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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和罗杰•贝尔(Roger Bell)皆为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他们的著作和观点在我国译界均有很大反响。前者翻译理论的核心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而后者尝试用系统语言模式来研究翻译问题,并希望寻求一个既有理论价值又切实可行的翻译研究模式。本文通过对两位大家翻译理论与翻译思想的追根溯源及同仁访谈,以证明两位大家的理论指导意义并无质的不同。
【关键词】彼得•纽马克;罗杰•贝尔;翻译过程模式;文本功能;意义
Translation Peter Newmark and everyone --- Roger Bell disputes ? Reflection
【Abstract】 Peter Newmark (Peter Newmark) and Roger•Bell (Roger Bell) are all well-known British translation theorists, their writings and ideas in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in China has a great response. The former translation theory is the core of semantic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while the latter try to use the system language model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both hope to find a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mod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ased on the two of us thinking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lleagues traced interview to prove the theory guiding the two we did not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Keywords】Peter•Newmark; Roger•Bell; translation mode; text function; meaning
纽马克如是说,在译者看来,任何关于翻译过程中的所谓科学的调查研究,无论是统计性的还是图表性的(有些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热衷于图表和模型), 也无论是关于思维的、神经的还是关于大脑的,都是远离实际而且毫无价值的。(Newmark 1988:21)
贝尔似乎不避锋芒,有些译者遇到(话语中)貌似混乱的变数和无法准确地预测变数的翻译理论,就否定建立一种有效的普通翻译理论的可能性,从而强调翻译活动的“主观性”和“艺术性”。… …他们全凭个人经验和一些趣闻轶事制定出“通用的原则”,列出一连串翻译技巧和规则。(Bell 1991:9-10)
大家之争,实属稀松平常。但读其字里行间的火药味,使对两位大家都极为景仰的小辈很想尽微薄之力,发现其分歧所在,弥合两者之“鸿沟”,实则无此“鸿沟”也。
纽马克翻译理论梳理 纽马克是较早从语言学角度,特别是以系统功能语法来研究翻译的,其翻译理论的核心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以后又借鉴了语言学的关联理论来进一步探讨翻译问题,代表作有《翻译问题探索》(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1988)等。他将文体论、话语分析、符号学、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对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翻译语言学以及翻译技巧都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但是他对试图"科学地"研究翻译过程还是持批评态度。
贝尔的翻译过程模式 贝尔和纽马克一样,同属于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他关于翻译的著作是1991年出版的《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在这部著作中他把翻译过程分为分析和综合两个阶段。分析阶段:将一个特殊的语言文本 (原语文本 )转换为一个非特殊语言的语义表达;综合阶段:将此种语义表达综合成第二特殊语言的文本 (译语文本 )。每个阶段又包括了三个不同的操作领域 ,即句法、 语义及语用三个方面。贝尔的翻译模式对译者进行双语转换时的思维过程作了详尽的描述。他认为,“对翻译现象的解释既给语言学理论带来了巨大挑战,又为语言理论提供了理想的验证场所。然而,语言学家对这一过程似乎不感兴趣,这的确令人费解。”
翻译的定义和翻译理论的属性 纽马克的翻译定义如下,“什么是翻译?通常,虽不能说是总是如此,翻译就是把一个文本的意义按原作者所意想的方式移译入另一种语言”。贝尔认同Dubois的翻译定义,“翻译是把第一种语言(源语)语篇所表达的东西用第二种语言(目的语)重新表达出来,尽量保持语义与文体方面的等值”(Bell 1991:5)。从两位大家对翻译概念的高度概括来看,两者实无分歧。
