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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发明改变了中国历史，中国纸与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世界历史。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数千年绵延不绝、推陈出新，主要得益于文字、纸。印刷术与书的发明。文字的发明将人类从蒙昧与野蛮引向文明，纸的发明使人类记录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思想与行为变得简单而易行，印刷术的发明则是孕育人类现代文明的“文明之母”，而书的发明为人类文明的进阶与加速奔跑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纸与印刷术的两大发明。对古代乃至现代人类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与社会秩序变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中国书与出版史的分期角度，缕析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书籍对中国文明的宏观影响，以就教于同道。
一
在世界文明的大家庭里，值得中国人至今仍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汉字的独立发明与书籍的诞生及其发展。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最成熟的文字是甲骨文，它的载体是龟甲骨或牛肩胛骨，这是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之间的事，当时是中国的商代。周革商命后，甲骨文朝大篆字体过渡，仍然以考古发现为依据，至迟到周宣王时期(前9世纪)，大篆的载体开始转向青铜器，并逐渐蔚然成风。但以中国传统的书籍概念来看，这还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书籍，尽管文字已附着于甲骨以及青铜器物并表达了某种思想与行为。
汉代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著于竹帛谓之书。”由此可见，在汉人的心目中文字写在竹片、木片或缣帛(丝织品)上并加以编排，才是真正的书的样式，也就是说，中国书籍的最早材料是竹片、木板或缣帛，这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书籍概念。如果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依据文献记载发现早在周朝立国时，武王克商后，《尚书·多士》中就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册”字最早见于殷商甲骨文中，象征着一捆竹简，中间编以两道绳子J而“典”字则象征着将“册”放置在案几上。也就是说，早在殷商甲骨文时代就已经有将文字书写在竹简上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书籍至迟在商代就已诞生，尽管我们还没有商代竹简实物发现。
以简牍(木片)为载体形式的书籍在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已开始放射光芒。孔子开创私学，他为授业学子，曾编定六经，以致“韦编三绝”，就是说他将编连竹简的绳子翻断过多次。比孔子稍晚的墨子在其书中说：“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这说明，诸子充分利用了书籍的力量，以书为利器，纷纷著书立说，互相攻讦。到了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书籍已从官府王宫普及到民间，不仅成为传播知识、宣扬思想、普及教育的重要工具，而且还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之一，甚至它还成为个人炫耀财富与知识的重要工具。公元前4世纪时，诡辩家惠施“行事多方，其书五车”，而吕不韦主编了长达二十万言的《吕氏春秋》，集各种学说之大成，对秦国的施政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不能不说，这也是书的力量。
晚于竹木载体形式的是帛书。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缣帛已用于书写，战国时期用于书写的缯书实物在长沙出土过，而文献记载则更多，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自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期，中国的书籍已进入竹、帛并用时期。
西汉时期中国发明了纸，东汉时用于书籍材料，但竹帛并未立即退出历史舞台，竹简、木牍直到3～4世纪的晋代才被纸所取代，而缣帛则延续的时间更长，直到5～6世纪才寿终正寝。
