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下午，戴博步入位于北京密云的太和文明论坛会场。这是以讨论国际局势为主的智库论坛，为期3天，签到方式是让嘉宾在主办方特制的围棋棋子上签名。前面到场的嘉宾签完就走，但戴博想，棋子像画布，只签个名，有点儿可惜，便随手画了一张脸。
　　戴博是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一起参会的还有波黑、捷克前总理等政要，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等在任高官，以及各国知名学者。此次，戴博在国际关系分论坛上做主题发言。对他来说，随手画漫画很简单，他大学学的是美术。但如今，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政治研究领域的“中国通”。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戴博说：“这是一个关于幸运的故事。”

美中之间不是“新冷战”

　　2008年，美国的知名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成立了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彼时，芮效俭曾任美国驻华大使、助理国务卿，对美中关系研究颇深，担任了首任所长。基辛格和中国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均在华盛顿出席了成立仪式。基辛格说，中国取得了非凡的发展成就，美中两国应携手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5年后，戴博辞任华盛顿的马里兰大学美华中心主任，接替芮效俭成为第二任所长。
　　这并不是戴博与基辛格的第一次合作。1997年，基辛格访华，中方缺少一名翻译，戴博被临时找来，为基辛格和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翻译。基辛格从不提前给稿子，戴博只能猜测基辛格聊的内容，边听边译。“我想，他会回想1992年尼克松访华的故事。”戴博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很久以前就认真研究过。果然，基辛格讲了许多他很熟悉的历史，戴博顺利完成了紧急的翻译任务。
　　戴博很早就读过基辛格的传记，后来当了研究所所长，邀请基辛格来演讲，也常和他聊天。“基辛格的父母都活到了98岁。今年，他本人也96岁了，还在写书。”在戴博印象中，基辛格和芮效俭一样，记忆力特别好，基辛格参加过的谈判、读过的哲学书以及越南战争的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今年7月，芮效俭和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傅高义等上百名美国亚洲问题研究专家给总统特朗普写了一封信《中国不是敌人》，以表达对美中关系恶化的担忧，指出这不符合美国或全球利益。戴博记得，基辛格用“覆水难收”来表达他对美中关系的担忧，“两国能达成共识的人越来越少，可能很难回到2013年之前两国的那种关系了”。
　　有个问题困扰了戴博很久：如何翻译英文单词“rivalry”。最近，不少人用这个词形容中美两国关系，但常被翻译为“敌对”。“这个翻译不准确、不合适。”戴博认为，美中并非“敌人”，只是按照目前的状况，比“对手”严重一点。找到合适的翻译有助于更好地定位美中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人们的误解。因此，戴博不认同“新冷战”这个比喻，他告诉记者：“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非常清楚各自的利益边界，可以在太空领域等开展合作，但现在美中之间许多利益和边界并不清晰，这导致美国夸大竞争关系，而中国则否认竞争的存在。”
　　戴博用“contentious（有争议的）”一词：“双方存在摩擦。”他认为，美中应该把摩擦和竞争的关系正常化，成熟、冷静地承认这可能是几十年或者更长期的局面。“如果我们承认两国的国家利益有不一致的地方，便可以把竞争关系定下来，划定范围和限制，你就会知道哪些方面可以合作，哪些方面要去竞争。”

姜文的“情敌”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这部剧讲述中国知识青年在美国的生存现状，1993年一上映便家喻户晓，获得“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等，是中国第一部全程在国外拍摄的电视剧，也是演员姜文的第一部电视作品。戴博扮演姜文的情敌、美国商人大卫。
　　戴博出生于纽约州，1986年加入美国新闻总署，之后来京任驻华外交官，举办了许多文化交流活动。“当时许多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摇滚乐、电影很感兴趣，我和他们同龄，还能讲点中文，很聊得来。”戴博因此结识了崔健、姜文和冯小刚，经常一起开派对玩耍。这期间，他对美中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做过诸多行业，几乎都与这个议题有关。
　　4年后，戴博辞掉外交官一职，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教书，住在纽约州的伊萨卡，离纽约市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一天夜里12点多，他接到一个电话，那头传来姜文的声音：“我在你家楼下，要不要去演戏？”姜文和导演郑晓龙、冯小刚正在纽约筹拍《北京人在纽约》，原定的男二号与主创有些观念冲突，退出了。剧组新增一个美国商人的角色，姜文便推荐了戴博。

