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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资源既是经济资源，更是生态资源，草原生态系统是我国第二大生态屏障；然而由于盲目开垦、载超过牧等原因，使得现实的草原严重退化沙化，其生态防护功能和经济产出功能不断下降，特别是我国北方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已出现恶性循环、逆行演替的态势。探讨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恶性循环的原因，从而推进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由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转变，实现草原牧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输入少、输出多，“竭泽而渔”使得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难以维系良性运转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经济物质、经济能量的输入严重缺乏，从而使系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与自然生态结构不相协调，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不相适应，社会需要系统有更多的输出，特别是市场对畜产品等的需求以及维护生态安全对系统生态效用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又主要依赖自然物质和自然能量的输入使系统运转，这样行为短期化、掠夺式的系统操作，使得系统的自然生态组成结构遭受严重破坏，且衰败、萎缩，系统总体功能不断下降。如内蒙古白音锡勒牧场草原生态经济系统，1953—1980年间由于出售牲畜及其产品和燃烧牲畜粪便共输出氮素15728.9t，要维持该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氮素平衡，每年至少要输入560t的纯氮，而实际上根本没有经济性氮肥的输入。不但系统输入主要是经济输入不足，输入结构也不尽合理。经济输入的绝大部分用在草的转化即牲畜的饲养和畜产品的加工上，而用在草的恢复保护、生产加工上的却较少，这样系统物质能量的正金字塔效用与经济输入的倒金字塔作用矛盾激烈，影响系统整体的长远的功能。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对草原及其畜牧业的投资共约40亿元，其中63%用于家畜防疫病设施的建设，用于草原保护建设投资约15亿元，平均每亩草原只有0.32元左右；同期，内蒙古草原及畜牧业基建投入约1.8亿元，平均每亩草场仅有0.13元。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随着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草场承包到户、草场的集体所有权与其使用权和经营权分离，牲畜作价或无偿归户、牲畜户有户养实现等，逐步形成了以户营经济为主体草原畜牧业基本经营制度，调动了广大牧民发展畜牧业生产、增加牲畜牧养量的积极性，牲畜头数与畜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很大；而相应的国家和集体对草原及其畜牧业的投入特别是对草原保护建设的投入却有减少的趋势，牧户自身的投入也及其有限，这样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经济的输入与输出更加不协调，草原生态子系统由于“竭泽而渔”的掠夺性利用遭受严重破坏，环境恶化，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开始出现非良性循环也即恶性循环的态势。如90年代初，典型草原每亩年投入仅有0.05元，而产出是1.9元，投入产出比是1：38。内蒙古1990到1997年，草原建设保护共投入3.5亿元，每亩草原年平均投入0.04元；1998到2001年，共投入9.32亿元，每亩年平均0.16元。从1999年“西部大开发”启动特别是2003年国家“退牧还草”工程实施以来，北方草原保护恢复建设的投入有所增加，但力度还较小；关键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投入保护建设，才可能达到期望的恢复草原生态子系统、推进草原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的效果。
二、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大，是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非良性循环的基础性原因之一
建国以来，草原牧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人口压力不断增大，应该说是现实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非良性循环的基础性原因之一。我国五大草原省区之一内蒙古的人口密度， 1953年为5.08人／平方公里，1980年为15.62人／平方公里，1990年为18.28人／平方公里， 2002为20.11人／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到2378.6万人。从1953年到2000年，内蒙古的人口密度增长了295.67%，全国的人口密度增长了112.98%，内蒙古比全国多增长了182.69%。
