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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疾病，郜洪辉和郜洪涛兄弟俩此时应该都坐在大学校园里，和其他大学生们一样怀揣着青春的梦想，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可现在，弟弟郜洪涛为了把生的希望留给哥哥，已经选择了服毒自杀；而哥哥郜洪辉虽成功换肾，却仍郁郁寡欢：“如果弟弟在，换不换肾都是开心的。”
意外打击兄弟双双染恶疾
安徽阜南县地城镇母子岗村，是个穷僻的国家级贫困县。村里的郜传友夫妇平时除了要打理家里的八亩多地，还在村里的窑场打砖坯，这样每天也能挣个四五十元。两个儿子在阜南一中上学，平日租住在县城，只在周末才回家。同村不少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孩子早早就外出打工了，但他们老两口硬是咬紧牙关坚持让兄弟俩上好学校，希望将来兄弟俩能有个好前程。
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出身贫寒的郜洪辉兄弟俩读书十分用功，各自担任班级学科代表。中考时，兄弟俩分别考出了676和698分的成绩。百年名校阜阳三中甚至要免学费录取郜洪涛，被郜家因离家太远拒绝。
弟兄俩选择了当地的省重点阜南一中。如果顺利的话，郜家将有可能同时供出两名大学生。郜洪涛也不止一次地向哥哥提起，自己想上合肥工业大学的化学专业。
“希望”也许是这个家庭当时的主题。毕竟，等待两位少年的，是学业，是未来。
但事情却总是出人意料。
2010年6月，读高二的郜洪辉回家说自己总是头晕。郜传友还以为他是营养不良，带他去村卫生室输液。可刚打了半瓶葡萄糖，郜洪辉就呕吐不止。
村医建议他们去医院体检。可到县医院抽完血，医生又叫他们去阜阳市检查。等再到阜阳市，医生看过报告单，就让郜洪辉住院。郜传友兜里只有200元，心里没底，他向医生问起儿子的病情。“刚开始我也不相信你孩子得的是尿毒症。”医生说。郜传友问：“啥是尿毒症？”医生回答：“这是肾脏的病，得移植肾，特别可怕，而且要花很多钱。”
郜传友当即坐在椅子上哭了起来。医生安慰他几句，建议先给孩子做透析。
因为郜传友不识字，索性叫来郜洪涛留院照顾哥哥。医生诧异地发现，陪床的郜洪涛面黄肌瘦，建议他也去检查一下。
郜传友突然害怕起来。
拿到化验单，不等医生解释，郜洪涛已从报告单的数据中读出，自己患上了与哥哥一样的尿毒症。“唉，这可咋办？”瘫软在板凳上的郜洪涛哽咽起来。
一家两个正处青春年华的少年，一起患上同一种疾病。“病魔”伸出它那可怕之手，阻挡了这个家庭继续前行的“希望”！
此后，父子三人踏上了艰难的求医之路。
求医路上 面临困难重重
2010年7月，郜传友怀揣着三四万元钱，带着两个儿子到南京检查。在等待检查结果的日子里，父子三人舍不得一宿五六十元的住宿费，就在医院外面的凉亭露宿。等来的检查结果却是，两份诊断证明书写着：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
面对最终的检查结果。郜传友只能强忍着痛苦，安慰孩子们没事。而在背地里，郜传友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次。
在南京治了一个多月，哥俩每人每周要在医院做三次透析，每次500元。但即使这样，弟兄俩的病况仍未能好转，他们提出回家：“爸，我们回家透析吧。”
爷仨又折回阜南。为啥俩儿子都得这病？郜传友决心弄个明白。在卖掉了家里的拖拉机和一切农具之后，他又凑了7万多元。这一次，他选择了北京。
到了北京，医院让先交1万元押金住院，郜传友住不起，只好把两个儿子安排住进了只需要40块钱一天的小旅社，自己则每日在外面乞讨。“每天早晨出去要饭，晚上回来，好的时候一天能讨到七八十元，够孩子们的住宿和饭钱了。”郜传友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才不顾脸面外出乞讨。
