上号。但是，它的校长何公望先生却很有些名气。只是，他不是以办学闻名，而是以技艺著称。
何公望是个音乐全才。那时临海城尚无钢琴、小提琴之类高级洋乐器，学校里音乐课用的是风琴，民间玩的主要是丝竹与鼓吹，这些，何公望都拿得起来。我所住的宋家台门人口众多，每当夏夜，邻居们常聚集起来，你一把胡琴，他一管笛子，还有京胡、箫、碰钟、木鱼等，就演奏起江南丝竹来了：《光明行》《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等等。我们在旁边听得很入迷，但何公望先生一来，即能指出哪些地方离谱走调了，还能拿起乐器来演示一番，大家对他都很佩服。
何公望为什么会到宋家台门里来呢？因为宋仁礼先生是北山小学校长，在临海的小学教育界很有名气，所以何公望常到他家来，请教之外兼联络感情。宋仁礼是个玩家，既玩脚踏车、照相机之类的时髦东西，也玩麻将、风筝这些古老玩意儿。有一次，我看见何公望就在宋家为仁礼先生做风筝。我们小孩子放的通常是瓦片风筝，讲究一点的，则放蝴蝶风筝，其实都是一种平面的东西，只是形状不同而已。但何公望为宋家做的，却是蜈蚣风筝，一节一节地连起来，是立体的，还要着上各种色彩，很是好看。这东西不但做起来难度很大，而且放起来也不易掌握。但何公望既能做，也能放，我们小孩子一直围着他转。他的确是多才多艺。如果让他做音乐教师或美术、手工教师，肯定是临海城里第一流的。
但不知何故，1949年以后，他既做不成校长，也没有人请他做音乐或美术教师，而是失业了。当然，比起宋仁礼来，他的境遇还算是好的。宋仁礼是关进去审查，出来后，既失去了工作，也没有了家产，很是潦倒。何公望则有技艺在身，自有生存之道。他将自己家里临街这面墙开出一扇大窗，开起一爿小小的乐器店，店堂里挂满了胡琴、京胡、箫、笛之类，自己则在窗下一边做乐器，一边照顾店面，一举两得。
我路过店门口时，常隔着窗户看他做乐器。那时我已上中学，不再是围着他看做风筝的小孩子了，但他还认得我，与我搭讪。他说：“这些做乐器的木料、竹材，都是自己到市场上挑选的，进价很便宜，主要靠手艺，比如做笛或箫，一要竹头选得好，二要打洞的位置定得准，洞打得偏差一点点，音调就不准了，这是最难掌握的。我有薄技在身，所以这碗饭还能吃得下去。”
何公望就在店堂里吃饭，我看他的确吃得不错。后来公私合营，他也并不恐慌。因为他这家乐器店本来就没有多少资本，主要靠的是技艺。合营后做职工，收入当然会少一些，但生活总还过得下去。
在我所熟悉的人中，同样从学校走向市井的，还有孙一影先生。他既是我母亲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教过我初一语文。态度温文儒雅，讲话慢条斯理，古文教得很好，现代文则讲得一般。但解放后不久，就看不见他了，不知何去。后来我母亲病了，叫父亲去请他到家里来看病，我这才知道，解放后他自动离开回浦中学，到方一仁国药店去做坐堂医生。
方一仁是临海城最大的中药店，一向聘有名医坐堂，一则方便病家诊病，二则也为本店的生意着想，因为经坐堂医生看过病开了方，病家总不会再跑到别的药店去买药吧。那时候，方一仁的生意很好，坐堂医生的工薪也相对较高。
不过孙一影先生转行的本意，并不在于工资的高低。因为他不算名医，做坐堂医生的工资，不会比中学教师高到哪里去。那么，他为什么要放弃在临海城里很有地位的回浦中学教师，而去做默默无闻的坐堂医生呢？他对我母亲说了一句很实在话。他说：“解放后，我知道教书这碗饭，不是我吃的，还是早点离开为好。”当时我就在旁边，听了甚为不解。你教书不是教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说这碗饭吃不下去呢？后来经历得多了，知道的事情也多了，才认识到孙先生识时务，知进退，的确是位高人。
原来孙先生早年做过国民党县党部的官，后来看到政界污浊，就退出来做教师；新政之后，他知道教育部门一定会掌控得很紧，他这种经历的人肯定会有些麻烦，还不如早日离开为好。虽然政治运动波及各界，但药店里的医师，总比学校里的教员要好得多。
古人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我不知道何公望、孙一影两位先生算不算得上是“中隐”？当然，他们不是那种想走终南捷径而挂“隐士”招牌之人，而是能够审时度势，从风急浪高之处退出来，凭着随身的技艺，在市井之中谋求生存而已。
如果说，何公望、孙一影两位先生，是以避世之道，自觉或半自觉地走向市井，那么，还有一些人则是在文化教育界有所作为而受到打击之后，被动地转入市井。