内蒙古33个牧区旗县，1950—1980年均增加人口约9万人，1981—2000年均增加人口约4万多人；总人口由1950年的不足100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500多万人。内蒙古原有的24个牧区旗县，解放初有26.3万人，2000年增加到191.5万人，增加了6.3倍，年均增长率是3.97%。从解放初到2000年,锡林郭勒盟由20.5万人增加到99.3万人，年均增长率3.14%；呼伦贝尔市由29.9万人增加到273.7万人，年均增长率4.44%。而从1949—2000年内蒙古全区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2.71%，从1953—2000年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62%。可见，无论从草原牧区旗县还是盟市看，其人口增长率都大大超过内蒙古全区人口的增长率和我国全国人口的增长幅度。然而，草原牧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并不高，草原牧区人口的增长主要是非自然的外来有组织迁入或自发流入式增长也即机械增长，增长的人口以非当地主体民族主要是汉族为主，而且迁入及流入人口的素质也较低。
草原牧区的人口承载力很低，而且随着草原退化、沙化的加剧，草原环境的人口容纳能力还有降低的趋势。据有关专家的估计，我国森林草原能容纳10—13人／平方公里，典型草原可容纳5—7人／平方公里，荒漠草原可容纳2—2.5人／平方公里 。按照此标准衡量内蒙古的33个牧区旗县，目前已有23个旗县的人口超过其环境容量，占内蒙古全部牧区旗县的70%。
三、草原牧区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仍然单一、层次低
草原牧区的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及收入来源结构等单一、低层次，人们的生产生活还主要依赖草原畜牧业，人口增加、经济增长的压力仍然集中在草原资源上，这样就使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维护的矛盾加剧，草原资源由于超限的掠夺式利用而日趋衰退。
草原牧区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特别是草原畜牧业占有较大的比重。2000年，内蒙古牧区旗县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5.45%，同比高出农区13.4%，高出全内蒙古8.1%；牧区旗县草原畜牧业的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0.4%。草原牧区牧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畜牧业。2002年牧民人均纯收入来自畜牧业的比重，内蒙古为91.7%，新疆为83.9%，青海为90.0%，西藏为95.7%。说明草原牧区产业结构特别是收入来源单一，草原资源承受的压力很大。
四、“公地悲剧”与“狭地制约”
我国的自然资源产权模糊，生态环境资产（包括资产存量与增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产权主体的缺位，这就使“公地悲剧”有了滋生的条件。中国的自然资源属国有（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而不同种类、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资源存在着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界定不清和混乱。如草原资源作为国土资源和生态生物资源的一部分总体上是国有的，而草场有的省（区）为国家所有、有的省（区）为集体所有，或边远的条件差的草场为国有、其它是集体所有，存在着所有权的不清晰；草场的使用权，有的地区通过草场家庭承包经营落实到了牧户，但存在界线不清，有的地区还是谁有牲畜、谁就使用草场，使用权混乱。草原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的模糊，也表现在产权主体的缺位。大部分地区的“集体”已成“空壳”，集体经济组织名存实亡，根本没有具有法人资格的集体所有者来行使草原的所有权。草原资源所有权主体的缺位，使其像没有了父母的孩子，没有谁真正关心其消长、好坏，破坏、浪费似乎也成了必然。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草场公有承包，牲畜私有户养”的改革，主要是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草场由牧户承包经营，集体所有、经营的牲畜通过作价归户等形式变为牧户所有、饲养，草场的所有权与使用经营权发生了分离，草原的产权有所明晰。草原牧区基本经营制度的变革，调动了广大牧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然而，由于牲畜是自己的、草场归根结底还不是自己的等，人们就更加珍视牲畜，更加关注牲畜牧养量的增加、自有财富的积累；这也是草原畜牧业承包经营制度建立以来，牲畜头数大幅度增加、超载过牧日趋严重、草原退化沙化不断加剧的原因之一。近年来还出现了围栏外的草场比围栏内的草场破环严重，无畜或少畜户的草场比养畜大户的草场破环严重，通过租赁等形式发生了流转的草场比没有发生的破环严重，主要是围栏外的草场牲畜可以随便啃食、踩踏，无畜或少畜户管理经营自身承包草场的能力弱、有的甚至被一些大户任意牧用，租赁来的草场不是使用者承包的草场、只要交清租赁费便可无节制地利用等，归根结底还是“公地悲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需要草原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来解决。
草原牧区人口较多，加之又逐步实行了草场分户承包经营的“小牧”经济，既使草原畜牧业缺乏规模效益、竞争优势，也使草原轮牧式的合理利用受到限制。全国牧区及半牧区户均草原利用规模为58公顷，其中内蒙古是72公顷；我国草原牧区2002年户均牲畜的饲养量，牛为10.8头、绵羊为41.4只、山羊为15.6只，其中内蒙古牧区户均养牛4.0头、绵羊46.1只、山羊26.6只。我国北方草原畜牧业较适宜的畜群规模一般为500—1000个羊单位，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近期绝大部分牧户达不到这样的牧养规模，饲养规模低于500个羊单位的牧户占总牧户的比重在75%以上；饲养规模低于200个羊单位的牧户占总牧户的比重东乌旗、镶黄旗、白旗、兰旗分别约为82%、91%、93%、82%。草场承包到户、面积不再增加的情况下，原来的一户牧民若子女成家便要分成2—3户，相应的原来的草场再分成2—3块、牲畜也分成2—3群，这样经营规模就越来越小了。而国外草原畜牧业的经营规模一般都较大，如加拿大的牧场主一般牧养300多头基础母畜，草场面积可达10—20万亩。
