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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所处的时代，正是魏晋乱世。在曹氏与司马氏的斗争中，司马氏以名教为利器，发动政变，代替曹魏政权。在政变中，许多名士被杀害，正始玄学就此退出清谈。同时，喜好老庄的玄学家登场，以嵇康、阮籍等人为焦点，他们坚守独立人格，尤其是嵇康，彻底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不愿受礼制约束，更不愿与虚伪的名教发生任何碰撞。自此，嵇康在一个混乱且残酷的时代中坚持着自己的独立，亲近自然，并提出了关注人性解放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彰显人性与自然之美。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提出
在经历儒家思想的规范和教育后，人们的思想已随着魏晋乱世政治的动乱而逐步激进，人们在潜意识中更加愿意突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倾向于从精神领域寻找与自己自然本性相通的自由思想。此时，随着两汉经学的衰落，知识分子企图建立新的理论体系，这样既可维系人心，又可给新政权带来理论支撑。因而，玄学诞生，“越名教而任自然”玄学思潮随之出现。此种思潮的出现，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的背景来看。
名士寻找新理论规范。在名士们寻找新的思想秩序时期，“三玄”登场，即《周易》《老子》《庄子》。“三玄”强调自然观念，提倡清净无为，自然而然，力图把人的自然性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尤其是《庄子》，鼓励人们超越现实社会，归复于自然本体，而这种返归自然的逍遥精神，被当时名士所欣赏，自然成为首选理论。
王弼主张名教出于自然。王弼吸取道家自然观念，把自然和名教注解为本与末的关系，以自然之道为本，名教为末，巧妙的为名教的存在构建了合理的框架，并提出名教出于自然。同时，通过圣人运用名教的典范，说明名教存在的合理性，试图建立自然的名教规范。
名教异化与名士归隐。高平陵血雨之后，忠于曹氏政权的人相继被杀，诸多名士难逃厄运，以至于后来学者哀叹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此时，名教异化为斗争利器，世人不得不放弃神圣的名教情结而隐逸山林、追求自由，用自然填补心中的政治空白。此时，新的统治者需要理论支持，而嵇康的知名度使他成为焦点，然而不管统治者如何希冀，嵇康始终坚守自己的人格，归隐竹林。期间，嵇康与竹林名士成就了不朽的经典思想，坚持把人性自由置于生命之上。
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产生。竹林名士在名教异化的时代以放荡不羁、任性而行与司马氏对抗，尤以阮籍“礼岂为我设耶”、嵇康“非汤武而薄周礼”口号为代表。他们极力提倡由性、放荡不羁、不拘小节，但却率真至仁、淳朴至孝。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便在此时产生，是对统治者的明确反抗，也是对自然的崇敬。
“越名教而任自然”内容
名教、自然涵义：嵇康思想中，自然是人的天然本质，即不加任何修饰的自然生成物。嵇康崇尚自然，尊崇人性，与名教形成对比，在当时社会情况下，自然与名教必然是对立的，而他要求摆脱名教的束缚而崇尚自然。嵇康眼中的名教，是不加任何人为修饰的自然状态，是从人的内心中真实发出的自然想法，至仁至真。如竹林名士阮籍，听说一个品质优秀的女子死后，非亲非故就去吊丧，这比司马氏提倡的虚伪名教更加有震撼力。总之，嵇康一切思想、言论和行为的落脚点都在自然，即“心”的自然意识，他在人们思想苦闷的时候，给人性注入了新的诠释，让人性居于世俗之上，超越名教，使人们追求自然淳朴的生活。
