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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著名作家邓一光自2009年移居深圳后发表了一系列以深圳和深圳人为书写对象的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极富现代意味，呈现出与以往作品迥异的美学风貌，也提供给读者和批评家宽广的阐释空间，显示出同一文本在不同理论视域中不同解读的可能性。综合之，关于邓一光深圳书写的研究可分为立足文本，以作品为中心的内部研究和从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哲学出发的外部研究两类，其内部研究主要以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的解读为主。
关键词：邓一光 深圳书写 内部研究
著名作家邓一光自2009年移居深圳后发表了一系列以深圳和深圳人为书写对象的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极富现代意味，呈现出与以往作品迥异的美学风貌，也提供给读者和批评家宽广的阐释空间，显示出同一文本在不同理论视域中不同解读的可能性。
美国学者迈克尔·莱恩所著《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一书就运用了多种文学理论来解读英美文学史上的四个经典文本 。a以此可见，好的文学作品，能提供给读者和批评家多重解读的可能性。迈克尔·莱恩说：“理论之间的一些重要区别——每种理论阐述文学作品的一个不同的方面——将会在它们对照地运用到同一部文学作品上的时候变得更为清楚。但是，从不同的批评视角解读同一部作品的材料到头来却发现并不好找。” b
邓一光的深圳书写作品正是这样一类“具有形而上的色彩、无法言尽的复杂意味、多重解读的不确定性和宽广的阐释空间”c，可以从多批评视角解读的典型文本，不同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不同的文学理论或研究视角对其文本进行了解读。综合之，其研究可分为立足文本，以作品为中心的内部研究和从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哲学出发的外部研究两类，内部研究主要以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的解读为主；外部研究主要以精神分析、文化地理学、都市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为主。
从文本内部而言，邓一光的深圳书写有着高超的语言艺术技巧，可以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新批评这三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细读其文本，聚焦其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从文字细节、写作技巧等方面去细读，去鉴赏。
一、形式主义的解读
邓一光的深圳书写多是中短篇作品，不同于以往的长篇小说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这些中短篇作品多尝试现代性意味强烈的叙事艺术，将简单的故事处理成耐人寻味的情节。d这正是一种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所称作的陌生化的艺术手法，试图通过破除自动化的语言壁垒，增加读者的阅读难度和新奇感，从而加深其阅读体验，延长其对作品的感知时间，使人从对生活的漠然中惊醒过来。
以具体文本为例，《我在红树林里想到的事情》中“我”和“那个男人”的对话显得诡异而荒诞，分明是两个陌生的人在自说自话，作者对对话的设计取得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本来普通的关于房子的琐碎日常对话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因为对话显得莫名费解，譬如“我” 问“那个男人”：“红树林没有房子，特别是在夜里。老樊不应该把我支到这里来对不对？”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并沒有得到对方的回应，过了一会他才说话：“我没想到钥匙会生锈。”e接下来在他的自言自语中用令人费解的话语讲了他房子的来历。这样一段漫长而压抑的不算对话的对话是小说的情节，小说本身几乎没有故事性，但小说由对话构成的耐人寻味的情节承载的功能是表达关于房子的隐喻，在深圳拥有一套房子的艰难代表的是生存的艰难，是人的精神与情感如何被物质所压迫。作者正是采用了陌生化的手法让寻常的对话变得荒诞而富于深意，最终引起读者的生存体验和思考。