经营规模狭小是牧户生产效率低下、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而竞争力较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几十公顷草场的家庭经营，与发达国家的上万公顷的大牧场竞争，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同时单家独户的牧民，势单力弱，在市场交易谈判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与利益受损者。因此，提高广大牧民的自组织与代理组织化水平，以畜牧业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与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的拓展以及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恢复完善为依托，开展不同形式的畜牧业适度规模化经营试点、推广，大力发展家庭牧场、联户经营等，逐步提高畜牧业的规模经济水平，提高牧民在交易谈判中的地位，从而放大畜牧业的竞争能力及其经济效益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原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即大区域的轮牧，还是现在的四季轮牧、两季轮牧等，科学知识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轮牧式利用草原可以说是实现草原资源永续利用、牧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式。轮牧式利用草原必须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是经营使用的草场面积要足够的大，一是经营使用范围内的草场要有一定的小类型之分———冬春营盘、夏秋营盘及放牧场、打草场等，而当今草原牧区的大部分地方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由于规模狭小的制约，使得轮牧不能进行，牧户对一块固定的、不大的草场长期的重复利用、高强度利用，草原退化沙化岂能避免。
五、大规模地开垦草原，使得大片丰美的草原变成了贫瘠的、极易沙化的农田（大部分已变成了荒漠）；而草原农耕化、牧区农村化的最终结果———就是沙漠化
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草原荒漠化的人为成因中，过度农垦占25.4%，过度放牧占28.3%，过度樵采占31.8%。而过度农垦导致草原面积大量减少、牧区人口大幅度增加（大量的农民流入牧区），才使得超载过牧、滥樵乱采等产生并不断加重。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开垦的草原面积可达2.8亿亩左右，造成大约3.8亿亩退化、沙化面积，其中约1.2亿亩草原退化为永久性沙漠；同期，内蒙古开垦草原约5200万亩，新疆开垦草原约4500万亩，甘肃开垦草原约1600万亩等，而在内蒙古等地每开垦1亩草原往往就会引起周围3亩左右草地沙化。另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58—1976年，内蒙古开垦草原大约4500万亩，其中约1400万亩为部队、兵团、学校、机关等在16个牧业旗累计开垦的；从1986—1996年，内蒙古东部24个旗县开垦草原1132万亩左右，并且开垦的都是好草场。
从1949—1999年的50年间，内蒙古自治区的总人口由608.10万人增加到2361.92万人，农牧业人口由579.50万人增加到1553.70万人，耕地面积由6496.50万亩增加到11286.62万亩，增加了4800多万亩，而草原面积由132429.10万亩(1960年)减少到109176.69万亩，减少了23252多万亩。作为典型草原牧区的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从1949—1998年，耕地面积分别由266.4万亩、212.1万亩、0.5万亩增加到1884.0万亩、441.4万亩、25.0万亩；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旗、新巴尔虎左旗、陈巴尔虎旗，1998年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47.33亩、32.02亩、118.02亩，而同期内蒙古全区人均耕地面积为7.71亩。
盲目地开垦草原，使得贫瘠、极易沙化的耕地无节制地增加，大片丰美草原的原生植被与土壤遭受破坏；而开出的耕地往往几年后就撂荒变成沙地或沙漠，于是再去开垦新的草原，这样周而复始，草原面积愈来愈小，沙地、沙漠的面积愈来愈大，草原退化沙化不断加剧，草原资源及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恶性循环、逆行演替。
六、严重的超载过牧，粗放的掠夺式利用草原，使得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加速走向衰退
随着牲畜头数的不断增长，加之草原退化加剧、草原面积有所减少等，草原牧区的草畜矛盾愈来愈激烈，大多数草场处于超载过牧的状态，草原的利用远非是永续利用，而是粗放的掠夺式利用，草原生态经济系统衰退就成了其必然的后果。可见，减轻草原利用强度，改变草原利用方式，适当减少牲畜头数、少养精养，实现草畜平衡，是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逐渐步入良性循环的主要途径之一。
由于牲畜头数增加等，我国畜均占有草场由1949年的6.2公顷减少到2002年的0.64公顷。内蒙古2002年的理论载畜量为3500万个羊单位，而年末实际牲畜饲养头数是6670个羊单位，超载过牧90.6%；内蒙古每个羊单位拥有的草场面积20世纪50年代是165亩，80年代为29.7亩，近期下降到16亩左右。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牲畜头数1981年为713万头（只），2002年增加到1521万头（只），增长了113.3%。内蒙古33个牧区旗县，2004年总体的超载率达到75.1%。内蒙古原24个牧区旗县，2000年有19个超载过牧占79.2%；超载率在100%以上的就有7个旗市，最高的锡林浩特市达到426%。
