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一般都会制定学规、章程，规范教学，导引师生。学规的内容，因时因地因院而各不相同，包罗甚广，约略而言，则有三端。一是确立办学、讲会之宗旨，宣示书院教育的方针，为诸生树立鹄的，为同仁确立目标，意期立志高远，养成正确的人生理想。二是规定进德立品、修身养性的程序和方法，为学者提供更多的至善达德的帮助。三是指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和方法，是书院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结晶。章程不同于学规的远大追求，强调细密的做法和可操作性，内容多是山长的择聘、待遇、责任;生徒的甄别、录取、分级、考课，以及考课的日期、内容、奖罚;教材的选择，教学组织，课程设计，课时安排;讲会的组织、程序、仪式、日期，以及会讲的内容;经费的筹措、管理与开支;图书的征集、整理、编目、借阅;员工的配备、责任、工食;书板的校刊、刷印等等，皆是具体而硬性的规定，意在从各个侧面去维系书院的正常运作。把握书院的学规、章程，即可把握书院的精神，把握书院教育制度的本质。
　　清代以前，岳麓书院见于文字的规章很少。宋代，张栻的《岳麓书院记》主要强调其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斯民的教育方针。第一个正式学规是《朱子教条》，即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明代，除将《朱子教条》改名《晦庵先生教条》，尊为“文公学范”之外，尚有规范士人视听言动的“程子四箴”及世宗的《敬一箴》。这些大多侧重思想修养，很少具体条款规定，反映了书院注重“无形规范”的特点。到清代，特别是康乾之世，岳麓书院地位再次被抬到全国首列之后，其规章不断增加，对修身养性、为德治学，以致日常生活行动之种种规定，日臻严密具体。据统计，清代岳麓有学规、学约、学箴、戒条、条约、规条、章程、佃约、示、谕、课程等二十余种，近二百条，数量之多，是岳麓书院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在全国也属罕见[6]（P397）。其建章立制的规范性管理于此可见一斑。
　　岳麓书院的学规与章程，大致可以分成进德、修业、考课几大类型，而论其规章建设，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进德成人必先于修业成才。岳麓书院历来强调，修业必先进德，成才必先成人。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十八条[5]（P1041-1042），前十条讲忠、孝、庄、俭、和、悌、义等道德规范，意在进德成人。杨锡绂《岳麓书院学规》四条[5]（P1039-1041），分立志、求仁、变化气质、正文体，前三条皆是进德之规。旷敏本拟有《六有箴》：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从昼夜、瞬息、言行各方面规矩诸生[5]（P1043-1044）。欧阳正焕则大书“整齐严肃”四字作为岳麓院训，并作《书整齐严肃四字因示诸生》诗，以“涵养在主敬”“制外以养中，主静以定性”“力行我为政”等训示学子[5]（P1044）。长沙府知府李拔也发表《岳麓书院辨志说》，并为院中存诚、主敬、居仁、由义、崇德、广业六斋各作铭训戒诸生[5]（P1049-1050）。凡此种种，表明书院学以伦常为本、学以器识为本、学以修省为本，即“教学者以坚定德性”成为常态。正因为如此，才有岳麓书院在国家发展的重要关头建功立业，人才辈出，挥写“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空前盛况。
　　第二，继承发扬朱张理学传统，高扬学术大旗。康熙五十六年（1717），山长李文炤参考《白鹿洞书院揭示》，制订《岳麓书院学规》八条[7]（P66），尊濂洛关闽之绪，而一以朱子为宗，进德“注重于立身、敦品、养性，治业则注重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力行”，主讲悉以修己治人为训，强调《四书》，由《四书集注》到《四书或问》，再到《朱子语类》，多所讲究，其他则《太极》《通书》《西铭》《正蒙》皆理学名著，凡“学问思辨，必以力行为归也”，具有浓厚的理学特色。乾隆十年（1745），杨锡绂首任湖南巡抚，“下车旬日，即诣书院展谒朱子、张南轩先生祠”，制订《岳麓书院学规》四条，由立志、求仁到变化气质，规范诸生，遵循的仍是正宗理学的路数，其精神实与乾隆皇帝所赐之“道南正脉”匾相契合。他认为“书院之设，所以讲明正学，造就人材，处则望重乡邦，出则泽施天下，非仅为工文藻、取科名、扬声誉已也”，这与张栻提出的教育方针如出一辙，而其求仁之旨也与张栻所提倡的完全相同。欧阳厚均主院二十七年，刊立朱子“忠孝廉节”碑，用“有体有用之学”训士，这些都反映出朱张传统在岳麓书院的延续。
　　第三，注重经史，强调考时势，通世务。经史乃为学根底，历代都十分重视。李文炤称“圣门立教，务在身通六籍”，而“学者欲通世务，必需看史”。王文清首任山长制定《岳麓书院学规》，规定“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将经史定为每日必修课程，并且专门制定《读经六法》《读史六法》[5]（P1042）用以具体指导经史学习。而其《岳麓书院学箴九首》[5]（P1048-1049），更有“日月不灭，万古六经。囊括万有，韬孕经纶。史书廿二，纲目星陈。如何不学，长夜迷津”之说，将经史比作万古日月、长夜明灯。他的《读书法九则》[5]（P1119），也有“读书最要穷经、读书要看史鉴”两条。陈宏谋《申明书院条规以励实学示》[5]（P1044-1048）“限定功课”，要求“每日每月皆不离经史工夫”。而经史基础之外，“礼乐兵农，经天纬地，错节盘根，用无不利”，还要广采博览，以求多闻广识，必如此，方能“考时势”“通世务”“通晓时务物理”，真正做到“经世致用”。