医生告诉郜传友，尿毒症的发病原因至今不详，可能与隔代遗传或感冒发烧有关。两个孩子反复做透析，药费花得如流水，却看不到“痊愈”的尽头。
郜传友盘算着，等花光钱自己就回家。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让两个儿子说父亲生病回家了，“医院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这个主意，当即遭到两个儿子的反对：“没钱了咱就回去吧，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赖着医院！”
11月，父子三人折回阜南。一来二去，钱花光了，病情却没有多大的好转。
“去哪儿能把这个病治好？”郜传友开始四处奔走。
他先是找到儿子就读的阜南一中，又向阜南县医院求助。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当地教育和民政部门也施以援手。各界为他筹措了十多万元捐款。
郜传友这次下决心要给儿子换肾，听说郑州做移植比较快，他领着两个儿子赶到郑州。哪知肾源太少，医生让兄弟俩先做配型，等有消息了再电话通知。
事情再无下文。
偏偏这时，郜传友又被查出肺结核，不断往外咳血。除了自己做透析之外，郜洪辉还要在医院照顾父亲。好在肺结核可以使用国家免费的药品，在治疗四个多月后，郜传友终于痊愈。
此时他已有些疲惫，心想：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接着，郜传友拉着儿子到合肥配型。这一次，他希望自己和妻子能够给俩儿子配型成功。但结果他与两个儿子血型都不相符，妻子又因健康原因，无法捐肾。
在合肥的那段日子，郜传友终日在毫州路一带徘徊。他把遭遇写在地上，有好心人路过，会丢下个三块五块。除了乞讨，他还沿街翻捡垃圾桶，收集饮料瓶。这引发了合肥当地媒体的关注，报道后，各界又送来十多万捐款。
配型失败，一家人回到阜南。看着父亲日渐憔悴，郜洪涛私下跟哥哥商量：“叫咱爸给你治吧，我不治了。”
郜传友知道后劝他：“社会都在关注咱，咋能不治了？”
郜洪涛没再说话。此时，谁都不知道，这个小伙子为了把生的希望留给哥哥，心里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决定。
配型失败弟弟思想起波澜
所有的亲友都察觉到，郜洪涛的转变发生在配型失败之后。大姑郜树芝说：“他整个人跟之前不一样了，感觉说啥都劝不到心里去。”在哥哥看来，自从知道“即便换肾成功，也要终身服药”之后，郜洪涛变得十分消沉，总是一个人发呆。对于透析，郜洪涛也多次向父亲抱怨“感觉头要炸了”。阜南县医院血液透析室一份郜洪涛的43页的病历也证实，郜洪涛多次在透析时提出心慌、头痛。他开始不止一次向哥哥念叨：“叫爸给你治吧，我不治了。”他也不按时服药，就连去县城透析，也要母亲一再催促。他的脾气逐渐暴躁。他甚至斥责为自己补营养而花钱买回鱼和鸡的母亲，“有这些钱都可以用来看病了！” 尽管如此，这个少年还是试图返回课堂。说起郜洪涛拖着浮肿的身躯带病上课的情景，班主任郭华钊心痛不已：“他连拿书时手都在抖。”两天后，郜洪涛终因体力不支告别校园。这一走，他就再没回来。
2011年7月23日上午，在安徽合肥透析住院的郜洪辉突然感觉一阵心慌，心跳加速。
父亲郜传友犯了嘀咕，往日都是小儿子郜洪涛做透析喊不舒服，今天怎么换成了大儿子？事后他才明白，这或许是弟兄俩的“心灵感应”。
就在两天前，在老家阜南的郜洪涛，给郜洪辉发短信，说自己已没有多少钱做透析了。郜传友让郜洪辉回信，说过两天他就送钱回去。
一个月前，郜传友本想带两个儿子都来条件更好的合肥透析，但小儿子却提出自己愿意单独留在阜南治疗。郜传友拗不过，只好带着长子一人来到合肥。
郜洪涛通常会在每周一三五去阜南透析。他一般会在透析前一天下午，坐20元的出租车到阜南县城，在舅舅留给自己的出租屋里住一晚，第二天在县医院透析，而后返家。
这似乎注定了郜洪涛的某种计划。在郜传友如今看来，“他是想利用这段分开的时间。”
事实上，郜洪涛在事发前已表现出了端倪。