七、滥樵滥挖滥搂滥猎，不适当地开矿建厂，不合理地利用水资源等，对草原的退化沙化、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恶性循环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半农半牧区、牧区的广大农牧民以草原植物为日常生活的主要燃料之一。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牧区每年用
作薪柴的牧草灌木就有上百亿公斤。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农牧民，20世纪70、80年代为了解决薪柴等问题，每年要大量樵采沙蒿、沙柳、乌柳、柠条等，每户每年仅为烧柴就要破坏草原40亩左右。内蒙古阿拉善盟20世纪50年代有梭梭林1700万亩，90年代减少到700万亩，现在就更少了，这里有缺水、过牧的原因，当然也有滥樵滥挖的原因。在新疆北部的古尔班通古特共约120万亩的梭梭林被樵采殆尽，使得流沙再起。
我国北方草原出产干草、麻黄、黄芩、苁蓉以及发菜、蘑菇等。多年来人们主要是草原牧区周边的农民滥挖干草、麻黄、黄芩、苁蓉等药材，滥搂发菜的行为屡禁不止，尽管2000年国务院发出《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干草、麻黄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后有所好转，但还没有完全杜绝。在宁夏与内蒙古等地区，每年要爆发滥挖药材的大战，成千上万农民等挥锹上阵，使得累计近2亿亩的草原遭受破坏、沙化。滥搂严重的年份，内蒙古周边地区的200余万人赶入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阿拉善等草原牧区抢搂发菜。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由于长期滥挖干草、麻黄等，到处是土坑，严重破坏草原植被。20世纪50、60、70及80年代草原牧区的滥猎非常严重，使得大量的珍禽异兽减少甚至消失，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下降。
不适当地开矿、建厂、修路以及城镇建设等也对草原及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污染。如七五期间陕晋蒙三角区能源基地建设，仅铁路与公路施工、煤矿开发与建设就造成近300平方公里的草原沙漠化。内蒙古的霍林河煤田、神府煤田、准格尔煤田等的开发过程中，也造成了较大面积的草原植被的破坏。内蒙古乌海市、二连浩特市以及有的小城镇周边的草原加速退化沙化，与其城镇建设有很大的关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部分旗近年来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开矿、建厂愈来愈多，但所引起的草原破坏、生态环境污染也不容忽视。
在油田建设、煤田开采、电场建设及采金活动中,普遍存在对周围草原植被不同程度破坏，轻者使草原生态系统结构单一化、功能衰退、草原生产力下降，重者草原植被完全消失。如，二连油田开发区，开发前草地生产力为21105公斤／公顷，开发后变成1095公斤／公顷左右，盖度由原来的45%—55%降为28%—38%，严重地段仅为10%左右。托克县电厂和准格尔煤田建设都有草原沙化问题，据有关专家估算，准格尔煤田建设区的沙化面积以每年大约4%的速度增长。
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对于草原牧区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上游用水太多，致使河水断流，下游的湖泊与绿洲等消失，草原荒漠化。如新疆的塔里木河，因中上游消耗水量过大，到达下游的水很少甚至没有，使得阿拉干以下草原地区的荒漠化不断加剧；由于中上游用水量过多，黑河水流不到阿拉善，使得居延海干涸、绿洲开始消失、胡杨林大片干枯，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二是过量开采草原牧区的地下水，使得生态用水不断减少，草原植被衰退，生态环境恶化。如盲目地开发饲草料地、打井，耗竭生态用水等。
八、盲目地扩展饲草料地及人工草地，一定程度上也是给草原的退化沙化推波助澜，“建设草场、增加牧草、维护草原”的初衷，却往往变成了破坏草原的后果
内蒙古草原牧区开发的饲草料地不断增加，而饲料地播种面积1990年为31.6万公顷，1994—2000年一直稳定在40—50万公顷之间；内蒙古牧区的水、草、林、机、料五配套草库伦面积，1990年是6.35万公顷，1995年上升到30.1万公顷，而2000年又下降到13.9万公顷；内蒙古飞播牧草累计面积不断增加，1991—2000年飞播累计面积就有935万亩，保有面积仅有约108万亩，而且多年来全自治区飞播牧草保有面积一直在600—800万亩之间徘徊。这是为什么呢？主要与草原牧区水、土资源的制约分不开。内蒙古牧区机井的数量不断增加，从1991年近45000眼增加到2000年的近90000眼，而井灌面积1997—2000年一直在300万亩左右，说明水资源缺乏，打再多的井也很难有效地增加灌溉面积；当然，开发的饲草料地没有水的灌溉就很难播种，配套草库伦因缺水其面积自然就要减少，飞播牧草没有一定的降水也就难以成活、保有。
我国的北方草原牧区绝大部分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量稀少，一般在300毫米以下，有的甚至仅有几十毫米，地表水非常稀少、地下水也极其缺乏，土壤为沙性质地，能够建设永久性饲草料基地的地块微乎其微，偶然有一点其大部分也已经建成了饲料地。即使有一些水土条件看似相对好的地块，也一般是第一年有水可以种植，第二年水少了难以种植，第三四年水没了，饲料地及其周围的草场就都沙化了。这些沙化点扩展、连接，就能形成连片的沙漠。