　　第四，質证、辨难以求至是，追求学术真理。李文炤学规规定，每日讲经书要“端坐辨难”“反覆推详”，“共相质证，不可蓄疑于胸中”;每月作文，学生可以“携原卷相商，以求至是”;平时读书，“诸君倘有疑处，即与之以相商焉”、“有相质证者，不敢隐焉”，可谓将质疑辨难、训练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贯穿到了教学的各个环节。陈宏谋条规规定“上堂讲书，不拘四书、五经、诸史，诸生有独得心解者，录出送掌教就正;有疑者，不时登堂质问”。王文清学规直言“疑误定要力争”，而仅“正义、通义、余义、疑义、异议、辨义”十二字的《读经六法》和“记事实、玩书法、原治乱、考时势、论心术、取议论”十八字的《读史六法》更是这种训练的高度浓缩与总结。它所体现的敢于怀疑经典，不迷信权威，追求学术自由的精神，在当年极为先进，即使在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也不落后。 　　第五，以考课促进教学。教学少不了考试、考核，但方式方法容有差异。李文炤规定每月三会，各作书二篇、经一篇，有余力者作性理论、小学论一篇，批改“止凭臆见丹黄，倘或未当，即携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不给名次，而又师生相商以求至是，意在防止学生“月使之争”，而伤及“教养之道”。与李文炤不同，陈宏谋则排名次并加奖惩，其条规规定，“诸生各立功课簿一本”，每日按清晨、午间、灯下三段，“据实登填”经史、古文、诗、临帖等功课，“听掌教不时抽阅叩问”，“有捏填者，自欺欺人，甘心暴弃，以犯规扶出”。每月课文两次，“每课四书文一篇，或经文、或策、或论一篇，诗一首。策则古事、时务，论则论列史事古人，或《小学》《性理》《孝经》……间于四书文一首之外，出经解一首，或长章几节，或经中疑义，每首约三百字以上”。每次考试，“不完卷者不阅，雷同者不录，两次不完卷者扶出”。考完之后，按名次“出榜给赏”，奖银最高可达八钱，接近每月一两的膏火数额。每次课卷发下，则“令诸生转相阅看……名次列后者，阅前列之佳卷批点，即以广自己之识解，不可生忌刻之心，而以为不欲看也。前列者，亦应阅落后之卷，以知此题文原易有此疵病”。这种方法，符合“孔子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无往非师之道。三人行且然，况同学至数十人，其师资不更广乎？”这样一来，“师资”就由少数几位老师扩大到了数十位同学，此则正是以考课促进教学的又一意涵。
　　综上所述，坚定德性，能够保证岳麓书院不迷失于纷繁现世;高扬朱张学术大旗，可以保持其学术特色;养成质证以求至是的批判性思维的传统，是其保持学术创造力的文化密码;强调经史基础而又通晓时务，经世致用，更是千年学府永葆青春活力的文化底蕴;以考课促进教学，使得教养相资、教学相长的理念可以更加灵动活化。而所有这些，若能够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是今日大学教育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
　　首先，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先培德后育才、德业与学业并重是通用的原则，修身养性、扩充见识、养德成器则是坚定德性的不二法门。至于如何立德，就要有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特色了。如此，则“传道以济斯民”的坚守，在新时代必能由古开新，结出硕果。这是古代书院进德之规的传承与创新。
　　其次，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创新。朱张学统一直是千年学府的学术传统，也是历代学规高扬的旗帜。传承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被写入湖南大学校歌，“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传唱至今，可谓与时俱进的绝妙强音。传统和现代融合，可以让我们的学术精神既有悠久历史的厚度，又有现代世界的鲜活。具备上述崇尚自由、不迷权威、实事求是、质证辨难、追求真理等学术精神的千年学府，其屹立今日世界大学之林而日新又新，自是题中之义。这是古代书院修业之规的传承与创新。
　　其三，重经史，强基础，而又考时势、通世務，由通经致用接引，可以创造性转化，完成今日大学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的时代使命。以袁名曜为例，他“与欧人过从”而通西学，居院讲学，要求学生“穿穴经史”“先器识而后文艺”，故而学生魏源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能够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6]（P493-496）。沿此路径，依托扎实的学业基础，深入社会，了解社会，考察时势，必能创新学术，建功立业，造福人类，引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