在竹帛并用以及纸本书时期，以石版为书籍材料的特种书也数次作为插曲写入书籍历史，如东汉的熹平石经、西晋的正始石经、唐代的开成石经以及始刻于隋而终于明的佛经刻石房山石经。前三部石经的内容为儒家经典，相当于朝廷颁布的标准教科书，尽管这些石经不是现代人心目中的书籍标准样式，但它们的确起到了绍介知识、普及教育的书的功能。
总的来说，竹木自殷商至公元3～4世纪被中国人用于书籍材料，缣帛自公元前5～6世纪至公元5～6世纪被中国人用于书籍材料，但因竹木太过笨重、缣帛又太过昂贵，自公元前后质轻价廉的纸开始用于书籍材料，中国开始进入纸本书时代。
竹、帛并用时期，正是中国建立巩固国家、开疆拓土、统一国家、确立国家制度与社会秩序、思想哲学与文化奠基、科技发轫与发展、经济逐步繁荣时期，书籍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无疑，为中国文明的进步起到了不可磨灭与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纸作为书籍材料的起始年代我们还不能具体确定，但文献中纸作为书籍材料的最早记载我们则可以确定。据《后汉书·贾逵传》记载，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诏贾逵入宫讲《左氏传》，有学生20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文物发现最早的实证是居延所发现的一张残纸，上面书写有隶草文字20多个，年代据专家鉴定为公元109～110年左右，相当于蔡伦造纸的年代(105年)。现存最早的纸卷书籍实物，大都写成于公元3世纪，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的三国魏甘露元年(256年)用“六合纸”抄写的《譬喻经》是最早的写本之一。
依据文献与文物。我们可以推定自公元1世纪中国开始进入纸本书时代。但纸并没有立即取代竹帛，纸与竹木并存了300年，与帛书并存了500多年，到了公元3世纪的晋代“纸卷本完全取代简牍，而帛书直至唐代仍在使用”。
自公元3世纪以至21世纪，纸介质成为中国书籍材料的主流，居统治地位长达18个世纪，并且仍将继续。因为公元7世纪中国人发明了一件惊天动地的技术——雕版印刷术，所以，中国的纸本书时代又被划分为写本书、印本书两个时期；而印本书时期又因为19世纪西方传教士马礼逊将西方印刷机械与铅活字引入中国，中国的印本书时期又被划分为雕版手工印刷与机械印刷两个阶段，其年代的大致界定为自公元1～7世纪为中国的写本书时期，自公元7～18世纪为中国的雕版手工印本书时期，18世纪中叶以来为机械印本时期。当然，这只是一个以主流为依据的大致的时间划分，实际上抄书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人孜孜不倦。
自从纸被用作书籍材料，抄书成为时尚，以致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抄书成为一种职业。我们已经知道，晋代纸逐渐取代竹帛，公元3世纪两晋朝廷在秘书监内设专职抄书手，抄写典籍，以供收藏，如东晋初荀勖(231～289年)将新发现的汲冢竹书抄写到纸上，一本藏于中经，一本藏于三阁。隋炀帝时(605～617年在位)，曾选图书3.7万卷，每书抄写正、副本，分别藏于东宫修文殿、观文殿，如此大批量的抄写任务都是专业抄书手完成的。在敦煌发现的大量佛经写本，有许多是由以抄书为生的抄书手们以规范的书法体抄写而成书的，这些写本是标价出售的，如现藏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中阿含经》卷八，全卷共10663字，公元602年 由经生张才抄录，用纸25张，注明抄书人张才名字的做法似乎有点现代书籍上标明出版人的意谓，这也同样说明，抄书的确是能养家糊口的。
雕版印刷术发明及普及之前，中国的书籍靠手工抄写。唐代尽管已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真正普及到书籍还是五代、北宋时期的事，因此，唐代基本上还属于写本书时代。中国的写本书时代，正是中国儒家独尊后魏晋玄学兴起的阶段，而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并迅速发展，道教也开始诞生并得到初步发展，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冲突、交锋、融合，以致到唐代开始三教合流。因为政治与宗教的发展需要，书籍越来越成为一种占领人们思想滩头的工具，因此在新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推动下，写本书相较于竹帛书也获得了空前发展。我们对比一下《汉书·艺文志》(著录书目597种)、《隋书·经籍志》(存书4626种，佚书6450种)、《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书目3062种)、《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书目3277种)的著录书目数量就可以得出明显的结论。同时，从以上四部书著录的图书内容范围也可以明确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思想文化观念与知识视野在写本书时代变得更加丰富与开阔。因为书籍材料的变化，书籍数量不仅有了显著增加，传播的速度得到加快，而且中国文明的影响范围也得到扩大，以致连域外的日本等国也开始被汉文化所熏染。无疑，写本书在文化与文明交流中起到了推动与推进作用。
