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所处的时代，交替着社会大变动，诸侯割据混战引发了政治秩序的重建，生死问题，激起了活跃在“百家争鸣”思想氛围下的先哲们莫大的关注与思考……
　　庄子是一个以生为苦，以死为乐，坦然面对死忙到来的人。在庄子看来，整个人生就是一个“苦身疾作”（《至乐》）而又“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的辛苦劳作过程，况且人生充满痛苦，无长久而真实的快乐，“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惽，久忧不死，何苦也！”（《至乐》），那么死就是一种解脱、一种休息，因此，在庄子那里，死亡意味着对人生之累的解除，死亡因此而获得的甚至超越生命生存本身的价值。
　　人生在世，都要面临一个人生归宿的终极问题，那就是死亡。庄子和先秦时期其他哲学家一样，认为生与死的问题始终是人生第一位的、最终无法跨越的界限。同样是生命哲学，儒家认为人是天地之杰，万物之灵，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儒家生死观的基本出发点，是典型的乐生哀死者。为何作为道家代表人物的庄子，他的生死观却是“苦生乐死”呢？概括起来，其对生命困境的感悟除了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最关键的还是来自对社会的时势之困，它既包括来自上层统治者，也包括来自普通民众对他人生出路造成的困惑，是造成他“苦生乐死”生命困境的根本原因。
　　不同历史时代人的生存状态，往往受制于特定的时势。处在动乱的历史中，残暴的政治与连绵不断的战争轻易夺去许多人的生命，处在汉末乱世的一代枭雄曹操面对荼毒生灵的战争，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呼喊：“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庄子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并且早了几百年。庄子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高端知识分子，也是关怀民瘼，希望有用于世的，在《人间世》的开头，他虚构了仲尼和颜回对话的寓言，“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表达了他原本救世的雄心，然而，他对统治阶级却也有着透彻的了解，纵观历史，“桀杀关逢龙，纣杀王子比干”，这便是爱国知识分子的下场。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救世如“螳螂挡车”，统治者为争夺政治利益，驱使小吏为其奔逐，人民生活水深火热，浩劫不断，“今世殊死者相枕也，刑戮者相望也”的惨状，庄子进一步认识到，在这种环境下，连个人的生死都没有任何保障，妄谈实现人生价值了。当一个人既不能改变同时又不能逃避这种险恶环境的时候，他所做的，只有坦然接受。庄子曾借孔子之口说：“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秋水》）
　　让他更深刻体会到渺小个人在社会变革面前的无能为力，还有世人逐物趋俗，“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而不自知，倒置之民越来越多。在当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环境下，驱使人们“殉利”“殉名”“殉物”，人为物役，而丧失了自己。庄子不由悲叹：“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债。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刻意》）庸俗者所干的奔驰趋炎的勾当，正是让庄子感到寒心而可悲的所在，他需要对世俗的价值观有深刻的反省，他期待在乱世中走一条保持自己精神独立的不寻常路。
　　我们发现庄子在《逍遥游》中出现了有关“神人”的描写的影子：“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的“神人”变成了精神超脱的“高士”，他期待那是自己在现实中的化身，但是，这种神奇无比而又飘飘欲仙的境界，在现实中哪里去寻找这样依托的净土呢？从《庄子》一书中我们隐约可以见到庄子身世的信息，他的生活是十分贫困的。他有时靠打草鞋过活，还曾向监河侯借过米，见魏王的时候穿的是补了又补的粗布衣，草鞋上的带子也是断了又接起来的。庄子只做过管漆园的小官（漆园吏），但时间不长就归隐了。他的沉痛的现实遭遇，成为“神人”的理想也随之破灭，世俗的社会逼迫到了尽头，他对生死问题也随之大彻大悟。《天下》篇描述庄子对待生死的看法已经合二而为一“生与死与，天地并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个人生死融入到了宇宙这个生生不息的大生命中，生是痛苦的，而死是超脱并快乐的，“苦生乐死”的价值观在现实中也有了最好的归宿，并得到了永生。
　　庄子因为时遇乖违的历史环境，他一方面对传统和现实深深不满，时时发出尖锐的批判和愤怒的抗议；另一方面，由于无力改变现实，所以只能“颠覆传统”、在精神世界里寻找安慰。一部《庄子》，其宗旨是要把人从“自丧”中解放出来，个体不必为“生”而喜，更不必为“死”而忧。对死亡之困的观念性的突破，具有精神解放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苦生乐死”的生死观彻底突破了生命的诸种困境，实现了心灵上的绝对自由。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