发达国家的人工草地主要集中建设在湿润和半湿润地区，而不是在干旱地区。对于干旱半干旱的草原，主要采取科学合理的保护利用方式，如轻度利用等，维持、恢复天然植被，实现草原资源的永续利用。澳大利亚人工草地的发展，有严格的地域特点，在干旱地区几乎全部保留原始植被，而在其东部及东南部的湿润和半湿润地带集中建设人工草地。可见，我国的人工草地也即饲草料地也不应该建设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地区。另外，气候干旱、土质沙性的北方草原牧区的生态建设，应该以封育、保护、恢复天然草原植被为主要内容，不能像农区一样大搞种树种草，否则生态建设的同时必然要引起更大程度的生态环境破坏，这样的教训是深刻的。
一、输入少、输出多，“竭泽而渔”使得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难以维系良性运转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经济物质、经济能量的输入严重缺乏，从而使系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与自然生态结构不相协调，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不相适应，社会需要系统有更多的输出，特别是市场对畜产品等的需求以及维护生态安全对系统生态效用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又主要依赖自然物质和自然能量的输入使系统运转，这样行为短期化、掠夺式的系统操作，使得系统的自然生态组成结构遭受严重破坏，且衰败、萎缩，系统总体功能不断下降。如内蒙古白音锡勒牧场草原生态经济系统，1953—1980年间由于出售牲畜及其产品和燃烧牲畜粪便共输出氮素15728.9t，要维持该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氮素平衡，每年至少要输入560t的纯氮，而实际上根本没有经济性氮肥的输入。不但系统输入主要是经济输入不足，输入结构也不尽合理。经济输入的绝大部分用在草的转化即牲畜的饲养和畜产品的加工上，而用在草的恢复保护、生产加工上的却较少，这样系统物质能量的正金字塔效用与经济输入的倒金字塔作用矛盾激烈，影响系统整体的长远的功能。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对草原及其畜牧业的投资共约40亿元，其中63%用于家畜防疫病设施的建设，用于草原保护建设投资约15亿元，平均每亩草原只有0.32元左右；同期，内蒙古草原及畜牧业基建投入约1.8亿元，平均每亩草场仅有0.13元。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随着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草场承包到户、草场的集体所有权与其使用权和经营权分离，牲畜作价或无偿归户、牲畜户有户养实现等，逐步形成了以户营经济为主体草原畜牧业基本经营制度，调动了广大牧民发展畜牧业生产、增加牲畜牧养量的积极性，牲畜头数与畜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很大；而相应的国家和集体对草原及其畜牧业的投入特别是对草原保护建设的投入却有减少的趋势，牧户自身的投入也及其有限，这样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经济的输入与输出更加不协调，草原生态子系统由于“竭泽而渔”的掠夺性利用遭受严重破坏，环境恶化，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开始出现非良性循环也即恶性循环的态势。如90年代初，典型草原每亩年投入仅有0.05元，而产出是1.9元，投入产出比是1：38。内蒙古1990到1997年，草原建设保护共投入3.5亿元，每亩草原年平均投入0.04元；1998到2001年，共投入9.32亿元，每亩年平均0.16元。从1999年“西部大开发”启动特别是2003年国家“退牧还草”工程实施以来，北方草原保护恢复建设的投入有所增加，但力度还较小；关键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投入保护建设，才可能达到期望的恢复草原生态子系统、推进草原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的效果。
二、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大，是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非良性循环的基础性原因之一
建国以来，草原牧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人口压力不断增大，应该说是现实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非良性循环的基础性原因之一。我国五大草原省区之一内蒙古的人口密度， 1953年为5.08人／平方公里，1980年为15.62人／平方公里，1990年为18.28人／平方公里， 2002为20.11人／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到2378.6万人。从1953年到2000年，内蒙古的人口密度增长了295.67%，全国的人口密度增长了112.98%，内蒙古比全国多增长了182.69%。
内蒙古33个牧区旗县，1950—1980年均增加人口约9万人，1981—2000年均增加人口约4万多人；总人口由1950年的不足100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500多万人。内蒙古原有的24个牧区旗县，解放初有26.3万人，2000年增加到191.5万人，增加了6.3倍，年均增长率是3.97%。从解放初到2000年,锡林郭勒盟由20.5万人增加到99.3万人，年均增长率3.14%；呼伦贝尔市由29.9万人增加到273.7万人，年均增长率4.44%。而从1949—2000年内蒙古全区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2.71%，从1953—2000年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62%。可见，无论从草原牧区旗县还是盟市看，其人口增长率都大大超过内蒙古全区人口的增长率和我国全国人口的增长幅度。然而，草原牧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并不高，草原牧区人口的增长主要是非自然的外来有组织迁入或自发流入式增长也即机械增长，增长的人口以非当地主体民族主要是汉族为主，而且迁入及流入人口的素质也较低。