三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引发一场世界意义上的书籍革命，对于西方它还引发了一场社会革命，而对于中国由书籍革命而带来的出版革命，维护并光大了中国文化传统，推动了学术兴盛，儒家开始复兴并促进了教育制度的变革，强化了科举选官制度并影响到社会文化风尚，同时汉文化的影响力波及东亚其他国家，并通过中西交通对西方也产生了部分影响。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并应用于图书印刷，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现代意义上的书籍出版时期。自公元7～10世纪，中国逐步完成由写本书向印本书的过渡。印本书无论从开本、装帧、版式、字体等形式，还是复制手段、编辑校勘等流程，都与写本书有较大的变化。印刷术的发明以及普及，使书籍形式依内容开始逐步统一，版面字数与行数逐步标准化，字体逐步由书写体改为宋体字的印刷体，插图作为艺术进入书籍，书页内还装饰有鱼尾、象鼻等折叠图示，书籍外形逐步由卷轴形式演变为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甚至在书内还出现了带有广告性质的“牌记”，内容校勘也更为精确，这些都是由印本书带来的书籍的新变化。
但印本书革命带来的新变革更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于它使书籍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传播知识的速度与广度加快、加大，它可以使同一本书流传到更为广大的地区并流传到后世更长的时间，而这些正是因为印刷术使生产书籍的成本大大下降的缘故。据钱存训博士研究，晚唐时期(9世纪初)，专业抄书的工作是每卷书一千文，每卷书5000～10000字，相当于一文钱5～10字，而同时期印本佛经的价钱每卷平均售价100文，印本与抄本的价钱比为1:10，也就是说印刷术使书籍的成本降低90％。无疑成本的降低与图书内容的校勘精确以及书籍外形的艺术精美，使得印刷术得到了较快的普及。
推动印刷术发明、发展的原动力是佛教，但两个多世纪以后，五代后唐朝廷开始大规模介入雕版印刷，刊印佛家经典，从这时开始，由历代朝廷所主导的大量印行儒家经典，使儒学得以复兴，而佛教的影响力则开始减弱，宋代理学家的思想开始长期支配中国社会，直到晚清的19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思想与制度传入中国，宋明理学才开始衰落。
同时，依然是由朝廷主导，印刷术被广泛运用于为科举考试服务领域。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为儒家经典学说，以“五经四书”、诸史、律令、诗赋等为主要考试科目，由此，宋元明清时期，为准备考试印行了大量的教科书、工具书、类书、字典与韵书，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科举考试对于大量应试图书的需求也是推动书籍出版的动力之一。
中国自10世纪开始，出版书籍的机构逐步形成官府、私家与书坊三大系统，印本内容也逐步依社会知识的需求变化开始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印本内容依经、史、子、集而分为四大类，子、集两部带有知识分子的个人取向与旨趣，而经、史两部基本上是为考试以及练习做官而准备的。在正统文化之外，民间书坊还刻印了大量的唱本、历日等与百姓日常生活有关的书籍，同样这也是印本书内容中不容忽视的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
然而，总的来说，10～19世纪，中国的雕版印本书的影响力与西方相对比，却是更多地保护与延续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哲学与文化，使得中国的汉字文献与文化更加多产、连续与普及，而西方的印本书则促成了文艺复兴，造成了拉丁语系的分裂，民族方言、语言、文字、文学得以独立发展，并鼓励了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反观中国，雕版印本书的推广与普及，反而促进了汉字音、形、义的标准化与统一，提高了教科书内容的标准化与影响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
四
中国印刷术维护了中国文明的存续与发展，宋元明清时期，毕昇等人进行了泥活字、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等活字印刷的伟大创制与实践，但与手工雕版的蔚然大观相比，活字印刷仅仅是几段插曲而已，囿于整体的科技水平，中国的印刷术直到19世纪还依然处于手工作坊阶段。而西方，则晚毕昇一个世纪后德国人谷登堡发明铅活字，并迅速进入半机械化操作阶段，随后印刷机械不断改进，进入完全机械印刷阶段，并于19世纪初由传教士马礼逊将活字机械印刷反哺中国。18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副中文铅合金汉字用于机械印刷《中国语文字典》，中国从此开始有了机械印刷纸本书。步马礼逊后尘，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在19世纪纷纷在中国设立印刷所与出版机构，引进印刷机械并不断改进中文汉字活字铸造技术，出版了一大批反映西方思想与制度的中文印本图书。19世纪60年代，石印技术传人中国。70年代王胜、黄韬创办中华印务总局，开始运用机械印刷书籍，这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一家现代概念的民办出版社。直到19世纪末中国人才开始较大规模地运用机械印刷书籍，中国的活字机械印刷书籍才开始真正进入新时代，雕版手工印刷开始式微。
