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祖上世代为农。我的父亲一度津津乐道的是，解放后农村阶级划成分时，我们家被划为贫下中农：一贫如洗的清白人家，免遭批斗的光荣阶层。但这份荣光，并没有持续太久。
　　 伴随我们兄妹三人的出生，结结实实的穷和实实在在的难，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这时，他才知道：穷不是件体面的事儿，而是件要命的事儿。
　　 为了摆脱这种穷和难，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兄妹三人身上。这个迫切的愿望，或许能从每个期末，他在我们仨成绩单“家长寄语”一栏上，不厌其烦地重复写下那句名言中窥见一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很快，他就发现，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读懂这句话的深意。

二

　　 我哥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比我大四岁。我妈怀他时，感染病毒，无钱医治，他生下来，就患有严重的眼疾，一只眼几近失明。因家庭贫困，求医无门，直到娶亲成家，他那只眼也没有做成手术。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个聪明的人。
　　 他记性非常好，成绩也优异，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一直是我望尘莫及的对象。以至于教过他也教过我的乡村老教师，每批改我的卷子时，都叹口气说：“你的成绩要是像你哥，就好了。”
　　 自到乡里读初中，我哥的成绩就一落千丈。他和一帮男生混到一起，打群架，玩游戏，做坏事，被老师列入坏孩子的黑名单。
　　 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把他从学校带回来，关在西厢牛屋里含泪用皮带狠狠抽下去。不思悔改的我哥，硬是不哭不喊不求饶，从此和校园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十五岁时，我哥就随村里的打工队，去北京建筑队盖房子。干了一年，过年回来时，发工资的老板走到他跟前，忽然宣布：没钱了。我哥从北京一路哭到家，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去帝都。如今他四十多岁了，依旧遵守着这个诺言。
　　 十七岁时，我哥去了广州。此后二十多年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有三百五十天在广州打工，只有十多天回老家过年。尽管，他辗转多个厂，下过不少力，受过不少气，甚至因工伤险些残废，到头来并没有挣到什么钱。最大的收获，是他在老乡聚餐时认识了相貌端庄、勤俭持家的我嫂子，然后生下健康可爱、留守在家的一双儿女。
　　 三十九岁那年，打工漂泊二十二年的我哥，忽然宣布：不愿再受资本家的剥削，要自己当家作主做老板。他和我嫂子来到郑州，租了一家小的不能再小的门店，投身户外广告制作的大军。
　　 创业比打工更难，哪怕是一家小店。多少个夜晚，我办事回来，或无聊刷屏时，都能从他朋友圈动态里看见这么一句无奈的说说：“深夜十一点，还没吃晚餐。”每当这时，我就想问问他，当初宁愿被我爸关在牛屋挨打也不愿回学校读书的那个决定，到底对不对。
　　 人生没有后悔药。所以，今天我哥很拼。为如约把货送到，他曾在电梯停运的深夜，扛着几十公斤的展布爬到二十楼;为拉拢一个客户，他曾赔本不赚钱帮人忙活好几天。甚至为了打点关系，他把我送给他的上等茶叶，转手送给了中间人……像当年一样倔强的他，一直在坚持着赚更多钱，过更好的年。

三

　　 这样的，还有我妹。我妹比我小四岁，长得比我好看，思维比我敏捷，口才比我顺溜。在她还是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时，我爸曾当众宣布：我家二闺女，将来是要当大律师的！
　　 然而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痛。
　　 我妹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当时，我在读大学，我哥即将成家。父母希望她能去读职高。结果，舍身取义的她，像刘胡兰一样一拍胸口，大义凛然地说：“我不读书了，我要去挣钱！”无私的人，注定是要吃大亏的，因为她为别人弄丢了自己。
　　 我妹也去了南方，先后成为鞋厂、制衣厂、电子厂里的一台机器。就像很多过早辍学的女孩一样，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闭塞压抑的车间度过。在广州很多年，她甚至没有去过越秀公园，吃顿牛排披萨。她能结识的人，除了打工的老家人，就是打工的外乡人。
　　 到了成家的年龄，她回到了老家，嫁给同在外打工的妹夫。知识的匮乏和眼界的局限，让她意识到自己正在重复母亲们的老路：愚昧一生，操老一生，委屈一生。“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这样过。”发出这样的呐喊后，没有机会成为律师的我妹，决定和坚硬的人生再来一次辩论。
　　 她利用业余时间，考了营养师资格证和月嫂资格证，成为家政服務行业的一员。代价是，她要把自家娃丢在老家，跑到浙江没日没夜地给别人哄娃，她要用自己脸上的皱纹和浑身的酸痛，换取雇主的年轻和一身的轻松。然后，才能在月底，拿到或多或少的工资。
　　 她和开集装箱车的妹夫，凭着这样的牺牲，竟然也全款在老家县城买了房。不久前，她在我面前许愿：等她娃上小学，她就辞工回家，专心陪读。那一刻，我从她不再年轻不再好看的容颜里，看见了悔恨与觉醒：对自己的悔恨，对知识的觉醒。

四

　　 和我哥我妹相比，我是我们家长得最丑、脑瓜最笨、最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那个孩子。读小学时，因为数学总不及格，我曾被人嘲笑为“榆木疙瘩脑袋”。读中学时，因为颜值太低，我眼睁睁看着暗恋的男生一个个和别的姑娘搞起了对象。但，我不想干农活，不想出去打工，不想像我哥那样被人欺负，也不想像我爸妈那样操劳终生。怎么办？唯有读死书。凭着这种“我笨我怕谁”的硬抗，和成为“父母最后希望”的悲壮，我硬是一步步叩开大学的大门，成为老家小村第一个本科生。
　　 大学四年中，我凭着“我穷我靠谁”的愤青，拼命练笔，爱上写作，在各级媒体发表数万字长短不一的文章。
　　 大学毕业后，我凭着这些拿不到台面上的文章，来到报社上班，从此有机会接近形形色色的人，见识千奇百怪的事，看透人情冷暖的真，写下来自我心的文。
　　 纸媒没落时，我又凭着“我写我怕啥”的执拗，在别人诚惶诚恐或心存侥幸之时，自学管理学、经济学和心理学，考取二级心理咨询师，运营一个公众号，并因此结交更优秀的同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当我走进江苏卫视的演播大厅，当我来到全国自媒体同行分享会，满面笑容地自我介绍“我来自农村，我父母都是农民”时，我就知道，当年那个饥饿和贫困、自卑和拧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个信念，在看到我口出妙语、自信满满的儿子时，更加坚定：那个长得酷似我的小男生，已经完全没有我当年扭曲苦涩的影子，而在阅读、学习、游玩、探索中，正成为一个阳光美好的少年。
　　 与此同时，靠下苦力在郑州安稳下来的我哥，也在努力结束他家两个孩子的留守命运：买房和孩子们同住，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勉励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学得一技之长，才能在社会上立足。而买了房的我妹，也决定干完手头的活儿，回到县城边做小生意边陪读，用不一样的起点和平台、努力和耐心，让孩子避免重复她的命运。
　　 如今，我那头发花白的老父亲，已多年没有机会在我们的成绩单上签字。
　　 但每当家庭团圆时，他都挥舞着那双铁耙般的大手，语重心长地对儿孙们继续重复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
　　 【选自微信公众号“闲时花开”】
　　 山东聊城 韩 颂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