　　“姜文本来就是我最好的中国朋友，更何况，谁有这样的运气能和世界级的表演者一起演戏？”戴博爽快答应“救场”，尽管没学过表演，但不认生，拿起剧本就演。“稀里糊涂地拍戏，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 　　早在这部电视剧开拍前，原著小说的销量就超过100万册，反响热烈。那时，中美两国的物质水平差距大，远赴美国留学或工作的人一回国，往往被说成“衣锦还乡”，也塑造了国人对美国的印象：遍地黄金，能很快出人头地。但作家曹桂林笔下的《北京人在纽约》则还原了纽约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以及中国人在美国所面临的文化冲突。几十年过去了，去纽约的人越来越少，来北京工作的外国人反而越来越多，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实力不断增强。
　　除了拍电视剧，戴博也参与制作中文版“芝麻街”，还和徐峥一起演过话剧。参与制作中国文化作品让他了解中国文化，而此后管理中国的教育项目则让他领悟到，美中之間达成互信共赢的合作不容易，但若达成了，将产生巨大的共同利益。

在“过日子”中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2001年，戴博来到南京，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美方主任。不久后，“9·11”事件发生，戴博在电视机前通过实况转播，看到世贸中心轰然倒下、烟雾弥漫。他记得，“9·11”事件后，美国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中东，与恐怖主义作斗争，而中国则主要关注国内经济发展。中美关系相对平静，给这个中心创造了良好的交流环境。
　　他任美方主任期间，和中方同事招收各国的学生研究中美关系，开办中国第一个中美联合颁布的硕士项目，负责学生生活、中美两国教授的合作等。戴博要时时刻刻与中国人沟通，一开始还碰了不少钉子：他听不懂中国人的“犹豫”。2006年，中心要在校内盖栋新楼，请来美方建筑师。但中国法律规定，只有中方可以制作施工图。于是，戴博不断和规划局、中美建筑师、南京大学校方讨论协商，制定规则。“美国人的工作方式是把一切都定下来，然后按照计划一步步做，中国人则没那么喜欢做承诺”。戴博发现，当中方同事想拒绝，很少直接说“不”，而是用“现在有点忙”“不太方便”等语义暧昧的词回应。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以致无法开展接下来的工作，有段时间还挺压抑，常在心里念叨：“just tell me no！（干脆直接拒绝我好了！）”
　　但他发现，中国人的习惯能带来极大的协调性和机动性。盖那栋新楼时，中心要在学校开辟一块地，这并未出现在校方原先的规划中。如果在美国，官方肯定回复“不行”;但在中国，校长则和市规划局局长讨论这栋楼的必要性，“最后把虚变成了实”。
　　戴博发现，推动完成一件事，经常要催对方，但又不能太激进，要和各位负责人讨论、协商，确定进展。最后，他和中方同事建立和推动了许多制度：让中国与各国留学生一起住，便于文化交流;把中国的硕士要求和美方的课程要求、教学方法合二为一。
　　戴博在南京待了6年。“我爱南京，节奏不快，没有那么多‘996’的压抑感，生活很舒服，适合过日子”。戴博的“过日子”大多是学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日常文化。而担任中心主任的经历让他感受到，即便美中关系很和谐，创造了沟通的理想条件，具体合作时仍要克服不少难题，前提就是要互信。“我相信我的同事为中心着想，我也尊重他们的工作方式和习惯;美方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历过财政困难，中方的南京大学也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
　　戴博的妻子是北京人，两人育有两子一女。大儿子爱看中国电影，是姜文的粉丝，最近戴博和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中国有太多美好和可爱的东西，我曾看到她经历困难、克服挑战、获得成功。我能够见证这些重要的历史，我很幸运。”
　　戴博 1962年生，毕业于雪城大学，曾任美国新闻总署驻华外交官、中美住房合作项目的美方主管，在《北京人在纽约》扮演男二号大卫，现任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