同雕版印刷应用于书籍一样，机械印刷使书籍形态再次发生变化。纸张逐步改用工业造纸，装订形式引入西方书籍形制分精装、平装等多种形式，内容版式设计更加灵活、多变且容量大大增加，开本与封面材料更加丰富，色彩也由单色走向多色。
就书籍出版行业的流程而言，机械印刷出版图书效率的提高，促成了行业内的编辑校对图书内容、印刷商、发行商等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书籍出版的组织机构、经营模式以及管理方式、生产流程等方面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就书籍的文化功能而言则没有性质上的变化，书籍依然是介绍知识、普及教育、传承文化、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之一。
中国印本书的机械印刷阶段自19世纪初至今，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伴随着西方印刷机械而来的还有西方人的新思想与新学说、新文化与新制度，在西方先进的枪炮和战舰的护卫下自1 840年蜂拥进入中国。机械印刷使得图书成本更加低廉，知识信息得以更大规模交流，并迅速突破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使中国社会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同时还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广泛开展。从1840年到1949年再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一直在变革、探索、创造、复兴与振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领域的革命与变迁，我们都可以在印本书中找到见证。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书籍也毫无疑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革命与变迁。作为书，它依然是充满活力与影响力的。
目前，我们正处在书籍革命的又一红火年代。人类的知识信息包括图文声像被数字化存储于磁、光、电子介质里，这些介质让我们越来越感到书将越来越虚拟，其传播的速度已是人类目力所难企及，一张圆圆薄薄的塑料制品的光盘上所存储的文字也许我们穷其一生也无法读完，新兴的网络出版我们还无法界定它还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纸介质的图书正在接受挑战，我们目前已经进入电子介质与纸介质图书的并用时代，虚拟图书与有形图书已经并存。最后，还有一点我们也可以肯定，无论书将如何变脸，书的功能是不会变的，它依然会一如既往地影响人类的文明秩序。
一
在世界文明的大家庭里，值得中国人至今仍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汉字的独立发明与书籍的诞生及其发展。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最成熟的文字是甲骨文，它的载体是龟甲骨或牛肩胛骨，这是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之间的事，当时是中国的商代。周革商命后，甲骨文朝大篆字体过渡，仍然以考古发现为依据，至迟到周宣王时期(前9世纪)，大篆的载体开始转向青铜器，并逐渐蔚然成风。但以中国传统的书籍概念来看，这还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书籍，尽管文字已附着于甲骨以及青铜器物并表达了某种思想与行为。
汉代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著于竹帛谓之书。”由此可见，在汉人的心目中文字写在竹片、木片或缣帛(丝织品)上并加以编排，才是真正的书的样式，也就是说，中国书籍的最早材料是竹片、木板或缣帛，这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书籍概念。如果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依据文献记载发现早在周朝立国时，武王克商后，《尚书·多士》中就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册”字最早见于殷商甲骨文中，象征着一捆竹简，中间编以两道绳子J而“典”字则象征着将“册”放置在案几上。也就是说，早在殷商甲骨文时代就已经有将文字书写在竹简上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书籍至迟在商代就已诞生，尽管我们还没有商代竹简实物发现。