草原牧区的人口承载力很低，而且随着草原退化、沙化的加剧，草原环境的人口容纳能力还有降低的趋势。据有关专家的估计，我国森林草原能容纳10—13人／平方公里，典型草原可容纳5—7人／平方公里，荒漠草原可容纳2—2.5人／平方公里 。按照此标准衡量内蒙古的33个牧区旗县，目前已有23个旗县的人口超过其环境容量，占内蒙古全部牧区旗县的70%。
三、草原牧区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仍然单一、层次低
草原牧区的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及收入来源结构等单一、低层次，人们的生产生活还主要依赖草原畜牧业，人口增加、经济增长的压力仍然集中在草原资源上，这样就使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维护的矛盾加剧，草原资源由于超限的掠夺式利用而日趋衰退。
草原牧区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特别是草原畜牧业占有较大的比重。2000年，内蒙古牧区旗县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5.45%，同比高出农区13.4%，高出全内蒙古8.1%；牧区旗县草原畜牧业的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0.4%。草原牧区牧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畜牧业。2002年牧民人均纯收入来自畜牧业的比重，内蒙古为91.7%，新疆为83.9%，青海为90.0%，西藏为95.7%。说明草原牧区产业结构特别是收入来源单一，草原资源承受的压力很大。
四、“公地悲剧”与“狭地制约”
我国的自然资源产权模糊，生态环境资产（包括资产存量与增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产权主体的缺位，这就使“公地悲剧”有了滋生的条件。中国的自然资源属国有（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而不同种类、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资源存在着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界定不清和混乱。如草原资源作为国土资源和生态生物资源的一部分总体上是国有的，而草场有的省（区）为国家所有、有的省（区）为集体所有，或边远的条件差的草场为国有、其它是集体所有，存在着所有权的不清晰；草场的使用权，有的地区通过草场家庭承包经营落实到了牧户，但存在界线不清，有的地区还是谁有牲畜、谁就使用草场，使用权混乱。草原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的模糊，也表现在产权主体的缺位。大部分地区的“集体”已成“空壳”，集体经济组织名存实亡，根本没有具有法人资格的集体所有者来行使草原的所有权。草原资源所有权主体的缺位，使其像没有了父母的孩子，没有谁真正关心其消长、好坏，破坏、浪费似乎也成了必然。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草场公有承包，牲畜私有户养”的改革，主要是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草场由牧户承包经营，集体所有、经营的牲畜通过作价归户等形式变为牧户所有、饲养，草场的所有权与使用经营权发生了分离，草原的产权有所明晰。草原牧区基本经营制度的变革，调动了广大牧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然而，由于牲畜是自己的、草场归根结底还不是自己的等，人们就更加珍视牲畜，更加关注牲畜牧养量的增加、自有财富的积累；这也是草原畜牧业承包经营制度建立以来，牲畜头数大幅度增加、超载过牧日趋严重、草原退化沙化不断加剧的原因之一。近年来还出现了围栏外的草场比围栏内的草场破环严重，无畜或少畜户的草场比养畜大户的草场破环严重，通过租赁等形式发生了流转的草场比没有发生的破环严重，主要是围栏外的草场牲畜可以随便啃食、踩踏，无畜或少畜户管理经营自身承包草场的能力弱、有的甚至被一些大户任意牧用，租赁来的草场不是使用者承包的草场、只要交清租赁费便可无节制地利用等，归根结底还是“公地悲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需要草原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来解决。
草原牧区人口较多，加之又逐步实行了草场分户承包经营的“小牧”经济，既使草原畜牧业缺乏规模效益、竞争优势，也使草原轮牧式的合理利用受到限制。全国牧区及半牧区户均草原利用规模为58公顷，其中内蒙古是72公顷；我国草原牧区2002年户均牲畜的饲养量，牛为10.8头、绵羊为41.4只、山羊为15.6只，其中内蒙古牧区户均养牛4.0头、绵羊46.1只、山羊26.6只。我国北方草原畜牧业较适宜的畜群规模一般为500—1000个羊单位，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近期绝大部分牧户达不到这样的牧养规模，饲养规模低于500个羊单位的牧户占总牧户的比重在75%以上；饲养规模低于200个羊单位的牧户占总牧户的比重东乌旗、镶黄旗、白旗、兰旗分别约为82%、91%、93%、82%。草场承包到户、面积不再增加的情况下，原来的一户牧民若子女成家便要分成2—3户，相应的原来的草场再分成2—3块、牲畜也分成2—3群，这样经营规模就越来越小了。而国外草原畜牧业的经营规模一般都较大，如加拿大的牧场主一般牧养300多头基础母畜，草场面积可达10—20万亩。