纽马克( 1982)在其“翻译理论是什么”一文中写道:“事实上翻译理论既不是理论也不是科学, 是我们已有的而且仍然是不得不具备的有关翻译的过程的知识体系。他认为“翻译理论所关注的主要是为各种可能的文本决定恰当的翻译方法; 而且为翻译文本和批评翻译提供原则、规则和提示体系, 为解决问题提供背景知识”。纽马克是自相矛盾的。他运用了上述“理论”的定义, 即“翻译理论是……有关翻译的过程的知识体系”。但是又说“翻译理论既不是理论也不是科学”, 他的“理论”究竟是什么?而贝尔的解释则是: “翻译理论是有关翻译过程实质的科学理论。它的中心任务是就译者已掌握的知识体系, 及在译者把一种语言的文本内容一模一样地转换成另一语言的文本内容的过程中, 为其发展一种翻译的“心理模式”。纽马克的“翻译过程”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下, 有意识地选择使用特定的“翻译方法”或“翻译技巧”。然而贝尔在使用“翻译过程”这个概念时是指内在的, 心理上的, 是一种心理认知过程, 是译者头脑中再现、转换符号的过程(Mark R Hilton 1996: 41 - 42) 。显然, 两人在“翻译理论”、“翻译过程”概念上的理解存在分歧。然而值得指出的是, 他们所指的“翻译理论”都属于狭义的翻译理论,是与实践检验相联系的应用性理论,具有行动性、实践的直接性和具体性,能够直接指导翻译实践。
就翻译研究方法而言,纽马克是较早从语言学角度,特别是以系统功能语法来研究翻译(1991)的。而贝尔作为一位语言学家,自然而然地也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翻译问题,努力寻求某种“客观的”方法去描写翻译现象。他的理论基础就是系统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他们的研究方法同属功能(交际)研究方法。“这种广义的功能(交际)研究方法(指贝克在其编撰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中所列的翻译研究的交际/功能方法),将理论基础、观点和研究方法相去甚远的翻译学家都纳入旗下,如奈达(Eugene Nida)、豪斯(Juliane House)、纽马克(Peter Newmark),甚至哈蒂姆(Basil Hatim)、梅森(Ian Mason)、贝尔(Roger Bell)都可以说多少是一个功能(交际)主义者,其理论多少有点“功能翻译理论”的味道。”
从文本功能角度探索、研究翻译理论和实践 纽马克认为,从公元1世纪至今,直译和意译争论的双方都忽略了翻译还应当考虑翻译目的、读者特点和文本类型。纽马克在文本分类中参考的变量有:文本类型(text category)/文本功能、侧重点(作者/读者关系)、作者地位、文本子类(text type)等,在子类中还增加了题材(topic)与格式(format)两个变量。他的三大类文本类型为表达型、信息型和呼唤型(劝导或指令)。
贝尔和哈蒂姆等学者按照文本的修辞或交际目的(rhetorical/communicative purpose,或按照他们自己的论述,按照“语境焦点”(contextual foci)将文本分成说明(exposition)、议论(argumentation)、指令(instruction)三大类(major type),每个大类有子类(subtype),子类之下有各种具体的文本形式(text form),即传统的文类,并在具体的文本中将语域等因素考虑进去。哈蒂姆将这种分类法称为“情境文本类型”(text-in context typology)(Baker,2004:264) 。
关于文本类型的划分,对其合理性可谓见仁见智,但基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不能简单地按照把文本分成是文学类型还是非文学类型,而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而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国内研究者伍锋认为,在对告示和指令文本的处理上,纽马克的分类应该更加合理,他把它们归于呼唤型文本中的指令类,并指出这与贝尔和哈蒂姆分类中的非强制性指令非常类似。(伍锋 应用文体翻译:理论与实践 P59)
成分分析法与“意义”的探索 在人类文化史上,自从人们开始关注翻译这一活动起,就开始关注意义与翻译的关系了。这里的理由很简单,翻译归根结底还是意义的转换。贝尔认为意义是翻译的中心问题。“意义”的中心性无可置疑。对此他在书第二部分开篇引用了Neubert关于“意义”的论述:“意义”才是翻译研究的关键所在。如果不了解翻译语篇对于第二语言使用者的意义,译者将不由自主地迷失方向。所以我们才说翻译专家必须首先是是一位语义学家。我们所说的语义学家不只关心词义、结构义和句义,还关心语篇意义。翻译语义学的关键概念是语篇意义。”(Neubert,1984. 57.)贝尔模式全书的两个关键问题是:“意义”的本质和记忆中的信息储存与处理。
贝尔在其著作的第三章、第四章详细探讨了“语义意义”,根据其翻译过程模式对语义阶段的构成成分展开描述,详细描述句法阶段。他的探讨基于以下假定“(1)一种语言的语法是一个选项系统(system of option),语言使用者可从中作出选择来表达意义;(2)任何语言片段要想具备交际功能就必须包含上面所列的全部三种意义(认知意义、言语功能意义和话语意义);(3)每一种意义都由其自身的纯理功能(macrofunction)来组织,一个含有各种选项的系统网络。”正是因为语言是按照其自身性质设计出来的,纯理功能才会存在。语篇可以分解为语义表征,也可以根据语义表征建立语篇。对此观点,纽马克提出过相似的论据,他赞成运用“格语法”,认为“语法是语篇的骨架”,“作为译者,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意义的传达者才对语法感兴趣”(1988:125)