以简牍(木片)为载体形式的书籍在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已开始放射光芒。孔子开创私学，他为授业学子，曾编定六经，以致“韦编三绝”，就是说他将编连竹简的绳子翻断过多次。比孔子稍晚的墨子在其书中说：“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这说明，诸子充分利用了书籍的力量，以书为利器，纷纷著书立说，互相攻讦。到了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书籍已从官府王宫普及到民间，不仅成为传播知识、宣扬思想、普及教育的重要工具，而且还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之一，甚至它还成为个人炫耀财富与知识的重要工具。公元前4世纪时，诡辩家惠施“行事多方，其书五车”，而吕不韦主编了长达二十万言的《吕氏春秋》，集各种学说之大成，对秦国的施政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不能不说，这也是书的力量。
晚于竹木载体形式的是帛书。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缣帛已用于书写，战国时期用于书写的缯书实物在长沙出土过，而文献记载则更多，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自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期，中国的书籍已进入竹、帛并用时期。
西汉时期中国发明了纸，东汉时用于书籍材料，但竹帛并未立即退出历史舞台，竹简、木牍直到3～4世纪的晋代才被纸所取代，而缣帛则延续的时间更长，直到5～6世纪才寿终正寝。
在竹帛并用以及纸本书时期，以石版为书籍材料的特种书也数次作为插曲写入书籍历史，如东汉的熹平石经、西晋的正始石经、唐代的开成石经以及始刻于隋而终于明的佛经刻石房山石经。前三部石经的内容为儒家经典，相当于朝廷颁布的标准教科书，尽管这些石经不是现代人心目中的书籍标准样式，但它们的确起到了绍介知识、普及教育的书的功能。
总的来说，竹木自殷商至公元3～4世纪被中国人用于书籍材料，缣帛自公元前5～6世纪至公元5～6世纪被中国人用于书籍材料，但因竹木太过笨重、缣帛又太过昂贵，自公元前后质轻价廉的纸开始用于书籍材料，中国开始进入纸本书时代。
竹、帛并用时期，正是中国建立巩固国家、开疆拓土、统一国家、确立国家制度与社会秩序、思想哲学与文化奠基、科技发轫与发展、经济逐步繁荣时期，书籍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无疑，为中国文明的进步起到了不可磨灭与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纸作为书籍材料的起始年代我们还不能具体确定，但文献中纸作为书籍材料的最早记载我们则可以确定。据《后汉书·贾逵传》记载，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诏贾逵入宫讲《左氏传》，有学生20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文物发现最早的实证是居延所发现的一张残纸，上面书写有隶草文字20多个，年代据专家鉴定为公元109～110年左右，相当于蔡伦造纸的年代(105年)。现存最早的纸卷书籍实物，大都写成于公元3世纪，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的三国魏甘露元年(256年)用“六合纸”抄写的《譬喻经》是最早的写本之一。
依据文献与文物。我们可以推定自公元1世纪中国开始进入纸本书时代。但纸并没有立即取代竹帛，纸与竹木并存了300年，与帛书并存了500多年，到了公元3世纪的晋代“纸卷本完全取代简牍，而帛书直至唐代仍在使用”。
自公元3世纪以至21世纪，纸介质成为中国书籍材料的主流，居统治地位长达18个世纪，并且仍将继续。因为公元7世纪中国人发明了一件惊天动地的技术——雕版印刷术，所以，中国的纸本书时代又被划分为写本书、印本书两个时期；而印本书时期又因为19世纪西方传教士马礼逊将西方印刷机械与铅活字引入中国，中国的印本书时期又被划分为雕版手工印刷与机械印刷两个阶段，其年代的大致界定为自公元1～7世纪为中国的写本书时期，自公元7～18世纪为中国的雕版手工印本书时期，18世纪中叶以来为机械印本时期。当然，这只是一个以主流为依据的大致的时间划分，实际上抄书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人孜孜不倦。
自从纸被用作书籍材料，抄书成为时尚，以致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抄书成为一种职业。我们已经知道，晋代纸逐渐取代竹帛，公元3世纪两晋朝廷在秘书监内设专职抄书手，抄写典籍，以供收藏，如东晋初荀勖(231～289年)将新发现的汲冢竹书抄写到纸上，一本藏于中经，一本藏于三阁。隋炀帝时(605～617年在位)，曾选图书3.7万卷，每书抄写正、副本，分别藏于东宫修文殿、观文殿，如此大批量的抄写任务都是专业抄书手完成的。在敦煌发现的大量佛经写本，有许多是由以抄书为生的抄书手们以规范的书法体抄写而成书的，这些写本是标价出售的，如现藏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中阿含经》卷八，全卷共10663字，公元602年 由经生张才抄录，用纸25张，注明抄书人张才名字的做法似乎有点现代书籍上标明出版人的意谓，这也同样说明，抄书的确是能养家糊口的。
