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因得票最多而名列世界“新七大奇迹”榜首。仗着人口基数的绝对优势，又经历了超女和好男海选的演练，在玩投票游戏方面，显然没有任何国家能跟中国匹敌
　　
　　民族主义符号长城，最近再次成为一场喜剧的中心。2006年1月5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宣称世界新七大奇迹正在重新评选，中国长城榜上有名。但这则新闻当时并未形成大的波澜。今年5月28日，在八达岭长城上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宣称目前长城的票数位居第八，于是“中国长城将无缘新七大奇迹”的消息，才开始被媒体广泛炒作，在民族主义社群里，形成戏剧性的舆论反弹。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随后发言，称“该活动属非政府民间行为，有商业活动在内，主办方也不是法定的国际组织”。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长罗哲文也质疑这是“一场商业操作”。单霁翔甚至宣称，对此一评选活动既不抵制，也不会组织投票。
　　这些政府官员和专家的言论，煽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否决运动，还有网友发文揭露评选内幕，甚至连该基金会的“皮包公司老底”都摸得一清二楚，而长城入选这样的组合，简直就是莫大的“耻辱”。更有网民在网上发帖，掀起轰轰烈烈的“抵制”运动。这种浓烈的酸葡萄意味，跟入选的渴望发生激烈冲突，民族主义者再次陷入了集体性精神分裂。
　　但中国移动和网通还是向网民提供了高价手机投票(1元1票)的机会。高校学生大批卷入，仅一个月时间，事态就发生戏剧性转变，世界“新七大奇迹”在7月7日揭晓，长城因得票最多而名列榜首。这项结果出乎官员的意料，却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在玩投票游戏方面，显然没有任何国家能跟中国匹敌。仗着人口基数的绝对优势，又经历了超女和好男海选的演练，中国人似乎将在所有投票事件中稳操胜券。
　　此后，中国媒体再掀炒作浪潮，把一个先前判定为“非权威性的商业活动”，又一次弄成了狂欢盛典。要不是联合国官员批评该次评选因非洲缺席而“有失公正”，这场自相矛盾、自扇耳光的喜剧，还将继续喧嚣下去，因为它终究满足了民族主义的精神饥渴。
　　耐人寻味的是，被指斥为“商业性运作”的评选机构没有拿走中国人的钱财，倒是鼓噪投票的中国长城学会和两家电信公司，得以从中渔利，饱赚了一笔。但长城修缮和保护的危机，却始终高悬在国人头上，犹如一把犀利的宝剑。
　　长城问题却再次成为我们关切的焦点。这座庞大的建筑物，过去一直是专制主义的象征，表达奴役人民和精神专制的帝国立场；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聂耳和闻一多等人的书写，却转变为民族尊严的伟大象征。这种语义的剧烈滑动，构成了长城价值的两重性。
　　本次长城评选事件，重申了它在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作为历史遗存的砖石长城，正在面临被严重拆毁的危机，亟需沿线各地政府承担起护卫的职责；但另一方面，作为专制象征的精神长城，却颇有加以仔细甄别的必要。在高唱长城的民族价值的同时，千万不要遗忘孟姜女的哭泣。一个秦代农民工妻子的眼泪，痛切地指证了城墙杀人的暴行。这是何其感人的民间传说，向我们揭出长城的黑暗语义。无独有偶，与长城一同入选的其他奇迹如金字塔、斗兽场和泰姬陵等，都建造在大量尸骨之上，并且都是暴政的产物。这就是古老文明的残酷代价。
　　我们承认长城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的伟大象征，但不能否认另一方面它也是极权国家主义的阴郁符号。长城的双面性已经昭然若揭。而在颂扬长城的同时，它的负面价值却一直缠绕着我们，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隐形障碍。看不到这点，就无法对长城做出全面正确的评估。
　　长城曾被秦始皇和朱棣两次打造，这两个著名的暴君，犹如一对跨越千年的孪生兄弟，把暴政的文化基因植入了长城，令它的每一块砖头，都印刻着农民工的鲜血和苦难，比现今的山西黑窑，更为黑暗暴虐。而那些导游词和教科书，一直企图回避这个真相。不仅如此，作为冷兵器防御体系的主体，它是中国人的马其诺防线，从未阻止过北方入侵者的大规模南下，反而成为中国人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心理屏障。它的心灵意义，远远超过了军事价值。
　　在七大奇迹事件之后，重新反思长城的这种双面语义，对国人正确解读和保护“文化遗产”，应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