《罗湖游戏》就故事而言，讲的是一个聚餐的故事，四个食客先是等位，然后是点菜、喝酒、闲聊，没有任何新奇的地方；但就情节而言，作者提高了阅读的难度，将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普通的聚餐变得荒诞，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聚餐的四个人中熊风提出玩“罗湖游戏”助兴，在“我”的一再追问之下又不断被打岔的聊天中，“我心不在焉，又想起罗湖游戏的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怎么我没听说过？我对游戏很在行，不可能没听说过。我决定一会儿继续问熊风，也许里面暗藏玄机。也许很有意思，真是我没有玩过的，这就是个问题了”。最后，吃完饭被风吹得酒醒的“我”心中的疑惑更多了，“关于这顿饭，疑点很多。我为什么非得在食府等位？我来这里干什么？那个大厨模样的男人是谁？罗湖游戏到底是什么游戏，怎么玩？直到最后他们都没说。还有，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我是说，林洁也好，郭子和熊风也好，我不认识他们。我连他们叫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临时取的，我取的，凑合着用一下，以免把人弄混了。所以，三个人都取了单名。名字这种东西，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f。在这样一种荒诞性之下，“罗湖游戏” 究竟是怎样一种游戏不重要，这四个人是否真的吃了这顿饭，聊了许多社会新闻、办公室八卦、狗血的恋情与性都不重要，这里面的“我” 如同另外三个虚构的被随意赋予单名的人物一样，“是符号化的元素被设定的，他们是谁都一样。存在主义哲学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没有退场，人与人难以沟通的绝对性，构成了小说荒诞性的哲学基础”g。
黎活仁的《打破写实与虛构藩篱的元小说：邓一光〈深圳河有没有鱼〉的分析》h 一文直接用了“借径俄国形式主义对相关细节的分析”作为文章的小标题之一，借助俄国形式主义者托马舍夫斯基《主题》 i一文来解读《深圳河有没有鱼》。此外，黎活仁还分析了《深圳河有没有鱼》的陌生化的叙述方式，以一个精神病人的视角叙述整个故事，其中关于“大逃港”的部分又是通过一个作为旁观者的七十岁的老伯口述的，这也是一种“陌生化”的叙事策略，目的在于增强读者的阅读感知，使读者对叙述者叙述内容的可靠性引起怀疑，进而思考在不可靠的叙述背后所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个人的存在体验以及一段被严重遮蔽的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二、结构主义的解读
邓一光深圳书写的写作技艺之高还体现在其对结构的安排上。以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来解读邓一光的深圳书写，可见其文本结构安排上的玄机！ 0，及其由情节及其行动串联起的内在的叙事结构 。！ 1 孟繁华在《现代性难题与南中国的微茫：评邓一光的作品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一文中通过对邓一光的数篇书写深圳的小说的解读揭示了不同故事面孔之下的相似的整体结构的安排：“它们都是实写的姿态，寫具体的日常生活，然后虚写，写一个意象或具有象征性的事物，都是先在地上预热，然后飞向空中。或者说，这些小说都是试图在具体生活中发现哲学，发现抽象的、令人震惊的感悟，然后让那些无关紧要的日常琐事烟消云散。”！ 2从叙事视角上看，孟繁华认为邓一光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先锋文学的气质，“不只是讲述故事，故事只是他小说的一个元素，他要通过这些时断时续的故事线索，处理人物的精神状态或处境，他是以处理人物的精神和心灵事务为旨归的。荒诞性、不确定性和人物命运的不可知性，构成了他小说的内在结构”！ 3。
以叙事结构而言，邓一光的好几篇小说都将小说的情节开展安排在一个或开放或封闭的空间，因为“不同空间具有不同的功能，它制约或限制着小说的内在结构及人物关系。这与其他叙事文学的形式功能是一样的”！ 4。比如《乘和谐号找牙》的故事在封闭的空间——和谐号车厢展开。小说缘于“我”在广州丢了牙，我乘和谐号去找牙，在车上遇见年轻的男人，两人在流动的封闭空间里交流起来，最后车到了终点，我对找牙这件事情也释然了。虽然情节荒诞，但从内里来看，它是一个丢失—寻找—因寻找途中的际遇而引发思考—最终释然的叙事结构。类似的文本还有前文谈及的《罗湖游戏》围绕一次餐馆的聚餐展开情节，深究它的叙事结构，可以概括为聚会—谈话—散场—思考，和《乘和谐号找牙》在叙事结构上有本质的相似，都是某个空间里的某场对话结束后引发了一些思考。
三、新批评的解读
邓一光的深圳书写，是有阅读难度的，对阅读者的文学专业素养要求很高。其作品中丰富的反讽、隐喻、张力、双关、悖论等语言技巧都需要阅读者和鉴赏者用心留意。这些内容，以英美新批评为方法论来解读再合适不过了。！ 5
对邓一光的深圳书写作品的细读文章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单以蔡东的《书写城市并构建一个审美的世界：论邓一光的深圳写作》为例，此文对《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这篇小说里“淹没”场景的鉴赏极为细致精当、优美而深刻：“小说里数次描绘‘淹没’的场景，这种渴望上升却瞬间被淹没的体验，直指人心，城市人并不陌生。作家耐心地描述男人为女友做饭、洗工装的细节，为小说坚硬的底子覆上一层柔软的丝绒，也尝试告诉我们：人间的真情就是那么琐碎”。同样在这篇文章里，蔡东对《深圳在北纬22°27’—22°52’》 这篇小说的叙述技巧也进行了诗意化的鉴赏：“小说的叙述舒缓散淡、乐感十足，现实的事件交叠着神秘的情境，穿插进婉曲的儿女情长、迷幻的梦、鲜洁的素食、秀美的草本植物、俊朗的动物，气韵上飘逸风流，毫无世俗味儿，流淌着清丽天然的美感……小说里弥漫着物我交融、接通天地般的梦幻、超逸和辽阔。”！ 6