许绍棻先生在1948年毕业于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因为文笔很好，本有一家报社聘他去做编辑，但回浦中学董事长陆翰文先生要他回到母校来教书，他抱着服务乡梓的目的，回到临海来了。他曾经教过我好几个学期的语文课，所以比较熟悉。绍棻先生性格耿直，说话坦率，敢于褒贬人物，很受学生欢迎。1949年以后，有些老师凡事揣摩领导意图，对学生的态度，也要看团支部（那时中学里还没有党支部）的眼色行事，颇有阿世之嫌。但绍棻先生却不是这样，他自有衡量是非、品评人物的标准。当时我因不太驯服，做事常常自作主张，所以很受班干部的歧视，被当作落后分子加以打击。但绍棻先生却说：“吴中杰这个人，头颈硬峥峥，不肯人云亦云，总要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说不定将来会有出息的。”虽然我至今垂老而并无出息，但对许先生的鼓励却还是很感激的。不过，这也可见许先生的思想观点多么不合时宜，与主流意识多么格格不入了。在反右运动中，他因为对当时的教育体制和育人方针提了些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当然，这与他的社会背景也有些关系。他家是地主，他的堂兄是国民党时代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在以阶级关系决定一切的年代里，难免要有所牵连。再加上他“认罪”的态度不好，也就是他所说的“头颈硬峥峥”，所以处分得很重。有些右派“认罪”态度好的，可以降薪留用，改做图书资料工作，而绍棻先生却因为头颈太硬的缘故，被送到劳改队去强迫劳动，做最繁重的扛石工。一向受人尊敬的教师，突然变成了劳改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要去做最重的体力劳动，落差之大，使人难以适应。但是他具有顽强的意志，硬是挺过来了。 劳改结束之后，也没有让他回校，而是发配回老家张家渡去做农民。张家渡是个山乡小镇，生活条件虽还不错，但要一个文弱书生靠生产队的劳动工分来养家糊口，却十分为难。好在绍棻先生往日在研读中国古代文史书籍时，曾旁及歧黄，略通医道，故在田头劳动之余，还能为乡人看病。绍棻先生说，那时他想起了一句古训：“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良相”他本来就不想做，现在注入另册，更不可能做，但“良医”倒还可以勉力而行。农村本来就缺医少药，当时虽有赤脚医生，但因文化水平太低，所以医疗水平也就不高。因为医学总是建立在相应有文化背景之上的，比如中医，就有着儒、道、释三家文化理论的支撑，不是靠背诵几首汤头歌诀所能掌握的。绍棻先生熟读经史，学起中医来也就容易进入堂奥，医好几个病人之后，名声就慢慢传播开来了，成为当地的名医。张家渡虽为一个小镇，但商业较为发达，每旬有好几次市集，附近村庄和山区的农民常来赶集，于是，前来求医者也就很多。那时农村正在公社化高潮之中，农民手头现钱也很紧缺，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手中还有些农副产品，就常常送些蕃莳、芋头等物来酬谢，这对于工分不足的人家，也是不无小补。绍棻先生后来对我说，他那时就靠这些杂粮，度过饥荒。
1978年，右派问题改正，绍棻先生重返回浦中学任教，1980年调入台州教师进修学院，担任中文科中文教研组组长。他担任教研组长后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将沦落街头的右派分子朱东杲调入进修学院做教师。