雕版印刷术发明及普及之前，中国的书籍靠手工抄写。唐代尽管已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真正普及到书籍还是五代、北宋时期的事，因此，唐代基本上还属于写本书时代。中国的写本书时代，正是中国儒家独尊后魏晋玄学兴起的阶段，而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并迅速发展，道教也开始诞生并得到初步发展，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冲突、交锋、融合，以致到唐代开始三教合流。因为政治与宗教的发展需要，书籍越来越成为一种占领人们思想滩头的工具，因此在新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推动下，写本书相较于竹帛书也获得了空前发展。我们对比一下《汉书·艺文志》(著录书目597种)、《隋书·经籍志》(存书4626种，佚书6450种)、《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书目3062种)、《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书目3277种)的著录书目数量就可以得出明显的结论。同时，从以上四部书著录的图书内容范围也可以明确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思想文化观念与知识视野在写本书时代变得更加丰富与开阔。因为书籍材料的变化，书籍数量不仅有了显著增加，传播的速度得到加快，而且中国文明的影响范围也得到扩大，以致连域外的日本等国也开始被汉文化所熏染。无疑，写本书在文化与文明交流中起到了推动与推进作用。
三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引发一场世界意义上的书籍革命，对于西方它还引发了一场社会革命，而对于中国由书籍革命而带来的出版革命，维护并光大了中国文化传统，推动了学术兴盛，儒家开始复兴并促进了教育制度的变革，强化了科举选官制度并影响到社会文化风尚，同时汉文化的影响力波及东亚其他国家，并通过中西交通对西方也产生了部分影响。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并应用于图书印刷，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现代意义上的书籍出版时期。自公元7～10世纪，中国逐步完成由写本书向印本书的过渡。印本书无论从开本、装帧、版式、字体等形式，还是复制手段、编辑校勘等流程，都与写本书有较大的变化。印刷术的发明以及普及，使书籍形式依内容开始逐步统一，版面字数与行数逐步标准化，字体逐步由书写体改为宋体字的印刷体，插图作为艺术进入书籍，书页内还装饰有鱼尾、象鼻等折叠图示，书籍外形逐步由卷轴形式演变为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甚至在书内还出现了带有广告性质的“牌记”，内容校勘也更为精确，这些都是由印本书带来的书籍的新变化。
但印本书革命带来的新变革更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于它使书籍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传播知识的速度与广度加快、加大，它可以使同一本书流传到更为广大的地区并流传到后世更长的时间，而这些正是因为印刷术使生产书籍的成本大大下降的缘故。据钱存训博士研究，晚唐时期(9世纪初)，专业抄书的工作是每卷书一千文，每卷书5000～10000字，相当于一文钱5～10字，而同时期印本佛经的价钱每卷平均售价100文，印本与抄本的价钱比为1:10，也就是说印刷术使书籍的成本降低90％。无疑成本的降低与图书内容的校勘精确以及书籍外形的艺术精美，使得印刷术得到了较快的普及。
推动印刷术发明、发展的原动力是佛教，但两个多世纪以后，五代后唐朝廷开始大规模介入雕版印刷，刊印佛家经典，从这时开始，由历代朝廷所主导的大量印行儒家经典，使儒学得以复兴，而佛教的影响力则开始减弱，宋代理学家的思想开始长期支配中国社会，直到晚清的19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思想与制度传入中国，宋明理学才开始衰落。
同时，依然是由朝廷主导，印刷术被广泛运用于为科举考试服务领域。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为儒家经典学说，以“五经四书”、诸史、律令、诗赋等为主要考试科目，由此，宋元明清时期，为准备考试印行了大量的教科书、工具书、类书、字典与韵书，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科举考试对于大量应试图书的需求也是推动书籍出版的动力之一。
中国自10世纪开始，出版书籍的机构逐步形成官府、私家与书坊三大系统，印本内容也逐步依社会知识的需求变化开始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印本内容依经、史、子、集而分为四大类，子、集两部带有知识分子的个人取向与旨趣，而经、史两部基本上是为考试以及练习做官而准备的。在正统文化之外，民间书坊还刻印了大量的唱本、历日等与百姓日常生活有关的书籍，同样这也是印本书内容中不容忽视的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