以新批评的诸多术语来分析邓一光的深圳书写文本，亦可有深入洞见。
1.反讽。孟繁华的《现代性难题与南中国的微茫：评邓一光的作品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一文就有对邓一光深圳书写文本的反讽分析，《宝贝，我们去北大》中勤勤恳恳的修车师傅王川，被盛气凌人的酒驾者的后母“繁漪”训诫，呵斥他们别玷污了深圳这座文明城市，“这当然是反讽，究竟是谁玷污了这座城市不言自明”！ 7。
2.张力。如邓一光的《宝贝，我们去北大》中对修车师傅王川的描述：“他是这座城市的创造者，他为数不清的公民恢复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动力和速度，同时让自己断子绝孙。”！ 8这样一句平淡而惊心动魄的描述里就包含着巨大的张力，表面是写王川忙于修车，因为他的修车技术很高，能够很快修好客户的车，满足他们城市生活对动力和速度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他忙于工作，技术高但收入低，妻子不孕，难有时间也需精打细算才能带她去最好的北大医院看不孕。实质上是对人与城市关系的巨大讽刺，对城市中的打工者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的不露声色的揭示。这种“创造”动力与“断绝”后代之间就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蕴含着丰富的阐释空间，所以王威廉的《邓一光小说的叙事动力学》一文评论道：“邓一光发现了一种深圳的处境，那就是极度光鲜的城市外表与破败无助的底层生活之间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之下，有了苦难，有了追寻，有了困惑，便也有了戏剧、故事与精神，我们可以说，这种城与人、明与暗、强与弱的张力关系便是邓一光深圳小说的叙事动力学。”！ 9
3.隐喻。在邓一光的深圳书写中存在着大量而丰富的隐喻，其中尤以《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的马与蝴蝶的隐喻为人分析最多，批评家李敬泽评论这篇小说中的马和蝴蝶的隐喻时说道：“邓一光和叶弥一样，力图建立一种隐喻的、‘异教’的诗学，一种对于人的内在性的遥指的表达。”@ 0杨庆祥的《世纪的“野兽”：由邓一光兼及一种新“城市文学”》 认为“马、蝴蝶在这篇小说中不是简单的象征系统或者隐喻系统，它是一种生产小说的方式，它完全具有了本体性的地位”@ 1，代表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再如邓一光很多小说的标题本身就具有极强的隐喻性。如蔡东的解读，《深圳在北纬22°27’—22°52’》 这个标题就“隐喻了人在巨大城市空间里的渺小、生命状态的孤寂以及被压抑的自我意识”。《仙湖在另一个地方熠熠闪光》中的“仙湖”作为一个地名也具有强烈的隐喻意，“仙湖是一个清凉、清净的菩提道场，抚慰人心，化解积存的怨戾之气”，再进一步是暗含其中的关于仙湖的文本隐喻意，“当物质享受已格外充足，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仍然很低，栖居和筑居的距离分外遥远，人心何时才能真正抵达仙湖？”@ 2黎活仁对《深圳河有没有鱼》的隐喻主题也作了解读：“《鱼》从头到尾，质疑深圳河有没有鱼，隐喻环保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即符合读者的迫切需要。”@ 3关于《深圳河有没有鱼》的主题隐喻还有其他解读：“一条不存在的河、河里不存在的鱼，你用这些鱼来修饰和注释被抹去的历史。使用如此多的隐喻，是否与深圳这座城市的特质有关？”@ 4基于文本内部研究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的解读方法能对邓一光的深圳书写进行细读鉴赏，可以充分发现其文学艺术水准之高。而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意蕴和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则可以从以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哲学等研究视角出发的文学文本的外部研究来把握。 a 此四经典文本分别是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亨利·詹姆斯的《艾斯彭遗稿》、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作和托尼·莫里森的《蓝眼睛》，迈克尔·莱恩运用了诸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酷儿理论、族裔批评、后殖民主义、国际研究等西方流行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此四种文本作了解读。参见周启超：《多方位地吸纳，有深度地开采：写在〈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出版之际》，载〔美〕迈克尔·莱恩：《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总序，赵炎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b 〔美〕迈克尔·莱恩：《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序言，赵炎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c！ 6 @ 2 蔡东：《书写城市并构建一个审美的世界：论邓一光的深圳写作》，《名作欣赏》2017年第11期。