纽马克的翻译定义的核心内容是,“翻译就是把一个文本的意义按原作者所意想的方式移译入另一种语言”。他认为,词语作为文本中信息的载体,其意义具有复杂性。他也认为,孤立的词语的意义是含糊不清的,译者不能满足于孤立的词条意义,而应该在翻译的过程中结合具体的语境分析词语的具体意义。在《翻译教程》一书中,他用了一章的篇幅探讨成分分析法在翻译中的应用。作为与时俱进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育家,纽马克在其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基础上提出“关联翻译法”。他认为过去翻译研究的主题一直是文本类型学、语言学习、篇章语言学等。翻译并不永远只考虑到文本、话语以及作者和读者、源语和译语等二元论范畴, 不能完全根据文本来确定翻译法。翻译活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词、句的处理上。“关联翻译法”的定义是原作或译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 就越要紧贴原文翻译。紧贴翻译就是最贴近字字对译的翻译。它要保持词的外延和内涵。不但要保留原词、词语的意义, 还要保留其用法。贴切是和准确、对等联系在一起的, 紧帖的程度因上下文而异。为做到紧贴翻译, 纽马克提出了七种方法: 成分分析法、调整译法、描写对等、功能对等、文化对等、同义和释义。贴切程度最高的是成分分析法, 贴切程度最低的是释义法。
参与访谈的师生几乎都认为翻译过程中应有一个模式存在,模式本身必然存在共性与差异。存在于脑海中是无形的,抽象的。对它进行整理或归纳对已然发生的翻译实践活动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但无可否认极其利于帮助自己或他人在未来改进翻译技巧,把模式具体化对于智能翻译的研究、翻译术语库的建设以及可靠的翻译软件的制作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
访谈结果显示,译者均承认贝尔翻译过程模式的可靠性,同时认为模式具有开放性特征,顺序之反复、考虑的参数因文本差异而异。同一个译者,在翻译不同的文本类型后,所总结的个人的翻译模式与作为参照物的贝尔的模式有不同的重合度。正如贝尔本人反对只以译者感言为基础、依赖个人经验和宣扬“普遍原则”的做法一样,该模式不具有普适性。另一共识是:在翻译教学中,我们必须注重翻译行为发生的环境,尤其要注重学生实施翻译行为时的心理表现。对过程的忽视必然会是我们看不到问题产生的原因,使我们在面对问题时不能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其实,翻译过程中的译者心理表现直接影响了翻译产品的质量。
尽管贝尔结合认知科学提出了较详细的翻译过程模式,但其有效性还有待实践检验;虽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要解释翻译过程发生的原因及作用机制尚需借助相关学科做长期的探索。
纽马克和贝尔的翻译理论都来自实践和他们的潜心研究。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 他们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两者之争也反映了他们对理论研究的执着以及与时俱进的精神。上述分析清晰地表明,两位大家同属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他们都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语篇翻译。两人对文本类型与功能的研究有重合之处;贝尔认为意义是翻译的中心问题,纽马克主张翻译活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词、句的处理上,而且两位均在“意义”的探索上借鉴了“成分分析法”,并且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操作方法。事实上,完全有必要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翻译, 各派各说没有必要互相否定, 而应该互相包容。作为小辈,斗胆一说,应该把时间用在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上, 而不是围绕一个老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对于我们学习者来说,科学、理性地评判与接受对个人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若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有创新意义的研究,当是幸事。
参考文献
Baker, Mon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Bell, R.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 1991
Neubert, A.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 1984
Newmark, P.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b.