东杲年纪比我略大几岁，中学时因为不同校，没有来往。但他就住在我家前面的巷子里，他家的后窗对着我家前窗，所以彼此也还认识。1953年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因为报到得早，许多高班同学常到宿舍里来指点、关照，来得最多的，就是东杲。他当时是新闻系二年级生，因为那时新闻系的很多课程是与中文系一起上的，所以两系同学间关系很密切。东杲当时已经是个活跃分子，课余常给报刊写稿，还给一家越剧团编剧本，稿费不少，生活过得很滋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进《文艺报》工作。《文艺报》是中国文联和作协的机关报，掌握全国文艺界的动向，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工作单位。但正因为其重要，所以也就处在风口浪尖之上，不断受到冲击。还在1957年之前，先后两任主编丁玲和冯雪峰都被整了下去。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连一批青年骨干，如唐因、唐达成、侯敏泽等，也都全军覆没，朱东杲与他们关系较近，或者说，与他们是一伙的，自然也逃不脱划右的命运。这些年轻的右派，大都被下放到艰苦地区去劳动改造，只领取一定的生活费，这时，东杲的台州人硬脾气发作了，他觉得既然要劳动改造，我就不要你这几块钱的生活费，不如离职回家去吧。
但当时全国的政策是一致的，尽管你当年是本地的才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如今落魄归来，也就没有你的位置了。他只好走进市井，在大街头拉板车。好在那时他还年轻力壮，又是单身一人，拉板车也能生活得下去。别人常看见他在小饭店里吃麦饼，日子过得还可以。但这一拉，就拉了20年。其中酸甜苦辣，非外人所能知。我后来曾见过他几面，他笑嘻嘻地不谈过往，我也就不便追问。
绍棻先生原先与他并不很熟，只是觉得人才可惜，所以在自己恢复教职之后，就乘教育学院扩展之机，提出把东杲调入，使他晚年有个归宿，也可壮大学院的师资力量。东杲有复旦大学的毕业文凭，又有《文艺报》的工作资历，而且正值落实政策的时机，此事很快就办成了。凭他原来的业务根底，做一个称职的教师是不成问题的，但经历了多年的磨难之后，虽然较前沉稳，却失去了当年的英俊之气，这对于创造性的工作，是极其不利的。
鲁迅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并慨叹道：“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我真弄不懂，为什么要把有一点英俊之气，有一点独立精神的人都打下去，非弄得大家都萎靡锢蔽不可呢？
何公望是个音乐全才。那时临海城尚无钢琴、小提琴之类高级洋乐器，学校里音乐课用的是风琴，民间玩的主要是丝竹与鼓吹，这些，何公望都拿得起来。我所住的宋家台门人口众多，每当夏夜，邻居们常聚集起来，你一把胡琴，他一管笛子，还有京胡、箫、碰钟、木鱼等，就演奏起江南丝竹来了：《光明行》《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等等。我们在旁边听得很入迷，但何公望先生一来，即能指出哪些地方离谱走调了，还能拿起乐器来演示一番，大家对他都很佩服。
何公望为什么会到宋家台门里来呢？因为宋仁礼先生是北山小学校长，在临海的小学教育界很有名气，所以何公望常到他家来，请教之外兼联络感情。宋仁礼是个玩家，既玩脚踏车、照相机之类的时髦东西，也玩麻将、风筝这些古老玩意儿。有一次，我看见何公望就在宋家为仁礼先生做风筝。我们小孩子放的通常是瓦片风筝，讲究一点的，则放蝴蝶风筝，其实都是一种平面的东西，只是形状不同而已。但何公望为宋家做的，却是蜈蚣风筝，一节一节地连起来，是立体的，还要着上各种色彩，很是好看。这东西不但做起来难度很大，而且放起来也不易掌握。但何公望既能做，也能放，我们小孩子一直围着他转。他的确是多才多艺。如果让他做音乐教师或美术、手工教师，肯定是临海城里第一流的。
但不知何故，1949年以后，他既做不成校长，也没有人请他做音乐或美术教师，而是失业了。当然，比起宋仁礼来，他的境遇还算是好的。宋仁礼是关进去审查，出来后，既失去了工作，也没有了家产，很是潦倒。何公望则有技艺在身，自有生存之道。他将自己家里临街这面墙开出一扇大窗，开起一爿小小的乐器店，店堂里挂满了胡琴、京胡、箫、笛之类，自己则在窗下一边做乐器，一边照顾店面，一举两得。
我路过店门口时，常隔着窗户看他做乐器。那时我已上中学，不再是围着他看做风筝的小孩子了，但他还认得我，与我搭讪。他说：“这些做乐器的木料、竹材，都是自己到市场上挑选的，进价很便宜，主要靠手艺，比如做笛或箫，一要竹头选得好，二要打洞的位置定得准，洞打得偏差一点点，音调就不准了，这是最难掌握的。我有薄技在身，所以这碗饭还能吃得下去。”
何公望就在店堂里吃饭，我看他的确吃得不错。后来公私合营，他也并不恐慌。因为他这家乐器店本来就没有多少资本，主要靠的是技艺。合营后做职工，收入当然会少一些，但生活总还过得下去。