d 情节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形式主义理论家认为艺术要使人恢复对事物的感知，文学即技巧，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来自于陌生化（反常化），作为叙事文学的“情节”即是对作为“情节”素材的“故事”进行陌生化处理，改变人们对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事的陈旧感觉，通过创造性的艺术手段使人们获得全新的感受，增强审美效果。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就说道，“艺术就是各种手法的总和”“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参见〔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载〔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
e 邓一光：《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 《作家》 2011年第7期。
f邓一光：《罗湖游戏》，《山花》2011年第9期。
g！ 2 ！ 3 ！ 4 ！ 7 孟繁华： 《现代性难题与南中国的微茫：评邓一光的作品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h@ 3 黎活仁：《打破写实与虛构藩篱的元小说：邓一光〈深圳河有没有鱼〉的分析》，《名作欣赏》2017年第11期。
i〔 俄〕托马舍夫斯基：《主题》，载〔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7—208頁。
j 早期的结构主义者如以雅科布森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对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在批评的基础上有所吸纳，并受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索绪尔的语言学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他们也持文本中心论，认为“一件艺术品或一部文学作品乃是一个系统”（转引自：〔比利时〕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页）。结构主义批评家研究文学文本是如何生产的，他们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来分析文学文本，认为文学文本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结构，表层结构的不同显示出不同文学文本在叙事、故事情节上的差异，而各自独立的、有着千差万别表层结构的文学文本可以有相同的深层结构。
k 就像语句本身有着一定的语法规则一样，不同的文学作品也有着类似的逻辑规则和不变的结构，比如小说中的行动遵循着某种一致性原则。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在研究俄国民间故事时发现它们有着共同的内在的叙事结构，有着相似的一系列情节因素，比如从“英雄离开家庭”到“英雄在战斗中接受考验”。“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发现，这样的叙事结构—— 一连串的功能或行动连接起来形成整个故事——在所有的小说中都存在着”（转引自： 〔美〕迈克尔·莱恩：《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序言，赵炎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o 相对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说——作者、宇宙、读者、作品作为一个有机体共同生产文学艺术作品的意义，新批评只重视其中的作品这一要素，认为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丰富的、有着多层意义的独立自主的体系，文学研究应该以作品为本体研究其文学特征。新批评提倡文本细读，注重对文本作详尽的分析，注重细节，推敲、揣摩文本的语言和结构，具体分析文学文本通过反讽、隐喻、张力、双关、悖论等语言技巧所达到的表意效果。
！ 8邓一光：《宝贝，我们去北大》，《人民文学》2011年第4期。
！ 9 王威廉：《邓一光小说的叙事动力学》，《上海文化》2015年第7期。
@ 0 李敬泽：《内在性的难局——〈2011年短篇小说〉序》，《小说评论》2012年第2期。
@ 1 杨庆祥：《世纪的“野兽”：由邓一光兼及一种新“城市文学”》，《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 4 花田：《邓一光访谈录：我就是那只暴风鹱》，《长江丛刊》2016年第19期。