贝尔著,秦洪武译. 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3
王东风.语言学与翻译:概念与方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伍锋,何庆机等.应用文体翻译:理论与实践.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董俊虹,董芳.基于贝尔模型的翻译过程心理认知探究.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刘立香.翻译过程研究综述.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0)
苗菊.西方翻译实证研究二十年(1986-2006).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5)
王怀贞.翻译过程的认知心理描述--Bell翻译过程的信息加工模式评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关键词】彼得•纽马克;罗杰•贝尔;翻译过程模式;文本功能;意义
Translation Peter Newmark and everyone --- Roger Bell disputes ? Reflection
【Abstract】 Peter Newmark (Peter Newmark) and Roger•Bell (Roger Bell) are all well-known British translation theorists, their writings and ideas in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in China has a great response. The former translation theory is the core of semantic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while the latter try to use the system language model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both hope to find a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mod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ased on the two of us thinking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lleagues traced interview to prove the theory guiding the two we did not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Keywords】Peter•Newmark; Roger•Bell; translation mode; text function; meaning
纽马克如是说,在译者看来,任何关于翻译过程中的所谓科学的调查研究,无论是统计性的还是图表性的(有些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热衷于图表和模型), 也无论是关于思维的、神经的还是关于大脑的,都是远离实际而且毫无价值的。(Newmark 1988:21)
贝尔似乎不避锋芒,有些译者遇到(话语中)貌似混乱的变数和无法准确地预测变数的翻译理论,就否定建立一种有效的普通翻译理论的可能性,从而强调翻译活动的“主观性”和“艺术性”。… …他们全凭个人经验和一些趣闻轶事制定出“通用的原则”,列出一连串翻译技巧和规则。(Bell 1991:9-10)
大家之争,实属稀松平常。但读其字里行间的火药味,使对两位大家都极为景仰的小辈很想尽微薄之力,发现其分歧所在,弥合两者之“鸿沟”,实则无此“鸿沟”也。
纽马克翻译理论梳理 纽马克是较早从语言学角度,特别是以系统功能语法来研究翻译的,其翻译理论的核心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以后又借鉴了语言学的关联理论来进一步探讨翻译问题,代表作有《翻译问题探索》(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1988)等。他将文体论、话语分析、符号学、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对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翻译语言学以及翻译技巧都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但是他对试图"科学地"研究翻译过程还是持批评态度。
贝尔的翻译过程模式 贝尔和纽马克一样,同属于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他关于翻译的著作是1991年出版的《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在这部著作中他把翻译过程分为分析和综合两个阶段。分析阶段:将一个特殊的语言文本 (原语文本 )转换为一个非特殊语言的语义表达;综合阶段:将此种语义表达综合成第二特殊语言的文本 (译语文本 )。每个阶段又包括了三个不同的操作领域 ,即句法、 语义及语用三个方面。贝尔的翻译模式对译者进行双语转换时的思维过程作了详尽的描述。他认为,“对翻译现象的解释既给语言学理论带来了巨大挑战,又为语言理论提供了理想的验证场所。然而,语言学家对这一过程似乎不感兴趣,这的确令人费解。”
翻译的定义和翻译理论的属性 纽马克的翻译定义如下,“什么是翻译?通常,虽不能说是总是如此,翻译就是把一个文本的意义按原作者所意想的方式移译入另一种语言”。贝尔认同Dubois的翻译定义,“翻译是把第一种语言(源语)语篇所表达的东西用第二种语言(目的语)重新表达出来,尽量保持语义与文体方面的等值”(Bell 1991:5)。从两位大家对翻译概念的高度概括来看,两者实无分歧。