在我所熟悉的人中，同样从学校走向市井的，还有孙一影先生。他既是我母亲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教过我初一语文。态度温文儒雅，讲话慢条斯理，古文教得很好，现代文则讲得一般。但解放后不久，就看不见他了，不知何去。后来我母亲病了，叫父亲去请他到家里来看病，我这才知道，解放后他自动离开回浦中学，到方一仁国药店去做坐堂医生。
方一仁是临海城最大的中药店，一向聘有名医坐堂，一则方便病家诊病，二则也为本店的生意着想，因为经坐堂医生看过病开了方，病家总不会再跑到别的药店去买药吧。那时候，方一仁的生意很好，坐堂医生的工薪也相对较高。
不过孙一影先生转行的本意，并不在于工资的高低。因为他不算名医，做坐堂医生的工资，不会比中学教师高到哪里去。那么，他为什么要放弃在临海城里很有地位的回浦中学教师，而去做默默无闻的坐堂医生呢？他对我母亲说了一句很实在话。他说：“解放后，我知道教书这碗饭，不是我吃的，还是早点离开为好。”当时我就在旁边，听了甚为不解。你教书不是教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说这碗饭吃不下去呢？后来经历得多了，知道的事情也多了，才认识到孙先生识时务，知进退，的确是位高人。
原来孙先生早年做过国民党县党部的官，后来看到政界污浊，就退出来做教师；新政之后，他知道教育部门一定会掌控得很紧，他这种经历的人肯定会有些麻烦，还不如早日离开为好。虽然政治运动波及各界，但药店里的医师，总比学校里的教员要好得多。
古人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我不知道何公望、孙一影两位先生算不算得上是“中隐”？当然，他们不是那种想走终南捷径而挂“隐士”招牌之人，而是能够审时度势，从风急浪高之处退出来，凭着随身的技艺，在市井之中谋求生存而已。
如果说，何公望、孙一影两位先生，是以避世之道，自觉或半自觉地走向市井，那么，还有一些人则是在文化教育界有所作为而受到打击之后，被动地转入市井。
许绍棻先生在1948年毕业于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因为文笔很好，本有一家报社聘他去做编辑，但回浦中学董事长陆翰文先生要他回到母校来教书，他抱着服务乡梓的目的，回到临海来了。他曾经教过我好几个学期的语文课，所以比较熟悉。绍棻先生性格耿直，说话坦率，敢于褒贬人物，很受学生欢迎。1949年以后，有些老师凡事揣摩领导意图，对学生的态度，也要看团支部（那时中学里还没有党支部）的眼色行事，颇有阿世之嫌。但绍棻先生却不是这样，他自有衡量是非、品评人物的标准。当时我因不太驯服，做事常常自作主张，所以很受班干部的歧视，被当作落后分子加以打击。但绍棻先生却说：“吴中杰这个人，头颈硬峥峥，不肯人云亦云，总要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说不定将来会有出息的。”虽然我至今垂老而并无出息，但对许先生的鼓励却还是很感激的。不过，这也可见许先生的思想观点多么不合时宜，与主流意识多么格格不入了。在反右运动中，他因为对当时的教育体制和育人方针提了些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当然，这与他的社会背景也有些关系。他家是地主，他的堂兄是国民党时代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在以阶级关系决定一切的年代里，难免要有所牵连。再加上他“认罪”的态度不好，也就是他所说的“头颈硬峥峥”，所以处分得很重。有些右派“认罪”态度好的，可以降薪留用，改做图书资料工作，而绍棻先生却因为头颈太硬的缘故，被送到劳改队去强迫劳动，做最繁重的扛石工。一向受人尊敬的教师，突然变成了劳改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要去做最重的体力劳动，落差之大，使人难以适应。但是他具有顽强的意志，硬是挺过来了。 劳改结束之后，也没有让他回校，而是发配回老家张家渡去做农民。张家渡是个山乡小镇，生活条件虽还不错，但要一个文弱书生靠生产队的劳动工分来养家糊口，却十分为难。