抨击虚伪名教，超越名教。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攻击六经，批判仁、义、礼、孝等乃是压抑个性的根本，但人性以随心所欲为快乐，压抑个性乃是对个人意愿的违背，而遵从人本来的所思所想才会获得自然。自然的获得，必须放弃心中的虚伪，保全人的本性，并将礼法等视为外物，要越过传统名教。嵇康说“矜尚不存乎心”就能做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矜尚意指崇尚自尊自大，“矜尚不存心”，也就是说心中不存世间的任何身名利诱，要释怀私欲，大公其心。“越”，旨在以“自然”为归处，“越名教”，便是要通过对世俗凡物的释怀、忘却来实现身心的超越，到达“越名教”的真实境界。
实际上，“越名教而任自然”从内在上看，名教是指司马氏政权所提倡的虚伪伦理纲常，并不是儒家所说的标准名教。嵇康此思想，是想让人的本性在符合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礼教的基础上，真切显示名教。同样，自然不是指纯粹的人的自然本性，而是在合乎真正仁义的礼教下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然习惯。“越名教”，重在“越”，就是要剔除糟粕，取其精华，不被世俗的是非所羁绊，通过内心的真情实感达到“越”，不把名教作为丑恶灵魂的伪装，要实现人性需要上的“越名教”，达到内心真正的“越”，与自然融合。
提倡率性自然，追求“任自然”境界。有学者曾提到，嵇康与阮籍两个人相比较，对于自己的所思所想，嵇康比阮籍更加清楚和明确，因此反观两个人，嵇康的生命乐章明显比阮籍的更清晰、更响亮。嵇康主张返归自然，率性而为，隐逸而又不失风度和人格。在整个的实践过程中，嵇康始终保持着孤独不逊、超凡脱俗、任性自然，其生命极具张力和个性，目的就在于要达到“任自然”的仙境，发现本真的自我。冯友兰解释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行就怎么行，这就是‘任自然’。”这种解释无疑是对人性的尊重和解放。
嵇康在强调名教自然思想的同时，也关注生命之率真。嵇康在虚伪而矫饰的时代里，以自己的独立人格做到了表里如一，不被世俗牵绊，对自然畅怀，完全按照人的自然本性去对待自然，爱自然。他的自然是不加人为修饰的真实人性，尤其是他把率真赋予了自然涵义，开启了魏晋时代士人们把率真称为“自然”的先河。嵇康认为君子应该率真自然，自然地显露自己的真性情，而他本人也真正做到了这种率真，归之自然，任自然以托身，把自然与人性對等，让自然渗透在人性中，促使人性达到自然至人的理想境界。可见，嵇康“任自然”而率真的举措，将王弼玄学中的本体性“自然”落实到了人的精神领域，并赋予超越意义，对人性的觉醒和张扬，影响颇深。
嵇康的名教自然观对现代人的启示
崇尚自然，用自然本性追求自然生活。嵇康追求清新寡欲、超然自适的生活，这种生活最基本的特点便是崇尚自然，与自然融合，而且他提出的“越名任心”是当时最富个性的自由口号。因此，他不拘泥于俗世规矩，完全按照自然的本性来对待。然，“嵇康的‘越名任心’、‘是非无措’并不是指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可以为所欲为，相反，恢复到自然的本性本身就体现为自觉，接受法则，它在‘触情而行’、任心而动之中就体现着善的准则。”在思想极度混乱的魏晋乱世中，嵇康能坚持自己的率真本性，发挥自己善的心灵，依照自然本性对待人事，把自己从各种世俗功利中解脱出来，这对我们现代人如何返归自然本性、如何获得生命的自由和愉悦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被各种感官刺激和物质欲望包围着，常常丧失了生命的自由，人为物役，为了获得物质财富，往往丧失了自己的本性，久而久之，失去了自己的自然本性，人性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缺点，坚持自己的独立原则，追求自然，把嵇康的自然观念渗透到自己的一言一举中，用自己的本性为自己努力，争取应该拥有的可贵事物。嵇康崇尚自然的淳朴举动，启示着我们，可以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获得心灵的寄托，可以让我们找回生命的自由和生命本真的意义。