纽马克( 1982)在其“翻译理论是什么”一文中写道:“事实上翻译理论既不是理论也不是科学, 是我们已有的而且仍然是不得不具备的有关翻译的过程的知识体系。他认为“翻译理论所关注的主要是为各种可能的文本决定恰当的翻译方法; 而且为翻译文本和批评翻译提供原则、规则和提示体系, 为解决问题提供背景知识”。纽马克是自相矛盾的。他运用了上述“理论”的定义, 即“翻译理论是……有关翻译的过程的知识体系”。但是又说“翻译理论既不是理论也不是科学”, 他的“理论”究竟是什么?而贝尔的解释则是: “翻译理论是有关翻译过程实质的科学理论。它的中心任务是就译者已掌握的知识体系, 及在译者把一种语言的文本内容一模一样地转换成另一语言的文本内容的过程中, 为其发展一种翻译的“心理模式”。纽马克的“翻译过程”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下, 有意识地选择使用特定的“翻译方法”或“翻译技巧”。然而贝尔在使用“翻译过程”这个概念时是指内在的, 心理上的, 是一种心理认知过程, 是译者头脑中再现、转换符号的过程(Mark R Hilton 1996: 41 - 42) 。显然, 两人在“翻译理论”、“翻译过程”概念上的理解存在分歧。然而值得指出的是, 他们所指的“翻译理论”都属于狭义的翻译理论,是与实践检验相联系的应用性理论,具有行动性、实践的直接性和具体性,能够直接指导翻译实践。
就翻译研究方法而言,纽马克是较早从语言学角度,特别是以系统功能语法来研究翻译(1991)的。而贝尔作为一位语言学家,自然而然地也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翻译问题,努力寻求某种“客观的”方法去描写翻译现象。他的理论基础就是系统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他们的研究方法同属功能(交际)研究方法。“这种广义的功能(交际)研究方法(指贝克在其编撰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中所列的翻译研究的交际/功能方法),将理论基础、观点和研究方法相去甚远的翻译学家都纳入旗下,如奈达(Eugene Nida)、豪斯(Juliane House)、纽马克(Peter Newmark),甚至哈蒂姆(Basil Hatim)、梅森(Ian Mason)、贝尔(Roger Bell)都可以说多少是一个功能(交际)主义者,其理论多少有点“功能翻译理论”的味道。”
从文本功能角度探索、研究翻译理论和实践 纽马克认为,从公元1世纪至今,直译和意译争论的双方都忽略了翻译还应当考虑翻译目的、读者特点和文本类型。纽马克在文本分类中参考的变量有:文本类型(text category)/文本功能、侧重点(作者/读者关系)、作者地位、文本子类(text type)等,在子类中还增加了题材(topic)与格式(format)两个变量。他的三大类文本类型为表达型、信息型和呼唤型(劝导或指令)。
贝尔和哈蒂姆等学者按照文本的修辞或交际目的(rhetorical/communicative purpose,或按照他们自己的论述,按照“语境焦点”(contextual foci)将文本分成说明(exposition)、议论(argumentation)、指令(instruction)三大类(major type),每个大类有子类(subtype),子类之下有各种具体的文本形式(text form),即传统的文类,并在具体的文本中将语域等因素考虑进去。哈蒂姆将这种分类法称为“情境文本类型”(text-in context typology)(Baker,2004:264) 。
关于文本类型的划分,对其合理性可谓见仁见智,但基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不能简单地按照把文本分成是文学类型还是非文学类型,而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而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国内研究者伍锋认为,在对告示和指令文本的处理上,纽马克的分类应该更加合理,他把它们归于呼唤型文本中的指令类,并指出这与贝尔和哈蒂姆分类中的非强制性指令非常类似。(伍锋 应用文体翻译:理论与实践 P59)
成分分析法与“意义”的探索 在人类文化史上,自从人们开始关注翻译这一活动起,就开始关注意义与翻译的关系了。这里的理由很简单,翻译归根结底还是意义的转换。贝尔认为意义是翻译的中心问题。“意义”的中心性无可置疑。对此他在书第二部分开篇引用了Neubert关于“意义”的论述:“意义”才是翻译研究的关键所在。如果不了解翻译语篇对于第二语言使用者的意义,译者将不由自主地迷失方向。所以我们才说翻译专家必须首先是是一位语义学家。我们所说的语义学家不只关心词义、结构义和句义,还关心语篇意义。翻译语义学的关键概念是语篇意义。”(Neubert,1984. 57.)贝尔模式全书的两个关键问题是:“意义”的本质和记忆中的信息储存与处理。
贝尔在其著作的第三章、第四章详细探讨了“语义意义”,根据其翻译过程模式对语义阶段的构成成分展开描述,详细描述句法阶段。他的探讨基于以下假定“(1)一种语言的语法是一个选项系统(system of option),语言使用者可从中作出选择来表达意义;(2)任何语言片段要想具备交际功能就必须包含上面所列的全部三种意义(认知意义、言语功能意义和话语意义);(3)每一种意义都由其自身的纯理功能(macrofunction)来组织,一个含有各种选项的系统网络。”正是因为语言是按照其自身性质设计出来的,纯理功能才会存在。语篇可以分解为语义表征,也可以根据语义表征建立语篇。对此观点,纽马克提出过相似的论据,他赞成运用“格语法”,认为“语法是语篇的骨架”,“作为译者,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意义的传达者才对语法感兴趣”(1988:125)