经营规模狭小是牧户生产效率低下、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而竞争力较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几十公顷草场的家庭经营，与发达国家的上万公顷的大牧场竞争，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同时单家独户的牧民，势单力弱，在市场交易谈判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与利益受损者。因此，提高广大牧民的自组织与代理组织化水平，以畜牧业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与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的拓展以及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恢复完善为依托，开展不同形式的畜牧业适度规模化经营试点、推广，大力发展家庭牧场、联户经营等，逐步提高畜牧业的规模经济水平，提高牧民在交易谈判中的地位，从而放大畜牧业的竞争能力及其经济效益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原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即大区域的轮牧，还是现在的四季轮牧、两季轮牧等，科学知识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轮牧式利用草原可以说是实现草原资源永续利用、牧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式。轮牧式利用草原必须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是经营使用的草场面积要足够的大，一是经营使用范围内的草场要有一定的小类型之分———冬春营盘、夏秋营盘及放牧场、打草场等，而当今草原牧区的大部分地方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由于规模狭小的制约，使得轮牧不能进行，牧户对一块固定的、不大的草场长期的重复利用、高强度利用，草原退化沙化岂能避免。
五、大规模地开垦草原，使得大片丰美的草原变成了贫瘠的、极易沙化的农田（大部分已变成了荒漠）；而草原农耕化、牧区农村化的最终结果———就是沙漠化
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草原荒漠化的人为成因中，过度农垦占25.4%，过度放牧占28.3%，过度樵采占31.8%。而过度农垦导致草原面积大量减少、牧区人口大幅度增加（大量的农民流入牧区），才使得超载过牧、滥樵乱采等产生并不断加重。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开垦的草原面积可达2.8亿亩左右，造成大约3.8亿亩退化、沙化面积，其中约1.2亿亩草原退化为永久性沙漠；同期，内蒙古开垦草原约5200万亩，新疆开垦草原约4500万亩，甘肃开垦草原约1600万亩等，而在内蒙古等地每开垦1亩草原往往就会引起周围3亩左右草地沙化。另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58—1976年，内蒙古开垦草原大约4500万亩，其中约1400万亩为部队、兵团、学校、机关等在16个牧业旗累计开垦的；从1986—1996年，内蒙古东部24个旗县开垦草原1132万亩左右，并且开垦的都是好草场。
从1949—1999年的50年间，内蒙古自治区的总人口由608.10万人增加到2361.92万人，农牧业人口由579.50万人增加到1553.70万人，耕地面积由6496.50万亩增加到11286.62万亩，增加了4800多万亩，而草原面积由132429.10万亩(1960年)减少到109176.69万亩，减少了23252多万亩。作为典型草原牧区的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从1949—1998年，耕地面积分别由266.4万亩、212.1万亩、0.5万亩增加到1884.0万亩、441.4万亩、25.0万亩；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旗、新巴尔虎左旗、陈巴尔虎旗，1998年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47.33亩、32.02亩、118.02亩，而同期内蒙古全区人均耕地面积为7.71亩。
盲目地开垦草原，使得贫瘠、极易沙化的耕地无节制地增加，大片丰美草原的原生植被与土壤遭受破坏；而开出的耕地往往几年后就撂荒变成沙地或沙漠，于是再去开垦新的草原，这样周而复始，草原面积愈来愈小，沙地、沙漠的面积愈来愈大，草原退化沙化不断加剧，草原资源及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草原生态经济系统恶性循环、逆行演替。
六、严重的超载过牧，粗放的掠夺式利用草原，使得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加速走向衰退
随着牲畜头数的不断增长，加之草原退化加剧、草原面积有所减少等，草原牧区的草畜矛盾愈来愈激烈，大多数草场处于超载过牧的状态，草原的利用远非是永续利用，而是粗放的掠夺式利用，草原生态经济系统衰退就成了其必然的后果。可见，减轻草原利用强度，改变草原利用方式，适当减少牲畜头数、少养精养，实现草畜平衡，是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逐渐步入良性循环的主要途径之一。
由于牲畜头数增加等，我国畜均占有草场由1949年的6.2公顷减少到2002年的0.64公顷。内蒙古2002年的理论载畜量为3500万个羊单位，而年末实际牲畜饲养头数是6670个羊单位，超载过牧90.6%；内蒙古每个羊单位拥有的草场面积20世纪50年代是165亩，80年代为29.7亩，近期下降到16亩左右。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牲畜头数1981年为713万头（只），2002年增加到1521万头（只），增长了113.3%。内蒙古33个牧区旗县，2004年总体的超载率达到75.1%。内蒙古原24个牧区旗县，2000年有19个超载过牧占79.2%；超载率在100%以上的就有7个旗市，最高的锡林浩特市达到426%。
七、滥樵滥挖滥搂滥猎，不适当地开矿建厂，不合理地利用水资源等，对草原的退化沙化、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恶性循环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半农半牧区、牧区的广大农牧民以草原植物为日常生活的主要燃料之一。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牧区每年用