坚持独立人格，追求個性自由。魏晋名士在人格上的自然和个性追求，摆脱了自汉代以来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拘执，而一般知识分子大多直接超越礼法而欣赏人格、追求独立、尊重个体自由的价值。嵇康的名教自然观对个体意识的崛起和自我人格的独立具有先导作用，因为人们在名教桎梏下窒息已久，因而人性自由、人格独立成为一种时代的企求，而正是嵇康的标志作用，使人性觉醒，思想开始活跃，并极力追求自然和自由的宁静生活。嵇康以自己的行为实践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超越精神，用自己灵与肉的搏斗来回应肮脏的现实。他选择了精神上不屈服，政治上不合作，杀身成仁是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是嵇康率真的人性特质，虽死犹生。嵇康因不合作而被司马氏迫害，但嵇康并不一定要选择死，司马氏屡次征召嵇康做官，只要他愿意合作，最后也不会走入刑场。可是，当生命的自由与人格尊严受到侵犯时，嵇康大义凛然、泰然自若、慷慨赴死，以激昂的广陵散琴声超越生死，表明了他的人格决心。在这里，嵇康的人格魅力鼓励着我们，应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敢于向封建思想说“不”，勇于解放思想，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
曾有学者这样评论：“这是历史上最‘由性’的一群人，别说是古时候，即使是在今天的社会里，也是绝对的‘另类’——但是，就是这一群‘另类’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却是魏晋那个时代里最引人注目的几颗亮星。”嵇康，竹林里的精神领袖，越名教、任自然，却把忠孝节义视为至善，藐视虚伪的仁义，这是嵇康的放任选择和精神追求，我们应慎重理解这种“放任”背后的真实意义。可以说，嵇康生命的终结，一方面展示了一种人格的完成，另一方面也见证着一种人格的毁灭，但正是因为他坚持的人格和追求，才得到了人们的敬慕。
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命题，是有感于现实世人对功名的追逐与受名教束缚不得心灵自由而发出来的，他是想给人的精神争取自由，为人性争一席之地，在魏晋时代具有真性的光芒。我们应该吸取嵇康的自由精神，肯定独立人格的价值，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把自由和人格给予我们的创造能力和人格活力以独特的个性展现出来，为精神自由奋斗。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是我们的必备精神，读懂嵇康的思想，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或许可以在嵇康的身上找到答案。
作者单位：河西学院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提出
在经历儒家思想的规范和教育后，人们的思想已随着魏晋乱世政治的动乱而逐步激进，人们在潜意识中更加愿意突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倾向于从精神领域寻找与自己自然本性相通的自由思想。此时，随着两汉经学的衰落，知识分子企图建立新的理论体系，这样既可维系人心，又可给新政权带来理论支撑。因而，玄学诞生，“越名教而任自然”玄学思潮随之出现。此种思潮的出现，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的背景来看。
名士寻找新理论规范。在名士们寻找新的思想秩序时期，“三玄”登场，即《周易》《老子》《庄子》。“三玄”强调自然观念，提倡清净无为，自然而然，力图把人的自然性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尤其是《庄子》，鼓励人们超越现实社会，归复于自然本体，而这种返归自然的逍遥精神，被当时名士所欣赏，自然成为首选理论。
王弼主张名教出于自然。王弼吸取道家自然观念，把自然和名教注解为本与末的关系，以自然之道为本，名教为末，巧妙的为名教的存在构建了合理的框架，并提出名教出于自然。同时，通过圣人运用名教的典范，说明名教存在的合理性，试图建立自然的名教规范。
名教异化与名士归隐。高平陵血雨之后，忠于曹氏政权的人相继被杀，诸多名士难逃厄运，以至于后来学者哀叹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此时，名教异化为斗争利器，世人不得不放弃神圣的名教情结而隐逸山林、追求自由，用自然填补心中的政治空白。此时，新的统治者需要理论支持，而嵇康的知名度使他成为焦点，然而不管统治者如何希冀，嵇康始终坚守自己的人格，归隐竹林。期间，嵇康与竹林名士成就了不朽的经典思想，坚持把人性自由置于生命之上。