纽马克的翻译定义的核心内容是,“翻译就是把一个文本的意义按原作者所意想的方式移译入另一种语言”。他认为,词语作为文本中信息的载体,其意义具有复杂性。他也认为,孤立的词语的意义是含糊不清的,译者不能满足于孤立的词条意义,而应该在翻译的过程中结合具体的语境分析词语的具体意义。在《翻译教程》一书中,他用了一章的篇幅探讨成分分析法在翻译中的应用。作为与时俱进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育家,纽马克在其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基础上提出“关联翻译法”。他认为过去翻译研究的主题一直是文本类型学、语言学习、篇章语言学等。翻译并不永远只考虑到文本、话语以及作者和读者、源语和译语等二元论范畴, 不能完全根据文本来确定翻译法。翻译活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词、句的处理上。“关联翻译法”的定义是原作或译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 就越要紧贴原文翻译。紧贴翻译就是最贴近字字对译的翻译。它要保持词的外延和内涵。不但要保留原词、词语的意义, 还要保留其用法。贴切是和准确、对等联系在一起的, 紧帖的程度因上下文而异。为做到紧贴翻译, 纽马克提出了七种方法: 成分分析法、调整译法、描写对等、功能对等、文化对等、同义和释义。贴切程度最高的是成分分析法, 贴切程度最低的是释义法。
参与访谈的师生几乎都认为翻译过程中应有一个模式存在,模式本身必然存在共性与差异。存在于脑海中是无形的,抽象的。对它进行整理或归纳对已然发生的翻译实践活动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但无可否认极其利于帮助自己或他人在未来改进翻译技巧,把模式具体化对于智能翻译的研究、翻译术语库的建设以及可靠的翻译软件的制作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
访谈结果显示,译者均承认贝尔翻译过程模式的可靠性,同时认为模式具有开放性特征,顺序之反复、考虑的参数因文本差异而异。同一个译者,在翻译不同的文本类型后,所总结的个人的翻译模式与作为参照物的贝尔的模式有不同的重合度。正如贝尔本人反对只以译者感言为基础、依赖个人经验和宣扬“普遍原则”的做法一样,该模式不具有普适性。另一共识是:在翻译教学中,我们必须注重翻译行为发生的环境,尤其要注重学生实施翻译行为时的心理表现。对过程的忽视必然会是我们看不到问题产生的原因,使我们在面对问题时不能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其实,翻译过程中的译者心理表现直接影响了翻译产品的质量。
尽管贝尔结合认知科学提出了较详细的翻译过程模式,但其有效性还有待实践检验;虽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要解释翻译过程发生的原因及作用机制尚需借助相关学科做长期的探索。
纽马克和贝尔的翻译理论都来自实践和他们的潜心研究。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 他们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两者之争也反映了他们对理论研究的执着以及与时俱进的精神。上述分析清晰地表明,两位大家同属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他们都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语篇翻译。两人对文本类型与功能的研究有重合之处;贝尔认为意义是翻译的中心问题,纽马克主张翻译活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词、句的处理上,而且两位均在“意义”的探索上借鉴了“成分分析法”,并且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操作方法。事实上,完全有必要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翻译, 各派各说没有必要互相否定, 而应该互相包容。作为小辈,斗胆一说,应该把时间用在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上, 而不是围绕一个老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对于我们学习者来说,科学、理性地评判与接受对个人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若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有创新意义的研究,当是幸事。
参考文献
Baker, Mon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Bell, R.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 1991
Neubert, A.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 1984
Newmark, P.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b.
贝尔著,秦洪武译. 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3
王东风.语言学与翻译:概念与方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伍锋,何庆机等.应用文体翻译:理论与实践.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董俊虹,董芳.基于贝尔模型的翻译过程心理认知探究.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刘立香.翻译过程研究综述.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0)
苗菊.西方翻译实证研究二十年(1986-2006).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5)
王怀贞.翻译过程的认知心理描述--Bell翻译过程的信息加工模式评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