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革命新军几位基层小兵仓皇中的几枪，像大清王朝慌乱无章的丧礼上无序的炮仗，响彻长空的枪炮，吓跑了没胆作祟的僵尸，皇帝逊位、共和缔造，大清这只已死的百足之虫终于凉透了。
　　历史书喜欢贴标签，为历史人物地贴上标签，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分析法实在是误人子弟。与现实里复杂多变的人一样，生活在异时空的人绝非单面人。梅毅先生在《辛亥革命：启蒙、光荣与梦想的革命》一书中，将辛亥年间参与大历史变革的人物小心地放入当时历史语境中，他发现，在中国社会新陈代谢变化节点上，很少有人能超越自己的出身和阶级。
　　在辛亥革命中，走在前台的是军人，北洋系黎元洪、袁世凯成为共和的实际缔造者。相比美国国父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日本维新三杰，民国总统是老于世故的官场权谋者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是权术士而非改革者。领袖底色逊色太多，这也是百年中国泥足深陷的深层原因之一。
　　甲午战败、庚子乱局，清廷政局已经摇摇欲坠，抱残守缺是死，除旧布新也是死，武昌起义的主力新军，是政府正规军。辛亥枪响，清廷愁云惨淡，慌了手脚。慈禧死后，上层亲贵政权连统御全局的长袖善舞的权谋者都找不到了。这给野心者以机会。袁世凯出山，“武昌之乱，不必长毛。摄政王乃一高墙内养成的王爷，未经世事；瑞澂、张彪二人，皆平庸之辈，安能镇乱！”
　　事实上开明、能干的八旗权贵也有，但因身份和其他原因，被排挤出决策圈。比如死在辛亥前夕的端方，“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许多的第一：曾创办湖北第一座图书馆，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幼儿园，创建江苏第一座无线电通信台，首先引用西方放映机，最早派女子公费出洋留学，主持了江苏第一次民意选举代表，创办了南京最早的官办外语学校，他还是第一个从伯希和手中搜购敦煌文书的清廷学者官吏。”
　　他的政见与实际政务，与立宪派和革命派并无本质差别。如果他在革命后成为地方官，大概会得到模范总督之类的名声。这样的能臣被上层亲贵排挤，又因身份原因无法与社会底层的革命派愉快玩耍。两头不靠的结果是成为革命的祭品，端方死时，身无余财，行李里只有一套《红楼梦》。
　　虽然强权是政治稳定最省事的手段，却不是最佳手段。政治伦理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如果违背大势，倒行逆施，就会断送半世声名。比如袁世凯亲手结束千年帝制。本来是功在千秋的豪杰之名，却因为自己要做皇帝落得声名扫地。因为洪宪丑闻，袁世凯被打入历史黑名单，变成“坏人”后，后人自然会戴上有色眼镜看他。
　　不论道德只就政治能力而论，袁世凯、黎元洪等清廷官场混出来的老油条的手段与手腕完爆革命党人愣头青们。袁世凯的北洋系经过十几年经营，相对团结务实。而革命党则派系林立，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分歧与意气之争从未停歇，革命党内部同样非常微妙。
　　武昌首义三位低级军士，完全是被推到历史风口浪尖的时势造出的英雄，他们自身缺乏在复杂的环境里保全自身的智慧。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这场革命的缩影。“中国人长久以来，一直地域观念严重，各私其地，各私其人。即使是当时独立的各省，皆有明显的割据倾向。”
　　我们的历史书好言大义，极少从现实政治实务操作角度切入分析历史人物。梅毅君的这本书则从历史的细节入手，巧妙地回避了观念之争，而是从操作层面分析人物的能力值，尤其是政治人物，从智商、情商、胸襟、气量、眼光等角度来分析人物，就特別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