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产生。竹林名士在名教异化的时代以放荡不羁、任性而行与司马氏对抗，尤以阮籍“礼岂为我设耶”、嵇康“非汤武而薄周礼”口号为代表。他们极力提倡由性、放荡不羁、不拘小节，但却率真至仁、淳朴至孝。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便在此时产生，是对统治者的明确反抗，也是对自然的崇敬。
“越名教而任自然”内容
名教、自然涵义：嵇康思想中，自然是人的天然本质，即不加任何修饰的自然生成物。嵇康崇尚自然，尊崇人性，与名教形成对比，在当时社会情况下，自然与名教必然是对立的，而他要求摆脱名教的束缚而崇尚自然。嵇康眼中的名教，是不加任何人为修饰的自然状态，是从人的内心中真实发出的自然想法，至仁至真。如竹林名士阮籍，听说一个品质优秀的女子死后，非亲非故就去吊丧，这比司马氏提倡的虚伪名教更加有震撼力。总之，嵇康一切思想、言论和行为的落脚点都在自然，即“心”的自然意识，他在人们思想苦闷的时候，给人性注入了新的诠释，让人性居于世俗之上，超越名教，使人们追求自然淳朴的生活。
抨击虚伪名教，超越名教。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攻击六经，批判仁、义、礼、孝等乃是压抑个性的根本，但人性以随心所欲为快乐，压抑个性乃是对个人意愿的违背，而遵从人本来的所思所想才会获得自然。自然的获得，必须放弃心中的虚伪，保全人的本性，并将礼法等视为外物，要越过传统名教。嵇康说“矜尚不存乎心”就能做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矜尚意指崇尚自尊自大，“矜尚不存心”，也就是说心中不存世间的任何身名利诱，要释怀私欲，大公其心。“越”，旨在以“自然”为归处，“越名教”，便是要通过对世俗凡物的释怀、忘却来实现身心的超越，到达“越名教”的真实境界。
实际上，“越名教而任自然”从内在上看，名教是指司马氏政权所提倡的虚伪伦理纲常，并不是儒家所说的标准名教。嵇康此思想，是想让人的本性在符合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礼教的基础上，真切显示名教。同样，自然不是指纯粹的人的自然本性，而是在合乎真正仁义的礼教下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然习惯。“越名教”，重在“越”，就是要剔除糟粕，取其精华，不被世俗的是非所羁绊，通过内心的真情实感达到“越”，不把名教作为丑恶灵魂的伪装，要实现人性需要上的“越名教”，达到内心真正的“越”，与自然融合。
提倡率性自然，追求“任自然”境界。有学者曾提到，嵇康与阮籍两个人相比较，对于自己的所思所想，嵇康比阮籍更加清楚和明确，因此反观两个人，嵇康的生命乐章明显比阮籍的更清晰、更响亮。嵇康主张返归自然，率性而为，隐逸而又不失风度和人格。在整个的实践过程中，嵇康始终保持着孤独不逊、超凡脱俗、任性自然，其生命极具张力和个性，目的就在于要达到“任自然”的仙境，发现本真的自我。冯友兰解释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行就怎么行，这就是‘任自然’。”这种解释无疑是对人性的尊重和解放。
嵇康在强调名教自然思想的同时，也关注生命之率真。嵇康在虚伪而矫饰的时代里，以自己的独立人格做到了表里如一，不被世俗牵绊，对自然畅怀，完全按照人的自然本性去对待自然，爱自然。他的自然是不加人为修饰的真实人性，尤其是他把率真赋予了自然涵义，开启了魏晋时代士人们把率真称为“自然”的先河。嵇康认为君子应该率真自然，自然地显露自己的真性情，而他本人也真正做到了这种率真，归之自然，任自然以托身，把自然与人性對等，让自然渗透在人性中，促使人性达到自然至人的理想境界。可见，嵇康“任自然”而率真的举措，将王弼玄学中的本体性“自然”落实到了人的精神领域，并赋予超越意义，对人性的觉醒和张扬，影响颇深。
嵇康的名教自然观对现代人的启示