7月21日上午，母亲郑廷霞在家蒸了米饭，又炒了鸡肉。饭桌上，郜洪涛笑着对母亲说：“我这次做完透析，就不回来了。”
郑廷霞觉得儿子开玩笑：“别乱想，有病就看病。”郜洪涛没再接话，只顾闷头吃饭。
对于已患尿毒症一年、身体虚弱饭量骤减的郜洪涛来说，那顿饭他却吃光了一碗鸡肉和一大碗米饭。在中午又吃了一碗面条之后，他揣上几百元钱，换上干净的短袖、短裤和球鞋独自前往阜南。这套衣裤是他自己买的，只穿过一次。
没有人知晓郜洪涛到阜南后的确切行踪。只知道他在7月22日下午3时35分开始透析，期间出现头疼、恶心，并要求提前下机。本该持续4小时的透析，只进行了三个半小时。
当晚7点45分，郜洪涛离开医院，再也无人知晓他的去向。
服毒自杀把生的希望留给哥哥
就在郜洪涛透析的那个下午，郜传友三次打去电话，都无人接听。
起初，他以为儿子找同学玩去了。可第二天电话还是没人接，于是他给房东打电话。房东回话：“快回来，你小孩不行了！”
郜传友向大儿子交代了一声，匆匆坐上了下午1点10分回阜南的大巴。4个小时后，班车到站。在从车站赶往儿子住地的路上，44岁的郜传友潸然泪下。
赶到现场。郜传友直奔顶楼。这是一段昏暗的通道，没有任何照明设施。借着从拐角窗户射入的光线，隐约可以看见贴在灰白墙上的各式小广告。因长期无人打扫，一脚踩下去，腾起的灰尘直扑脚面。
四楼，郜洪涛的暂住地。郜传友推门进去，在这间约17平方米的屋子里，两扇推拉玻璃窗半开着，一台座扇还在地上转得呜呜作响。郜洪涛静静仰躺在矮床上，表情平静。
他的双手叠放在小腹之上，一双蓝色软胶平板拖鞋随意脱在床尾。床头，那部80元买来的二手黑色触屏手机仍在充电。
若不是看到他发青的面色和冰冷的身体，郜传友还感觉儿子只是睡着了。
“我在他身上闻到一股浓烈的农药味。”郜传友回忆道。他事后找遍了屋子和整栋楼的前后院，都没有发现可疑的药瓶。
在郜洪涛短裤的右侧裤兜里，装着一封遗书、680元现金和一张2011年7月22日做透析的发票。郜传友推断，儿子应该是在透析当晚服毒自杀的。
为了不影响房屋出租，郜传友没有报案，当晚就将儿子安葬。除遗书和学生保险卡外，郜洪涛曾使用的手机等一切物品，都随着这个18岁的少年一起，长眠地下。
在那页末尾没有日期的遗书上，TT整整写着约五百字——“爸，妈，你们一定要把哥哥救好！如果我离开了你们，不是我不想治，而是我们家太穷了……我好想家，想我的同学，想我的老师……但现实是，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踏进学校的大门了……哥哥，你要坚持治疗，病治好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弟弟我就很开心了。虽然我离开了，但是哥哥有救了。”
一开始，家人没跟洪辉说，怕他受不了。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一周后，郜洪辉得知了弟弟的死讯，跟医院请了三天假，与父亲一起回了老家。
郜洪辉在弟弟坟前坐了三个多小时，往日与弟弟相处的点滴渐渐涌上心头。他先是怪弟弟想不开，而后又陷入深深的自责，“我当时开导你一下就好了……”若不是怕母亲看见伤心过度，郜洪辉真想趴在弟弟坟前大哭一场。他再也见不到那个喜欢打游戏、喜欢研究象棋残局、喜欢读《中国通史》的弟弟了。
在郜洪涛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家人始终都觉得，洪涛只是去了远方。但事实上，那张略有涂抹却字迹工整的遗书，是这个绝望的少年留在世间最后的祈愿，他希望哥哥得救。
“一定要把洪辉治好，这也是洪涛的愿望。”郜传友说。2013年12月17日下午，当接到医院消息，说已经为洪辉找到合适的肾源时，他当晚就让大儿子住进安医大一附院，并连夜进行了手术。术后，医生告诉郜传友：“肾移植手术很成功。”
郜洪辉恢复得很快，术后第10天，他的饭量已接近透析时的水平。但这个摆脱了透析机的大男孩并不开心，他躺在床上双眼发直，心事重重。
“如果弟弟还在，我俩可能都会好的。”郜洪辉重重地叹了口气。