作 者： 江丹，文学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深圳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城市文学研究。
编 辑： 张晴 E-mail： [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邓一光 深圳书写 内部研究
著名作家邓一光自2009年移居深圳后发表了一系列以深圳和深圳人为书写对象的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极富现代意味，呈现出与以往作品迥异的美学风貌，也提供给读者和批评家宽广的阐释空间，显示出同一文本在不同理论视域中不同解读的可能性。
美国学者迈克尔·莱恩所著《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一书就运用了多种文学理论来解读英美文学史上的四个经典文本 。a以此可见，好的文学作品，能提供给读者和批评家多重解读的可能性。迈克尔·莱恩说：“理论之间的一些重要区别——每种理论阐述文学作品的一个不同的方面——将会在它们对照地运用到同一部文学作品上的时候变得更为清楚。但是，从不同的批评视角解读同一部作品的材料到头来却发现并不好找。” b
邓一光的深圳书写作品正是这样一类“具有形而上的色彩、无法言尽的复杂意味、多重解读的不确定性和宽广的阐释空间”c，可以从多批评视角解读的典型文本，不同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不同的文学理论或研究视角对其文本进行了解读。综合之，其研究可分为立足文本，以作品为中心的内部研究和从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哲学出发的外部研究两类，内部研究主要以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的解读为主；外部研究主要以精神分析、文化地理学、都市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为主。
从文本内部而言，邓一光的深圳书写有着高超的语言艺术技巧，可以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新批评这三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细读其文本，聚焦其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从文字细节、写作技巧等方面去细读，去鉴赏。
一、形式主义的解读
邓一光的深圳书写多是中短篇作品，不同于以往的长篇小说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这些中短篇作品多尝试现代性意味强烈的叙事艺术，将简单的故事处理成耐人寻味的情节。d这正是一种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所称作的陌生化的艺术手法，试图通过破除自动化的语言壁垒，增加读者的阅读难度和新奇感，从而加深其阅读体验，延长其对作品的感知时间，使人从对生活的漠然中惊醒过来。
以具体文本为例，《我在红树林里想到的事情》中“我”和“那个男人”的对话显得诡异而荒诞，分明是两个陌生的人在自说自话，作者对对话的设计取得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本来普通的关于房子的琐碎日常对话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因为对话显得莫名费解，譬如“我” 问“那个男人”：“红树林没有房子，特别是在夜里。老樊不应该把我支到这里来对不对？”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并沒有得到对方的回应，过了一会他才说话：“我没想到钥匙会生锈。”e接下来在他的自言自语中用令人费解的话语讲了他房子的来历。这样一段漫长而压抑的不算对话的对话是小说的情节，小说本身几乎没有故事性，但小说由对话构成的耐人寻味的情节承载的功能是表达关于房子的隐喻，在深圳拥有一套房子的艰难代表的是生存的艰难，是人的精神与情感如何被物质所压迫。作者正是采用了陌生化的手法让寻常的对话变得荒诞而富于深意，最终引起读者的生存体验和思考。
《罗湖游戏》就故事而言，讲的是一个聚餐的故事，四个食客先是等位，然后是点菜、喝酒、闲聊，没有任何新奇的地方；但就情节而言，作者提高了阅读的难度，将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普通的聚餐变得荒诞，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聚餐的四个人中熊风提出玩“罗湖游戏”助兴，在“我”的一再追问之下又不断被打岔的聊天中，“我心不在焉，又想起罗湖游戏的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怎么我没听说过？我对游戏很在行，不可能没听说过。我决定一会儿继续问熊风，也许里面暗藏玄机。也许很有意思，真是我没有玩过的，这就是个问题了”。最后，吃完饭被风吹得酒醒的“我”心中的疑惑更多了，“关于这顿饭，疑点很多。我为什么非得在食府等位？我来这里干什么？那个大厨模样的男人是谁？罗湖游戏到底是什么游戏，怎么玩？直到最后他们都没说。