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缓解统治危机，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上书《奏定学堂章程》，拟兴办新式学堂。随后，清政府颁布蒙养堂、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等系列章程，第一次以政府名义推行规定完整的学制革新。在这场史称“癸卯学制”的革新中，《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第一章第九节主张：“选取外国家庭教育之书，择其平正简易、与中国妇道妇职不相悖者（若日本下田歌子所著《家政学》之类），广为译书刊布。”
　　下田歌子的《家政学》，在1902年5月就曾由清末外交官钱恂之妻单士厘译刊。单士厘幼承庭训，自1899年起随钱恂出驻日、俄等国家后，又见识大长。在中外文化碰撞和女性视角观感的触发下，单士厘开始著书立说，成为倡导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启迪妇女国民意识之嚆矢。她驻日期间，曾送长媳在下田歌子创办的实践女子学校就读，她自己也与下田歌子结下了深厚友谊，更将翻译下田歌子《家政学》作为她宣扬女学、启蒙妇女事业之先声。无独有偶，同年十一月， 康有为门徒汤钊也翻译了下田歌子的《家政学》，并由梁启超间接掌控的上海广智书局作为“家政学丛书”的第二种正式推出。有意思的是，1903年，曾国藩第六女曾纪芬读到下田歌子的《家政学》后，认识到“国脉之隆盛，基乎家庭;而家道之振兴，关乎教育”，喜而译之，并在浙江官书局刻印出版。
　　在1902年5月到1903年5月期间，下田歌子的《家政学》在中国先后出现三个译本，并从一本日本女子学校的教科书成为中国第一个学前教育法规中官方推荐书目。这确因当时中国知识界对近代女子教育科学启蒙诉求迫切，也得益于前后三个译者的个人地位和家族势力，但更多的是因为下田歌子本人在女子教育领域的巨大影响力。
　　下田歌子是谁？她的著述为何能成为当时中国的官方推荐书目？她的女子教育理念又对近代中国女学产生了什么影响？对当下是否还有意义？且让我们在尘封的历史中，去发现问题并探寻答案。
　　皇族公主的老师
　　下田歌子原名平尾鉐，1854年出生于美浓国惠那郡岩村（日本岐阜县），是松平藩藩士平尾镖藏的长女。据说她家学渊远， 自幼学习四书五经等汉文经典，五岁会作俳句，六岁能写和歌，七岁可作汉诗，是个小神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因是尊皇派受德川幕府打压的平尾镖藏得到起用，于1870年赴东京就职。1871年，18岁的平尾鉐前往东京投奔父亲。翌年，皇室后宫改革，士族女性也可像贵族女性入宫充当“女官”，平尾鉐得以入宫做最低等的宫廷女侍。她才貌出众，能文善歌，很快得到昭宪皇后赏识，并得赐“歌子”之名，在宫内步步高升。8年后，“歌子”辞去宫廷职务，嫁给东京的士族下田猛雄。自此，平尾鉐得名“下田歌子”。
　　遗憾的是，下田猛雄嗜酒成疾，很快病逝，下田歌子的生活也陷入困顿。1881年，在首相伊藤博文等政府高官的援助下，下田歌子创办了桃夭女塾，开始从事女子教育活动，并由此逐步成长为被当时日本女性奉为楷模、影响遍及东亚诸国的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
　　每个人的名字，为父母赋，为尊长赐，都只是一个人在人世行走的代号。这个人的名到底如何，人到底怎样，归根结底，却是自己赋予的。下田歌子若不是在皇宫供职期间，主动结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土方久元等政府高官，并奋发先为地在教育领域做出非凡成绩，纵使被皇后赐名，下田歌子也只不过是下田歌子，下田歌子也成不了后来的下田歌子。
　　下田歌子创办的桃夭女塾，名字源自《诗经》“周南篇”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昭示学校是专门培养新娘的。女塾主要招收士族出身的政要人物的妻女，学习内容以吟咏和歌以及讲解《源氏物语》为主，完全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日本传统文化修养。
　　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就很重视教育。当时武士以上的阶层都能受到较好的教育，平民教育也得到大力发展。1868年明治维新颁布《五条誓文》，就提出“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维新的具体策略就是以“教育立国”为基础，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从而达到“文明开化”，为此成立了文部省专门来管理全国的学校。在此背景下，原来由仁孝天皇在1847年设立的面向朝廷贵族的教育机关“学习所”在1876年改名为“华族学校”，1877年又改名为“学习院”，归入宫内省管理，也开始了系列维新变革。1884年，宫内省开始筹建华族女子学校。下田歌子因曾为女官，又与伊藤博文等政府高官熟识，便受宫内省派遣，参与华族女子学校的建设。
　　1885年，华族女子学校成立时，下田歌子作为筹建人之一，以“年俸千元”的高薪，被破格聘任为该学校的干事兼教授，桃夭女塾也被并入其中。次年，她又升任学监，统管学校的教务，同时兼任家政课、修身课的教授，地位仅次于校长。此后20年间，她一直是华族女子学校的主要管理者，她主编的《和文教科书》三卷、《小学读本》八卷、《家政学》等也一直是华族女子学校的教材。