然而，总的来说，10～19世纪，中国的雕版印本书的影响力与西方相对比，却是更多地保护与延续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哲学与文化，使得中国的汉字文献与文化更加多产、连续与普及，而西方的印本书则促成了文艺复兴，造成了拉丁语系的分裂，民族方言、语言、文字、文学得以独立发展，并鼓励了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反观中国，雕版印本书的推广与普及，反而促进了汉字音、形、义的标准化与统一，提高了教科书内容的标准化与影响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
四
中国印刷术维护了中国文明的存续与发展，宋元明清时期，毕昇等人进行了泥活字、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等活字印刷的伟大创制与实践，但与手工雕版的蔚然大观相比，活字印刷仅仅是几段插曲而已，囿于整体的科技水平，中国的印刷术直到19世纪还依然处于手工作坊阶段。而西方，则晚毕昇一个世纪后德国人谷登堡发明铅活字，并迅速进入半机械化操作阶段，随后印刷机械不断改进，进入完全机械印刷阶段，并于19世纪初由传教士马礼逊将活字机械印刷反哺中国。18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副中文铅合金汉字用于机械印刷《中国语文字典》，中国从此开始有了机械印刷纸本书。步马礼逊后尘，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在19世纪纷纷在中国设立印刷所与出版机构，引进印刷机械并不断改进中文汉字活字铸造技术，出版了一大批反映西方思想与制度的中文印本图书。19世纪60年代，石印技术传人中国。70年代王胜、黄韬创办中华印务总局，开始运用机械印刷书籍，这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一家现代概念的民办出版社。直到19世纪末中国人才开始较大规模地运用机械印刷书籍，中国的活字机械印刷书籍才开始真正进入新时代，雕版手工印刷开始式微。
同雕版印刷应用于书籍一样，机械印刷使书籍形态再次发生变化。纸张逐步改用工业造纸，装订形式引入西方书籍形制分精装、平装等多种形式，内容版式设计更加灵活、多变且容量大大增加，开本与封面材料更加丰富，色彩也由单色走向多色。
就书籍出版行业的流程而言，机械印刷出版图书效率的提高，促成了行业内的编辑校对图书内容、印刷商、发行商等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书籍出版的组织机构、经营模式以及管理方式、生产流程等方面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就书籍的文化功能而言则没有性质上的变化，书籍依然是介绍知识、普及教育、传承文化、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之一。
中国印本书的机械印刷阶段自19世纪初至今，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伴随着西方印刷机械而来的还有西方人的新思想与新学说、新文化与新制度，在西方先进的枪炮和战舰的护卫下自1 840年蜂拥进入中国。机械印刷使得图书成本更加低廉，知识信息得以更大规模交流，并迅速突破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使中国社会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同时还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广泛开展。从1840年到1949年再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一直在变革、探索、创造、复兴与振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领域的革命与变迁，我们都可以在印本书中找到见证。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书籍也毫无疑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革命与变迁。作为书，它依然是充满活力与影响力的。
目前，我们正处在书籍革命的又一红火年代。人类的知识信息包括图文声像被数字化存储于磁、光、电子介质里，这些介质让我们越来越感到书将越来越虚拟，其传播的速度已是人类目力所难企及，一张圆圆薄薄的塑料制品的光盘上所存储的文字也许我们穷其一生也无法读完，新兴的网络出版我们还无法界定它还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纸介质的图书正在接受挑战，我们目前已经进入电子介质与纸介质图书的并用时代，虚拟图书与有形图书已经并存。最后，还有一点我们也可以肯定，无论书将如何变脸，书的功能是不会变的，它依然会一如既往地影响人类的文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