还有，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我是说，林洁也好，郭子和熊风也好，我不认识他们。我连他们叫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临时取的，我取的，凑合着用一下，以免把人弄混了。所以，三个人都取了单名。名字这种东西，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f。在这样一种荒诞性之下，“罗湖游戏” 究竟是怎样一种游戏不重要，这四个人是否真的吃了这顿饭，聊了许多社会新闻、办公室八卦、狗血的恋情与性都不重要，这里面的“我” 如同另外三个虚构的被随意赋予单名的人物一样，“是符号化的元素被设定的，他们是谁都一样。存在主义哲学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没有退场，人与人难以沟通的绝对性，构成了小说荒诞性的哲学基础”g。
黎活仁的《打破写实与虛构藩篱的元小说：邓一光〈深圳河有没有鱼〉的分析》h 一文直接用了“借径俄国形式主义对相关细节的分析”作为文章的小标题之一，借助俄国形式主义者托马舍夫斯基《主题》 i一文来解读《深圳河有没有鱼》。此外，黎活仁还分析了《深圳河有没有鱼》的陌生化的叙述方式，以一个精神病人的视角叙述整个故事，其中关于“大逃港”的部分又是通过一个作为旁观者的七十岁的老伯口述的，这也是一种“陌生化”的叙事策略，目的在于增强读者的阅读感知，使读者对叙述者叙述内容的可靠性引起怀疑，进而思考在不可靠的叙述背后所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个人的存在体验以及一段被严重遮蔽的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二、结构主义的解读
邓一光深圳书写的写作技艺之高还体现在其对结构的安排上。以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来解读邓一光的深圳书写，可见其文本结构安排上的玄机！ 0，及其由情节及其行动串联起的内在的叙事结构 。！ 1 孟繁华在《现代性难题与南中国的微茫：评邓一光的作品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一文中通过对邓一光的数篇书写深圳的小说的解读揭示了不同故事面孔之下的相似的整体结构的安排：“它们都是实写的姿态，寫具体的日常生活，然后虚写，写一个意象或具有象征性的事物，都是先在地上预热，然后飞向空中。或者说，这些小说都是试图在具体生活中发现哲学，发现抽象的、令人震惊的感悟，然后让那些无关紧要的日常琐事烟消云散。”！ 2从叙事视角上看，孟繁华认为邓一光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先锋文学的气质，“不只是讲述故事，故事只是他小说的一个元素，他要通过这些时断时续的故事线索，处理人物的精神状态或处境，他是以处理人物的精神和心灵事务为旨归的。荒诞性、不确定性和人物命运的不可知性，构成了他小说的内在结构”！ 3。
以叙事结构而言，邓一光的好几篇小说都将小说的情节开展安排在一个或开放或封闭的空间，因为“不同空间具有不同的功能，它制约或限制着小说的内在结构及人物关系。这与其他叙事文学的形式功能是一样的”！ 4。比如《乘和谐号找牙》的故事在封闭的空间——和谐号车厢展开。小说缘于“我”在广州丢了牙，我乘和谐号去找牙，在车上遇见年轻的男人，两人在流动的封闭空间里交流起来，最后车到了终点，我对找牙这件事情也释然了。虽然情节荒诞，但从内里来看，它是一个丢失—寻找—因寻找途中的际遇而引发思考—最终释然的叙事结构。类似的文本还有前文谈及的《罗湖游戏》围绕一次餐馆的聚餐展开情节，深究它的叙事结构，可以概括为聚会—谈话—散场—思考，和《乘和谐号找牙》在叙事结构上有本质的相似，都是某个空间里的某场对话结束后引发了一些思考。
三、新批评的解读
邓一光的深圳书写，是有阅读难度的，对阅读者的文学专业素养要求很高。其作品中丰富的反讽、隐喻、张力、双关、悖论等语言技巧都需要阅读者和鉴赏者用心留意。这些内容，以英美新批评为方法论来解读再合适不过了。！ 5
对邓一光的深圳书写作品的细读文章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单以蔡东的《书写城市并构建一个审美的世界：论邓一光的深圳写作》为例，此文对《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这篇小说里“淹没”场景的鉴赏极为细致精当、优美而深刻：“小说里数次描绘‘淹没’的场景，这种渴望上升却瞬间被淹没的体验，直指人心，城市人并不陌生。作家耐心地描述男人为女友做饭、洗工装的细节，为小说坚硬的底子覆上一层柔软的丝绒，也尝试告诉我们：人间的真情就是那么琐碎”。同样在这篇文章里，蔡东对《深圳在北纬22°27’—22°52’》 这篇小说的叙述技巧也进行了诗意化的鉴赏：“小说的叙述舒缓散淡、乐感十足，现实的事件交叠着神秘的情境，穿插进婉曲的儿女情长、迷幻的梦、鲜洁的素食、秀美的草本植物、俊朗的动物，气韵上飘逸风流，毫无世俗味儿，流淌着清丽天然的美感……小说里弥漫着物我交融、接通天地般的梦幻、超逸和辽阔。”！ 6
以新批评的诸多术语来分析邓一光的深圳书写文本，亦可有深入洞见。
1.反讽。孟繁华的《现代性难题与南中国的微茫：评邓一光的作品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一文就有对邓一光深圳书写文本的反讽分析，《宝贝，我们去北大》中勤勤恳恳的修车师傅王川，被盛气凌人的酒驾者的后母“繁漪”训诫，呵斥他们别玷污了深圳这座文明城市，“这当然是反讽，究竟是谁玷污了这座城市不言自明”！ 7。