　　这期间的下田歌子，“才色兼备”，被世人奉为女性楷模。她也因此被选任为两位皇族公主的老师。1893年至1895年间，为更好地完成皇族公主的教育任务，她获得海外考察教育的机会。她曾在英国皇室附设学校生活过一段时期，并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后来又考察了法、德、意、瑞士、美国等欧美国家上流社会女子的教育情况。日本在1853年被美国的船坚利炮打开国门后，一些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已透过“锁国”帷幕下的缝隙，尽力吸收西方传来的新风。明治时代，留洋学洋的风气更烈。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性格开放、敢学敢干的下田歌子并不囿于己任，在考察海外上流社会女子教育之余，投入更多时间精力考察了海外整体教育情况及女子教育在社会中的整体地位和影响。 　　这次海外考察对下田歌子影响很大。下田歌子认识到，落后的日本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向先进的欧美国家学习借鉴;在教育方面，日本与海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层以下的大众妇女的教育，才是“国家隆盛之基”。此后，下田歌子的思想及活动方向发生了巨大转变，真正地从教育“名家”走向了教育“大家”。
　　“贤妻良母”的教育观
　　下田歌子回国不久，华族女子学校并入学习院，她也升任了“学习院女学部”部长，继续负责日本贵族女子教育。西方世界的经历，推使着她突破陈窠勇敢向前。1898年，她牵头组建“帝国妇女协会”并出任会长。不同于当时通常只面向上流社会的妇人团体，她组建的这个协会面向全国妇人，特别是中层以下的大众女性。协会以提高新时代日本妇人教养和自觉为目标，计划从教育、文学、工艺、商业和社会救济五大方面开展工作。1899年，下田歌子成功开设实践女学校及女子工艺学校，并兼任两校校长。1900年又发行了协会机关杂志《日本妇人》。随后，下田歌子在日本各府县陆续建立了协会支部和附属工艺学校，不断推进平民女子教育。
　　海外考察归来的下田歌子，认识到女子教育乃国家富强之基础。她在多种场合多种渠道都强调：“惟教育有最宜注意者，则女学必与男学并重。此非予一人之私言，实为欧美各国大教育者所研究所发明之公理也。”下田歌子认识到传统的日本女子教育囿于贵族阶层，“动辄偏于悠远高尚，不注重实际功效”。而明治维新以来的欧化教育风潮，实际上是“模仿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方法，犹如披上了一件借来的外衣，这种舶来的风格与日本国风并不协调，也不适合日本女子”，日本女子教育沦为不能付诸实践的装饰。受“实践求效”的教育理念驱使，不同于近代日本津田梅子、跻见花蹊等女教育家以自己名字冠名办学的习惯，下田歌子将其创办的女子学校直接以“实践”命名，竭力倡导向中等以下阶层的女子普及教育，大力主张从实践中增长女子知识和能力。
　　下田歌子将实践女子学校教育目标定位为“传授修身齐家所必需的实学，培养贤妻良母”，在教学内容上开设国文、历史、家政、技艺等科目，学制五年。而女子工艺学校学习年限则为二至三年，主要以教授裁缝、编织、刺绣、插花、烹调等实用的家政技能，目的是“传授处世所必需的实学、技艺，兼授（女子）自立之道”。1908年，下田歌子将实践女子学校与女子工艺学校合二为一，保留实践女子学校的校名，同时增设附属幼儿园、高等专科部家政科和技艺科。1911年又增设了高等女学部、实科高等女学部，并在高等专科部中增加了国文科。女子实践学校，是下田歌子主要的事业。终其一生，下田歌子都倾注大量的心血来扩大学校规模，健全学校教学体制，完善教学内容，贯彻她推崇的“贤妻良母”的办学方针。

　　下田歌子在她所著的《妇女常识训》中明确提出，女子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完美的妇女”。她系统性地构建了她心目中“完美的妇女”的标准：要有爱国心;要有身为国民的品德;要有一定的知识技能;要有健康的体格。在这个基础上，下田歌子进一步提出女子教育的重点应该是以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精神为基础，增加伦理学上的知识，再顺应国家和社会的要求传授女子以必要的知识技能，形成了典型的“和魂洋才”的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理念。
　　下田歌子所著的《家政学》，是其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在书中，下田歌子一再强调妇女“如果能够管理好家务经济，那就足以成为相夫教子，富国明世的基础”。为培养女子管理家务内政的能力，这本家政学教科书上卷包括总论、家内卫生、家事经济、饮食、衣服、住居等内容，下卷包括小儿教育、家庭教育、养老、看病、交际、避难、婢仆使役七章，系统性地介绍了与家政管理相关的许多浅近的科学知识和操作方法，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下田歌子一生著述颇丰，涵盖了家政学、修身、女训、历史、文学等很多领域。这些著作都体现了她“和魂洋才”的良妻贤母主义的教育理念。她是日本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比较系统清晰地阐述出自己教育理念的首位女教育家。加之她是皇室常客，政要密友，“学习院女学部”部长，她的这种“和魂洋才”的良妻贤母主义成了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主流教育理念，一直持续影响到战后乃至现今，在日本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一个时代的歌者