好在绍棻先生往日在研读中国古代文史书籍时，曾旁及歧黄，略通医道，故在田头劳动之余，还能为乡人看病。绍棻先生说，那时他想起了一句古训：“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良相”他本来就不想做，现在注入另册，更不可能做，但“良医”倒还可以勉力而行。农村本来就缺医少药，当时虽有赤脚医生，但因文化水平太低，所以医疗水平也就不高。因为医学总是建立在相应有文化背景之上的，比如中医，就有着儒、道、释三家文化理论的支撑，不是靠背诵几首汤头歌诀所能掌握的。绍棻先生熟读经史，学起中医来也就容易进入堂奥，医好几个病人之后，名声就慢慢传播开来了，成为当地的名医。张家渡虽为一个小镇，但商业较为发达，每旬有好几次市集，附近村庄和山区的农民常来赶集，于是，前来求医者也就很多。那时农村正在公社化高潮之中，农民手头现钱也很紧缺，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手中还有些农副产品，就常常送些蕃莳、芋头等物来酬谢，这对于工分不足的人家，也是不无小补。绍棻先生后来对我说，他那时就靠这些杂粮，度过饥荒。
1978年，右派问题改正，绍棻先生重返回浦中学任教，1980年调入台州教师进修学院，担任中文科中文教研组组长。他担任教研组长后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将沦落街头的右派分子朱东杲调入进修学院做教师。
东杲年纪比我略大几岁，中学时因为不同校，没有来往。但他就住在我家前面的巷子里，他家的后窗对着我家前窗，所以彼此也还认识。1953年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因为报到得早，许多高班同学常到宿舍里来指点、关照，来得最多的，就是东杲。他当时是新闻系二年级生，因为那时新闻系的很多课程是与中文系一起上的，所以两系同学间关系很密切。东杲当时已经是个活跃分子，课余常给报刊写稿，还给一家越剧团编剧本，稿费不少，生活过得很滋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进《文艺报》工作。《文艺报》是中国文联和作协的机关报，掌握全国文艺界的动向，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工作单位。但正因为其重要，所以也就处在风口浪尖之上，不断受到冲击。还在1957年之前，先后两任主编丁玲和冯雪峰都被整了下去。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连一批青年骨干，如唐因、唐达成、侯敏泽等，也都全军覆没，朱东杲与他们关系较近，或者说，与他们是一伙的，自然也逃不脱划右的命运。这些年轻的右派，大都被下放到艰苦地区去劳动改造，只领取一定的生活费，这时，东杲的台州人硬脾气发作了，他觉得既然要劳动改造，我就不要你这几块钱的生活费，不如离职回家去吧。
但当时全国的政策是一致的，尽管你当年是本地的才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如今落魄归来，也就没有你的位置了。他只好走进市井，在大街头拉板车。好在那时他还年轻力壮，又是单身一人，拉板车也能生活得下去。别人常看见他在小饭店里吃麦饼，日子过得还可以。但这一拉，就拉了20年。其中酸甜苦辣，非外人所能知。我后来曾见过他几面，他笑嘻嘻地不谈过往，我也就不便追问。
绍棻先生原先与他并不很熟，只是觉得人才可惜，所以在自己恢复教职之后，就乘教育学院扩展之机，提出把东杲调入，使他晚年有个归宿，也可壮大学院的师资力量。东杲有复旦大学的毕业文凭，又有《文艺报》的工作资历，而且正值落实政策的时机，此事很快就办成了。凭他原来的业务根底，做一个称职的教师是不成问题的，但经历了多年的磨难之后，虽然较前沉稳，却失去了当年的英俊之气，这对于创造性的工作，是极其不利的。
鲁迅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并慨叹道：“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我真弄不懂，为什么要把有一点英俊之气，有一点独立精神的人都打下去，非弄得大家都萎靡锢蔽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