2.张力。如邓一光的《宝贝，我们去北大》中对修车师傅王川的描述：“他是这座城市的创造者，他为数不清的公民恢复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动力和速度，同时让自己断子绝孙。”！ 8这样一句平淡而惊心动魄的描述里就包含着巨大的张力，表面是写王川忙于修车，因为他的修车技术很高，能够很快修好客户的车，满足他们城市生活对动力和速度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他忙于工作，技术高但收入低，妻子不孕，难有时间也需精打细算才能带她去最好的北大医院看不孕。实质上是对人与城市关系的巨大讽刺，对城市中的打工者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的不露声色的揭示。这种“创造”动力与“断绝”后代之间就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蕴含着丰富的阐释空间，所以王威廉的《邓一光小说的叙事动力学》一文评论道：“邓一光发现了一种深圳的处境，那就是极度光鲜的城市外表与破败无助的底层生活之间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之下，有了苦难，有了追寻，有了困惑，便也有了戏剧、故事与精神，我们可以说，这种城与人、明与暗、强与弱的张力关系便是邓一光深圳小说的叙事动力学。”！ 9
3.隐喻。在邓一光的深圳书写中存在着大量而丰富的隐喻，其中尤以《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的马与蝴蝶的隐喻为人分析最多，批评家李敬泽评论这篇小说中的马和蝴蝶的隐喻时说道：“邓一光和叶弥一样，力图建立一种隐喻的、‘异教’的诗学，一种对于人的内在性的遥指的表达。”@ 0杨庆祥的《世纪的“野兽”：由邓一光兼及一种新“城市文学”》 认为“马、蝴蝶在这篇小说中不是简单的象征系统或者隐喻系统，它是一种生产小说的方式，它完全具有了本体性的地位”@ 1，代表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再如邓一光很多小说的标题本身就具有极强的隐喻性。如蔡东的解读，《深圳在北纬22°27’—22°52’》 这个标题就“隐喻了人在巨大城市空间里的渺小、生命状态的孤寂以及被压抑的自我意识”。《仙湖在另一个地方熠熠闪光》中的“仙湖”作为一个地名也具有强烈的隐喻意，“仙湖是一个清凉、清净的菩提道场，抚慰人心，化解积存的怨戾之气”，再进一步是暗含其中的关于仙湖的文本隐喻意，“当物质享受已格外充足，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仍然很低，栖居和筑居的距离分外遥远，人心何时才能真正抵达仙湖？”@ 2黎活仁对《深圳河有没有鱼》的隐喻主题也作了解读：“《鱼》从头到尾，质疑深圳河有没有鱼，隐喻环保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即符合读者的迫切需要。”@ 3关于《深圳河有没有鱼》的主题隐喻还有其他解读：“一条不存在的河、河里不存在的鱼，你用这些鱼来修饰和注释被抹去的历史。使用如此多的隐喻，是否与深圳这座城市的特质有关？”@ 4基于文本内部研究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的解读方法能对邓一光的深圳书写进行细读鉴赏，可以充分发现其文学艺术水准之高。而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意蕴和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则可以从以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哲学等研究视角出发的文学文本的外部研究来把握。 a 此四经典文本分别是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亨利·詹姆斯的《艾斯彭遗稿》、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作和托尼·莫里森的《蓝眼睛》，迈克尔·莱恩运用了诸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酷儿理论、族裔批评、后殖民主义、国际研究等西方流行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此四种文本作了解读。参见周启超：《多方位地吸纳，有深度地开采：写在〈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出版之际》，载〔美〕迈克尔·莱恩：《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总序，赵炎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b 〔美〕迈克尔·莱恩：《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序言，赵炎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c！ 6 @ 2 蔡东：《书写城市并构建一个审美的世界：论邓一光的深圳写作》，《名作欣赏》2017年第11期。