　　明治四十年，即公元1907年，就任“学习院女学部”部长兼教授的下田歌子，是当时日本官阶最高的妇女，声誉正隆。但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办的《平民新闻》突然连续刊登其丑闻，特别是她和当时日本政要的性丑闻。1908年，下田歌子因此辞去日本内务省“学习院女学部”部长职务，将全部精力转向由实践女学校及女子工艺学校合并而成的实践女子学校管理上来，大力推动日本平民女子教育的发展。1920年，下田歌子出任日本爱国妇人会会长，并兼任“顺心女学校”、“明德女学校”校长。1936年逝世之前，她一直居于当时日本女子教育界的指导地位，她推崇的“和魂洋才”的贤妻良母主义也一直是当时日本女子教育的主流理念。
　　但实际上，日本明治维新后，女子平民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在传统与革新之间平衡的贤妻良母主义的形成和确立，可以说是种历史必然。明治维新初期，在思想启蒙上日本当时有三个重要的西方思想流派：一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英吉利派之功利主义”;二是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法兰西派之自由主义”;三是以加藤弘之为代表的“德意志派之国家主义”。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森有礼等功利主义启蒙思想家，继承德川幕府末期日本一些思想家面临西洋外来势力入侵在“西洋论”和“锁国攘外论”基础上调和形成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想，鼓励日本国民要有“和魂洋才”的精神：即要坚持和魂，保留日本传统文化，又要具备洋才，学习掌握西洋的科技。在教育领域，他们也大力宣扬欧美男女平等思想，积极倡导女子教育。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下田歌子，主张“和魂洋才”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理念，实际上是日本时代思潮的一种浸润和折射。可以说，时势造英雄，当时如果无下田歌子也可能有别的“下田歌子”。

　　明治维新确立了日本教育立国的国策，为此，早在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人倡导女子教育之前，明治政府已经开始推动女子教育。1871年，明治政府就派出津田梅子等五名少女随使节团赴美留学。1872年，颁布《学制》建立男女共学制。1879年颁布《教育令》建立了男女别学制，同时在学校中特设裁缝课，对女子进行特别教育。1886年颁布的《小学校令》、1891年修改《中学校令》、1899年颁布《高等女子学校令》等逐步确立日本女子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制度。这系列教育法令为日本女子教育发展铺平了道路。下田歌子兴办实践女子学校，推行平民女子教育，并影响到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也得益于日本政府在法制层面的有力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讲，下田歌子不过是一个时代的歌者，是时代合声中的一缕声音。不过，在津田梅子、鸠山春子等第一批海归形成的女子欧式教育的新潮后，在1879年《教育令》出台后以蹄见花蹊为代表的儒教保守女子教育思潮下，下田歌子能提出在传统与维新之间达成平衡的更符合日本渐进性改良社会需求的“和魂洋才”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理念，并在19世纪末《高等女子学校令》中被确定为国家发展女子教育的指导方针，是得益于下田歌子作为皇室教师和游学欧美的个人特殊经历和见识智识的。培养胸怀国家观念、通晓传统妇道、具备知识修养的贤妻良母的教育目标，得到众多政府显要和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积极拥护和切实贯彻，更离不开下田歌子的个人魅力。就像日本女作家林真理子以下田歌子为主角的《明治宫女》一书中描写的那样，下田歌子才貌双全，气度能力独一无二，内阁首相伊藤博文赞之“比三个男人都强”，学生们以听令于她而喜形于色。更关键的是，她善于看透人心。在《平民新闻》以暴露其丑闻方式欲逼她下台之际，宫中贵妇、政要妻女都一反常态为之求情，可见她的人格魅力。正是她的独特见识和人格魅力，让她在教育理念和实践上做出前所未有的贡献，使她被公认为日本近代女子教育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成为近代东亚女子教育的领唱人。她的确是一个时代的歌者。
　　来自历史的回声