2014年1月6日，郜洪辉出院。郜传友在医院附近租了问房子，方便儿子每周复查。他们家里，除了一台破旧的冰柜、一把椅子和一张木床，再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当。
问到病好了最想干什么，手术后身体还很虚弱的郜洪辉坚定地说：“我想读书，上大学，将来替弟弟为父母多尽一份孝心。”
意外打击兄弟双双染恶疾
安徽阜南县地城镇母子岗村，是个穷僻的国家级贫困县。村里的郜传友夫妇平时除了要打理家里的八亩多地，还在村里的窑场打砖坯，这样每天也能挣个四五十元。两个儿子在阜南一中上学，平日租住在县城，只在周末才回家。同村不少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孩子早早就外出打工了，但他们老两口硬是咬紧牙关坚持让兄弟俩上好学校，希望将来兄弟俩能有个好前程。
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出身贫寒的郜洪辉兄弟俩读书十分用功，各自担任班级学科代表。中考时，兄弟俩分别考出了676和698分的成绩。百年名校阜阳三中甚至要免学费录取郜洪涛，被郜家因离家太远拒绝。
弟兄俩选择了当地的省重点阜南一中。如果顺利的话，郜家将有可能同时供出两名大学生。郜洪涛也不止一次地向哥哥提起，自己想上合肥工业大学的化学专业。
“希望”也许是这个家庭当时的主题。毕竟，等待两位少年的，是学业，是未来。
但事情却总是出人意料。
2010年6月，读高二的郜洪辉回家说自己总是头晕。郜传友还以为他是营养不良，带他去村卫生室输液。可刚打了半瓶葡萄糖，郜洪辉就呕吐不止。
村医建议他们去医院体检。可到县医院抽完血，医生又叫他们去阜阳市检查。等再到阜阳市，医生看过报告单，就让郜洪辉住院。郜传友兜里只有200元，心里没底，他向医生问起儿子的病情。“刚开始我也不相信你孩子得的是尿毒症。”医生说。郜传友问：“啥是尿毒症？”医生回答：“这是肾脏的病，得移植肾，特别可怕，而且要花很多钱。”
郜传友当即坐在椅子上哭了起来。医生安慰他几句，建议先给孩子做透析。
因为郜传友不识字，索性叫来郜洪涛留院照顾哥哥。医生诧异地发现，陪床的郜洪涛面黄肌瘦，建议他也去检查一下。
郜传友突然害怕起来。
拿到化验单，不等医生解释，郜洪涛已从报告单的数据中读出，自己患上了与哥哥一样的尿毒症。“唉，这可咋办？”瘫软在板凳上的郜洪涛哽咽起来。
一家两个正处青春年华的少年，一起患上同一种疾病。“病魔”伸出它那可怕之手，阻挡了这个家庭继续前行的“希望”！
此后，父子三人踏上了艰难的求医之路。
求医路上 面临困难重重
2010年7月，郜传友怀揣着三四万元钱，带着两个儿子到南京检查。在等待检查结果的日子里，父子三人舍不得一宿五六十元的住宿费，就在医院外面的凉亭露宿。等来的检查结果却是，两份诊断证明书写着：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
面对最终的检查结果。郜传友只能强忍着痛苦，安慰孩子们没事。而在背地里，郜传友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次。
在南京治了一个多月，哥俩每人每周要在医院做三次透析，每次500元。但即使这样，弟兄俩的病况仍未能好转，他们提出回家：“爸，我们回家透析吧。”
爷仨又折回阜南。为啥俩儿子都得这病？郜传友决心弄个明白。在卖掉了家里的拖拉机和一切农具之后，他又凑了7万多元。这一次，他选择了北京。
到了北京，医院让先交1万元押金住院，郜传友住不起，只好把两个儿子安排住进了只需要40块钱一天的小旅社，自己则每日在外面乞讨。“每天早晨出去要饭，晚上回来，好的时候一天能讨到七八十元，够孩子们的住宿和饭钱了。”郜传友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才不顾脸面外出乞讨。
医生告诉郜传友，尿毒症的发病原因至今不详，可能与隔代遗传或感冒发烧有关。两个孩子反复做透析，药费花得如流水，却看不到“痊愈”的尽头。