作薪柴的牧草灌木就有上百亿公斤。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农牧民，20世纪70、80年代为了解决薪柴等问题，每年要大量樵采沙蒿、沙柳、乌柳、柠条等，每户每年仅为烧柴就要破坏草原40亩左右。内蒙古阿拉善盟20世纪50年代有梭梭林1700万亩，90年代减少到700万亩，现在就更少了，这里有缺水、过牧的原因，当然也有滥樵滥挖的原因。在新疆北部的古尔班通古特共约120万亩的梭梭林被樵采殆尽，使得流沙再起。
我国北方草原出产干草、麻黄、黄芩、苁蓉以及发菜、蘑菇等。多年来人们主要是草原牧区周边的农民滥挖干草、麻黄、黄芩、苁蓉等药材，滥搂发菜的行为屡禁不止，尽管2000年国务院发出《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干草、麻黄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后有所好转，但还没有完全杜绝。在宁夏与内蒙古等地区，每年要爆发滥挖药材的大战，成千上万农民等挥锹上阵，使得累计近2亿亩的草原遭受破坏、沙化。滥搂严重的年份，内蒙古周边地区的200余万人赶入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阿拉善等草原牧区抢搂发菜。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由于长期滥挖干草、麻黄等，到处是土坑，严重破坏草原植被。20世纪50、60、70及80年代草原牧区的滥猎非常严重，使得大量的珍禽异兽减少甚至消失，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下降。
不适当地开矿、建厂、修路以及城镇建设等也对草原及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污染。如七五期间陕晋蒙三角区能源基地建设，仅铁路与公路施工、煤矿开发与建设就造成近300平方公里的草原沙漠化。内蒙古的霍林河煤田、神府煤田、准格尔煤田等的开发过程中，也造成了较大面积的草原植被的破坏。内蒙古乌海市、二连浩特市以及有的小城镇周边的草原加速退化沙化，与其城镇建设有很大的关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部分旗近年来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开矿、建厂愈来愈多，但所引起的草原破坏、生态环境污染也不容忽视。
在油田建设、煤田开采、电场建设及采金活动中,普遍存在对周围草原植被不同程度破坏，轻者使草原生态系统结构单一化、功能衰退、草原生产力下降，重者草原植被完全消失。如，二连油田开发区，开发前草地生产力为21105公斤／公顷，开发后变成1095公斤／公顷左右，盖度由原来的45%—55%降为28%—38%，严重地段仅为10%左右。托克县电厂和准格尔煤田建设都有草原沙化问题，据有关专家估算，准格尔煤田建设区的沙化面积以每年大约4%的速度增长。
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对于草原牧区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上游用水太多，致使河水断流，下游的湖泊与绿洲等消失，草原荒漠化。如新疆的塔里木河，因中上游消耗水量过大，到达下游的水很少甚至没有，使得阿拉干以下草原地区的荒漠化不断加剧；由于中上游用水量过多，黑河水流不到阿拉善，使得居延海干涸、绿洲开始消失、胡杨林大片干枯，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二是过量开采草原牧区的地下水，使得生态用水不断减少，草原植被衰退，生态环境恶化。如盲目地开发饲草料地、打井，耗竭生态用水等。
八、盲目地扩展饲草料地及人工草地，一定程度上也是给草原的退化沙化推波助澜，“建设草场、增加牧草、维护草原”的初衷，却往往变成了破坏草原的后果
内蒙古草原牧区开发的饲草料地不断增加，而饲料地播种面积1990年为31.6万公顷，1994—2000年一直稳定在40—50万公顷之间；内蒙古牧区的水、草、林、机、料五配套草库伦面积，1990年是6.35万公顷，1995年上升到30.1万公顷，而2000年又下降到13.9万公顷；内蒙古飞播牧草累计面积不断增加，1991—2000年飞播累计面积就有935万亩，保有面积仅有约108万亩，而且多年来全自治区飞播牧草保有面积一直在600—800万亩之间徘徊。这是为什么呢？主要与草原牧区水、土资源的制约分不开。内蒙古牧区机井的数量不断增加，从1991年近45000眼增加到2000年的近90000眼，而井灌面积1997—2000年一直在300万亩左右，说明水资源缺乏，打再多的井也很难有效地增加灌溉面积；当然，开发的饲草料地没有水的灌溉就很难播种，配套草库伦因缺水其面积自然就要减少，飞播牧草没有一定的降水也就难以成活、保有。
我国的北方草原牧区绝大部分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量稀少，一般在300毫米以下，有的甚至仅有几十毫米，地表水非常稀少、地下水也极其缺乏，土壤为沙性质地，能够建设永久性饲草料基地的地块微乎其微，偶然有一点其大部分也已经建成了饲料地。即使有一些水土条件看似相对好的地块，也一般是第一年有水可以种植，第二年水少了难以种植，第三四年水没了，饲料地及其周围的草场就都沙化了。这些沙化点扩展、连接，就能形成连片的沙漠。
发达国家的人工草地主要集中建设在湿润和半湿润地区，而不是在干旱地区。对于干旱半干旱的草原，主要采取科学合理的保护利用方式，如轻度利用等，维持、恢复天然植被，实现草原资源的永续利用。澳大利亚人工草地的发展，有严格的地域特点，在干旱地区几乎全部保留原始植被，而在其东部及东南部的湿润和半湿润地带集中建设人工草地。可见，我国的人工草地也即饲草料地也不应该建设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地区。另外，气候干旱、土质沙性的北方草原牧区的生态建设，应该以封育、保护、恢复天然草原植被为主要内容，不能像农区一样大搞种树种草，否则生态建设的同时必然要引起更大程度的生态环境破坏，这样的教训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