　　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从一衣带水的日本的崛起历史中认识到，国家“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之不学始”，“欲强国，必由女学”。“癸卯学制”革新后，民间自愿和清政府官派留学东洋的中国女子日益增多。因下田歌子与皇室及政要关系密切，实践女子学校成立初始便声名远播，很多清朝留日女学生都选择进入这所学校求学。下田歌子便在学校开设清国女生部，专门招收中国女留学生，并在学制建设、课程体系上进行了特别的设计调整，以因时制宜，因材施教。对清政府留日女学生，下田歌子也推行其一贯主张的良妻贤母主义。下田歌子认为中国女子“性不卑屈，其所长也;行不从顺，其所短也。惟矫其不从顺之行，而养其不卑屈之性，斯可以为内助矣。故其施教也，于品行陶冶之事，尤注意焉”。她的这种办学宗旨，与当时大部分的清朝国人对女学的态度相符合，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女学生东渡日本到实践女子学校就读，甚至一些赴日考察教育的清廷官员为振兴中国的女子教育，建议将下田歌子引荐给慈禧太后。据统计，到1911年，清朝女子在日本留学毕业生总数为116人，其中实践女子学校就有94人，占比为80%以上。
　　这些清朝女子留学归国后，纷纷效仿下田歌子，翻译女学书籍、兴办女子学校、创办女性报刊，掀起中国女学热潮和妇女解放运动思潮。下田歌子也因此被视为“我国留学教育史上的功臣”。可以说，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子女校是清末女性先驱了解社会、学习先进的重要桥梁，是培养近代中国女性精英的肥沃园地，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尽管下田歌子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中的启蒙地位，离不开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分析的综合考虑距离、路费、语言、风俗等因素选择留学东洋的现实情况;离不开“和魂洋才”的近代化理念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影响;更离不开想效仿日本变法维新强国利民的时代背景，但下田歌子含有儒家女性道德规范因素的贤妻良母主义，与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具有的“贤母”、“良妻”等原有的女子社会规范要求在文化上的近亲关系，客观上减少了中国女子赴日学习的舆论压力，有利于其教育理念在当时中国的迅速输入和广泛传播。

　　事实上，不同于清朝盛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观念和女子“闭笼一室，不知有国”的现状，下田歌子推行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虽然还是以女性家庭角色的存在为前提，但已将女性角色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她认为女性不仅要做恪守妇德、践行女教的好妻子、好母亲，更要做有知识、有文化、有近代国家国民自觉的贤妻良母。在她的办学实践中，下田歌子也一直强调女子教育妇德涵养应与国体观念并重。因此，在清朝留日学生教育上，她也一直以日本国体利益为重。在日俄战争爆发后，下田歌子反对中国女留学生参与反日政治活动，坚持如果实践女子学校学生参加罢课便给予退学处分，让秋瑾等当时在女子实践学校求学的中国女留学生失望愤慨，毅然退学。
　　下田歌子不容清朝留日学生有违日本利益，这与中国国内日益勃发的革命思潮背道而驰，致使辛亥革命之后，日本实践女子学校慢慢从中国女子留学的主流淡化。加之中国正处救亡图存的关头，那时的中国女性不可能像日本女性那样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下去接受教育和知识的熏陶去做贤妻良母。所以，中国的女子教育重心很快就转移到妇女解放运动上来。很多接受过开明文化教育的中国女性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为参加妇女解放和女子参政活动而不得不放弃做贤妻良母。下田歌子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理念因而在中国被迅速湮没，致使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她的教育理念更强调女子公民意识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一面，误将她的贤妻良母主义等同于中国封建礼教文化中的贤母良妻标准，并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形成了贤妻良母与事业女性相对立的文化心理定式。

　　然而，当我们穿越重重帷幕，去回望下田歌子的女子教育理念，我们会听到家庭制度还未完全解体的现代社会以及男女性别差异还不能完全消解的未来时代，对女性角色贤妻良母标准要求的历史回声。正如老舍先生在1936年《婆婆话》中谈娶妻标准时写的那样：要娶，就娶个能做贤妻良母的。尽管大家高喊打倒贤妻良母主义，你的快乐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