d 情节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形式主义理论家认为艺术要使人恢复对事物的感知，文学即技巧，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来自于陌生化（反常化），作为叙事文学的“情节”即是对作为“情节”素材的“故事”进行陌生化处理，改变人们对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事的陈旧感觉，通过创造性的艺术手段使人们获得全新的感受，增强审美效果。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就说道，“艺术就是各种手法的总和”“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参见〔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载〔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
e 邓一光：《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 《作家》 2011年第7期。
f邓一光：《罗湖游戏》，《山花》2011年第9期。
g！ 2 ！ 3 ！ 4 ！ 7 孟繁华： 《现代性难题与南中国的微茫：评邓一光的作品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h@ 3 黎活仁：《打破写实与虛构藩篱的元小说：邓一光〈深圳河有没有鱼〉的分析》，《名作欣赏》2017年第11期。
i〔 俄〕托马舍夫斯基：《主题》，载〔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7—208頁。
j 早期的结构主义者如以雅科布森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对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在批评的基础上有所吸纳，并受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索绪尔的语言学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他们也持文本中心论，认为“一件艺术品或一部文学作品乃是一个系统”（转引自：〔比利时〕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页）。结构主义批评家研究文学文本是如何生产的，他们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来分析文学文本，认为文学文本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结构，表层结构的不同显示出不同文学文本在叙事、故事情节上的差异，而各自独立的、有着千差万别表层结构的文学文本可以有相同的深层结构。
k 就像语句本身有着一定的语法规则一样，不同的文学作品也有着类似的逻辑规则和不变的结构，比如小说中的行动遵循着某种一致性原则。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在研究俄国民间故事时发现它们有着共同的内在的叙事结构，有着相似的一系列情节因素，比如从“英雄离开家庭”到“英雄在战斗中接受考验”。“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发现，这样的叙事结构—— 一连串的功能或行动连接起来形成整个故事——在所有的小说中都存在着”（转引自： 〔美〕迈克尔·莱恩：《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序言，赵炎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o 相对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说——作者、宇宙、读者、作品作为一个有机体共同生产文学艺术作品的意义，新批评只重视其中的作品这一要素，认为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丰富的、有着多层意义的独立自主的体系，文学研究应该以作品为本体研究其文学特征。新批评提倡文本细读，注重对文本作详尽的分析，注重细节，推敲、揣摩文本的语言和结构，具体分析文学文本通过反讽、隐喻、张力、双关、悖论等语言技巧所达到的表意效果。
！ 8邓一光：《宝贝，我们去北大》，《人民文学》2011年第4期。
！ 9 王威廉：《邓一光小说的叙事动力学》，《上海文化》2015年第7期。
@ 0 李敬泽：《内在性的难局——〈2011年短篇小说〉序》，《小说评论》2012年第2期。
@ 1 杨庆祥：《世纪的“野兽”：由邓一光兼及一种新“城市文学”》，《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 4 花田：《邓一光访谈录：我就是那只暴风鹱》，《长江丛刊》2016年第19期。
作 者： 江丹，文学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深圳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城市文学研究。
编 辑： 张晴 E-mail：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