崇尚自然，用自然本性追求自然生活。嵇康追求清新寡欲、超然自适的生活，这种生活最基本的特点便是崇尚自然，与自然融合，而且他提出的“越名任心”是当时最富个性的自由口号。因此，他不拘泥于俗世规矩，完全按照自然的本性来对待。然，“嵇康的‘越名任心’、‘是非无措’并不是指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可以为所欲为，相反，恢复到自然的本性本身就体现为自觉，接受法则，它在‘触情而行’、任心而动之中就体现着善的准则。”在思想极度混乱的魏晋乱世中，嵇康能坚持自己的率真本性，发挥自己善的心灵，依照自然本性对待人事，把自己从各种世俗功利中解脱出来，这对我们现代人如何返归自然本性、如何获得生命的自由和愉悦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被各种感官刺激和物质欲望包围着，常常丧失了生命的自由，人为物役，为了获得物质财富，往往丧失了自己的本性，久而久之，失去了自己的自然本性，人性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缺点，坚持自己的独立原则，追求自然，把嵇康的自然观念渗透到自己的一言一举中，用自己的本性为自己努力，争取应该拥有的可贵事物。嵇康崇尚自然的淳朴举动，启示着我们，可以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获得心灵的寄托，可以让我们找回生命的自由和生命本真的意义。
坚持独立人格，追求個性自由。魏晋名士在人格上的自然和个性追求，摆脱了自汉代以来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拘执，而一般知识分子大多直接超越礼法而欣赏人格、追求独立、尊重个体自由的价值。嵇康的名教自然观对个体意识的崛起和自我人格的独立具有先导作用，因为人们在名教桎梏下窒息已久，因而人性自由、人格独立成为一种时代的企求，而正是嵇康的标志作用，使人性觉醒，思想开始活跃，并极力追求自然和自由的宁静生活。嵇康以自己的行为实践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超越精神，用自己灵与肉的搏斗来回应肮脏的现实。他选择了精神上不屈服，政治上不合作，杀身成仁是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是嵇康率真的人性特质，虽死犹生。嵇康因不合作而被司马氏迫害，但嵇康并不一定要选择死，司马氏屡次征召嵇康做官，只要他愿意合作，最后也不会走入刑场。可是，当生命的自由与人格尊严受到侵犯时，嵇康大义凛然、泰然自若、慷慨赴死，以激昂的广陵散琴声超越生死，表明了他的人格决心。在这里，嵇康的人格魅力鼓励着我们，应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敢于向封建思想说“不”，勇于解放思想，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
曾有学者这样评论：“这是历史上最‘由性’的一群人，别说是古时候，即使是在今天的社会里，也是绝对的‘另类’——但是，就是这一群‘另类’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却是魏晋那个时代里最引人注目的几颗亮星。”嵇康，竹林里的精神领袖，越名教、任自然，却把忠孝节义视为至善，藐视虚伪的仁义，这是嵇康的放任选择和精神追求，我们应慎重理解这种“放任”背后的真实意义。可以说，嵇康生命的终结，一方面展示了一种人格的完成，另一方面也见证着一种人格的毁灭，但正是因为他坚持的人格和追求，才得到了人们的敬慕。
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命题，是有感于现实世人对功名的追逐与受名教束缚不得心灵自由而发出来的，他是想给人的精神争取自由，为人性争一席之地，在魏晋时代具有真性的光芒。我们应该吸取嵇康的自由精神，肯定独立人格的价值，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把自由和人格给予我们的创造能力和人格活力以独特的个性展现出来，为精神自由奋斗。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是我们的必备精神，读懂嵇康的思想，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或许可以在嵇康的身上找到答案。
作者单位：河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