郜传友盘算着，等花光钱自己就回家。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让两个儿子说父亲生病回家了，“医院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这个主意，当即遭到两个儿子的反对：“没钱了咱就回去吧，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赖着医院！”
11月，父子三人折回阜南。一来二去，钱花光了，病情却没有多大的好转。
“去哪儿能把这个病治好？”郜传友开始四处奔走。
他先是找到儿子就读的阜南一中，又向阜南县医院求助。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当地教育和民政部门也施以援手。各界为他筹措了十多万元捐款。
郜传友这次下决心要给儿子换肾，听说郑州做移植比较快，他领着两个儿子赶到郑州。哪知肾源太少，医生让兄弟俩先做配型，等有消息了再电话通知。
事情再无下文。
偏偏这时，郜传友又被查出肺结核，不断往外咳血。除了自己做透析之外，郜洪辉还要在医院照顾父亲。好在肺结核可以使用国家免费的药品，在治疗四个多月后，郜传友终于痊愈。
此时他已有些疲惫，心想：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接着，郜传友拉着儿子到合肥配型。这一次，他希望自己和妻子能够给俩儿子配型成功。但结果他与两个儿子血型都不相符，妻子又因健康原因，无法捐肾。
在合肥的那段日子，郜传友终日在毫州路一带徘徊。他把遭遇写在地上，有好心人路过，会丢下个三块五块。除了乞讨，他还沿街翻捡垃圾桶，收集饮料瓶。这引发了合肥当地媒体的关注，报道后，各界又送来十多万捐款。
配型失败，一家人回到阜南。看着父亲日渐憔悴，郜洪涛私下跟哥哥商量：“叫咱爸给你治吧，我不治了。”
郜传友知道后劝他：“社会都在关注咱，咋能不治了？”
郜洪涛没再说话。此时，谁都不知道，这个小伙子为了把生的希望留给哥哥，心里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决定。
配型失败弟弟思想起波澜
所有的亲友都察觉到，郜洪涛的转变发生在配型失败之后。大姑郜树芝说：“他整个人跟之前不一样了，感觉说啥都劝不到心里去。”在哥哥看来，自从知道“即便换肾成功，也要终身服药”之后，郜洪涛变得十分消沉，总是一个人发呆。对于透析，郜洪涛也多次向父亲抱怨“感觉头要炸了”。阜南县医院血液透析室一份郜洪涛的43页的病历也证实，郜洪涛多次在透析时提出心慌、头痛。他开始不止一次向哥哥念叨：“叫爸给你治吧，我不治了。”他也不按时服药，就连去县城透析，也要母亲一再催促。他的脾气逐渐暴躁。他甚至斥责为自己补营养而花钱买回鱼和鸡的母亲，“有这些钱都可以用来看病了！” 尽管如此，这个少年还是试图返回课堂。说起郜洪涛拖着浮肿的身躯带病上课的情景，班主任郭华钊心痛不已：“他连拿书时手都在抖。”两天后，郜洪涛终因体力不支告别校园。这一走，他就再没回来。
2011年7月23日上午，在安徽合肥透析住院的郜洪辉突然感觉一阵心慌，心跳加速。
父亲郜传友犯了嘀咕，往日都是小儿子郜洪涛做透析喊不舒服，今天怎么换成了大儿子？事后他才明白，这或许是弟兄俩的“心灵感应”。
就在两天前，在老家阜南的郜洪涛，给郜洪辉发短信，说自己已没有多少钱做透析了。郜传友让郜洪辉回信，说过两天他就送钱回去。
一个月前，郜传友本想带两个儿子都来条件更好的合肥透析，但小儿子却提出自己愿意单独留在阜南治疗。郜传友拗不过，只好带着长子一人来到合肥。
郜洪涛通常会在每周一三五去阜南透析。他一般会在透析前一天下午，坐20元的出租车到阜南县城，在舅舅留给自己的出租屋里住一晚，第二天在县医院透析，而后返家。
这似乎注定了郜洪涛的某种计划。在郜传友如今看来，“他是想利用这段分开的时间。”
事实上，郜洪涛在事发前已表现出了端倪。
7月21日上午，母亲郑廷霞在家蒸了米饭，又炒了鸡肉。饭桌上，郜洪涛笑着对母亲说：“我这次做完透析，就不回来了。”
郑廷霞觉得儿子开玩笑：“别乱想，有病就看病。”郜洪涛没再接话，只顾闷头吃饭。
