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这部戏筹备、拍摄时间特别紧张，几个主演是如何确定的？
　　郑晓龙：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请周迅来演女一号，一是因为周迅这些年一直在拍电影，二是我对设想的“九儿”是个人高马大的山东大妞儿。后来经人建议才考虑周迅，把故事大纲给她看后，她特别感兴趣。周迅是南方小女子，为此我还咨询过莫言，他说他奶奶只有一米五几，还没周迅高，他非常支持周迅出演“九儿”。
　　“余占鳌”这个角色，我反复强调要强悍、有力量、要爷们儿。现在有匪气和硬汉气质的男演员并不好找。但不管审美怎样变化，男人该有男人味，女人该有女人味。朱亚文的长相比较“农民”，可以塑造农民形象。有人说他的戏有点温，但通过试戏，我发现他的表演很有爆发力。
　　《综艺》：电视剧版《红高粱》有很多改编，你和编剧赵冬苓、原著作者莫言有没有沟通过？
　　郑晓龙：这个剧本对赵冬苓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她完成了。不过因为时间紧迫，剧本完成后，一些细节问题有待处理，所以现场拍摄时做了不少改动。比如斗酒大会上余占鳌和朱豪三直接对质这场戏就是在拍摄现场改的。这场戏要有强烈的戏剧感，如果没有这个对质，这场戏就没魂儿了。这样的改动是可以理解的。莫言对这部剧的创作态度很宽容，他说电视剧是另外一种艺术样式，要尊重符合电视剧创作规律的创新。
　　《综艺》： 电影《红高粱》在影史上奠定了一定的地位，这是否无形中提高了电视剧《红高粱》的创作门槛儿？
　　郑晓龙：虽然电影版珠玉在前，但我并没有太大压力。
　　第一，《红高粱》的原著小说和电影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很多人已经淡忘不少，还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从未看过电影或读过小说。我们将《红高粱》重新搬上荧屏，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部作品。
　　第二，今天的电视拍摄技术和市场条件，也为《红高粱》重拍创造了机会。今天的拍摄技术、特技处理水平远非二十年前可比。
　　第三，电视剧《红高粱》抓住了莫言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正如编剧赵东苓所说，是抓住了魂儿。每一种艺术形式的表达方式都有其特色。电影是浓缩的，电视剧可以进一步丰富。小说当中分量不是很重，以及在电影里完全没有体现的一批人物形象，在电视剧里就可以有所发展。比如朱豪三，电影里并没有这个角色。
　　《综艺》：《红高粱》这个题材有一定的年代感，你如何拉近现在的观众和《红高粱》的距离？
　　郑晓龙：影视艺术不但要讲故事，更要通过讲故事让观众代入情感，释放情感。观众会随着人物和情节的起伏发展而欢笑、而落泪，这说明观众被打动了。每一个导演和创作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达到这种效果。
　　《综艺》：作为导演，你对明年即将正式推行的“一剧两星”政策怎么看？
　　郑晓龙：“一剧两星” 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一剧一星”。我认为，从长远来讲，“一剧一星”才是符合市场规律的频道格局，频道资源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一剧四星”、“一剧三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资源浪费。但从“一剧四星”到“一剧两星”，乃至于将来的“一剧一星”，应该如何过度？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只要创作者坚持创作优质的、受观众欢迎的作品，那就一剧几星都不怕。电视台以后对电视剧品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在美国，频道资源是有限的，很少有一部电视剧在多个频道同步播出的情况。在美国，专业频道更是很少播电视剧或娱乐节目。而我们的情况是，各省都有自己的卫星频道，每个上星卫星播出的内容都大同小异，频道资源的浪费不可避免。
　　《综艺》：你如何看待外界对你的作品的评价和比较？
　　郑晓龙：《基督山伯爵》里有一句话——一个人的名誉不在于别人怎么说，而在于他自己怎么看。别人怎么评价不重要，我还会不断地探索、尝试新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有《北京人在纽约》《编辑部的故事》以及《金婚》。
　　电视剧作品有一个创作规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在文艺创作过程中，要有敢于违背常规的勇气，要有创新的野心。
　　每部作品都应该有点营养，都应该培养观众的审美格调、审美标准和审美能力。有些作品不能培养观众的审美，甚至为了收视率迎合一些低俗趣味，这样的作品我个人是不会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