对于已患尿毒症一年、身体虚弱饭量骤减的郜洪涛来说，那顿饭他却吃光了一碗鸡肉和一大碗米饭。在中午又吃了一碗面条之后，他揣上几百元钱，换上干净的短袖、短裤和球鞋独自前往阜南。这套衣裤是他自己买的，只穿过一次。
没有人知晓郜洪涛到阜南后的确切行踪。只知道他在7月22日下午3时35分开始透析，期间出现头疼、恶心，并要求提前下机。本该持续4小时的透析，只进行了三个半小时。
当晚7点45分，郜洪涛离开医院，再也无人知晓他的去向。
服毒自杀把生的希望留给哥哥
就在郜洪涛透析的那个下午，郜传友三次打去电话，都无人接听。
起初，他以为儿子找同学玩去了。可第二天电话还是没人接，于是他给房东打电话。房东回话：“快回来，你小孩不行了！”
郜传友向大儿子交代了一声，匆匆坐上了下午1点10分回阜南的大巴。4个小时后，班车到站。在从车站赶往儿子住地的路上，44岁的郜传友潸然泪下。
赶到现场。郜传友直奔顶楼。这是一段昏暗的通道，没有任何照明设施。借着从拐角窗户射入的光线，隐约可以看见贴在灰白墙上的各式小广告。因长期无人打扫，一脚踩下去，腾起的灰尘直扑脚面。
四楼，郜洪涛的暂住地。郜传友推门进去，在这间约17平方米的屋子里，两扇推拉玻璃窗半开着，一台座扇还在地上转得呜呜作响。郜洪涛静静仰躺在矮床上，表情平静。
他的双手叠放在小腹之上，一双蓝色软胶平板拖鞋随意脱在床尾。床头，那部80元买来的二手黑色触屏手机仍在充电。
若不是看到他发青的面色和冰冷的身体，郜传友还感觉儿子只是睡着了。
“我在他身上闻到一股浓烈的农药味。”郜传友回忆道。他事后找遍了屋子和整栋楼的前后院，都没有发现可疑的药瓶。
在郜洪涛短裤的右侧裤兜里，装着一封遗书、680元现金和一张2011年7月22日做透析的发票。郜传友推断，儿子应该是在透析当晚服毒自杀的。
为了不影响房屋出租，郜传友没有报案，当晚就将儿子安葬。除遗书和学生保险卡外，郜洪涛曾使用的手机等一切物品，都随着这个18岁的少年一起，长眠地下。
在那页末尾没有日期的遗书上，TT整整写着约五百字——“爸，妈，你们一定要把哥哥救好！如果我离开了你们，不是我不想治，而是我们家太穷了……我好想家，想我的同学，想我的老师……但现实是，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踏进学校的大门了……哥哥，你要坚持治疗，病治好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弟弟我就很开心了。虽然我离开了，但是哥哥有救了。”
一开始，家人没跟洪辉说，怕他受不了。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一周后，郜洪辉得知了弟弟的死讯，跟医院请了三天假，与父亲一起回了老家。
郜洪辉在弟弟坟前坐了三个多小时，往日与弟弟相处的点滴渐渐涌上心头。他先是怪弟弟想不开，而后又陷入深深的自责，“我当时开导你一下就好了……”若不是怕母亲看见伤心过度，郜洪辉真想趴在弟弟坟前大哭一场。他再也见不到那个喜欢打游戏、喜欢研究象棋残局、喜欢读《中国通史》的弟弟了。
在郜洪涛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家人始终都觉得，洪涛只是去了远方。但事实上，那张略有涂抹却字迹工整的遗书，是这个绝望的少年留在世间最后的祈愿，他希望哥哥得救。
“一定要把洪辉治好，这也是洪涛的愿望。”郜传友说。2013年12月17日下午，当接到医院消息，说已经为洪辉找到合适的肾源时，他当晚就让大儿子住进安医大一附院，并连夜进行了手术。术后，医生告诉郜传友：“肾移植手术很成功。”
郜洪辉恢复得很快，术后第10天，他的饭量已接近透析时的水平。但这个摆脱了透析机的大男孩并不开心，他躺在床上双眼发直，心事重重。
“如果弟弟还在，我俩可能都会好的。”郜洪辉重重地叹了口气。
2014年1月6日，郜洪辉出院。郜传友在医院附近租了问房子，方便儿子每周复查。他们家里，除了一台破旧的冰柜、一把椅子和一张木床，再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当。
问到病好了最想干什么，手术后身体还很虚弱的郜洪辉坚定地说：“我想读书，上大学，将来替弟弟为父母多尽一份孝心。”